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從“地域”到“場域”

文學地理的話題之所以在今天被反復談論，是因為歷史體驗的強度和時間敘事的動能正悄悄衰減，我們不得不更多地轉向空間的場域里去激活自我發現、完成自我表達。然而對空間的書寫同樣難題重重。難題之一便是，對新一代作家來說，空間經驗的時間維度正在消失、地域經驗與身體經驗正在剝離。我們是在“瞬移時代”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滴滴打車APP、高鐵站與飛機場結成的技術網絡使我們習慣了近乎同時性地出現在任意地方，對空間距離的輕易克服，令我們對空間點位（不同地方）的差異性認知也趨于麻木——當阻力消失，動力也就變得可疑，加之全球化時代的空間景觀原本就趨于同質化，當下時代的寫作恐怕已很難再以傳統的方式（比如像福克納與莫言那樣）繼續向“地方性”借力。

如何以新的方式開掘“地方”，這是一個很大很重要的話題，但不是我在此要討論的內容。我在這篇文章中想談的乃是空間書寫的另一個維度：不是關注“地域差異”，而是聚焦“場域差異”，具體來說，便是“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二者間的張力關系。

傳統意義上的“地域”，在最基本層面上乃是客體化的空間、是歐幾里得和牛頓意義上的空間：它在那里、它客觀存在、它自行成立，然后人出現在其中，并在與之碰撞的過程中滋生出故事與意義。然而“場域”卻從一開始便優先內蘊著人的主體視角：任何空間的“場域”身份，都不是由自然規律先天賦予的，而是由凝聚在其中的社會關系所生產出來的，它不再是歐幾里得意義上的空間，而已經成為了列斐伏爾意義上的空間。在其中獲得凸顯的，是空間與個人主體相互作用、相互定義的方式。在此意義上，小說中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問題，也就是在“我”的意義上如何定義和體驗空間的問題：在這一空間內，占支配地位（這種支配性往往可以直接投射和體現在小說敘事中）的主題，究竟是人與自我之間的關系，還是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

在我們過去的文學敘述中，一種非常基本的模式是，人物在私人空間里建構和修復自我（認清并強化“我是誰”），在公共空間里關聯和確認自我（把“我”與“他們”關聯起來并實現自我在社會系統中的位置和功能）。但在當下，兩種空間的傳統功能以及這種功能所關聯著的傳統空間想象，似乎都在塌陷。如今在私人空間里，自我變得可疑、蒼白、難以單獨成立。而公共空間的傳統的紀念碑性意義又在坍塌，共同體幻覺日益消散，同一空間對身處其中的各個個體的意義開始變得差異化、破碎化，乃至彼此不再相關。

這便牽涉一種極富時代性也極具張力感的空間體驗：在“我”的空間與“我們”（甚至“他們”）的空間之間，既充滿了曖昧的混淆，又出現了深刻的剝離。猶如李敬澤所言，這里呈現出一種空間性的時代精神征候：“這里有一種深邃的自我厭棄，這種厭棄、這種不堪自照的震驚從何而來？正如小說所暗示的：這是空間的喪失，這個人，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忽然意識到，他所能夠辨認的世界只有腳下的‘一小片地面’……世界之廣大只是一種修辭，可以言說，但走不過去，也難以想象。”（李敬澤：《一句玩笑，換了人間》——甫躍輝：《動物園》序）

