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幾天前，《莫礪鋒講演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6月版）的責任編輯杜廣學說，莫老師近日將來京做新書發布會，順便請他來社里看看，因為他講“從來沒有進過北京任何一家出版社的門”。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朝內大街166號，是許多人的打卡地，但遠沒有北大、清華那樣暑期一票難求。我就建議請策劃部同事徐殊勝抓拍一下，作為紀念。

在李紅強總編輯的引領下，莫老師高興地參觀了我社，到了古典文學編輯室，我就告訴莫老師，程先生來過古典部。他問我是什么時候，我說應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編輯部在辦《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的時候。莫老師還問鞏本棟老師來過沒有，我說沒有，鞏老師曾說他有一次去商務印書館打車經過這里。我這時才意識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是老師們關心的地方，我應該邀請鞏老師來看看的。而我天天在社里，倒是自己把它看得平平常常了。

因為莫老師問過程先生來古典部的時間，所以隨后成了我的一個心事。我沒有跟程先生說過一句話，但讀其書，近距離端詳他和陶蕓先生漫步南苑，也有兩年時間呢！ 他曾經來到我現在工作的地方，理應搞清楚才好。

我知道程先生來社，是因為古典部老前輩劉文忠先生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新文學史料》上，劉先生曾送我一冊，但不知放到哪里了，辦公室書刊多而放置亂。我先是網上查到具體的篇名《李一氓和〈中國古典文學論叢〉》，說在2021年第2期，便跑到后樓《新文學史料》辦公室，找周墨西，她們的辦公室也是書刊凌亂，找到2021年第2期，發現沒有這篇文章。墨西在她的電腦上找到總目錄，發現是在2021年第1期，而這一期，正好擺在我們站立的一堆刊物的最上頭：它似乎正等著我來看它。

其中寫道：

1986年夏初的一個下午，南京大學的程千帆突然來訪，這是他第二次登四樓到我們的辦公室來。第一次是與后（來的）老伴（前夫人是才女學者沈祖棻，已故多年）一起來的，是我和編輯室主任杜維沫一起接待的。這次程先生是一人來的。握手讓座后，我對程先生說：“老杜不在，去蘇聯旅游了。我十分感謝程先生對《論叢》的支持。上次見面我請您向《論叢》賜稿，并請您推薦您的高足弟子莫礪鋒、張伯偉、張宏生的論文，莫礪鋒和張宏生的論文我們在《論叢》的第二輯都已發表了，兩篇文章寫得都不錯，他們不愧是您門下的高足弟子。”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程先生來編輯部兩次，第一次是程先生與陶蕓先生一起來的，劉先生要程先生推薦學生的論文，本次訪問具體時間不詳；第二次是1986年夏初，程先生自己來的。在第二次交流時，劉先生感謝程先生推薦了莫、張的兩篇好文章，已經收入《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二輯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論叢》，是由時年八十一歲的國務院古籍規劃出版小組組長李一氓先生在1984年倡導編纂的，以推出中青年學術成果為特色，該年12月出版第一輯（定價1.6元）。1985年2月14日，人文社在北京文藝家之家舉辦了《中國古典文學論叢》創刊座談會。李一氓先生、中宣部出版局局長許力以、文化部出版局局長邊春光以及在京的著名學者余冠英、林庚、周振甫、周汝昌、王利器、廖仲安、馮其庸、郭預衡、顧學頡、聶石樵、鄧魁英、袁行霈等一百余人出席了座談會，使得《中國古典文學論叢》在全國的影響陡然提升。

1985年8月出版第二輯（定價1.95元），其中包括莫礪鋒老師《朱熹詩集傳與毛詩的初步比較》、張宏生老師《從〈四庫提要〉看紀昀的散文觀》，都是他們早期發表的學術論文。從劉先生的追憶，知程先生第一次造訪古典部在《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二輯的組稿階段，應當在1984年。

檢核《程千帆日記》，1984年程先生來京有兩次，分別是3月、8月。3月記載（鳳凰出版社2023年，《程千帆全集》本，256頁）：

3月21日

晚七時乘火車離武漢去北京開會。

3月22日

抵北京。上午孫尚清、馮至在大會講話，未參加。下午小組會。

3月23日

全天會，討論項目、課題。3月24日

上午小組會，“七五”設想。下午大會，各組匯報。

3月25日航空返寧。

本次會議是由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辦的。《程千帆日記》2月25日條云：“得文研所65小組函，3月21日開會。”（252頁）結合3月24日日記，可以知道會議主要內容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小組召開關于“六五”規劃的總結、關于“七五”規劃的制定。幾天里的安排非常緊湊，程先生幾乎全部參加了，僅有3月 22日上午未參加大會講話，程先生去了哪里了呢？

