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昆明湖畔，寫雄辯的詩，

你度過了多少個晦明的晨夕，

跟穆旦、鄭敏們合在一起

追隨著異國的詩人們奔馳。

——唐湜《遐思：詩與美》

說到杜運燮1，首先讓人想到的是那場不無激烈的“朦朧詩”論爭，而1980年開始的這場影響深遠的詩歌交鋒正是從杜運燮寫于1979年的《秋》開始的。

連鴿哨都發出成熟的音調，

過去了，那陣雨喧鬧的夏季。

不再想那嚴峻的悶熱的考驗，

危險游泳中的細節回憶。

經歷過春天萌芽的破土，

幼芽成長中的扭曲和受傷，

這些枝條在烈日下也狂熱過，

差點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

紊亂的氣流經過發酵，

在山谷里釀成透明的好酒；

吹來的是第幾陣秋意？醉人的香味

已把秋花秋葉深深染透。

……

該詩發表于《詩刊》1980年第1期。杜運燮都沒有料到這首詩竟然成為20世紀80年代轟轟烈烈的“朦朧詩”論爭的導火線。1980年《詩刊》第8期發表章明的《令人氣悶的朦朧》一文，他認為杜運燮《秋》這類詩晦澀、怪僻，叫人讀了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而百思不得一解，實在令人氣悶。于是，他將此類詩體稱為“朦朧詩”。陳敬容則認為“詩的易懂與不易懂，很難說可以構成什么批評標準，因為‘懂’的本身就是附帶著一定條件的……不經見的新鮮事物將會紛至沓來，我們對其中凡是有益無害的，應采取歡迎態度呢，還是拒之千里呢？”（《關于所謂“朦朧詩”問題》）隨后，圍繞著“朦朧詩”和“三個崛起”（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三篇文章）的激烈論爭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但在此后不久又煙消云散了。

多年之后，評論家敬文東準確評價了杜運燮《秋》這首詩的詩歌史意義，“《秋》是一首被嚴重低估的詩作；包括杜運燮在內的‘九葉詩人’對新詩百年的意義，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發掘……而《秋》則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四十年代詩人給予北島們的隱秘教誨——這是今天有必要承認的一個小結論。”

我們姑且不談論這首詩的修辭技巧以及語言方式，實則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所體現出的一代詩人和知識分子坎坷的精神歷程。通過“陣雨喧鬧的夏季”“嚴峻的悶熱的考驗”“危險游泳”“紊亂的氣流”，我們重新目睹了一段悲劇性的歲月以及“扭曲和受傷”“狂熱”“迷失”。

從橡膠園幻想到西南聯大歲月

杜運燮與穆旦、鄭敏一起被譽為“聯大三星”。曾敏之曾集龔自珍的詩句給杜運燮寫過一個條幅“半生中外小回翔”，這十分準確地概括了杜運燮半生漂泊的命運。

杜運燮（筆名吳進、吳達翰、杜松）祖籍福建古田縣大橋鎮瑞巖村。他的父親杜世發本為農民，學了竹匠手藝，20歲來到馬來西亞霹靂州曼絨縣實兆遠（馬來語Sitiawan或Setiawan）艱難謀生。1918年3月17日（農歷二月初五），杜運燮出生于馬來西亞極其僻遠的甘文閣的農村，當地華僑稱之為“山芭”。當時居住的房子名為“亞答屋”，即用棕櫚葉搭蓋的茅草屋。這里極其荒蠻，除了橡膠林以及猴子、蟲蛇出沒，幾乎什么都沒有了。

橡膠園的外圍就是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的奇特動物給杜運燮他們這些少年帶來極大的新奇感，“帶橡皮管的大象，/吸滿污水練習射擊；鱷魚偶爾躺上沙灘/曬太陽，猿猴假裝聰明，呼嘯著游進/綠葉深處；貓頭鷹開了燈躲住不響；/大蝙蝠掛在枯枝上像晾著的燒鴨；/‘布袋’隨風搖晃，沒有人想到那也是‘家’。”（《馬來亞》）與此同時，高大茂密的橡膠園以及森林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視覺上的阻滯，杜運燮從童年時期開始就感受到了由此帶來的壓抑以及壓抑之下的幻想狀態，近乎閉塞的橡膠園之外的世界是他最為向往的。從六七歲開始，杜運燮練就了攀爬樹木的本領。有一次，他爬上了橡膠園中最高的一棵樹，當爬到樹頂，他放開嗓子吼了幾聲，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遠處的山海以及萬里晴空。世界一下子打開了！

這里距離馬六甲海峽比較近。為了看海，杜運燮很早就學會了騎自行車。學會自行車的第一天，他就和玩伴去十幾海里外紅土坎小鎮的漁村去看海——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海，“在這里，我也是第一次嘗到海水的咸味，第一次依偎在海風的溫暖懷抱里。海，不能不使我一見鐘情，激起我更多新的想象，新的幻想。”（《幻想伴我度童年》）

漁船、海灣、椰樹、木瓜、榴梿、山竹以及橡膠園、熱帶魚、熱帶花果拼貼成五彩的畫板，給杜運燮帶來新鮮的感受和幻想，“馬來西亞所有的植物，葉面上似乎都敷有厚厚的一層油，晚上月光一照，就發出一種炫目的閃光。我在別處從沒有見過那么強烈可愛的金光。”（《熱帶三友》）

盡管杜運燮在這里出生，但是對于遙遠的故鄉而言，這里只能是他的“第二故鄉”。杜運燮先后在新民小學和國民學校、中正學校讀書，其間結識了進步學生王文華、杜龍山、伍天旺等，王文華后來擔任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讀初中時，杜運燮每天上學前還要在橡膠園幫家里割膠。

杜運燮1934年初中畢業后與父親乘船回到福州，幾天幾夜的海上航行對他而言簡直如同一場綺麗的幻夢。該年秋，他先是在英國教會主辦的福州三一中學（后改為福州外國語學校）讀高中，其間開始閱讀《萬有文庫》以及魯迅、茅盾、巴金、高爾基、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并嘗試散文寫作。那時，杜運燮最為崇拜的是魯迅，“哪本雜志只要有魯迅的文章，無論長短，必定趕緊設法去買。”（杜運燮《海城路上的求索·自序》）

