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恰逢巴金先生誕辰120周年，在一則巴金軼聞和一篇他不為人熟知的中篇小說《星》中，作家韋泱追憶他真誠的為人和作品。

一則巴金軼聞

閑翻舊刊，在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幸福世界》目錄頁上，有“補白”一欄，其中一篇叫《巴金逃席記》，讀后甚感有趣。巴金的這件舊事，以后沒有見諸過其他報刊書籍。這類史料，不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卻往往具有真實性和趣味性，可補正史之不足。

這本《幸福世界》，1947年11月30日出版，是該刊第二卷第一期，編輯者汪波，由環球出版社出版。補白文章區區幾百字，文雖不長，卻完整地敘述了巴金的一件小事，也透露出不少文學信息。

短文開頭寫道：“巴金偕同《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自滬抵蘇，辟室于城外花園飯店，暢游姑蘇名勝。”是在1934年春，從時間上推算，應該在三月間。因前一年九月，巴金到北平，協助靳以籌辦《文學季刊》，一直到次年一月，他才回到上海。一二月，在上海還不能算春天，而三月巴金又到北平，和靳以一起住在《文學季刊》編輯部，一直到七月才回上海。所以，巴金受黎烈文所邀，到蘇州作短期旅行，是在三月底去北平之前的日子，可說是忙里偷閑了。黎烈文是巴金結識不到一年的文壇朋友。去蘇州前一年，黎烈文通過朋友向巴金約稿，兩人遂成莫逆。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兩人挨在一起抬棺的場景，成了他們惟一的合影。巴金為他編輯出版過譯著《冰島漁夫》等。黎烈文后在臺灣大學外文系任教，1972年病逝，巴金在《隨想錄》中有一篇《懷念烈文》。

短文接著說道，有蘇州私立振華女中畢業生、女作家彭雪珍，曾做過沈九茲主編的《婦女生活》雜志編務，她是黎烈文的舊友，由此巴金也認識了彭。一天，女中部分校友在彭家聚餐，彭無意中說到巴金在蘇州，“于是大家都要一瞻大作家的風度”，彭“一口答應，便去和巴金接洽妥當”，算是由彭作主持人，開一個茶話會，地點就放在虎丘的冷香閣。這一天，十幾位仰慕巴金的時代女青年到來，“不一會巴金也姍姍而來，就由彭小姐居中代她們一一介紹，大家隨意坐定，這樣，茶話會就算開始了。”一般來說，茶話會的氣氛是隨意而充滿熱情的。接下來巴金的舉止，卻讓這些她們十分意外：“怎耐他沉默寡言，不大開口，全無青年人的鋒芒，使在座的人，都感到失望。”

這樣的僵局，總要有人來打破，于是出現下面的對話：

“巴金先生，我們都很愛讀你的作品呢”，其中有一個人立起來這樣說。

“那是少爺小姐們的無聊消遣。”巴金苦笑著，吐出來的話語，是那般的沒精打采。

這樣，談話就無法繼續，空氣是沉悶極了。

“好吧，這里的風景很是不差，我們來替巴先生留一個影吧”，有人把手中的照相機揚了揚，躍躍欲試地說。

“贊成。”又有幾人異口同聲地附和著，想借此打破這窒息的環境。

“拍照嗎？”巴金皺了皺眉，接著便不假思索地說：“好，我去去就來。”邊說邊即離座而起，向別人略一招呼，從容下去了。

接下來的場景，又是讓大家不可思議。

“這時，大家相顧愕然，誰都不便動問，只好耐心等著。不料他這一去，竟鴻飛冥冥，杳如黃鶴，累得她們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從早上九時，直等到中午十二時，坐得一班熱心女郎，饑腸轆轆，腰酸背痛，虧得后來彭小姐見機，料想他再也不會來了，便發施號令，宣布散會，在座者如逢大赦，便相將作鳥獸散。”

一場本該十分歡喜，十分精彩的聚會，就這樣不歡而散。短文最后寫道：

“在歸途中，無人不怨聲載道，認為巴金性情怪癖，不近人情，把先前未見面時的一團高興，全部化為烏有。次日，巴金因攝影逃席，便哄傳于吳門文化界了。”

