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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933年，魯迅雜文的頂點與“結”點

正如李長之論魯迅時所說：“一個人的作品，在某一方面最多的，就往往證明是一個人的天才的所在。”[1]顯然，在魯迅的創作中，雜文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其總數超出千篇，編定成集就有14部。以量而論，1925年是魯迅雜文創作激增的一年，他由此開啟了從“小說自覺”到“雜文自覺”的轉變。近年來，學界圍繞1925年前后魯迅的“雜文自覺”，取得了一系列頗有影響力的成果，且這一領域的研究仍在持續進行中。然而，依循魯迅雜文創作的增量邏輯，1933年顯然是一個更為關鍵的年份。

1933年的魯迅似乎進入了一種徹底“放開”和“自由”的寫作狀態，“這是他一生中雜文創作最勤奮、所寫雜文數量最多的一年，收入文集的文章就有148篇之多”[2]，幾乎是1925年的3倍。這一年，他經常以兩天一篇，甚至一天兩篇的速度進行寫作，“如此密集的寫作和發表，在魯迅的整個雜文創作中創造了最高的也是驚人的記錄”。[3]然而，頗耐尋味的是，魯迅在雜文創作頂峰的1933年，對于“短評”“雜感”“雜文”等概念的使用卻顯得相當含混，“存在著著意將‘短評’、‘雜感’、‘雜文’的差異模糊化的一面”；[4]另一方面，他又力圖實現方法論上的自覺，以使雜文這一文體具有徹底的獨立性。1933年既是魯迅雜文創作的巔峰，也是各方對其評價產生分歧和爭議的節點。可以說，我們理解了魯迅的1933年，也就理解了魯迅的整個雜文創作。與其在那些聚訟紛紜的“文藝標準”中作“立場”的選擇，與其在魯迅既“明確”又“含混”的表態中各有擇選地建構“雜文自覺”，不如回到1933年的歷史情境，首先來考察魯迅為何會如此密集地創作雜文，以及他是如何編纂雜文集的。

一、“批評空間”中的“抄襲” 與“拼貼” ?

論及魯迅1933年的雜文創作，絕大多數研究都會從黎烈文接手《申報·自由談》談起。黎烈文托郁達夫向魯迅約稿，魯迅礙于朋友情面“漫應之”，黎烈文全身心投入《自由談》以致無法照顧臨產的夫人而喪妻，魯迅深受觸動從而全力支持他，于是頻頻為《自由談》撰寫稿件……這一情景既見于魯迅結集《偽自由書》時的描敘，也得到了茅盾、唐弢等其他作者的印證，還獲得了當時的文學史家的認可。例如，撰寫《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的陳子展曾對唐弢說過：“如果要寫現代文學史，從《新青年》開始提倡的雜感文不能不寫；如果論述《新青年》以后雜感文的發展，黎烈文主編的《申報》副刊《自由談》又不能不寫，這樣才說得清歷史變化的面貌。”[5]的確，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黎烈文接手《申報·自由談》后所進行的銳意革新，其意義不亞于此前茅盾改革《小說月報》。無獨有偶，兩次革新都是從鴛鴦蝴蝶派文人手中“搶奪”了陣地和讀者，分別促成了小說和雜文觀念上的更新和創作上的繁榮。而背靠老牌大報《申報》的副刊《自由談》，其歷史更悠久，在市民群體中受眾更廣，影響力也更大，可以說是中國市民社會和市民文化發展變遷的見證。