每逢高中假期，杜運燮就回到祖居地古田縣大橋鎮瑞巖村，母親江淑蓮自是高興萬分。瑞巖村是有名的僑鄉，坐落于翠屏湖畔，杜家老宅建于乾隆年間，這里的一切親切而陌生，“故鄉畢竟是故鄉。/無論我離開多遠，/那裊裊的灰藍色炊煙/總飄在心里的樹顛……故鄉的月，只圓不缺，/想念得越久，就越亮越圓。”（《故鄉畢竟是故鄉》）

為了追求科學救國、農業救國的道路，杜運燮在1938年考入浙江大學農學系。因為抗戰，浙大遷到貴州，杜運燮不得不轉入暫時遷到福建長汀的廈門大學生物系“借讀”。一切都是機緣巧合，杜運燮在廈門大學遇到了林庚（1910—2006）先生。林庚先生1933年清華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抗戰爆發后赴廈大任教，主要教授“新詩習作”“散文習作”以及文學史。1938年至1939年間，林庚、杜運燮師生二人交往頻繁，杜運燮的詩歌道路正是在林庚的啟蒙和引路下開始的。林庚先生對漢語詩歌特質的心得和寫作經驗，使得杜運燮的詩歌在接受外來詩歌影響的同時，并沒有放棄對漢語詩歌自身傳統的接受和發展。換言之，杜運燮的詩歌既有現代詩歌的技巧，又有傳統詩歌的比興、意境以及語詞的推敲和錘煉功夫，比如“雨后黃昏抒情的細草/在平靜的河沿遲疑；/水花流不絕：終敲出鄉聲，/橋后閑山是那種靛藍”。

也正是因為林庚的大力引薦，杜運燮于1939年秋天轉入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二年級）學習。從長汀到昆明，一路上不知道轉了多少次車，還幾次遭遇日軍飛機的轟炸。路經韶關時，杜運燮因勞累過度而生病住院，甚至因此耽擱了考試，最后憑借林庚先生的介紹信以及一年級時的成績單被錄取到外語系。

對于生長于東南亞和福建的杜運燮來說，昆明是一個充滿了魅力和特異力量的地方。聯大時期的生活是艱苦的，杜運燮的衣服基本上是從舊貨攤、舊衣店淘來的。戰亂時期，當時的辦學條件可以想見。宿舍是茅草屋，飲水依靠水井，至于飯食就更難了，“每碗飯中都是怎么挑也挑不凈的小砂子。耗子屎，見多了，也不覺得惡心……上課時一只耳朵聽課，一只耳朵聽警報，有時連準備‘跑警報’的腿也會保持高度警惕。”為此，杜運燮不得不借助做家教和向報紙副刊投稿來貼補生活。

那是物質貧乏而精神富足的校園歲月，“在聯大的那段日子，我一直感到精神上極為富有。每天都有巨額收入，那時留下的積蓄，似乎是一輩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幸運的歲月》）學校圖書館藏書不多并人滿為患，于是杜運燮只得到大街上不多的幾個書店以及翠湖附近的市立圖書館蹭書看。因為買不起書，杜運燮在書店往往一站就是幾個小時。當時校園學風極好，很多同學不僅在課堂上爭論，還常常到小茶館里面紅耳赤地爭論。當時昆明鳳翥街上幾家書店和茶館成為杜運燮他們經常光顧的地方，同學們甚至經常因為一本書、一個話題就熱烈地討論起來。

除了學習外語系本專業的課程外，杜運燮利用一切時間去中文系和哲學系旁聽，有時甚至因為旁聽的人太多而不得不站在教室窗外聽課。那時，杜運燮與同學們經常到沈從文家里去討論一些問題，在“家庭沙龍”中，沈從文所講的文壇典故以及湘西故事深深吸引著這些學子。在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馮至、卞之琳、陳夢家、李廣田、威廉·燕卜蓀等老師的影響下，杜運燮開始大量寫作新詩。那時包括外文系在內涌現了一大批校園詩人，比如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王佐良、巫寧坤、趙瑞蕻、汪曾祺等。杜運燮模仿過艾青詩歌的“散文美”以及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體”、田間的“鼓點詩”。外國詩人當中，奧登及其《戰時》（27首十四行詩）、《西班牙，1937》對杜運燮的影響最大，為他打開了現代詩的新世界，此外還有里爾克、艾略特、斯本德、麥克尼斯、路易斯等。

1940年初，冬青文藝社成立，延續到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至于文藝社命名的由來，杜運燮回憶道：“我們把新成立的冬藝社叫做‘冬青’，就是因為當時群社文藝小組的成員在討論成立新的文藝社團時，窗外正有一排翠綠的冬青樹。這也為了表達社員們決心在當時惡劣的環境中，學習冬青斗霜傲雪、堅韌不拔的常青風格。”（杜運燮《憶冬青文藝社》）

杜運燮參加冬青文藝社并任負責人，參加冬青社的成員主要有穆旦（查良錚）、蕭珊（陳蘊珍）、林元（當時名林掄元）、蕭荻（施載宣）、巫寧坤、汪曾祺等。冬青文藝社刊印了《冬青壁報》《冬青詩抄》《冬青散文抄》《冬青小說抄》以及《街頭詩頁》。當時杜運燮和同學使用“馬雅科夫斯基體”和“田間體”寫作街頭詩宣傳抗戰，詩歌傳單張貼在文林街等街道以及鄉村的墻上和路旁的大樹上。

其時，蕭珊、蕭荻、劉北汜、王樹藏、王文燾租住的昆明錢局街金雞巷四號是冬青文藝社的一個“據點”，楊苡回憶道：“幾乎每晚都有同學夾著書本匆匆而來，熱鬧得很！汪曾祺、巫寧坤、杜運燮……都是常去的冬青文藝社的好友。”冬青文藝社還組織了系列讀書會以及多場影響很大的詩歌朗誦會，到了假期杜運燮還要與同學到農村去宣傳抗戰。