此短文的作者叫君沛，不知何方高人。我猜想是她們中的一位女郎。其文字精悍生動，使人如臨其境，如聞其聲，真是妙不可言，把巴金的神態、性格寫得入木三分，逼真可信。

光陰不居，如今讀到這則寫巴金在上世紀30年代的軼聞，依然使人覺得所寫絕無虛言。因為，文中寫到的三方面內容，對巴金而言，是始終如一的。一是巴金確是一個“訥于言”的人，他沒有口若懸河、夸夸其談的演說家本領。熟悉他的人，還知道他有點口吃的毛病。巴金不喜歡參加會議、人員集聚等群體活動。所以大庭廣眾之下，他更是不善言辭，沉默寡言了。面對一眾喜歡自己的“粉絲”，換了別人，可能會趨之若鶩，求之不得。可巴金赴會，多半是看在好友黎烈文的情面上，其實也是勉為其難了。二是對自己作品的評價，巴金從來沒把它們看得多么高大上，從不王婆賣瓜，自吹自擂。他覺得，自己作品的主要讀者對象，是年輕的知識分子，比如大中學生、白領青年等，所以他說“那是少爺小姐們的無聊消遣”，作品的功能首先是修身養性，是一種人生休閑。三是巴金不喜歡拍照，一拍照就是鬧猛的場面，巴金喜歡獨處，喜歡思考。所以遇到請他拍照，只得溜之大吉，逃之夭夭。后來他有了不少的頭銜，直到晚年，仍然不喜歡上鏡，不喜歡宣傳個人。

《幸福世界》刊載的這則短文，雖排在“補白”的位置，卻向讀者提供了關于巴金的可讀信息，一種心靈的愉悅。同期精彩文章不少，如劉以鬯、施濟美、葉明、曾慶嘉、陳蝶衣、董鼎山等人的作品。但《巴金逃席記》作為一篇紀實散文，置于其間，毫不遜色。

最后說說這本《幸福世界》，我曾有專文寫過這本刊物，編輯此刊的汪波就是沈寂先生。他創辦《幸福》后，知道劉以鬯曾在之前辦有同名刊物，并打算復刊，就把《幸福》改為《幸福世界》，以免有盜名之嫌。劉看了沈辦的刊物，覺得比他辦得好，就讓人轉告沈寂，請沈仍使用原刊名，他的刊物就不復刊了，這堪稱“文人相親”的文壇佳話。這樣，沈寂又恢復了原《幸福》刊名。可見，刊物辦得好，最重要的還是內容為王，讀者愛讀。

鮮為人知的《星》

巴金寫過一部中篇小說《星》，其影響力卻無法與他的其他中篇小說相比，如《滅亡》《新生》《砂丁》《電》等。因為，他的中篇小說大都由開明、良友等知名出版社出過單行本，且一版再版，發行量很大，讀者的知曉度當然也大。但是，《星》卻沒有這個幸運，可說是鮮為人知。但也不全然如此。我讀到的《星》，卻是另一形式的印本。

《星》一書的封面上印著：“巴金原著，任玲遜英譯，世界英語編譯社刊，漢英對照”這些字樣，這很清楚地說明，這是一種較為特殊的版本，用現今的話說，是“雙語讀物”。版權頁前有一則《后記》，照錄如下：

本社編印“漢英對照文藝小叢書”，目的想把國內文壇上有價值的作品介紹到海外去，同時還有一種副作用，就是要使愛好文藝的青年把它作為閱讀、揣摩以及練習翻譯的資料，因此已出版的各冊中（如《手》《高老夫子》《傷逝》等）在編排方面都采取了漢英逐節對照的形式，因為那些文字全是直譯的。

本書系中篇小說，全文共分為七章，自第一章至第四章也是直譯的，第五章以后，譯者為顧全外國讀者閱讀的便利起見，把原文中的對白縮短了，改成直接的敘述事實，而且刪除了那些繁瑣的部分，所以在編排方面，只能采取另一種接排的形式了。不過由于譯筆的謹嚴，對于巴金先生原文的精華，是無損秋毫的。

巴金先生的作品洋溢著高度的熱情，有人說他的作品正表現出現代青年口中所要說的話。因此能受千萬讀者的愛戴并不是偶然的，在紹介了魯迅先生、蕭紅女士的作品后，我們就選定了他的作品。

最后，本社虔誠地希望海內外讀者不吝賜教。

齒輪編譯社識

廿九年歲暮

這個“齒輪編譯社”系香港的一家出版機構，這說明此書在1940年末或次年初出版過，或者說，其可能是世界英語編譯社的一個分支機構。另悉桂林遠方書店于1943年五月在“現代名家創作集叢”中出版過此書，可惜均未見諸。

