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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勝樂著《中國散文美學綜論》于2024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中國散文理論的集大成者，更是將散文提升到美學層面研究的可喜收獲。長期以來，相較于詩歌、小說、戲劇（包括電影、電視）理論，散文理論都是最薄弱的；《中國散文美學綜論》（下稱《綜論》）高屋建瓴，不啻為散文理論的重大學術成果，具有開拓性的價值和意義。

《綜論》不僅理論性強，而且難能可貴還是“在場”研究。本書不是學院派的高頭講章，絕無空泛說教和隔靴搔癢之感。著者是以散文家的“自家”身份，站在“場內”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地使我迫不及待一口氣讀完。

著者陳勝樂是我四十五年前的高足，我欣欣然向他祝賀，也戚戚然感后生之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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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共分“總論”“史論”“本輪”“策論”等八部分，各部分內容各有側重，而又難免多有重合。這說明全書并不是事先依提綱按部就班的寫作，而是事后將專攻和發表的論文統籌為一本學術專著。然而，即便如此，全書以“史”為經，以“理”為緯，宏觀把握，微觀立論，使散文發展脈絡清晰，美學分析重點突出，呈現自足的理論體系，從而彰顯出“綜”的特點。

我國文學自古重“詩”。《詩經》還被立為“五經”（六經）之首，以至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直至“五四”以后的新詩。而“文”開初是“與哲學、史學融在一起的‘混沌未分’”，所謂文史哲不分家，這就使“文”在很長時期還不是獨立的文學。

《綜論》就這樣清晰地認定中國散文“發軔”于《尚書》，然后以先秦散文為“史上第一個散文繁榮的高峰”；唐宋散文開始 “與經史分離”，而成為“第二次繁榮時期”。到“五四運動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魯迅），因而“使我國散文出現了史上又一個光輝燦爛的高峰”。如此總結中國散文的發展脈絡，為他的立論打下了基礎。

于是，《綜論》便恰到好處地對中國散文“由合到分，合到再分，再分再合的復雜過程”做出了結論。先秦文史哲不分家——合，魏晉“文”（抒情文）“筆”之分，唐宋古文運動又合，再到明清“八股文”主導，有了“前七子”“后七子”及小品文之分；“五四”后，散文空前繁榮，更分化出了雜文、小品文、隨筆、報告文學、散文詩等等。這是非常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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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將“散文審美”作為“本體論”論述，乃是全書的核心。所謂“本體”，本書認為是“人所能超越的‘剎那間’的永恒，和感覺上的‘超然所悟’”。這實質上揭示的是審美的“超功利性”。于是，又把“人”和“抒寫自我”看做散文美學的“主體”，其“合目的性”是在求自我的自由。

可是，中國先秦以降的散文面臨的卻一直拖著“載道”的“辮子”，包括當代散文（文學）的“根本任務論”“三突出論”“題材決定論”和“光明的尾巴”的“楊朔模式”等等，這就陷入了功利與審美的糾結之中。

由“文以載道”，還有“托物言志”及其“形散神聚”“形神兼備”和“形散神不散”等等，其“道”和“神”無不是內容的教化功能，即功利性，這與散文的審美功能天然掣肘。因此，如何讓散文作者自我“超然”，從而獲得審美的快樂與自由，這就成了散文創作和理論探討的重心，也是《綜論》反復涉及的“散文美學”論述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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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明確提出，散文“是主情的藝術，控制它的原則是美學的‘快樂原則’”，從而專章論述了“散文的情感審美”，并將“情”看做散文美學的“源頭”與“根本”。

本書稱道的涂懷章《散文創作技巧論》甚至主張散文應當“寫出作者感情的狂瀾或潛流”，即“動人情處密度要大”。同樣在涂懷章論《碧野的創作道路》一書中總結碧野的精美散文也是說“起于情”，包括直抒胸臆、寓情于景、寓情于理等等。總之，散文無不以情取勝。

但散文需要怎樣的“情”呢？蘇珊·朗格把情感劃分為“現實情感”和“審美情感”兩類（《情感與形式》）。現實情感即自然情感，雖然真摯強烈，但它粗放，刺激人，它受到利害關系的支配。審美情感則純潔，不帶現實利害的考慮，因而使人產生精神的愉悅，讓人欣賞和享受。顯然，散文是運用審美情感，所以它美。朱自清“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但他并沒有宣泄心情的煩躁，而是敘寫去荷塘“一個人背著手踱著”，在荷塘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了（《荷塘月色》）。這不就成了沒有利害支配的審美享受嗎？

