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我對文學批評的幾點看法

陳 濤

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后入職中國作家協會，一晃近20年。由于工作關系與個人興趣，陸續寫了一些現當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性文字，有些為有感所發，有些實為各種原因下的硬寫。工作后也曾立志投身學術，但在考取博士，并完成博士論文后，反倒離學術之路越來越遠。基層的掛職生活，讓我的文學觀念產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于是決定隨心而寫，結果評論文章數量愈發見少。一方面是惰性使然，另一方面則是經常陷入無話可說的境地。

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都非易事。文分三品，上品最難，多數人停留且徘徊于中下。文學批評不應只是書齋之事，其透映著對文學的認知。文學首要特點在于“大”，它面向一切，在無限敞開中與所書寫之物相融相匯。所以，深入生活，不只是對作家的要求，這同樣適合于文學批評者。多年來，文學在欣欣向榮的景致背后，存在著愈發固化、僵化、窄化的傾向，作者、編者、評論者、推介者構建的文學生態中讀者一環的長期缺席，進而將文學推向“自娛自樂”的境地，如何看待今日之文學，如何破解文學發展之困境，文學批評要做的事還很多。

當下，“破圈”是熱詞，其背后是不得不“破”的無奈與重塑文學尊嚴的期待。文學的“破圈”，首先在于文學思維的“破圈”，而“破圈”之首要在于真正重建文學與時代之血肉般的關聯。我們究竟有多了解身處的時代，我們是否有能力、意愿與勇氣去找到個體與時代的路徑并進而描摹？對文學批評者而言，當我們將上述話語講給作家聽，甚至批評他們與時代脫節，其作品讀者不愛讀、讀不懂時，我們是否也在既努力投身生活，對生活有見地，又能跳出生活，甚至站在文學之外，看待我們所從事的文學。

文學批評從來都不是文學批評者的專利。近些年我所聽及關于文學和作家作品的精辟論點，竟然更多來自文學圈之外。這讓我抗拒、沮喪的同時，更多是警醒。對文學生活，而非生活的沉迷，在文學內部自賞般就文學談文學，以及在現實與時代的大潮中過度關注文學“為人生”的向度，而將“為藝術”有意無意地遮蔽，這些都是警醒。

文學批評與創作的互相關聯與彼此獨立同樣重要，無高低之分，無依附之論。大多數文學經典的產生，有作家的心血，也離不開批評家的參與，二者不可缺一，這是不爭的事實。在一次次的解讀、重讀以及“誤讀”的過程中，文學作品得以不斷地生發出新的光芒。文學批評者如何更有效參與其中，則離不開對生活的體悟、閱讀的廣泛、敏銳的共情、精準的判斷，以及自由的表達。

文學批評，有批有評，評中有批，批中帶善。批評的前提是真誠，“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魯迅先生講出批評的本質；批評的方式要有效，文章少一些炫技，少一些看似頗具才華，但讀來彎彎繞繞毫無營養的語言，即多講大家聽得懂的話；批評的目的是交流中共同提升，而不是通篇下來只留下一個大大的“好”字。當然，文學批評者還必須有一份雄心，于時代迷霧中，引領、推動著文學的走向與奔涌。或許現在相似的人生成長、學術經歷，以及學術規范下，不可避免令文學批評趨于一定的同質化，但若都擁有著真誠與敬畏之心、嚴謹與深刻之態、理論與現場之融，對文學而言就是好事。怕就怕在不自知的圈子化、人情化，甚至自我矮化。

這些只是自己多年來文學創作與批評的點滴感受。深刻是談不上的。雖說的是文學批評，但對文學創作而言亦如是。批評觀與創作談一樣，寫起來容易，但是真正落到實處總歸不易，除了盡力而向，似乎也別無他法。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4年第5期

