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戰士盡瘁的學者
90年來，劉半農作為新文化運動戰士的形象一直鮮活在人們心目之中。其在鼓吹白話文運動、新詩創作和理論、實驗語音學、文字改革、小說創作和翻譯、外國民歌翻譯等方面的成就，長期以來不斷被人們津津樂道。但也有文人學者對劉半農有一些誤解、曲解甚至偏見。“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在劉半農逝世90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對他的文學藝術成就作出客觀、科學的整體評價。
早期著譯小說與鴛鴦蝴蝶派
1912年初春，劉半農懷揣妻子從娘家借來的5元錢，帶著二弟天華到上海謀生。起初在《演說報》當編輯，不久，進入專演新劇的開明話劇社兼職。初到上海的半農和天華的生活非常拮據。半農雖然有編輯的正式工作，可是薪資很低，江陰家中因母親病逝和父親久病，欠下不少債務，都有賴于兄弟倆償還。半農下班后要同時給幾家報館寫稿。因上班路途較遠，他想買輛舊自行車代步都不能如愿。兄弟二人只有一件棉袍，冬天無法同時出門，一人穿出門，另一人就只能躺在被窩里取暖。為了生計，半農只好想方設法多賺錢，翻譯和創作小說賺取稿費就是他所能采取的最佳手段。機緣巧合，半農得了在《時事新報》工作的徐半梅的幫助，向《小說界》《時事新報》等多家報社投稿，過上了以賣文為生的生活。憑借極高的天賦和悟性，半農在上海灘很快聲名鵲起，受到許多讀者的追捧。從1913年到1918年，他著譯小說90余篇，100多萬字，大都發表在《小說月報》《時事新報》《小說大觀》《小說畫報》《禮拜六》等上海頗有影響的主流報刊上，這些刊物中有不少被貼上了“鴛鴦蝴蝶派”（后文簡稱“鴛蝴派”）的標簽。從新文化運動時期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文學批評界，一直對“鴛蝴派”小說持甚為嚴厲的批評態度，從思想內容、藝術趣味到審美追求等方面大加撻伐。在部分現代文學史著中，斥“鴛蝴派”為“文壇上的逆流”“辛亥革命后小說的反動”“是當時新文學發展中的狡猾的敵人”。半農因此在當時和后世一直多受牽連。但是，歷來的批評往往都是缺乏理性、不夠切實的，或是基于新舊對立的立場，或是出于對“鴛蝴派”固執的偏見，或是基于對半農著譯作品的不甚了解。
新時期思想解放后，這種觀念逐漸得到扭轉，不少學者撰文對“鴛蝴派”進行理性分析，有學者認為應該結合歷史事實對其進行具體的考察。其中的不少作家在當時都寫了態度嚴肅的作品。創作的內容也是健康向上的，抗戰時期的作品中更是表達了“對抗戰的要求和民族氣概”。實際上，“鴛蝴派”小說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小說形態，作為盛行文壇40年的通俗小說，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既與中國古代小說有難以割斷的歷史淵源，又對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是聯系中國古代小說與現代小說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當然，“鴛蝴派”小說本身也呈現豐富多元的形態，可謂良莠雜陳，自然不能一概而論、以偏概全。雖然劉半農生前很不愿意別人提起他與“鴛蝴派”的瓜葛，竭力撇清彼此之間的關系，并說“鴛蝴派”文學有害無益。他的小說內容包括言情、警世、偵探、滑稽、社會等，但從來沒有著譯過“一雙鴛鴦同命鳥，兩只蝴蝶可憐蟲”之類的“紅男綠女”小說。
劉半農有著很強的愛國觀念，他在《中華小說界》上連載的翻譯小說《黑肩巾》就明確標為“國事小說”，外交小說《燭影當窗》《歐陸縱橫秘史》《乾隆英使覲見記》等，莫不反映他對國事的關心。尤其是《乾隆英使覲見記》，寫清朝閉關自守時期，英國人欲窺探門戶，如何委曲求全，乘隙而入，結果還是英使勉強服從，保持了中國的尊嚴。這與鴉片戰爭以來滿清王室懼外媚外的狼狽之態相對照，很具諷刺意義。署名“半儂”的兩篇小說《奴才》和《歇浦陸沉記》，前者以辛辣的語言描繪了依附于洋人的外企職員眾生相；后者天馬行空，對人類20世紀的美好前景進行描述。兩篇小說都和艷情搭不上半點關系，后人說它們頗有些譴責小說、揭露小說的意味。《催租叟》在揭露階級對立、描寫勞苦大眾等方面成就更為顯著，通過巧妙的安排和強烈的對比，狠狠鞭笞了為富不仁者，熱情謳歌了勞苦的工人形象。《稗史罪言》深刻揭示了當時“官遇老百姓勝，老百姓畏官也；洋鬼子遇官勝，官畏洋鬼子也；老百姓遇洋鬼子勝，洋鬼子畏老百姓之毀教也”的階級關系和社會現實。《可憐之少年》寫一個有志少年的墮落過程，揭示上海都市“吃人”的一面。