《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由劉文忠編審、張國星編輯來負責。《程千帆日記》1984年5月19日條云：“以黃紀華、張宏生稿寄人文張國星。”（263頁）6月12日條云：“得張國星函（內附收莫文回執）”（266頁），應該是程先生把莫老師文章寄給張國星，得到收文回執。而日記不見收到張文回執的記錄，不見寄莫文的記錄，可見諸事繁瑣，未能全部記錄。

程先生向《中國古典文學論叢》推薦莫、張二文，正是對劉文忠先生前邊邀請的回應。因此，程先生首次造訪古典部，一定在1984年5月19日之前，也就是說，一定在他3月份到京之際。而該次會議安排很是緊湊，程先生僅缺席了3月22日上午的會議，這個時間段，應該就是造訪人文社的時間。

3月22日 上午，孫尚清（1930-1996，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院務委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兼秘書長）、馮至（1905—1993，時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大會講話，而程先生“偷偷地”溜出來造訪了人文社。社科院文學所離人文社僅有四站地，二十多分鐘就可以到達。

程先生之所以利用這樣一個“不成熟”的時機，造訪人文社，正是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在上一個月獲悉《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一輯成功出版的消息之后。當時學術期刊不多，接收青年學者論文的更少之又少，所以知道這個以推出青年成果專號為特色的新生學術刊物，程先生自然欣賞不已，按捺不住，專門擠出時間，造訪人文社古典部，直接進行溝通了解，建立深厚的友誼，以便積極合作，共同推進學術發展。

本次會議沒有余暇，可是程先生以舍棄聽取大會報告的機會為代價，可見他對于訪問古典部一事的看重。他本人發表文章是毫不發愁的，因此，此次造訪，根本的目的還在于培養扶持青年學者。《日記》中屢屢見他向此刊推薦青年論文，可見他的用心所在。程先生提攜青年學者的事情非常多，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已。

本次會議非常重要，程先生因事缺席，總是有些于心不安，所以他沒有將單獨造訪人文社一事明確地記入日記，只用“未參加”含混的交代，仍是實事求是的。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程先生取了熊掌：偷偷地去造訪了人文社古典部。

劉文忠先生追憶程先生第二次造訪，說在1986年夏初的一個下午。

檢核《程千帆日記》，于6月5日條云：“去人文、三聯”（349頁）。這個日子，農歷四月二十八日，正是劉先生所謂的“夏初”。

當時，三聯書店還在朝內大街166號，與人文社同樓辦公，程先生去三聯書店拜訪，是因為就在去年（198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他和唐文編的《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和學術》，這是程先生非常看重的一本書，是他要為自己的老師黃侃先生盡自己心力的一個結果。程千帆對黃侃遺著的整理做出了巨大貢獻，此外還編有《黃侃日記》。他于1999年10月《黃侃日記》的《附記》云：“此整理稿完成于1986年，原已議定刊印，因故多年未克付梓。”我們來看這個時間點，正是在1985年成功出版《量守廬學記》之后，編好《黃侃日記》之際，程先生再度想與三聯書店合作，故于此年6月5日在訪問人文社后，又至旁邊的三聯書店商議書稿之事。大概當時談妥，但因后來三聯書店受困于經濟壓力，未能付梓。《黃侃日記》于2001年8月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而程先生2000年6月3日就去世了，未能看到這部日記的面世，非常遺憾。

劉文忠先生講程先生第一次到編輯部，是和陶蕓先生一起來的，而1986年第二次是自己來的。但是，閱讀《程千帆日記》1986年程先生來京的情況，卻發現與劉先生所記正好相反：1986年是陶先生陪程先生一起到北京的。

5月24日條記錄了乘飛機由寧抵京的經過云：

9:30和蕓乘汽車去飛機場。近十一時飛機起飛，天氣晴朗，飛機極平穩。12:20抵京，小海（陶先生的外孫女，南大畢業后曾在北京工作，后夫婦二人出國讀書，現定居美國）在航空公司接。蕓五十二年時還舊國。