當時冬青文藝社的指導教師是聞一多、馮至、卞之琳和李廣田。朱自清、馮至、卞之琳、聞一多等這些著名詩人對青年學生影響很大，卞之琳的詩集《慰勞信集》對杜運燮的影響尤其大。當時巴金和老舍等作家都在冬青文藝社做過講座。杜運燮和林元一同到聞一多先生家里，請他為冬青文藝社做一次演講，聞一多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1940年，杜運燮還邀請卞之琳在冬青文藝社做了一次名為“讀詩與寫詩”的演講，那晚聽者甚眾，反響空前。卞之琳演講過程中杜運燮做了記錄，整理后發表在1942年2月20日的香港 《大公報》上。40年后，一次杜運燮去拜訪卞之琳時，卞之琳還拿出這張早已泛黃的報紙一起回憶西南聯大的歲月。

沈從文是杜運燮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師。無論是昆明時期的青云街、呈貢的龍街還是北京時期的東堂子胡同、小羊宜賓胡同、前門東大街、崇文門東大街，沈從文的住處都少不了杜運燮的身影。沈從文給杜運燮留下的印象是不擅長講課——口音重、聲音低而含混，但是善于個別輔導和施行身教，尤其是在文學創作的具體指導上令人受教終生，“我第一次見到沈先生時，看他的外表、講話方式等，覺得與我原來從讀其著作想象出來的湘西鄉下人完全對不上號，看來更像個江南才子。但過了很久，過了幾年幾十年，才越來越能體會到他為什么總自稱是個鄉下人。我覺得，幾十年中從他那里學到的最重要的課，也就是學習他堅持鄉下人的優點的課。”（《可親可敬的“鄉下人”》）杜運燮的《粗糙的夜》經沈從文介紹刊發于香港《大公報》。那時，《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編是楊剛女士（1905—1957，原名楊季徽，后任周恩來辦公室主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她非常欣賞杜運燮，刊發了不少他的詩作。

正是在西南聯大濃厚的文藝創作氛圍中，杜運燮深刻認識到，詩歌創作貴在“新”，貴在“創新”和“發現”精神，“新，才有詩，才有詩的生命，詩的特殊魅力。當我們有所見、所聞、所感時，有時會忽有一種新發現……如無在題材、意境、意象、視角等等有新發現，也不會有寫詩的激情。因此說，有新，才會有詩，有好詩。”（《學詩札記》）

杜運燮與穆旦、鄭敏被唐湜譽為“湖上的三顆星辰”，而杜運燮則是唐湜發現的“第一顆新的恒星”，他還為杜運燮寫了一首十四行詩，“呵，你遠方的運燮……你們，是湖上的三顆星辰/你清俊的光芒叫我神往/像古代的占星者在南天之上/發現了第一顆新的恒星/我這才跟著發現了穆旦們/似一串新意象那樣澄明！”

正是在聯大學習期間，杜運燮結識了穆旦并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我也是在西南聯大和穆旦認識的。正如他喜歡講的那樣，寫詩的人一下子就會有共同的語言，可以開門見山，無需客套，而彼此就理解了，我們很快就成為有很多共同語言的詩友”（杜運燮《穆旦著譯的背后》），“穆旦是我最談得來的詩友。他早慧，很早就寫詩，當時已發表一些較成熟的作品。從他那里，知道了燕卜蓀和英國‘粉紅色30年代’奧登等詩人群，以及他們所推崇的前輩英國詩人。在寫詩方面，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共同語言。”（杜運燮《海城路上的求索·自序》）畢業后，杜運燮和穆旦見面機會很少，基本靠通信聯系，只在加爾各答匆匆見過一面。

在黑暗與死亡的叢林中醒來

滇緬公路于1937年11月開始修建——早在1935年12月，昆明至大理下關的411.6公里的路已修好，行政院下令一年內修通滇緬公路。當時，全線出工高峰期一天達20多萬人。滇緬公路在中國境內長959.4公里——下關到畹町547.8公里，因為路況極其復雜險峻——所謂五大江河、六大山嶺、八大懸崖，修建的難度和危險超乎尋常，因修路而死亡的有3000多人。滇緬公路最終于1938年8月底全線通車，美國駐華大使詹森稱其“驚為世界奇跡”。

2023年9月中旬，我應邀參加“全國詩人名家寫大理”活動，期間去了永平，在博物館剛巧看到了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天王錫光（1900—1958，字國華，鶴慶人）所撰的《修筑滇緬公路紀念歌石碑》。該石碑于1995年在永平縣衙舊址出土，現藏縣文物管理所。修滇緬公路時，王錫光任保山龍陵縣縣長（1939年調任永平縣長），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當時全縣每天出工7000人，多時達10000人，而當時整個縣域人口才66000多人，當時因修路死亡和病殘的超過300人，“龍陵本屬多雨之區，而潞江兩岸氣候過熱，瘴癘時作。初修毛路，民眾愛國情殷，征工尚易；及至雨季，死者病者甚眾，食糧缺乏，相率逃散。”

該公路與緬甸的中央鐵路連接，直接貫通緬甸原首都仰光港，是為了搶運中國政府在國外購買的和國際援助的戰略物資而緊急修建的，隨著日軍進占越南，滇越鐵路一度中斷，被譽為“抗戰輸血線”的滇緬公路則在二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39年7月至1942年5月，經滇緬公路搶運的軍事物資就超過了45萬噸。滇緬公路兩旁是霧瘴彌漫的崇山峻嶺，這里時常出現極端天氣。滇緬公路不斷遭到日軍的轟炸，因而需要不斷地搶修和維護，甚至一度停運。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的著名化學家、教育家曾昭掄（1899—1967）在1939年春天用半個月的時間實地考察了滇緬公路沿線，“滇緬公路成功以后，到緬邊去考察，是許多青年和中年人共有的欲望。一來因為滇緬路是目前抗戰階段中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二來因為滇緬邊境，向來是被認作一種神秘區域。”（《緬邊日記》）

