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書寫敦煌的大唐氣象
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敦煌文化延續近兩千年,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整的藝術寶庫,是世界文明長河中的一顆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國古代各民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的珍貴史料。”
敦煌,“列四郡、據兩關”(《漢書·西域傳》),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鎮,也是眾多宗教、民族的融匯之地。1600多年前,邂逅了三危山佛光的樂僔和尚,在此發愿開鑿了第一座洞窟。此后經過一千多年持續不斷的營造,莫高窟成為瀚海流沙中的西域佛國,堪稱世界上歷史延續最悠久、藝術最精美的佛教藝術遺存。歲月不語,石窟能言,一座座洞窟、一幅幅壁畫、一尊尊彩塑,向世人展現出了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這圖景多彩神秘而又雄渾厚重,給無數學者、藝術家、作家以無限的想象空間和創作靈感。久而久之,敦煌變得越來越厚重、越來越多維,并形成了世界范圍內的“敦煌學”。如今,它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甚至成了一種文化圖騰,如此一來,再寫敦煌就需要后來者有更大的底氣,作更充足的準備。
當然,事情總是一體兩面,令人膽怯的也總令人躍躍欲試。出生于甘肅天水的作家陳繼明,就在無數次審慎猶疑之后,樹起了寫敦煌的雄心。他說,既然決定要寫,就不怕和井上靖的《敦煌》對比。
共生的民族在敦煌,文化的交融在敦煌,厚重的歷史在敦煌。在這所有的創造中,唐朝無疑以其宏偉氣象進行了壯闊的營造與書寫。《敦煌》就在初唐宏大的歷史圖景中鋪展開來。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和安西四鎮,絲綢之路全面暢通。本書主人公就在這個時候登場。在歷史和虛構的交織中,作家用近乎于在場的筆墨,勾勒出初唐的盛世端倪,在佛窟、造像、彩繪的誕生中為我們展現了唐代敦煌藝術何以極盛。
書中的故事線條紛繁卻不復雜,縱橫交織而又錯落有致,足見作者的敘事功力。三條故事線圍繞主人公祁希徐徐展開。祁希是李世民的御用畫師,他生而極具繪畫天賦,到敦煌后更名為雪祁。天授其命,個人何為?故事中的雪祁一直在不停尋覓。閱讀時,讀者也不禁置身其中,尋找身為畫師的終極意義。吐谷渾人慕容豆意圖隱身以圖“活國”,牧羊人令狐昌一家為救贖而造像,所有人的命運都因為雪祁的天賦而與他交匯。三條主線最終呈現為三幅敦煌壁畫,無論是《童子禮佛圖》,還是吐谷渾人的遷徙史,或是雪祁自己在敦煌感悟而成的《金剛經變》,都有著主人公對生命、佛法、藝術的思考。前人留下的敦煌壁畫,更為后來人的藝術創造提供了源泉,精湛的技藝和豐富的色彩在一代代的傳承中,不斷突破,融古開新,繼承發展,突破創造,主人公用自身的藝術軌跡展現出了敦煌藝術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的歷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敦煌》對敦煌各民族,特別是吐谷渾人的生活學習勞作,作了極其細致的描寫,并將儒家文化、耕讀傳統滲透其中,展現出了中華文化兼容并包的獨特魅力。西部邊陲從來不是蠻荒之地,唐朝重臣褚遂良曾言:“河西者,中國之心腹。”主人公雪祁在敦煌生活多年,深深感受到,“鑿空”西域不只是建立了整個國家的地理邊界和國土屏障,更是為中華文明、中華性格、中華胸襟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滋養。作者用雪祁的視角闡釋出,正是在不斷地交往交融中,在敦煌、在西域人的心中,大唐成為一種高于民族認同的國家認同,唐太宗被各族人民尊為“天可汗”。
在《敦煌》里,人和萬物都有神佛的同等庇護,有靈且美。作者用飽含憂傷和慈悲的筆墨書寫生靈萬物。越普通的人,越能感受到萬物的悲喜。
陳繼明的筆墨,就像主人公的畫筆,有春蠶吐絲,有鐵線描摹,就像藏著敦煌的沙子,書寫時沙沙作響,鐫刻出文字的肌理。書中的語言風格粗獷,呈現出西域原始的力量。在宏大的敘事中,內容細節卻異常豐富。細細讀來,哪怕是壁畫顏料的采集、粉本的制作、開窟的工序,都像瀝粉貼金一樣,讓畫面變得立體,讓人依稀間,仿佛指尖觸摸到洞窟的石壁,感知無比精彩豐富的意象。
書中的文字沉淀著生命萬物、歷史滄桑,從歷史的滋養中建構起了文學的敦煌。作者把對敦煌充盈的情感傳達到作品中,足以激活讀者的感受,讓其參與到敦煌的構建中來。在關于石窟、經卷、彩塑、壁畫的故事之中,我們看見了敦煌的斑斕色彩,看見了三危山的佛光莊嚴,更看見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崢嶸氣象。
(作者:陳凱,系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