可知程先生這次是和陶蕓先生一起到京的。而且末句講到，這是陶蕓52年來第一次再到北京。據鞏老師講，上世紀三十年代，陶先生的姐姐陶薔在燕京大學讀書，陶先生曾去過燕京大學，還參加了學生的抗日募捐活動，賣過花給司徒雷登。由1986年倒推52年，陶先生上次到京是在1934年，時年20歲，再次來時72歲了，不免令人唏噓。

程先生接下來的日記里，5月 26日“和小海同游頤和園半日”，5月30日“舒蕪、舒諲、陳次園、肇倉、紹良、邵燕祥、王以鑄宴余夫婦于松鶴樓”，5月31日“游長城、定陵、水庫等，蕓登長城之巔”，6月13日“上午蕓和小海等游頤和園”，6月14日“上午和蕓再游動物園”。這些都是程先生跟陶蕓先生一起游玩、聚餐的記錄。這些活動發生于6月5日造訪人文社的前后，程先生與陶先生一直在一起，因此本次造訪人文社，陶先生也來了。而1984年3月，程先生來京，幾乎全是會議安排，而且時間短，所以陶先生沒有陪同。

1986年這次來京，程先生跟人文社數位老編輯都有交往。日記5月25日云：“上午去舒蕪家共進午飯，會見許覺民、冒舒諲及其夫人朱玉（原名吳玉潤）。”5月30日云：“舒蕪、舒諲、陳次園、肇倉、紹良、邵燕祥、王以鑄宴余夫婦于松鶴樓，菜極豐腴，每人費36元。”6月4日云：“舒蕪送來書一本。”6月8日云：“去舒蕪家晤談，午飯后始歸。”

由這些細節，可見程先生與人文社交情深厚，此外程先生有不少與聶紺弩、舒蕪、顧學頡等先生的往來信函，亦足見證。因此程先生與人文社之間，不單單是《中國古典文學論叢》一刊一事。

劉文忠先生一文開頭講：“198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收到古籍規劃出版小組辦公室的邀請函，去萬壽路賓館出席中青年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座談會，由國務院古籍規劃出版小組組長李一氓同志親自主持。”這是講《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產生的源頭。由《程千帆日記》1984年2月 17日條：“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論叢》編輯張國星約稿函。”（251頁）可以知道此時該刊已經確定出版，已開始約稿。因此，劉先生所謂“198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應該是2月7日（正月初六）新年上班日之后、2月17日（農歷正月十六日）前。

劉先生這篇《李一氓和〈中國古典文學論叢〉》，主要目的是追懷李先生，但不少的篇幅寫了程先生。文章發表于2021年1月，劉先生于11月18日即離世，應該是他最晚的文章之一。如果沒有這篇文章回憶，程先生在3月22日上午未參加社科院文學所大會的去向，就不能令我們獲得知曉的線索，就不能讓我們通過這樣一個細節，來體會程先生提攜后進的良苦用心。程先生的一生，歷經坎坷，卻從來不抱怨，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到有益于學術、有益于教育的方面上去了，而把名利的私心雜念統統丟棄了。莫老師、鞏老師等程門弟子都承傳程先生的治學精神和為人處世的方法，也都自然而樸實地呈現了無數動人細節，讓學生們深受感染，獲得了無窮的向上的力量。

七十一歲的程先生偷偷造訪人文社古典部，是在1984年3月 22日上午；七十五歲的莫老師被邀到訪人文社古典部，是2024年8月17日中午。師兄弟相隔了四十年，先后到訪人文社，時代已然有許多改變，而對于書的熱愛，對于讀書的執著，對于傳道授業解惑的堅持，都不曾有絲毫的改變，因為傳統文化的根系深深地植根于師兄弟的心靈世界里了。

程先生到來的那天，春和景明。莫老師到來的8月16日中午，驟雨初至；莫老師離京的19日夜晚，大雨速至，而東天是皎潔的圓月，我只能稱它為月亮雨了。這是我過去所未見過的。這兩天的奇特景觀，不免讓我想到蘇東坡著名的詞句“也無風雨也無晴”，這不正是莫老師常常講演的內容和精神么？ 上天是對于詩教無比信任，而有所昭示么？ 無論如何，程先生、莫老師都在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時節，造訪人文社，是可慶賀的事情。雖然已成過去，但裝在心里，長如日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