列夫·托爾斯泰認為，由現實情感轉化為審美情感的條件是“再度體驗”，例如“一個遇見狼而受過驚嚇的男孩子把遇狼的事敘述出來”，就是“再度體驗”（《藝術論》）。這也是美學家布洛說的“心理距離”。于是，難怪回憶性散文多矣，原來是審美情感的“再度體驗”和“心理距離”使然。張中行以80高齡接連寫出《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和《月旦集》《流年碎影》等，在90年代掀起一股“老旋風”，連京城的書攤都知道張中行的書好賣，正是在其“陳年往事”，老派文風，咀嚼有味。其轟動原來是審美效應。

詩歌也是審美情感，詩與散文有什么不同？余光中用一連串比喻說明：“散文乃走路，詩乃跳舞；散文乃喝水，詩乃飲酒；散文乃說話，詩乃唱歌；散文乃對話，詩乃獨白；散文乃國語，詩乃方言；散文乃門，詩乃窗”。“散文似乎行于人間，詩似乎行于人神之間”。“散文像是妻子”，“詩像是情人”（《繆斯的左右手》）。灑向詩文皆是情，審美方式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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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什么”？或中國散文是什么？《綜論》亦認識透徹矣。如“散文其實就是文學的‘胚胎和母體’，它是文學發展初級階段的產物，歷代為‘居廟堂之高’的文學‘墊底’……但卻無名無分”，以致終究“說不清”。“散文游走于文學與非文學邊緣，歷來被忽視，被小視”，“向前走，是工具”（遵命文學）；“向后退，成‘戲子’，吟風弄月而已”。

我于1990年作為訪問學者，3月19日聽過劉錫慶先生“當代散文：發展軌跡、分‘體’考察和作家特色”的演講，至今詳細筆記尚在。其中，劉先生給散文的定義是：“采用第一人稱手法，以直言自由的筆墨，主要用來表明個性，抒發感情，描述心態的藝術短文。”他強調散文的審美特征需要嚴格規范，即“這種文體是心靈的曝光，人格的袒露”，“篇篇有‘我’”，是寫“我”的文學。

這就涉及散文的“真實性”問題。《綜論》卻發出“能把散文都當真嗎”的懷疑，認為：“散文創作，虛構是必要的”，“虛構只是一種手段”，“而且唯有虛構，才能更充分地呈現‘真’”。“非虛構無以達其功”。

這與劉先生就不一樣了。從散文的審美本質來說，真實不是散文的生命嗎？余光中不是說“散文是文學的測謊器”嗎？即如《岳陽樓記》，范仲淹寫“記”時在河南鄧州，并沒有到岳陽樓。那么他是“虛構”嗎？不！一是他明說“前人之述備矣”，二是他有滕子京送來《洞庭晚秋圖》的根據。他絕不是虛構，他寫的是心中的真實。虛構是小說創造典型的審美特質，如果散文虛構，豈非抹煞了與小說的區別？

《綜論》還與劉錫慶先生都對“楊朔模式”做了評判。但《綜論》只是揭示“楊朔模式”形成“套路”的問題；劉先生卻認為“楊朔散文的致命弱點是不敢敞開心靈的心聲”，“他不敢寫自我”，“楊朔是人格的自我隱匿”。例如《雪浪花》就是虛構的，其“老泰山”更是塑造的典型，故發表后的第一篇評論竟然是曹禺的《<雪浪花>是一篇好小說》。

如果散文虛構，豈不更“不是東西”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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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論》專章論及了“文化散文”和“哲理散文”。認為所謂“文化散文”，是“專指取宏觀文化視角，具有明確文化意義的作品”，比如寫婚喪嫁娶、吃穿住行和“文化的反思和自省”等。例如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和賈平凹的《商州初綠》《商州又綠》就很典型。

然而，梁實秋的《雅舍小品》系列最主要是“得益于他對人性百態的洞察”，及趣味橫生的成就和影響（陳漱渝序：《我觀梁實秋散文》），因而我以為歸于“閑適散文”或“小品文”更恰當。而賈平凹的《商州》二作（還有“三綠”），固然涉及地方人文史事，但“文化”味并不濃。特別是把賈平凹與梁實秋“對照起來讀”，梁的《下棋》與賈的《弈人》，一幽默，一諷刺，重心和品格也不一樣。