滇緬公路直接開啟了杜運燮的詩歌寫作大門。

在非常時代，杜運燮于1942年1月在昆明完成了一代名篇《滇緬公路》（1942年2月25日刊發于《文聚》雜志一卷一期）。

不要說這只是簡單的普通現實，

試想沒有血脈的軀體，沒有油管的

機器。這是不平凡的路，更不平凡的人：

……

鍬鎬，不惜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為民族爭取平坦，爭取自由的呼吸。

在這首詩中，杜運燮通過現代性的詩歌寫作方式發出了關于民族和人民的“新聲音”，也在充滿熱力和明朗信念的歌唱聲中期待著“一個新世界的到來”。朱自清是公開評價杜運燮詩作的第一人，他高度評價杜運燮的《滇緬公路》充滿了“忍耐的勇敢”和“真切的歡樂”，稱贊了我們“全民族”（《詩與建國》）。《滇緬公路》還被聞一多收入《現代詩抄》。

杜運燮大學時期最喜愛的詩人是奧登、路易斯和斯本德。尤其是在20世紀40年代抗戰的背景下，奧登等西方詩人的戰爭題材詩深深影響著杜運燮，“這些詩都是有關戰爭的題材，有的憤怒譴責，有的辛辣諷刺，有的是理性的沉思，我讀來感到特別親切，許多詩行與我當時的心情是相通的。”1943年杜運燮在《談戲劇主義》一文中對奧登極其推崇，因為在他看來，奧登的詩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中很具有啟發性和重要性，“詩應有‘臨床的’效果，詩人應有‘臨床的’心靈，像一個醫生戴著橡皮手套，嘴上掛著微諷的微笑一樣來處理詩的各方面……他的詩就是那么直接有力，一刀一針都應該觸到傷處，指給我們看’。”

和穆旦一樣，滿懷抗日熱情的杜運燮于1943年至1945年參加了中國遠征軍赴印度和緬甸戰場。

當時從昆明到印度的小鎮利多（美軍航運基地）有一條極其重要的空中通道——著名的駝峰航線，是二戰期間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飛行條件最艱險的運輸線。航線全長800公里，山地海拔4500—5500米，作為最高峰的駝峰海拔超過7000米，導致很多貨機因拉升力不夠而墜機。因此，駝峰航線也被稱為“死亡航線”。據統計，先后有近600架飛機失蹤或報廢，近1700人因此失蹤或死亡。

杜運燮他們就是乘坐貨機沿著駝峰航線抵達印度利多，再轉乘鐵路到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期間，杜運燮居然遇到了好友穆旦，當時穆旦剛從野人山戰場九死一生回來休養。

5月初，杜運燮抵達印度比哈爾邦（Bihar）的小城藍伽（Ramgarh），那里有美國舉辦的中國駐印軍訓練中心。當時總司令是美國人史迪威，中方最高司令是鄭洞國，下面是孫立人和廖耀湘的兩個師。杜運燮被分配到一個榴彈炮團的團部任翻譯。在炮兵團期間，杜運燮學會了開汽車，駕駛技術還非常好。其間，杜運燮還開車去了藍伽附近的佛教圣地菩提伽亞（Bodigaya），即釋迦牟尼在一棵菩提樹下成道的地方，還順道撿了一些菩提樹葉回來。

1944年初，杜運燮跟隨部隊從利多經緬甸北部密支那回到昆明，在昆明、沾益及湖南芷江任“美國志愿空軍大隊”（即“飛虎隊”）擔任少校及翻譯官，當時為軍隊服務的隨軍譯員有4000多人。在《夜》《月》《季節的愁容》《鄉愁》等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身處異邦印度的詩人滿身都是揮之不去的鄉愁。

1945年3月在緬甸胡康河谷期間，杜運燮極其真切地感受到戰爭的殘酷，感到黑暗的死神隨時都會降臨，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更是令人無比憂慮，“死就是我最后的需要，再沒有愿望，/雖然也還想看看/人類是不是從此聰明。/但是，啊，吹起冷風，讓枝葉顫栗咽泣，/我還是不能一個人在夜里徘徊呻吟。”（《林中鬼夜哭》）

面對時時威脅生命的敵軍的狙擊手，杜運燮寫下這樣冷森森的詩句：“他們看不見我，我就安全：/又一次孤獨才是自由的天堂……/捉迷藏要用槍聲代替笑聲/結束，神經系就變成雷管。”杜運燮這段特殊的經歷被刻入“國立西南聯大從軍學生名錄”碑石（現存放于北京大學）。

1945年，杜運燮重回西南聯大，辦理畢業手續。那時包括昆明在內物價飛漲的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極限，每個人都感受到空前緊迫的生存壓力，杜運燮在《追物價的人》一詩中，通過極其戲謔和批判的方式及時而精準地反映了當時嚴酷的社會現實，“物價已是抗戰的紅人。/從前同我一樣，用腿走，/現在不但有汽車，坐飛機，/還結識了不少要人，闊人，/他們都捧他，摟他，提拔他，/他的身體便如灰一般輕，/飛。但我得趕上他，不能落伍，/抗戰是偉大的時代，不能落伍。/……啊，是我不行，我還存有太多的肉，/還有菜色的妻子兒女，她們也有肉，/還有重重補丁的破衣，它們也太重，/這些都應該丟掉。為了抗戰，/為了抗戰，我們都應該不落伍，/看看人家物價在飛，趕快迎頭趕上，/即使是輕如鴻毛的死，/也不要計較，就是不要落伍。”袁可嘉高度評價杜運燮這首詩，“這首諷刺抗戰后期國統區物價飛漲的詩，采取了顛倒的寫法，把人人痛恨的物價說成是大家追求的紅人，巧妙在于從事實的真實說，這句句是反話，而從心理的真實說，則句句是真話。由此形成的一種反諷效果是現代派詩中特有的。杜運燮還采用了奧登常用的心理分析手段，把隱藏在追物價者心里的精神活動作了細致逼真的描繪。”（《西方現代派詩與九葉詩人》）