二、邊界消散的私人空間

李敬澤老師的上述文字，談論的是甫躍輝早年間的一篇短篇小說《丟失者》。在這篇小說里，現代個體生命的不安與孤獨狀態，是經由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混淆，進而是私人生活世界自足性的動搖，來表征出來的。《丟失者》講述的是現代人“丟手機”所導致的慌亂。手機是私人世界邊界意識的最具體的物化表征（想想鎖屏密碼和當下流行的防窺視膜便可明白），但也是私人空間同公共空間聯通互滲的直接路徑。小說主人公顧零洲的手機丟了，隨之丟失的仿佛還有他的身份與一切生活秩序：他害怕別人聯系不到他，或者說，害怕自己因在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臨時“掉線”而被永久性地剔除和替換掉（“五百多個號碼啊，現在，那些號碼的主人再也聯系不上他了。他就像一只狡猾無比的魚，從五百多根繩索織成的網中溜掉了……一個人要消失，竟然這么容易”（甫躍輝：《丟失者》））。在這里，手機是私人物件，手機背后的生活空間原本也都是私人空間（例如小說中，顧零洲手機的首要功能，便是同女友保持聯系）；然而，私人生活的自足，卻首先依托于公共世界里的身份。在手機丟失（一種社會公共身份丟失的偶然隱喻）之后，顧零洲開始變得心神不寧，仿佛自己在一切空間里的真實在場竟都是不可證實的、也無法轉換出現實的實踐性意義。更有意味的是，手機這象征性的私人空間內，時不時會忽然闖入來自公共世界的陌生入侵者：就在顧零洲的手機丟失之前，他莫名接到了陌生女人從郊區打來的求助電話，對方也是手機丟失、迷了路，只好用公共電話隨機撥出號碼求助，剛好就打到了顧零洲這里。陌生號碼的侵入，暗示了手機這手掌見方的小小私人領地之外更大的公共世界，也暗示了任何空間的封閉性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其秩序規則和事件邏輯也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在小說里，私人空間和個體身份提供的安全感是虛幻的——手機會隨時丟失，手機的丟失又使得顧零洲感到自己的身份似乎變得可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有可能被重要和必要的事情錯過。直到更換手機，與公共世界重新建立聯系之后，他才意識到，自己和自己的世界竟是可有可無的——手機丟失期間并沒有重要的事情發生，甚至女友都沒有聯系過自己。一種深刻的虛幻感出現了，虛幻感背后是無力感和渺小感。隨之被喚起的，還有對公共空間里的無數處境相似的陌生個體的共情：小說最后，顧零洲真的奔赴陌生女人求助的地點，然而他顯然無法找到任何人，也無法找到任何有意義的答案。

私人空間里的自我安放是一種幻覺，對公共空間的抵達則又是一種奢望。甫躍輝筆下出現的，是從私人空間一路延伸至公共空間的“空間喪失感”和“孤身一人感”：個體只能以功能因子的符號性存在介入生活，寄生于空間卻無法把握空間。而在陳春成的《夜晚的潛水艇》里，人物的私人空間則是被公共世界的現實生存邏輯所強行打破，個體與其說是有效抵達了公共世界，不如說是被強制卷入了公共生活。故事中，主人公陳透納在夜晚將整座家宅想象為一條潛艇，把它“開出去”行駛在浩瀚的太平洋中。這種空間位移、空間逃離，在形式上來自于對現實空間的改裝改造。改造前的空間，關聯著學習、高考、升學、謀生等極其現實性的邏輯與命題，主人公一再表現出自己對這些命題的厭倦、無興趣以及無能。改造后的空間，則變成了想象力完全放飛的場域，主人公可以沉溺其中，去做一些全然無功利的事情，例如探索海底。通過想象力，小說的主人公建構出一個個完整真切的懸浮幻想世界，那種強大的想象力量甚至足以鑿穿幻想與現實的“次元壁”。那是只屬于陳透納一個人的孤獨而自由的空間，其與現實世界的接通方式也是全然個體化的——占支配地位、制定游戲規則的，不是“世界”而是“我”。然而這一空間最終還是被公共化的現實邏輯所捕獲和取締：終于有一天，父母嚴肅的談話及其發自內心的擔憂，使主人公不得不放棄他的幻想遨游，“高考、就業、結婚、買房，這些概念從來都漂浮在我的宇宙之外，從這時起，才一個接一個地墜落在我眼前，像灼熱的隕石。我才意識到這是正常人該操心的事”（陳春成：《夜晚的潛水艇》）。在那一刻，一個人的少年時代結束了。

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失樂園”故事、一場反向的“成人禮”。如果說《丟失者》暗示我們，一種剔除了公共關聯性的私人生活往往令人恐慌，那么《夜晚的潛水艇》告訴我們的則是，這種剔除在本質上便是不被允許的——即便其私人空間的疆土已經退卻到了一個人的腦袋里面。在今天，一種完全私人化的空間想象與空間隔離，已經很難實現，強大的當代社會秩序對主體的裹挾和改造早已打破了這些所謂的界限。漢娜·阿倫特專門論述過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在現代社會中的“分界消失”問題，她認為，自城邦時代以來，“與家庭和政治領域相應的私人生活空間和公共生活空間始終是兩個截然有別的、獨立存在的實體”（\[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但現代社會的建構和崛起卻模糊了二者的分界線，無差別地裹挾和征用了兩種空間（及人在其中的行動）：“社會通過施加無數各式各樣的規則，使它的成員都‘規范化’，排除任何自發的行動或特立獨行的成就”（\[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在一種現代性的改造中，私人空間的邊界正日益消散，隨之消散的還有靈魂的個體化鋒芒。