我認為，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為代表，寫“一個有悟性的文人”對“封存已久的文化內涵”發掘的系列散文，才是地道的“文化散文”；事實上它們也是以“文化散文”而轟動一時。

遺憾的是，余秋雨的作品越來越多，卻越來越遭讀者倒胃。這不是“文化散文”的問題，而是余秋雨越來越在字里行間耍小聰明，而弄巧反拙。以致以反盜版為名，飄飄然“自我飄揚”（《山居筆記》居然奇跡般把序言寫到41頁，并有小標題），還得意忘形“飄揚”到家人身上（如《霜冷長河》后記）。散文是寫自我的，余秋雨不慎暴露了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面目。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楊朔是自我隱匿，乃時代局限；余秋雨是自我暴露，乃人格虛偽。

《綜論》認為，“‘思索’是九十年代的主旋律”，故“哲理散文”應運而生，這是符合實情的。當時很多名家就寫“哲理散文”，如王蒙、劉心武、馮驥才、蔣子龍等。百花文藝出版社《散文》雜志還編選了一集《思辨散文選》，其中《敲門》（趙麗宏）、《挪樹》（熊開炯）、《倒開江》（王文杰）等，《綜論》分析“情與理交織”，就是哲理味。

九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周國平的“哲理散文”。周國平是哲學家，卻致力于哲學的“文學化”，陸續寫出《人與永恒》、《守望的距離》、《各自朝圣的路》、《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等。特別是《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是在他的一歲半女兒死后一年寫的（再度體驗）。這“搖籃旁兼墓畔的思考”，不愧是“哲學家自己靈魂的歌唱”，因而產生了極大反響。周國平有許多格言，編成《周國平小語》《人生哲思語編》等，以致“大學里曾經流傳一句話：‘男生不可不讀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讀周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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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小品——雜文——散文，其實是一體。正如《綜論》所說，散文是“胚胎”“母體”，或說“大體”“總體”，其他為“分體”，大同小異而已。

《綜論》認為，“十六世紀法國米歇爾·蒙田寫《隨筆集》創Essays之體，繼之十七世紀英國弗蘭西斯·培根致力于一種表現自己的美的散文，這種瀟灑閑適寫意的談話體，‘五四’被譯介到中國”，就促進了我國現代散文的形成。這個思路是很清晰的。

蒙田是貴族，博學多思，他把自己的作品就叫《隨筆集》。我國譯林出版社于1996年翻譯出版了三卷本《蒙田隨筆全集》，共103萬字。全書按章編排，實際就是107篇，如《論憂傷》《論撒謊》《論想象力》《論學究氣》《情感驅使我們追求未來》《幸福要等死后方能定論》等。作品對日常生活、傳統習俗、人生哲理無所不談，又旁征博引，尤對作者自己進行坦率描寫和剖析。娓娓道來，不加雕飾，富有情趣。蒙田開隨筆之先河，對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商務印書館從1958年到1988年共八次出版了《培根論說文集》，也是哲理性隨筆，如《論真理》《論死亡》《論結婚與獨身》《論榮華與名譽》等。其《論友誼》之“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最純粹最可憐的孤獨”，“除了一個真心的朋友之外沒有一樣藥劑是可以通心的”，和《論學問》中“讀史使人明智，詩歌使人聰慧，數學使人精細，博物使人深沉，倫理之學使人莊重，邏輯與修辭使人善辯”，“學問變化氣質”等，已是我國學人早已傳誦的格言。

王力是我國語言學泰斗，但他還以“王了一”的名字（“了一”拼音即“力”，且“力”是兩筆，“了一”也是兩劃。兩個名字都是6劃，何等的語言情趣！）寫小品文，在抗戰后方報紙上連載，影響很大，后搜集出版為《龍蟲并雕齋瑣語》。如《書呆子》《老媽子》《戰時的物價》《失眠》《小氣》等，有回憶，有掉書袋，有“直言和隱諷”，或“發牢騷”，總之是“血淚寫成的軟性文章”（作者《代序》）。

由此可知，“隨筆”乃思想知識的雜談，筆法自由，學識性強，篇幅可長可短，即“隨”。“小品文”更接近世態人情，更活潑自由。魯迅說：“講小道理，或沒道理，而又不是長篇的，才可謂之小品”（《雜談小品文》）。