1945年10月，杜運燮在老師沈從文的介紹下進入重慶《大公報》，任國際版編輯。那時，作為霧都的重慶，重重迷霧給孤獨和壓抑之中的杜運燮留下了深刻印象，“霧”也在詩人這里成為黑暗時代的絕好象征，而一切最終都會煙消云散、水落石出的，“但可憐它并沒有想到，就在/我為嚴寒與疲勞所驅逼，/蜷曲在凍結的棉絮里，而它在/墻外把我的斗室團團圍住，/把它變成潮濕的土穴的時候，/我一樣可以看到那各方的人群，/他們的步伐與怒吼，海洋的澎湃，//……我一樣也看見黑夜一轉瞬間/在晨鳥的歌聲中狼狽而逃；/春天的田野在短短的一夜之間/穿戴起所有美麗的花朵與露珠。//而且我覺得從沒有看得這么清楚，/從沒有感覺過能這樣高瞻遠矚。”（《霧》）在重慶期間，杜運燮寫了不少詩作，第一本詩集《詩四十首》就是在那時編成并寄給巴金先生的。一年后，杜運燮經馬來西亞前往新加坡，先后在南洋女子中學和華僑中學任教，三年間在《中興日報》做兼職翻譯，還參與創辦了《學生周報》。其間，杜運燮的詩作主要發表在《學生周報》《大公報》《中國新詩》上。

1946年7月15日，詩人聞一多父子在昆明遭暴徒暗殺，此時距李公樸慘死不過四日。聞一多和李公樸被刺殺的消息傳到新加坡時，杜運燮極其憤慨，連夜寫下《閃電》和《雷》以示控訴，以及表達對聞一多和李公樸兩位舉火者的歌頌——“是時候了，這一大桶干燥火藥，/經過多久的壓縮又安上雷管，/多少熾熱的火把烘炙又烘炙，/只待你最后來舉火點燃”。

1946年10月，杜運燮的首部詩集《詩四十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列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八集），并很快再版，影響很大。當時年輕詩人屠岸讀到《詩四十首》后非常激動，嘗試著將包括《被遺棄在路旁的死老總》在內的詩譯成英文。屠岸翻譯的《被遺棄在路旁的死老總》發表在美國人約翰·鮑威爾主辦的英文報紙《China Weekly Review》上，而報紙出來的當天正好是上海解放日——1949年5月28日。遲至30多年之后，屠岸才在北京與杜運燮相見，二人一見如故。

1948年，在新加坡教書的杜運燮通過蕭珊把自己的詩作轉寄給辛笛在《中國新詩》發表，自此開始了與曹辛之、陳敬容、唐湜、唐祈等人的交往。可見，作為同學，杜運燮與蕭珊的關系非常好，進而成為巴金的好友。1964年8月28日，巴金的日記中就提到了杜運燮的來訪以及相聚的情形，“杜運燮、汪曾祺、汝龍、劉昆水先后走進房來，不久蕭珊也回來了，十一點半同到樓下大同餐廳吃中飯。飯后送他們到大門口外臺階上。”70年代，蕭珊還經常給杜運燮寄書，比如《杜甫詩選》《詩經》《海涅詩》等等。正如1973年巴金給杜運燮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樣，“蘊珍病中也常常想到給您寄書，但當時實在找不到中國詩集，后來找到一本就寄上一本。”從70年代初開始，杜運燮與巴金的書信往來比較頻繁，其間巴金還談論過杜運燮的詩歌，“您的詩抒了真摯的感情，不過它還有外國詩的影響，而且顯著；知識分子的味道濃，這也是無法避免的。但我想，生活變了，環境變了，多寫，寫下去，總會有改變。我倒贊成在舊詩和民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1975年12月8日巴金致杜運燮的信）。可見，巴金的詩歌觀念受到了毛澤東詩歌發展道路主張的影響，即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礎上發展新詩。

多年之后，經歷人世風雨的杜運燮重回西南聯大舊址，但只有一間當年的教室保存了下來。然而，對于這一代知識分子而言，這里曾經的一切都不可能在記憶中被抹掉，哪怕小至草木蟲魚都已經成為他們心目中牢不可破的紀念碑——

這里，回蕩著

永不變弱的聲音

……

年輕的理想，常帶著狂妄的口吻

狂熱的想象力，向往閃光的桂冠

——《回西南聯大》

忽然的變化……

聽聞新中國成立的消息，遠在海外的杜運燮激動萬分，當即準備回國工作。途經香港時，受《大公報》之邀擔任文藝副刊的編輯，同時在《新晚報》兼任電訊翻譯。其間，杜運燮與金庸、梁羽生成為同事。

在梁羽生的印象里，“雖然是同一個部門的同事，但最初的一個月，我們卻很少交談。他給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難令人接近。后來漸漸熟了，發現彼此的興趣相同，我這才發現，原來我對他的‘表面印象’完全錯了，他的熱情其實是藏在‘質樸’之中。”（《杜運燮和他的詩》）

1990年9月12日，金庸去信給曾經的同事杜運燮。

運燮兄：

數年來雖疏于通候，時在念中。得悉吾兄安健，至為喜慰。吾兄退休后仍致力譯著，質量俱豐，弟仰羨不已。

（蘇）仲湘先生大作甚多獨到之見，已安排于《明報月刊》近期刊出，感謝吾兄薦介。

謹馳書問安，尚祈珍攝保重。此請

大安

弟良鏞頓首

樸素、低調、機智、幽默是杜運燮的本色，正如辛笛所評價的，“每一念起你機智活潑的詩篇/我心頭會立時漾起了漣漪陣陣/但你處世做人的樸素本色/卻不由得讓人贊美你的表里如一”。杜運燮如此評價自己：“一生樂觀，但成績平平/才華有限，又歲月蹉跎/倒是真誠地熱愛過，努力過/愛戀過程有自卑，也有快樂”（《自畫像速寫》）。