三、功能瓦解的公共空間

相比于私人空間的消散和潰敗，公共空間有時依然在小說中部分地保留了其經典、甚至古典性的功能：它是個體與他人相逢、共在的場合，也發揮著對共同記憶的凝聚作用。但在當下小說里，這種書寫大多帶有某種“挽歌”色彩，作品對公共空間古典功能的注視，來自于其對“公共空間（及其集體想象）即將消亡”的意識。

雙雪濤筆下的紅旗廣場便是如此。劉巖曾提到，“紅旗廣場的毛主席像，我見過，雙雪濤的小說，尤其《平原上的摩西》中對這個建筑的敘述是在真實基礎上的虛構。很多批評家都注意到了《平原上的摩西》里的毛主席像，而我更感動的是毛主席像的下面。小說里有一個情節，要改造廣場，拆掉毛主席像，很多老工人就去保衛毛主席像，連資本家莊德增也忍不住打車去看毛主席像，他把毛主席像體認為‘故鄉的一棵大樹’。這似乎是一種跨越了階層的城市空間認同和歷史認同”（魯太光、雙雪濤、劉巖：《紀實與虛構：文學中的“東北”》，《文藝理論與批評》，二〇一九年第二期）。莊德增認為人們聚集在此、抗議廣場改造，是因為念舊；出租車司機則認為，人們聚集在此，是因為“不如意”（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念舊是情感行為，不如意則關乎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具體生存處境。無論如何，公共空間在這里都提供了革命年代結束之后、市場經濟語境中非常少見的人群（尤其是陌生人）聚集之所：這種聚集，既是肉體意義上的人的聚集，同時也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話語的聚集——人們聚在這里，說話或不說話，都表明了相似的、共同的意圖，即懷念或者不滿。這是對革命時代（和有關革命時代的文學書寫）里“廣場聚集”火熱場景的某種追憶，或者也可以說，是對其的戲仿、降格甚至反諷。

在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摩西》中，紅旗廣場作為公共空間，實現了一群人的聚集和同一種話語沖動的聚集（在這個例子中，資本家莊德增的出現，只是作為一種外部異質視角的介入，他并沒有下車，也沒有共情，也就是說，即便在物理距離已經離得很近，可以算是充分介入的情況下，莊德增依然沒有成為人群及其“公共”的一部分），其背后的記憶和情緒都帶有鮮明的公共性和可通約性。這類情形在雙雪濤的小說中頗為常見，除了紅旗廣場作為公共地標多次出現，另外一些具有公共意味的空間（如各類廠區，尤其是小說《光明堂》里的教堂）也承擔著類似功能。但同時，在雙雪濤的筆下，紅旗廣場這類幾乎已經被符號化了的公共空間，又常常顯示出（或被有意賦予）極強的個人化想象和私人象征意味。在中篇小說《飛行家》中，白天的紅旗廣場被切換到了深夜無人的紅旗廣場，在人群散去之后出現在這里的“不速之客”，將這一公共空間變成了秘密生活和秘密夢想的基地：“我的印象里，紅旗廣場是有燈的，但是今天沒有。不知我的記憶有誤，還是這個鐘點我沒來過，這個鐘點沒有。四周的老式八角燈都黑著。上面的大理石磚非常平整，比我記憶里的還要光滑。毛主席像立在正中，底下是一圈黑影。我抬頭看了看主席像高舉的右手，在黑暗中那手顯得特別和藹，平易近人。我哥說，據說廣場過去有鴿子。我說，是嗎？他說，據說有，后來不知為什么沒了，可能是冷。從正面轉過去，我看見在主席像的背面，有幾個人，正在忙一個什么東西。我又走近前幾步，看見了我二姑夫。他手里拿著一個應急燈，正在指揮”（雙雪濤：《飛行家》）。二姑夫和朋友們正在紅旗廣場組裝自制的熱氣球，他們居然打算乘坐這種熱氣球飛去南美洲——以一種超現實的、幾乎是完全荒誕的方式，二姑夫李明奇希望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這是對現實生活的宣言般的叛逆：在一處最熟悉、最能體現不可更改的現實空間秩序的所在，一群人開始密謀對這種秩序和這片空間的徹底離棄。公共空間在此被施以了奇跡般的“私人轉換”，公共記憶和社會歷史也因此過渡到了個人史的領域：如同社會時代的歷史與個人的精神歷程在雙雪濤筆下是一枚硬幣難以被分割的兩面，冷僻的廣場、荒廢的工廠同潰敗失望的人也同樣構成了相互闡釋、相互表征的關系。在此種意義上，當公共空間只有在這種“私人轉換”的過程中才能獲得新的、依然活著的意義，那么這也就意味著，曾經被公共空間所召喚生成出來的那種（或許是上一代人曾經賴以為生的）集體認同感和普適性話語效力，終于迎來了它的潰敗。