在其翻譯的小說中，也有幾篇涉及愛情，如《卑田院客》《情語》《未完工》《看護婦》《南山情碣》《懺吻》等，“這些小說或者寓愛國于言情之中，或者通過言情宣講世事倫常，很少為言情而言情”。如果我們能平下心來深入研讀劉半農的作品，自然會感覺到他的小說與“鴛蝴派”的顯著差異，也能進一步體會到其獨特的價值追求。
永不褪色的文學革命戰士
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劉半農在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的感召之下，投入了文學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在多個方面展示了文學革命先驅者的戰士本色。
首先，他發表介紹國外先進思想、具有啟蒙作用的系列文章，吹響了向舊文化宣戰的號角。1916年10月1日，應陳獨秀約稿，在《新青年》發表了總題為《靈霞館筆記》的系列文章，介紹國外先進思想文化。這些作品洋溢著愛國主義精神和民主主義思想，對于倡導革命、啟迪民智，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和教育作用。尤其是他在《阿爾薩斯之重光》中翻譯的資產階級革命戰歌《馬賽曲》，更是以昂揚的革命精神、激越的筆調，讓國人聽到了向封建舊文化宣戰的號角。
其次，他發表提倡白話文學的《我之文學改良觀》，與胡適、陳獨秀的文章相呼應，為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1917年初，胡適在《新青年》2卷5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改良應從八個方面入手，要以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次月，陳獨秀在《新青年》2卷6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了“三大主義”，呼應了胡適的文學改革主張。5月1日，劉半農在《新青年》3卷3號上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對文學內容和形式的革新提出了許多深刻的建議，全面、具體地為剛剛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我之文學改良觀》被稱為“向舊文學宣戰的檄文”，共同構成了新文學初創期的理論實績，成為今天研究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珍貴的歷史文獻。三篇文章相比，胡適文章中的“八事”，明顯偏重于文學形式革命；陳獨秀的文章更偏重于政治思想革命；而《我之文學改良觀》比《文學改良芻議》更勇猛，比《文學革命論》更實際，從一開始就顯示出兼具學術性、建設性和戰斗性的特色。
第三，他積極投身五四運動，不懼危險，多方設法營救被捕師生。1919年5月4日，巴黎和會拒絕中國關于取消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正義要求，五四愛國運動爆發。6月3日，在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下，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斗爭。軍閥政府逮捕了學生千余名。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等20位北大教職員工緊急集會，商討救援被捕學生。身為北大教授會干事負責人的劉半農，起草了《致本校全體教職員諸君函》，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他還積極活動，爭取學校的經費支持，千方百計營救被捕學生。陳獨秀入獄期間，劉半農曾到所謂“優待室”去看他。陳獨秀說：“威權已瞎了我的眼，聾了我的耳。我現在昏昏沉沉，不知道世間有了些什么事體，世界還成了個什么東西？”劉半農則寫了長達110行的新詩《D——！》來回應，表達了對陳獨秀的關心和支持，他說“威權幽禁了你，還沒有幽禁了我，更幽禁不了無數的同志，無數的后來兄弟”，表達了不懼恐怖，相信正義必勝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白話詩理論、翻譯、創作的拓荒者