批評家印象記

文學批評的真誠探索者

——讀陳濤的文學批評札記

賀紹俊

我認識陳濤多年了，還是有資格來談談他的文學批評的。但真要動筆，發現并不好談。一開始他并不是以文學批評家的身份出現在我面前的。他研究生畢業后到了中國作協，那時候我只是聽到過他的名字，印象中他是一名很踏實很勤奮的年輕干部，干練，靈活，卻又不愛聲張。他在魯迅文學院當老師的時候，就和作家學員們相處得特別融洽。真正相識是在他申請去西北貧困地區作駐村書記以后，他負責中國作家網的工作，突然有了很多新的舉措，如開展對話、組織論壇，我也在被邀請之列，一來二去便熟了。很快他又拿出了一本書《在群山之間》，這是他去西北農村當駐村書記時的思考果實。這雖然不是一本文學批評的書，但我從中讀到了一個真實的陳濤，一個有著文學初心和理想的陳濤。他在西北踏踏實實做著一名駐村干部應該做的事情，他力圖把事情做得更好。但他并不掩飾自己在一個新環境里的孤獨，他讓內心的詩意與孤獨對話，從而達到救贖的目的。當我讀了這本書，就認定了陳濤一定能夠成為一名優秀的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具備文學批評家最重要的素質：真誠。

我一直認為，真誠是文學批評家必須恪守的批評倫理。文學批評應該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但無論是說好的批評還是說壞的批評，都應該是一種真誠的批評，這樣才會使批評具有信服力。所謂真誠就是說對文學批評是抱有真誠的態度，是期待通過文學批評達到弘揚文藝精神目的，是要用文學批評的方式來傳遞真善美。因此文學批評盡管它會不留情面地揭露文藝創作中的問題和缺陷，但這種揭露從根本上說是具有建設性的。

后來我陸續讀到陳濤的文學批評文章，我發現我沒有看走眼，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間，都閃爍著真誠的光芒。

若要將陳濤的文學批評進行歸類則有些為難。從他的求學經歷看，他分明是按照學院派的模子打造的：曾在著名大學研修文學博士，畢業后來到中國作協。文學博士和作家協會，對于一名有志于學院派批評寫作的文學批評家來說真是得天獨厚的兩大有利條件，文學博士的教育經歷無疑是在理論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在作家協會工作則意味著與文學現場進行近距離的接觸，避免了學院派批評容易犯下的不接地氣的弊端。但是陳濤并沒有選擇走學院派批評的路子，這并非他在大學求學時學得不好，因為我從陳濤的批評文本中就能發現他在大學所打下的文學理論基礎還是挺扎實的，比如他常常在評論一位作家的作品時，順便將其置于百年文學史的發展中，與一些代表性的作家與作品進行比較，是那么地絲滑自然。也就是說，他若要做學院派批評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這樣看來，也許陳濤沒有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優勢實在是有些可惜。我最初也是這么認為的，但當我與陳濤接觸得越來越多，讀到他的批評文章也越來越多時，我就逐漸理解了陳濤，并對他的選擇心生贊賞。因為我發現，陳濤是有自己對文學批評的理解的，正如相由心生，他的文學批評寫作完全遵循于自己的內心理想，并不因為自己具有某些優勢便被優勢引導著走，也不會因為某種批評流派正處在強勢、顯赫的勢頭上便追隨而去。這一點恰恰體現出他的真誠本色。

陳濤并沒有非常明確地闡述過自己的批評觀。我在寫這篇文章時，特別想找到陳濤關于文學觀和批評觀的文字，以此來佐證我對他的判斷是準確的，但很遺憾他沒有給我提供證詞。再想想這也許就是陳濤處事為人的基本原則：默默做事，不愛宣揚。那我們就看看他是怎么“做事”的吧——看他如何寫文學批評。

陳濤的文學批評顯然不會是那種正襟危坐、引經據典的學術論文，他的文字平白曉暢，就像是坐在你的對面與你交談。他的文學批評還有一個重要特點，他基本上是貼著文本所敘內容進行適度的展開，并不像有些批評家那樣，他們只要從文本中摘取個別要素當作引子，便海闊天空地縱情發揮。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過度闡釋。但是我在陳濤的文學批評中幾乎很難找到闡釋過度的地方。這其實就透露出陳濤在批評觀上所堅守的東西。