在雙雪濤的筆下，紅旗廣場這樣的公共空間展示出它“紀念碑性”作用背后的現實性虛弱，也展示了曾經聚攏在廣場上的人群是怎樣被依次地甩出時代之外、在時空的更新迭代中遭到遺棄。石一楓同樣經常寫到個體在標志性公共空間面前“游離其外”“格格不入”的感覺。在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中，主人公那豆居于北京，卻從沒有真正融入那座名叫“北京”的現代化大都市：他是老胡同的原住民，如同他所棲居的空間已經成為類似活化石的存在，他自己的生活也始終在這座都市中現代、繁華、忙碌、高速運轉的一面保持著奇怪的距離。那豆喜歡在每天上班之前，遠遠地（也是冷眼地）眺望這座城市密度極大、運轉極快的“公共空間樞紐”——

“就這么你一句，我一句，八哥一句，太陽也由紅變白，照散了環島上方的薄霧，照出了遠處立交橋下豐沛起來的車流。不多時，那車流漸漸停滯了，開始了這片地方每天長達十幾個小時的擁堵。環島四周的地鐵站口也涌出人來，有時候那豆想，瞧這些人那烏泱烏泱的架勢，真說明他像新聞里說的，生活在一個泱泱大國。而這景象也說明時間差不多了，于是他站起身來，對爺爺說：‘那您歇著，我上班兒去了。’”（石一楓：《漂洋過海來送你》）

環島和立交橋是交通樞紐的代表，屬于北京這類大都市中最關鍵、最富聚集性的公共空間。然而那豆完全被隔離在外（或者說，也是主動選擇置身其外），乃是以一種無動于衷的姿態對其加以觀看：匯集了復雜社會秩序的公共空間，在此成為了私人經驗里的純粹景觀。甚至在石一楓的敘述中，個體對這種景觀的態度完全可以是不屑的、冷嘲熱諷的。例如，那豆家以前曾經在胡同深處的家里養過一只八哥，但由于那時家里生活不順、常常有人罵街（這一細節背后，無疑暗示有宏大的社會轉型歷史語境背景），八哥也跟著學會了罵人，最終不得不被放走（趕走）。在這一情節里，八哥以模仿代言的形式，帶著高度私人化的情緒，飛向了外部世界的公共空間核心地帶，一并帶去了日漸萎縮的私人生活對不斷侵蝕壓迫個體日常生活的公共世界的怨憤和不屑之情：“八哥振翅高飛，飛出二環路，飛向CBD，滿北京地散布‘大傻’和‘小丫挺的’去了。”（石一楓：《漂洋過海來送你》）而這種憤懣之情的背后，無疑是公共空間功能性意義在特定群體經驗結構中的無效化：公共空間的秩序每天都在高速運行且顯得無比繁榮，但對于活生生居住在這一空間（甚至是北京二環內這樣的空間核心地帶）內的許多個體來說，空間身上那些火熱的功能性意義，卻是拒絕自己靠近，因而對自己來說是全然無效和無意義的。