說到劉半農的白話詩歌創作，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都是1920年，劉半農在英國的倫敦大學留學期間創作的那首膾炙人口的白話詩《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飄著些微云，地上吹著些微風。啊！微風吹動了我頭發，教我如何不想她？”劉半農在這首詩歌中，首創了女字旁的“她”的使用。后來，因為音韻和諧，語言整飭，在1926年被語言學家趙元任譜曲，廣為傳唱。
實際上，劉半農不僅是白話詩運動的倡導者，是白話詩理論的優秀先行者，也是以白話翻譯外國詩歌優秀的拓荒者，還是早期白話詩創作的優秀代表。作為新詩革命的先行者之一，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兩篇文章中，具體闡述了對新詩發展的主張。這兩篇文章早于胡適的《談新詩》《嘗試集·再版自序》等。胡適創作了第一首白話詩，劉半農是第一個發表專門論述新詩理論文章的人，是提倡新詩理論的先行者，對新詩的萌生、發展起了積極的催生和推動作用。新詩革命興起之后，劉半農開始嘗試用自由白話體翻譯外國詩歌。1913年，泰戈爾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從此也進入了中國文人的視野。最早將泰戈爾的詩翻譯成中文的是陳獨秀。1915年，《青年雜志》的第1卷第2號，發表了他翻譯的泰戈爾《吉檀迦利》詩集中的4首詩歌，用五言古體，晦澀艱深，難懂難讀。這讓部分譯者開始意識到，用工整的文言體來翻譯泰戈爾的詩歌，確實存在著無法逾越的障礙，既違背了原詩體式，又不能傳達出原詩的內容和精神風貌。1916年8月，劉半農翻譯了泰戈爾的“無韻詩”，刊登在《新青年》第5卷第2號上。人們將劉半農視為散文詩翻譯的起點。1916年9月，劉半農又發表了《譯詩十九首》，其中有泰戈爾的《海濱》5首、《同情》2首，屠格涅夫散文詩2首。從此，中國詩歌史上有了散文詩這一詩體，這個開拓文體之功，可謂厥功甚偉。
就思想內容來說，“哀民生之多艱”是劉半農白話詩歌最顯著的特色之一，貫穿于他的詩歌創作始終。《揚鞭集》上中兩卷所錄之詩不足100首，其中描寫下層人民生活和心態的就占了30余首，表現了各種各樣的人生境遇，其中有日夜勞作不得溫飽的工人農民、貧病交加的文人、窮愁潦倒的科學家、任人欺凌的學徒、失去尊嚴茍活著的妓女、窮苦的市民、饑餓的孩子等，共同構成了一幅幅相當廣闊的中外現實生活圖景。就形式而言，劉半農也勇敢地進行了探索。《瓦釜集》是中國新詩史上第一部借鑒民歌民謠而創作的詩集，采用江蘇江陰方言，按照江陰最普通的一種民歌——“四句頭山歌”的聲調而寫成，是中國現代詩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創作的民歌體新詩集。他認為：“我們做文做詩，我們所擺脫不了，而且是能于運用到最高等最真摯的一步的，便是我們抱在我們母親膝上時所學的語言；同時能使我們受深切的感動，覺得比一切別種語言分外的親密有味的，也就是這種我們的母親說過的語言。”雖然他明明知道，用江陰方言和江陰民歌的聲調做詩，流傳地域有限，但他卻甘愿冒這樣的風險。這種“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做法，生動地再現了他為中國新詩的發展孜孜不倦的努力，展現出的正是一個永不褪色的新文學戰士的風采。
對于后十年的劉半農，不少人頗有非議。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中的有關評論是后來諸多非議的濫觴：“現在他死去了，我對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并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其后胡風繼承了魯迅的看法：“劉先生是怎樣地漸漸失去了他的鋒芒，那路徑我們無從看到，總之他是沒有逃出大多數‘五四’戰士們大同小異的運命。”嗣后不斷有學者沿著這樣的思路發表評論，大體認為劉半農的后十年從革命立場退縮了，從一名戰士轉變成了名士或隱士。但如果我們能站在學者而不是革命者或愛國者的立場上，對有關非議進行理性的檢討和反思，也許就能得出不一樣的看法。
被批評者們稱為“名士”“隱士”的最后十年，劉半農沒有走一條不左不右的中間道路，依然在各個方面表現出戰士的風采。這一時期的魯迅已遠離政治中心，但劉半農一直處在政治中心北平，正在轉變為一個學者。因此，評價后十年的劉半農，更應該考慮到學者身份的復雜性。1934年10月14日，北大召開劉半農追悼會時，胡適表示：“半農一生四十年已過去，然其最近十年之奮斗，將永遠存在而不朽。”在后十年里，作為學者的劉半農依然做了很多戰士的工作。如1926年1月11日，在《語絲》第61期發表《悼“快絕一世の徐樹錚將軍”》一文，假稱“悼念”，揭露了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的無能腐敗，諷刺了政客幫辦的諂媚嘴臉，表達了對封建軍閥強暴勢力的輕蔑和痛惡。隨后，詩集《瓦釜集》《揚鞭集》、《國外民歌譯》《法國短篇小說集》譯本等，先后在北新書局出版。1932年12月，他編成《初期白話詩稿》并作序。僅從這些文學方面的作為就可看出，劉半農先生未忘初心，一直保持著新文化戰士的本色。