1951年秋，杜運燮終于來到心心念念的北京，從10月起在新華通訊社國際部工作直至1986年退休，先后任編輯、編譯、譯審。杜運燮因為懷念出生地實兆遠，所以兒子（杜實甘）以及兩個女兒（杜實寧、杜實京）的名字中都帶有“實”字。那時，杜運燮在黃亭子新華社的寓所成為眾多詩友時常拜訪的地方。

受“雙百方針”的影響，杜運燮于1957年在《詩刊》第5期發表《解凍》和《雪》兩首詩作，他與同時代人一樣加入到激越的時代“頌歌”的歌唱之中，這自然是一代知識分子對新時代新生活新世界的由衷向往之情，“忽然的變化帶來共同的喜悅。/一切跟著飄，我的心也更輕，/數不清有多少重輕簾，但看得更遠，/穿過去，全身越白越透明……”

然而，文藝風向突變，杜運燮的詩歌鐘擺也自此停滯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1970年1月，杜運燮與妻子王春旭一同下放到山西永濟趙柏公社東伍姓大隊的新華社“五七干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勞動改造兩年。當時杜運燮的兒子杜實甘已經在侯馬插隊五年多了，剛新婚不久，坐了幾個小時的車去見父母。杜運燮白天下地勞動，晚上還要參加政治學習班，那時最難熬的還是饑餓，“父親來接我們。還是戴著那頂栽絨棉帽，人卻瘦多了，大冬天風吹日曬，也黑了許多。一走進鹽堿灘見四周沒有人，父親便問：‘帶罐頭沒有？’我連忙從包里拿出一聽肉罐頭遞給他。在西北風呼嘯的鹽堿灘上，他停下腳步迫不及待打開罐頭，背著風狼吞虎咽地吃起來，眨眼間就吃完了，我們愣了，一種酸楚油然而生。”（杜實甘《無法忘卻的時光——記父親在山西農村的日子》）透過這間鹽堿地附近農家小屋的油燈，杜運燮經歷了一個個風雨飄搖之夜，他何嘗不是那簇飄忽的火苗，“在一陣又一陣大風大雨，有時甚至是狂風暴雨的襲擊下，小油燈的光經常在搖搖晃晃，總像是快要熄滅的樣子，有時甚至看來已經腦袋耷拉下來，閉上眼睛，倒下熄滅，但它總是又頑強地掙扎著點燃起來，保持著富有感染力的樂觀的笑容。”（《小油燈》）

干校勞動改造結束后，1971年6月，杜運燮夫妻被要求搬離借住的農舍，住進放棉花的庫房。1971年10月，杜運燮到兒子插隊的侯馬鳳城公社林城大隊落戶當社員，每天下地艱苦勞動，靠掙工分生活達兩年之久。離鳳城公社不遠有一條河，這就是《詩經》中提到的“澮河”，杜運燮在勞動之余會去呆坐遙想一下歷史以及自我的命運，這期間還寫過一首詩《談綠》。1972年春節，在兒子杜實甘修建的土墻瓦房小院，全家終于團聚，兩個女兒分別從山西絳縣和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趕了回來。

1973年9月，杜運燮接到通知，去北京談復職和工作安排。杜運燮趁機到天津見了好友穆旦，二人還特意合了一張影。此時，穆旦的頭發已經斑白，杜運燮瘦削虛弱得厲害。

1973年冬天，孫志鳴經常去南開大學穆旦家討教詩歌問題，順便借讀穆旦剛剛翻譯的英美現代派詩歌。有一次，穆旦從信封里取出一首名為《冬和春》的詩給孫志鳴看，并說這是一個下放到山西的老朋友寄來的，而這首詩的作者正是杜運燮。當時，《冬和春》這首帶有樂觀精神的詩作給穆旦和孫志鳴都帶來了不小的激勵，“記得詩中用活潑的語言和豐富的意象，贊美了‘積雪下面隱藏著無限風光’挨過秋后的苦思、在來年點染一片春意的新綠，詩中充滿了哲理，有機鋒。但留給我更深印象的是充溢于字里行間的樂觀主義……《冬和春》，像片片綠葉，給我這顆被灼熱的驕陽烤得快要失去了耐性的心靈帶來了一抹希望的蔭聆……然而，當時我并沒有問作者的名字……”直至穆旦辭世后，孫志鳴才從其夫人周與良的口中得知了《冬和春》的作者，當孫志鳴終于見到杜運燮時，已是1997年的夏天。

1974年1月，杜運燮到位于臨汾的山西師范學院（現山西師范大學）外語系任教，兩個月后妻子搬了過來。一轉眼就是四年，在此期間杜運燮還擔任了系主任的職務。杜運燮與山師大外語系的學生留下了一張合影，前排最右側的杜運燮極其消瘦，戴著帽子坐在土塬上，背后是黃土高原以及一座高塔。

在艱苦的鄉村生活的錘煉以及政治運動風雨的沖淋下，杜運燮對鄉村生活有了切身的認識。在那些日子里，他一直堅持創作。在臨汾期間，杜運燮非常少見地在筆記本上寫下一組詩的草稿《農村生活雜寫》（修改稿于1990年4月在《香港文學》發表），這對于停筆已久的詩人來說實屬不易，尤其是在農村生活的艱苦勞動和真切體驗中，他仍然沒有忘記戲劇化的“命運”和“靈魂問題”，“覓食，求愛，唱歌，養育后代，/就是一個完整的大世界，/從不測算和憂慮自己的命運，/有求索不完的秘密和樂趣。/……有時它們還直勾勾地/用自信的眼睛瞅著我，/帶點自豪的神氣問道：/你們是否像我們/生活得一樣有意義而快樂？”（《雞的問題》）在這組詩中杜運燮的孤獨感、荒誕感、現實感和歷史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它們彼此交織成一張時代之網以及這一特殊生存境遇下一代人的命運底色和精神情勢。