這篇《后記》文字，表情達意都十分清晰。譯者是把《星》作為中篇小說來翻譯的。原文約有四五萬字，譯者認為過于長了些，就作了壓縮，便于外國讀者的閱讀，這當然可行。

此書譯者任玲遜，曾赴美留學，學的是新聞專業，回國后任《北平英文時事日報》編輯。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專門請他擔任該社首任英文部主任，時年他才二十六歲。二戰期間，他任該社倫敦分社主任，是與蕭乾等赴歐的七個中國記者之一。他翻譯巴金的《星》，先于1937年八月刊在溫源寧主編的《天下月刊》（主要向海外介紹中國文化的英文刊物）第五卷第一期，后列入“漢英對照文藝小叢書”出版。在這套叢書中，他還翻譯出版了蕭紅的《手》。

那么，作為中國讀者，我要讀巴金這部《星》的中篇小說全文，卻始終未能找到。一次，在翻閱《發的故事》中，偶然見到《星》，巴金是把它作為短篇小說收入這部書中的，并在《前記》中寫道：

“這雖是百忙中倉卒寫成的四個短篇，但我自己很愛它們（這一次我下筆時已經繞了許多圈子，然而它們依舊是熱情的產物。有人責備我不能控制感情，我承認這句話。我始終沒有停止過我的掙扎）。這是一些回憶，我的，他的，他們的，別的許多人的。我們的記憶是不會消滅的。在記憶中常常有星光閃耀。我常常聽見一個聲音：‘我要給你們以晨星’。我相信我終有一天會看見晨星的。所以我也想過拿這‘晨星’來做這短篇集的名字。”

巴金雖然最終沒有以“晨星”作為這部小說集的書名，但《前記》的最后那句話“我要給你們以晨星”，卻是引自小說《星》中的。四篇小說的前三篇《發的故事》《雨》《窗下》，文字數相加在一起，在集子中也只占了不到一半的篇幅，這三篇小說平均一萬字一篇，第四篇《星》約四萬多字。所以，有人把這篇看作是巴金的中篇小說，也在情理之中。小說的長篇、中篇和短篇之劃分，雖以字數為尺度，但卻沒有嚴格的規定。如寬泛一點來算，三萬字以下可稱短篇，三萬至六萬字可稱中篇，六萬字以上，則可稱小長篇或長篇了。當今小說編輯，有把三四萬字左右的小說當短篇的，也有當中篇的。巴金的小說《星》，當然可看作短篇，也可劃到中篇范圍內。可惜的是，《星》一直“埋沒”在一大堆短篇小說中，無法“金雞獨立”，就引不起讀者與評論家的關注。它長期默默無聞，名不見經傳。

其實，《星》是巴金創作的一部非常優秀的中篇小說。在看似平淡的故事情節中，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小說的背景應該是上世紀30年代初的福建泉州附近，文中多處寫到榕樹、龍眼樹。情節是當地土匪頭目汪國剛欲攻打縣城，縣工會和婦女協會及學校都行動起來，準備與縣保衛團一起抗擊土匪進犯。在此時，小說家志良與早年的同學家楨和秋星相見，志良曾一直暗戀著女同學秋星，可多年不見，在婦女協會工作的秋星，與在工會工作的家楨，因共同的工作與理想，相戀并同居了。志良在感到失落之際，仍不忘把秋星帶回舒適的上海，卻被秋星堅決回絕了。在緊要關頭，秋星委托家楨，一路細心地護送志良離開這個危險區域。在車站等車的最后時刻，志良聽到車站站長說家楨“真正是一個好人”，又想到過去他們在一起的時候說的一句話：“我要給你們以晨星”，志良“這時候簡直想不到一個走字”。小說至此結束，既干脆又留有余韻。寫作這篇小說，巴金用了意識流手法，即在志良以寫日記來記述故事進展中，插入回憶情節，畫面時空切換，頗有蒙太奇效果。

巴金在上世紀30年代初，曾多次到泉州旅行，他住過那里的黎明學校和平民中學，訪問過盛產龍眼的延陵鄉、青濛鄉，結識了不少文友，如王魯彥、麗尼等。這些生活積累讓他有了《星》的創作源泉和靈感。這篇小說首刊開明書店出版的《十年》，這是該店創辦十周年的紀念文集，后由巴金編入短篇小說集《發的故事》。以后這小說就悄無聲息，難得受人注意了。更鮮有知道，當年還單獨出版了《星》的“漢英對照”讀物。這個版本，有的可能更多的是海外讀者，因為出版這套小叢書，“目的想把國內文壇上有價值的作品介紹到海外去”，這可謂“墻里開花墻外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