四、“時空壓縮”與空間關系的重造

與石一楓筆下的那豆不同，笛安長篇小說《景恒街》里的女主人公朱靈境，則是一個過著高度公共化生活、完全沉浸在信息密度最大的公共空間中的角色。換言之，不同于雙雪濤和石一楓筆下的那類“舊人物”，她是行走在當代空間典型處所、戰斗在時代經驗核心領域中的某種“新人”。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在“景恒街”（小說里這是一處上市公司密集、貨幣流轉量極大的金融街地界）。這類空間是充滿刺激和活力、也同時使人筋疲力盡的。主人公在這里——以及可與此處相類比、相關聯的其他一系列衍生性/同類項式的空間地點——反復地體驗到堵車所帶來的崩潰：她感慨在國貿橋這種地標性空間場所里，只有通過堵車才能實現眾生平等。朱靈境所做的事情是包裝和打造“愛豆”（娛樂偶像），因此可以說，她不僅在標志性的都市公共空間（如交通樞紐、上市公司辦公大廳、高檔餐廳和各類談判桌）中穿梭來往度日，并且其工作內容就本質而言，就是為娛樂偶像和其粉絲們憑空創造出虛擬（網絡社群空間）或現實（線下見面場合）中的新型公共空間——這種空間，乃是把私趣變成生意的場所。朱靈境在人群簇擁和燈光照射之下過著自己的生活，她所身處的空間是極度公共化的，甚至，她所從事的工作就是把更多的私人空間都變得更加公共化。

這背后隱藏著某種系統性的文明運行邏輯，或許與大衛·哈維所稱的“時空壓縮”現狀有關：“這個詞語標志著那些把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品質革命化了，以至于我們被迫、有時是用相當激進的方式來改變我們將世界呈現給自己的方式的各種過程。我使用‘壓縮’這個詞語是因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證明：資本主義的歷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時又克服了空間上的各種障礙，以至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英\]大衛·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三年版）。資本借助金融體系而實現了對空間時間的靈活跨越，“空間障礙越不重要，資本對空間內部場所的多樣性就越敏感，對各個場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資本的刺激就越大”（\[英\]大衛·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三年版），以至于空間類型的邊界和空間想象的獨立性在資本的運行面前都變得不堪一擊、可以被資本之力隨意改寫轉換。從工作關系到工作內容（朱靈境的工作內容，在本質上屬于將受眾的私人生活和私人興趣，最大程度地納入到資本生產轉運體系之中），朱靈境的生活世界都在被社會化的生產秩序所決定、所規范、所卷入、所同化。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個人物身上，私人空間所能夠帶來的休憩性和放松感，常常以珍貴的姿態被凝視和托舉出來。進而，在空間的公共身份和私密想象之間，也出現了隱秘的改裝與偷換——

“靈境喜歡獨自在停車場里坐一會兒，比方說加班回家的深夜，還比方說像今天這樣，瘋狂的一天結束之后——也許已經凌晨。總之，當她可以確定，有一個奢侈的長夜在眼前，不需要跟任何人打交道的時候。她抬起僵硬的胳膊轉了一下車鑰匙，這個小動作都做得十分勉強。四五月間的天氣用不著冷氣也用不著暖風，車子一旦熄火，廣播的聲音也戛然而止，她的銀色大眾CC停止了呼吸。而她，也跟著‘小白龍’一起，墮入停車場的幽暗之中。有一點點光灑在她面前的通道上，對面那排車位上停著的車沉默不語。如果正對面的那臺Mini Cooper突然之間自行點亮車燈，并且跟她的小白龍打聲招呼：你今天這么晚……她也絲毫不會覺得奇怪。她相信所有這些車都在等著她離開，不過好在，每一次它們都極為耐心，相安無事地等著她在車里發呆，然后目送著她往電梯的方向走，燈光把水泥地映照成深深的湖底，她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光線”（笛安：《景恒街》）。

這其實是另一重維度上的“壓縮”與“重造”，是不甘窒息的個體對空間面具的剝離與對自我內心的再梳理。與人的公共性接觸及其背后的“無法從空間中逃離”的感覺，帶來了深深的疲倦體驗，卻也構成了當代人每天不得不面對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存前提。為此，個體不得不奮力爭取對私人空間的維護，甚至抓住一切機會將原本屬于公共的空間變為私人的。在上文所引用的這段《景恒街》文字里，停車場本身是公共空間，但人物選在一個剔除了其他人的時刻（比如深夜），通過有意識、無目的的滯留（脫離公共生活效率原則的反常行動），將這里變成了與自己獨處的私人空間。同樣，原本用于在公共領域里穿梭的功能性空間載體“汽車”，在這種語境之下也變成了難得的既有限又封閉的私人空間（這輛車甚至被賦予了一個私屬的擬人化姓名“小白龍”）——在這里，人物“墮入幽暗”，又仿佛看到了光、感受到救贖。這背后是巨大的、在多數情況下無法被實現的內心情感需求，也顯示出不斷退縮、被切割和侵入的私人空間對個體生命內心的獨特維持作用。