雜文針砭時弊，是投槍和匕首，有強烈的時代感，似乎不離“功利性”。但它持“個人”立場，個性十足，不避自我。魯迅曾變換70多個筆名，讀者還能辨認是他的雜文。雜文加之形象生動，活潑風趣，足為審美享受，故是文學。魯迅雜文是極致，也是中國散文發展的高峰。

劉錫慶先生說，隨筆是軟性雜文，雜文是硬性隨筆。雜文是文學的牙齒，散文是文學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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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勝樂在三十年前就有《散文研究與思考》出版，又有《今夜星辰》散文集問世，我當時都讀了，深感他一手寫散文，一手寫理論，也是“繆斯的兩只手”。現在，《中國散文美學綜論》更是直面世紀之交的散文困境，在“陣痛和反思”中回答“創作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先“現實”之憂而憂，后“現實”之樂而樂。極強的現實感，當是《綜論》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

《綜論》對新時期散文冷落的原因做了客觀分析。一是散文“母體”孕育了“新品種”，如小說、戲劇、雜文、報告文學、傳記、特寫等，乃是哲學和傳統文化的必然；二是“楊朔模式”等散文“套路”的“墮落”；三也有散文陣地、隊伍的“寂寞”。當然，更有網絡的沖擊和傳統媒體的文化轉型，價值取向的“世俗化”，《綜論》將此看做“標志性事件”。

面對散文“從中興走向末路”的“窘境”，有人發出了“散文解體”的哀嘆。勝樂痛斥了這是“缺乏責任感的逃避”，而深信“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由乎時序”（《文心雕龍》），并積極找出散文的“出路”與“對策”。主要是：堅定對“人”的關懷，堅守“雅”的美學品格，堅持“創新”。

符號說：“小說作者是演員，其真實面目藏在背后；散文作者如主持人，是在臺前，常常要袒露本色的”（《我的散文寫作體驗》）。讀楊絳散文，不論是《隱身衣》，《干校六記》，還是《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都如見一位“真而樸，淡而醇”，“豁達、淡雅，真如潔玉一方”（符號《我的散文觀》）的女先生坐在我們面前。李華章散文，有君子之風。讀他講“人生四季”，憶“夢里的溆水”，懷“徐遲印象”，敘三峽風光，如清風徐來，“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楊絳與李華章，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他們本身就是“散文”。

又如甘茂華，我30年前讀他寫“母親的愛”“全都刻在那塊‘在生碑’上了”，讓我戰栗，《在生碑》也刻在我心上30年。還有他的《人生就是破折號》，寫“生于某年——卒于某年”，破折號就成了“人生的全部內容，就是你生命的一道刻痕”。這樣的散文也怎不“刻”在我的心上！又如溫新階，我于1992年讀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小雨中的回憶》第一篇《五姨媽》的第一句：“晚霞在天邊燃燒，燃燒著一首陶淵明的田園詩。”真是“一句頂一萬句”，讓我“美”了30年……

素有“散文美”之說。《陋室銘》80 字，《愛蓮說》百字許，美在以小見大。現代散文的常態是千字文，紙短情長，見靈魂的通透，大千世界的幽微。

我想，散文固然要“創新”，如《綜論》提到的“新散文”，“四不像”，唐小林批評的“大散文”，都不過是舍“本”逐末。千“新”萬“新”，離不開散文的“樣子”，不能丟它的“本色”。

散文是人人能寫的文體，但學者大家也難工。散文是最大眾化的文體，故網絡發達以后，“微刊”如雨后春筍，而“微刊”上最多的就是散文。散文如小草，“野火燒不盡”。

捧讀《綜論》，激動不已。故汩汩滔滔，一吐為快。舉賢不避親，論學不護短，哪怕說錯就歡迎“雅正”。這也是“袒露自我”，散文“品格”。

陳勝樂說：“看來散文對‘美’是最敏感的，它創造了美，同時美也創造了散文”；“散文的發展豐富了美學類別，同時美學又極大促進了散文的創新和發展”。我也可以說，《綜論》是他三十余年散文創作的經驗總結，也是他多部散文理論的百煉成鋼。中國散文的發展和現實，更是促使和豐富了勝樂“散文美學”的研究，而他的《中國散文美學綜論》也必將促進中國散文的繁榮與發展。

散文是人類的精神之花，迎接春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