公正地說，批評就是一種闡釋，闡釋過度不過度該有什么標準來衡量呢？另外，如果認同文學批評也是一種創造，也是一次重新發現，你就會允許文學批評中的過度闡釋。從一定意義上說，學院派批評就是一種過度闡釋的批評，也正因為過度闡釋，學院派批評家才確立起了文學批評的主體性。這應該是學院派批評最大的貢獻。也就是在七八十年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福克納還在嘲笑文學批評家的作用“無非是想寫句‘吉勞埃（二戰期間美國兵的代名詞）至此一游’而已”①。由此便可以看出，文學批評在作家們的眼里是無足輕重的。但也就是在這一段時期內，西方思想理論界的畫風大變，思想理論家們紛紛轉戰于文學批評陣地，他們以文學批評的方式闡發自己嶄新的觀點，帶來了一個理論批評化的世界性潮流，與此同時，文學批評在他們手下也發生了變化，形成了批評理論化的趨勢，奠定了文學批評的主體性意識。從此，文學批評不再是文學創作的附庸，而成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創造者。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學院派批評應運而生。中國的學院派批評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興盛起來的，如今幾乎占據了文學批評的半壁江山。從整體上說，學院派批評強調其譜系化，尋求批評的獨立意義。毫無疑問，學院派批評對于當代文學批評的發展壯大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讓文學批評成為學院派批評的一統江山，因為學院派批評的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它帶有一種形成批評與創作相分離的傾向。這種傾向其實在當下的文學批評現場已經很突出了。

陳濤在其文學批評中所體現出的批評觀迥然不同于學院派批評的批評觀。學院派批評強調了文學批評的主體性，這顯然不是陳濤要強調的，但陳濤并非放棄文學批評的主體性，而是認為不能因為強調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就可以任意肢解文學文本的整體性。在陳濤的文學批評中，可以看出他始終注重要把文學文本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他不希望自己對于文本的闡釋會傷害到文本的整體性。這就帶來他在批評闡釋上的一個特點，即他的闡釋盡量建立在對于文本復述的基礎之上，他在復述文本的過程中展開對文本的闡釋，讓闡釋緊貼著文本。我愿將陳濤的這種闡釋方式稱為復述式闡釋。比如他在評論徐則臣早期的創作時，便是依據小說題材內容將其創作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徐則臣當下生活經歷相關的“城市異鄉者”系列，一類是滲進了徐則臣童年、少年、青年閱歷的“花街”系列。在對這兩類作品的特征分別做了具體分析后，陳濤為了歸納出徐則臣小說中最核心的意義，就專門挑出一篇被評論界所忽略的小說《人間煙火》加以剖析。他對這篇小說的剖析就是典型的復述式闡釋方式。陳濤從蘇繡因被領導欺辱，手術后導致身體受損復述，及至陳洗河入贅蘇家，并抱養一個女兒招娣，一路復述下來，最后，男方終于答應迎娶未婚先孕的招娣，而蘇繡與陳洗河夫婦倆便向男方索要了3萬元彩禮。陳濤簡潔的復述，不僅讓讀者對小說有了一個清晰的了解，而且隨著他的復述，作者在小說情節中所要表達的意思也越來越彰顯。在此基礎上，陳濤總結道：“我看到了一群被侮辱被損害的老實巴交、勤勞純樸善良的鄉人；看到了鄉野的魅性及影響……看到了命運在招娣與蘇繡這對母女身上是怎樣的巧合、輪回。我看到了許多，而這些最終全都匯聚到一個詞：活著。”陳濤進而由此引述了徐則臣更多小說中的人物，從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作者相同的寫作意圖：“我們不就是這樣活著嗎？懷揣著一個個美好的愿景，走向那些躲不開的侮辱、傷害，默默走著，直到終點。”這是十多年以前陳濤寫的一篇文學批評，但我發現就是在這篇應該屬于他初涉文學批評的試筆之作中，就已經確立了他的復述式闡釋的批評思維方式。