總而言之，在當下小說、尤其是大量年輕作者的小說中，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用于共同體內部的相處、交流），其功能性和含義意指的明確性正在消散。而純粹的私人空間（用于孤獨的個人與自己進行修復性相處、重建人與本質世界之間的古典對話關系），則又不斷受到切割、侵蝕，其邊界在縮小也在變得模糊。其結果是，公共空間難以整合行動和話語，而私人空間難以安置情感和自我認同。在資本和消費的意識（或動機）催化下，二者間發生著新型的混合和轉換，生產出愈發抽象、也愈發具有統治力的“公私難分”“公私互換”的當代新空間體驗——在這里，一切行動和情感都被高度地精細分工化、個體之間的隔膜區分幾乎變得絕對，所有人又都無處可躲般地被同一種時代邏輯強力卷裹滌蕩；而同時，我們又時常以個人化的方式展開抗爭、對空間的概念和內涵進行秘密的置換和改裝。因此，對公共空間的追念和改寫、對私人空間的困守或捍衛，常常出現在小說的故事里；而更加頻繁出現的場景，則是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的相互轉化、邊界滲透、關系重造。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生產空間”（“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再生產的空間”）和“生活空間”（“生產力再生產的空間”）（參見張檸：《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力分析》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之間的混雜合一：以往的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都各自具有相對的絕對性和封閉性，如今它們則正相互敞開、相互滲透。電話座機和信件收發室（綁定于辦公室特定空間）被手機和電腦取代（綁定于個人主體和虛擬空間），坐在辦公室里的人可以在手機上以純私人身份過私人生活（俗稱“摸魚”）；而反過來，一個人坐在飯桌前或躺在家里的床上又可以在手機和電腦上處理工作事務，私宅在此變成了辦公室的空間延伸。對于信息時代的許多自由職業者（例如網紅、編劇、網店經營者等）而言，則家宅本身就是公司，生活空間和生產空間幾乎合一。甚至生活本身都可以被生產化：以手機直播為例，就觀看者而言，個體日常生活常因消費主義的無孔不入而被生產吸納（例如一個人躺在床上刷手機的時候，已經以“流量貢獻”的方式無意中卷入了生產鏈條），而反過來，就直播者而言，對日常生活的記錄和展示在今天甚至又變成了一門生意，生產的方式和內容本身就都是生活。今天，人們不必再通過特定的儀式（如日出日落自然時間信號或工廠上工鈴聲）和劃定明確的場域（如田地、作坊或工廠車間）來指認生產活動的開啟、實現對生產行為的進入，勞動亦脫離了人群集體的空間性實體聚集；而個人生活則被生產行為不斷侵入，隨著生產模式的多樣化尤其是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辦公時間/辦公地點”對生產活動的限制規定大規模失效，本屬于私人的時間和場所隨時可以被工作所征用。

這種“邊界消失”“互為延伸”的情況，與“公共空間/私人空間”里發生的情況是一致的，因為“生產/生活”與“公共/私人”之間本來便存在著重合度極高的對應關系。空間的絕對界限正在消失或變得模糊而呈現為混在狀態，這種“混在”已經成為新世紀信息時代生活圖景的某種“新常態”。正是在這種空間想象的相互轉化與彼此滲透之中，越發復雜的社會關系與原子化的個體生命處境間的辯證關系被凸顯出來，隨之凸顯的，還有既熱烈又孤獨的生活世界。而就文學，尤其是小說敘事而言，這種數字信息時代新的生活樣態和空間張力，也的確正帶來新的觀察和書寫方式——因為，今天的人物與空間的關系、人物在不同類型空間場域中穿行時的心理結構和行動模式，都已然同過往（農耕文明時代或工業文明時代）大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