當然，這一時期，他更多的是以學者的身份，在文化戰線上繼續進行著各種斗爭。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1927年與瑞典人斯文·赫定關于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權力之間的斗爭。劉半農敢于直面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為保護中國文物而戰，為維護中國的文化尊嚴而戰，為重建中國民族文化而戰。可以說，在當時中國文化的多個領域里，都能見到他的身影，聽到他的聲音，看到他在嘔心瀝血地創造。
勤勉有恒，鞠躬盡瘁的學者
1919年12月17日，正值北京大學22周年校慶的紀念日。即將赴英留學的劉半農應蔡元培的邀請，在紀念大會上發表了《留別北大學生的演說》，自問有許多辜負諸位同學的地方，自己此番出去留學，是希望能稱職，將工作做得圓滿。在留學期間，他放棄了更適合自己的文學作為研究課題，選擇了比較沉悶的實驗語音學。雖然面臨著各種學習和生活的困難，但在他的勤勉努力之下，1925年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漢語字聲實驗錄》，并順利通過答辯獲得了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奠定了他成為一個優秀學者的基礎。
自1925年回國后，劉半農在科研中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斷地取得開拓性的成就。他在北大推動成立了中國第一所語音樂律實驗室，1925年發明了測量語音的“劉氏音鼔甲種”，1930年改進為“劉氏音鼔乙種”，這是語音研究史上極具開拓性的發明。魏建功評價說，“先生于此一儀器發明上已足不朽”。除此之外，還發明有“音高推算尺”“最簡音高推算尺”“四聲模擬器”“輕便浪紋器”等實驗器械，“非特開我國實驗語音學之先轍，即世界上之研究語音者，亦受其益良多也。先生之偉績，可以與日月長存矣！”如果沒有對學術事業的熱愛，沒有對自己的嚴格要求，沒有勤勉拼搏的求是精神，是很難取得這些卓越的發明的。他獻身學術的追求在1931年更加凸顯，此年他辭去了所有的兼職，“在北大從事研究工作，對語音學甚努力，朝夕鉆研，勞不自惜。”
這種獻身于學術的精神可以在他的人生最后一次學術考察中得到最為生動的證明。1934年6月19日，學期快要結束。為了撰寫一篇學術論文，從繁忙的教學、科研工作中稍稍松弛下來的劉半農與其同事兼助手白滌洲、沈仲章、周殿福及工友梅玉一行五人，從北平出發，計劃以平綏鐵路沿線的包頭、綏遠、大同、張家口等地為中心，對西北各地的方言、方音進行調查，調查路線的安排是先遠后近。他們先到包頭駐扎五日，先后調查了綏西、包頭、安北、無緣、臨河、固陽、薩縣、托縣等地的方音和聲調，用蓄音機錄得民歌七筒；次到綏遠駐扎七日，其間調查了歸綏、武川、豐鎮、集靜、陶林、興和、清水、涼城等縣的方音及聲調，錄得歌謠五筒。其后赴內蒙古三日，游觀百靈廟，并考察內蒙古自治情況。晚上住在蒙古包中，被一種能傳播“回歸熱”病的虱子叮咬。7月5日到達大同，調查了山西雁北十三縣方音及聲調，錄得歌謠五筒。7月7日夜到達張家口，8日赴第一師范接洽調查工作，晚上睡覺因夜風很大，劉半農受涼刺激，“回歸熱”病發作，9日清晨測量體溫為37.5度，大家婉勸他休息，但他堅持到第一師范學校去做調查工作。校長請他上午給學生做一場演講，在身體發燒的情況下，劉半農沒有拒絕校長的請求。“先生奮疾登臺，演說歷一小時之久，詞畢體溫劇增至38.5度。”演講結束后白滌洲勸其休息，但他仍然堅持下午做調查，并且親自做記音工作，一直到病體難以支持時才先回住所。同行助手回到住所時，劉半農的體溫已升至39度。大家請了當地最好的華北療養院的醫生來看，醫生診斷說是感冒，不大要緊，開了點藥。為了劉半農的健康，助手們經過商量，決定還是當晚趕回北平。不過，因為劉半農對工作極其認真，助手們沒有跟他講回去為了給他看病，只說是因為天氣熱，并且說等天氣涼了，他們會再陪他回來繼續完成剩下的調查工作，劉半農這才同意回北平。不幸的是，回到北京以后不久，他就溘然長辭，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半農先生雖然故去很久了，但先生永恒的戰士形象和鞠躬盡瘁的學術精神，與我們永在。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