復述式闡釋充分證明陳濤始終堅持了從文本出發的批評原則。如他評論《白色猛虎》的一篇短文便典型地體現出了復述式闡釋的優點。這篇文章以一句“《白色猛虎》是一部充滿‘對抗’的作品”開頭，仿佛是為全文確定下一個總綱，然后就開始了對作品的復述，而他對作品的分析和解讀則恰如其分地穿插在復述之中，如他復述了小說開頭母親去機場接兒子的情景后便分析道：“暗示了與母親之間情感上的初次疏離。”當他對小說全部復述完了之后，文章也就結束了，而讀者正是在這個復述過程中與陳濤一起對小說進行了一次零距離的解讀，這種解讀不僅細致，而且還透著一種批評家對作家的體貼。陳濤的這種復述式闡釋的批評讓我們相信他對文本的闡釋都來自文本內部，他仿佛是在向人們表示，這些觀點本來就藏在文本里面，這不過是他從文本中發現的。也許正是這一原因，他在批評中很少提出驚世駭俗的觀點（這也緣于我們的文學創作很少有驚世駭俗之作），但他的平實、溫和的觀點能夠令人信服，讓你覺得這些觀點的確是對文本的準確描述。比如陳濤的一篇談城市文學的文章，他分別從鄉村與城市的關系、城市的精神困境以及人物塑造等三個方面進行分析，盡管這三個方面的劃分并不是特別有新意，但文章的每一個方面都是圍繞具體作品進行分析的，其觀點的闡發緊扣文本絲絲入扣。比如他在分析小說對城市困境中人性異化與扭曲的描寫時，特別提到作家試圖從醫學層面上尋找拯救的希望，他對一些代表性作品做了扼要的復述，如“《大聲朗讀》中為了利益，最后連正常人都偽裝成了精神病患者，《深白或淺色》中的大夫們因為回扣事件天天猜忌不安，《對面鏡子里的床》中的精神病醫生被生活的垃圾束縛摧殘，連自己都無法拯救”，等等。通過這些小說的復述，我們就能感覺到陳濤對這類城市人形象的概括是非常貼切的，陳濤概括說：“他們是一群面對生活難言輕松的人。從他們的身上，傳遞出來的是茫然未知的目標與理想。他們有時懂得前方的路，又缺乏堅定的方向與付出。”

我一開始就糾結于陳濤為什么要放棄自己的優越條件不去做學院派批評，其實讀了他的文學批評，就明白這種糾結大可不必。陳濤仿佛是一名逆行者，與學院派批評反其道而行之。但常常是逆行者的舉動反而讓我們更加接近了目標。學院派批評大大提升了當代文學批評的學理性，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也有可能把批評引向理論的迷宮之中。陳濤的逆行則是要將批評從理論的迷宮中走出來，回到文學的現場。從這個角度說，陳濤的選擇不僅是他個人的事情，而且也關乎如何讓我們的文學批評生態處于一種平衡和協調的狀態之中。

還得說說陳濤對文學的理解。陳濤并沒有專門撰文闡明自己的批評觀和文學觀，但他在一篇批評文章中說道：“判斷一部作品的優秀與否，除了看它所呈現的，更要關注它所照亮的部分。”這句話顯然意味著，陳濤對于文學作品所蘊含的精神價值是非常重視的。但還不僅如此，因為在陳濤看來，能夠將小說照亮的還有文學性。陳濤也正是在他的文學批評中，極力推崇精神價值和文學性所帶來的光芒。如他在評論張楚的小說時，就是從精神價值和文學性這兩個層面對張楚的小說進行分析的。有的小說如《良宵》在精神價值層面是“溫暖光亮”的；而張楚的“絕大部分的作品都偏沉重，其筆下的人物命運多舛”，但陳濤特別看重這類作品中所寫的女性形象，她們“追尋屬于自己幸福的過程中被侮辱與損害，甚至丟掉性命。可她們的心又多是良善的，有著慣有的女性美德”。陳濤還看到了張楚小說中精神價值與文學性之間所構成的藝術張力。如他指出：“張楚一方面為我們呈現出厚重的生活及其中沉重的命運，但他又會通過這樣那樣的小小物件與象征將整個作品沉郁灰暗的基調予以光亮，從而使得生活與命運之重有了一份輕靈，一種別樣的況味。”

陳濤的文學批評固然還有不成熟之處，在他的文字里分明顯露出他是以一種探索者的心態行走在文學批評這條不平坦的道路上的，包括他的批評觀和文學觀，我也能感覺到他仍在不斷地完善和修正的過程之中，但難得的是，他有一顆真誠之心，因為真誠，他會將文學批評做得越來越好。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24年第5期

（賀紹俊，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

【注釋】

①崔道怡、朱偉、王春風等編《“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上冊，工人出版社，1987，第105-1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