前文提及，在山西九年的這段苦難歲月中，蕭珊和巴金時常給杜運燮寄書、寫信，這給了他極大的慰藉。杜運燮將山西歲月當成“中原補課”，對當地的歷史文化有了很多了解。

穆旦是杜運燮結識最早、結交時間最長、交往最多的摯友。

1975年，杜運燮在給穆旦的信中提及自己的女兒杜實寧準備年內結婚，身處逆境中的穆旦非常高興并專門從上海買了一個床罩以作賀禮。

在山西嚴酷而冷徹的冬日里——十二月份，杜運燮收到了穆旦寄來的一封信，信中夾帶著穆旦的詩作《冬》。

當時，第一版的《冬》中每一節的最后一行都是“人生本來是嚴酷的冬天”，杜運燮認為，這樣復沓式地強化悲觀情緒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這首詩的成色和完整度，于是建議刪去。穆旦認真聽取了杜運燮的意見，改寫了每一節的最后一行。

《冬》恰好是穆旦的絕筆詩，在人生即將落幕的一刻詩人仍然在漫無邊際的黑夜中體驗悲劇性的精神境遇。接下來，我們一起讀讀穆旦在人生最后一刻創作的這首《冬》（節選）。

我愛在雪花飄飛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親人珍念，

當茫茫白雪鋪下遺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熱流溢于心田，

來溫暖人生的這嚴酷的冬天。

通過比較原稿和修改稿的結尾，“人生本來是嚴酷的冬天”與“來溫暖人生的這嚴酷的冬天”對應了兩個不同詩人對待命運和時代的差異性態度。較之穆旦，杜運燮確實是一個極其堅韌的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樂觀主義者，“我是個樂觀主義者，即使在逆境中，也要尋找和利用有利條件，取得一些積極成果……”（《答王偉明先生問》）

杜運燮1976年冬天給穆旦回信時也寫了一首詩，名為《冬和春——答友人》，顯然詩人是以雙重視野來看待時間、生命、現實以及歷史的，正如冬天和春天交替一樣，有寒冷也必將有溫暖，有暗影也必將有光芒。在“尋找冬天里的春天”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堅毅的詩人面龐。

1977年，因腿傷臥床的穆旦在寒冷的日子里倍感孤單。等待好友杜運燮的來信成了他最溫暖的事情，他經常艱難地走到門外去查看郵箱，“有時空無一人，枯坐室中，這時就想起你已久不來信了。冬日酷寒凍住了郵差嗎？”

1977年2月18日，農歷正月初一。穆旦寫信給杜運燮拜年，這也是穆旦寫給老友的最后一封信，其中談及自己的病情以及要做手術的準備，“我的手術，大概五六天即入總醫院，因為那里房子條件好，醫生雖年輕，但是熟人，可以照顧好些，大概兩個月不能下地，重新骨折一次。這次一定要養好，咱們以后好見面。”

誰料到竟然一語成讖——“希望你把思古幽情的詩寫一寫，我等著躺在床上拜讀了。再談吧，也許我有一時動不了筆了。”穆旦再也未能拿起那支命運多舛的筆，而他也未能在病床上讀到好友的詩作。

“半生中外小回翔”

十年之后，也就是1979年乍暖還寒的春天，杜運燮才“落實政策”，從山西重返北京。此前為了“落實政策”，杜運燮不斷奔波于臨汾與北京之間，受盡了苦頭。而每次回北京，他都會趁機去拜望住在小羊宜賓胡同的沈從文先生，甚至有一次，在沈從文的強烈建議下，他們還一起去故宮看了新發掘的文物展覽。此后，杜運燮擔任過《環球》雜志副主編，還擔任過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的碩士研究生導師。杜運燮在六十七歲的時候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81年，杜運燮妻子王春旭病逝。后經人介紹，杜運燮認識了從事新聞工作的菲律賓歸僑李麗君，二人有緣攜手成為夫妻，“初次見面是在1981年9月。運燮給我第一個印象是他沒有舊社會那種世故作風……他平易近人，脾氣隨和，心眼實在。我們又是同行，有共同的愛好和共同語言，又有不少共同的朋友，相信婚后的生活會是幸福的。”（李麗君《深深的懷念》）婚后，二人去了上海、天津、南京、西安、大連、蘇州、杭州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還參加了玉門石油詩會。值得一提的是，杜運燮帶著李麗君去上海，辛笛聽聞老友來，專門到車站迎接，還讓他們住在家里。讓我們感受下辛笛女兒王圣思對他們相遇相聚情形的溫暖回憶——“夜晚或餐桌上他們坐在一起談詩文創作、談在京在海外的友人，不亦樂乎。運燮叔華僑出身，待人樸實親切……當他和麗君姨從父親那里知道正逢我的生日，就悄悄買了蛋糕點上蠟燭來慶祝，給我一個溫馨的驚喜，至今不能忘懷。”（《杜運燮的“朦朧詩”》）1996年他們夫妻又一同去了美國十幾個城市探親訪友，每一次出行杜運燮都稱之為“蜜月”。1997年4月，為了紀念十五周年水晶婚，杜運燮獻詩給妻子，贊頌一起攜手走過的老年歲月，正所謂“平平淡淡的日子也甘甜”。

杜運燮是一生被詩情點燃的詩人，在他的人生和詩歌世界中沒有“衰老”這一詞語。70歲時，杜運燮寫出《最后一個黃金時代》，“心/你不想老就不會老/仍然能流出汩汩春水/把你的眼光/灌溉得春意盎然”。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杜運燮仍然在歌唱愛情。1992年，時年74歲高齡的杜運燮重回出生地馬來西亞。舊地重游，杜運燮倍感時光之易逝無情。詩人是熱愛這片熱帶土地的，正如他所高唱的“你是我愛的第一個”。重回故地，幾乎一切都變了，而這注定是永生難忘的“第二故鄉”，“在一陣陣驚喜、唏噓的重逢中/我看見當年無言凝視的揮別”。

1998年八十歲生日之際，杜運燮寫了一首長詩《八十自語》，表達對生命暮年狀態的深沉思考。

我服老，又不服老

變老，因主動權在天

但服老，也不信“人老莫作詩”

能點燃時決不停息點燃

……

且看那一棵棵綠樹

從有芽起，就奉獻綠色

最后只剩下一片黃葉

也要捧出最后一角綠

我不愿聽枯葉得意的自語

人不如樹，人不如樹

2002年是杜運燮的本命年。春節時杜運燮在病房中寫成一詩自況此時的身體狀態——

個人反思的是“馬年”，我又屬馬

“本命年”似乎也想給我一點顏色

出院兩年多，病情可稱平穩

可是到年底又叫我“四進宮”

天天看著“吊瓶”過日子

在此后三個多月的時間里，杜運燮又五次住進醫院，原因是肺部感染。杜運燮在心臟手術之后安裝了起搏器，但身體恢復得很慢，虛弱得很，每次起來坐在椅子上最多超不過半小時。4月22日，杜運燮生病住院期間，家人在宣武醫院為他們夫妻二人慶祝結婚20周年。

病中的杜運燮已不能寫作，他就讓女兒買了一個袖珍錄音機，以口述的方式回憶一生的經歷和詩歌寫作。五月初，杜運燮終于出院，回家之后仍不能下地走路，雙手不由自主地抖動。即使如此，杜運燮仍堅持在沙發上看報寫信。

在杜運燮病危前——2002年5月22日夜里，時為《新詩界》主編的李岱凇（時名李青松）曾攜李天靖前去探望，見到杜運燮返老還童之狀和回光返照之態，他不勝唏噓，“杜先生躺在靠房門的單人病榻上，臉上泛著紅潮，他的心臟已經十分衰竭……然后他鋪紙落筆顫顫巍巍地給我所編雜志的欄目題詞，他寫道：‘寫詩追求新、真、深、精。’……這無疑是對后輩的希冀，也何嘗不是先生一生的追求所要達到的境界！而當時卻令我心酸——這行字在一張白紙上先生竟抖抖索索地寫了三遍，越寫越發顯得吃力，竟有些氣喘吁吁了，最后的簽名只能依稀可辨——顯然，他已用盡了最后的力量，終于，他抬著頭望著我——我說：‘挺好，謝謝！’他露出了孩童般燦爛的微笑。”（李天靖《第五片飄落的葉子——悼九葉派詩人杜運燮先生》）

2002年杜運燮病逝前一個月，他還抱病接受了湖南青年學者易彬的一次訪談。此次訪談主要是談論穆旦的情況，可見杜運燮對穆旦的情義之深。6月15日上午，杜運燮躺在病床上接受采訪。過程中他艱難地起來讓親人扶著去廁所小解，“訪談自然是暫時結束了，錄音卻還在繼續。這個放在床邊的忠實的機器記錄了生命流逝的細節：有好幾分鐘，不再有問和答，有的是磁帶轉動的‘吱吱’聲，和隱約可辨的瑣屑的聲音，還有，杜詩人不小心弄濕了褲子，叫人換褲子的聲音……我知道，我已經被什么東西準確無誤地擊中了。穆旦消退了，聲音消退了，一個倔強而無助的晚年，像黑夜中的一雙眼睛，注視著我。”（易彬《記與詩人杜運燮的一面之緣》）

本想著手術后可以再多活幾年，可惜天不遂人愿。

2002年7月16日晚7時許，杜運燮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宣武醫院924病房，享年84歲。當時，杜運燮正在和同室的病友一起看電視，突然說聲“我累了”，然后一頭栽倒就再也沒有起來。正如詩人自己所說，“一心跟著夢走，/最后總是看到了燈”。

驚悉老友病逝，同樣已經安裝了起搏器的辛笛唏噓不已，老淚閃動，于無比悲痛中寫下《挽“九葉”詩友杜運燮》——

《秋》的朦朧雖然激發了一場喧嘩和騷動，

你吟唱的活力也重新蘇醒；

如今你長眠在碧綠的冬青叢中，

你睿智的詩篇將永久為人們傳頌。

聽聞杜運燮謝世，鄭敏也只能通過詩歌悼念老友：“我們共度過烽火之年和昆明的寧靜……/你的心靈走過一條滇緬公路/思考這生死搏斗與人類的友愛/這矛盾是一個千古不解之謎/你匆匆地離去了，在無際的高處/重見早逝的詩友的神采……”（《悼念運燮》）

7月17日，李方在電話中得知了杜運燮去世的消息，“從不回家午休的我，正午一時竟鬼使神差地冒著烈日回寒舍取文件。未進家門，便聽到一陣緊似一陣的電話鈴聲。電話是杜老的兒子海東先生打來，告知昨晚7時許，杜老因心衰而故去……而我木然呆滯在電話機旁，默默流淚而無語作答。”（李方《遠行，向那寧靜的深秋》）

杜運燮的客廳中幾十年間一直懸掛著一幅書法條幅，詩句出自龔自珍《己亥雜詩·其五十三》，“半生中外小回翔”。

杜運燮的骨灰最終灑落在新加坡的大海上。對于杜運燮這一代詩人而言，他們所面對的歷史、現實以及人性和精神淵藪，未嘗不像是一口幽深冷寂的古井，那些偉大而憂悒又獨立的靈魂也必將發出歷史的有力回聲。

你們只汲取我的表面，

剩下冷寂的心靈深處

讓四方飄落的花葉腐爛。

你們也只能擾亂我的表面，

我的生命來自黑暗的地層，

那里我才與無邊的宇宙相聯。

——杜運燮《井》

1 杜運燮（1918—2002），生于馬來西亞霹靂州曼絨縣實兆遠，祖籍福建古田大橋鎮，筆名吳進。早年在馬來西亞、福州求學，1945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外文系。曾在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地任教，擔任過《大公報》等報刊的編輯。1951年開始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著有詩集《詩四十首》《南音集》《晚稻集》《你是我愛的第一個》等、散文集《熱帶風光》等。

霍俊明，1975年生，河北豐潤人，詩人、批評家、研究員，現任中國作協《詩刊》社副主編。著有《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雷平陽詞典》《于堅論》（傳論三部曲），譯注《笠翁對韻》以及專著、詩集、散文集、批評隨筆集等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