李歐梵就是借用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s）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理論，以《申報·自由談》為依托，探討了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特定歷史時期開創并逐漸喪失“文化和政治批評的‘公共空間’”。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他最后的重點落在了魯迅及其1933年在《自由談》上發表的雜文，認為魯迅“濫用”媒體，通過雜文“肆意”罵人，造成了中國“公共空間”的縮小。這就是李歐梵的名篇《“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該文曾轟動一時傳頌甚廣，無數研究者跟風效仿，“公共領域”“批評空間”遂成為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熱點話題，乃至形成固定的研究套路。姑且不論李歐梵“故意‘誤讀’”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這是他自己聲稱并津津樂道的；也姑且不論他有關30年代《申報·自由談》“批評空間”和“公共空間”表述的自相矛盾，他一邊說魯迅為“自己開創了一點自由的空間”，一邊又說魯迅要為“公共空間”的萎縮而負責；僅就他對魯迅1933年《偽自由書》等雜文的整體評價而言，其實并無多少新意：“我一直認為，如從文學藝術的立場來看魯迅這個時期的雜文，其實并不出色，甚至較早期的哲理抒情性的雜文遜色。如果從意識形態的立場來看，左翼的人當然會為這些雜文叫好，然而，事過境遷之后，這一片叫好之聲又似乎很空洞。”[6]顯然，這和之前蘇雪林等三四十年代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論述，幾乎如出一轍，就連對魯迅《偽自由書》雜文只是以“罵人”破壞“自由”的評判，也一脈相承，盡管他不厭其煩地援引套用哈貝馬斯的理論。

值得注意的是，李歐梵在貶低魯迅《偽自由書》的文學價值的同時，還從技法層面進行了論證：“就《偽自由書》中的文章而言，我覺得魯迅在這方面反而沒有太大的貢獻。如果從負面的角度而論，這些雜文顯得有些‘小氣’。我從文中所見到的魯迅形象是一個心眼狹窄的老文人，他拿了一把剪刀，在報紙上找尋‘作論’的材料，然后‘以小窺大’把拼湊以后的材料作為他立論的根據。事實上他并不珍惜——也不注意——報紙本身的社會文化功用和價值，而且對于言論自由這個問題，他認為根本不存在。”[7]李歐梵生動地繪制出一幅魯迅雜文“生產”圖：魯迅一邊剪報，一邊粘貼拼接，然后一篇雜文寫就，一本雜文集編成。李歐梵的“剪刀”“拼湊”論，的確觸及了“魯迅《偽自由書》中文章的生產”和雜文集的成書過程。當然，這也并非他的獨特發現，因為在《偽自由書》《準風月談》的后記中，魯迅就已明明白白地交代了自己的創作和出書，就是“剪刀”和“筆”的結合，即他一再論述和強調的“剪貼”。李歐梵不過是把魯迅的自我言說換成他極具主觀色彩的詞語，例如加引號的“引用”，或直接稱其為“抄襲”“文抄公”：“這種‘引用’的結果（當然他也引用《申報》的消息，但較《大晚報》的少）是魯迅變成了‘文抄公’，而且抄起來勁頭十足”；“這種故意剪貼抄襲的技法”，“一方面他引用報紙上的其他文章和消息，一方面他又對這些剪下來的文章作片段的拼湊，再加以評論。‘原文’被他技巧地拼湊以后，變成了不可置信的說法，而魯迅自己評論的聲音，卻顯得更有權威。有時候，他即使只作拼湊的工作，也會拼湊出一種荒謬的現實”。[8]

李歐梵的用詞不僅極具主觀色彩，而且是經過刻意選擇且頗具“攻擊性”，例如“心眼狹窄的老文人”，要知道，魯迅此前很多激憤的論爭和反擊，都與對手有意無意地用“老”字來攻擊他有關。1933年，楊邨人便因沿用革命文學論爭時的手段，始終抓住“老”字來做文章，引起了魯迅的強烈反感，這在相關雜文中可明顯看出。李歐梵貶低魯迅《偽自由書》雜文的殺手锏，還在于他把魯迅言說的“剪貼”直接等同于“抄襲”，這一指控在1925年就已被用來攻擊魯迅，并引發了他與陳西瀅、顧頡剛等人的深刻矛盾。而魯迅自己言說的“剪貼”手法，經過李歐梵頗具感情色彩的重敘，又變成“抄襲”“文抄公”，這是魯迅研究尤其是魯迅雜文研究中，一個需要被認真回應的問題。

二、“剪貼”成“集”：“群文”的凸顯與魯迅的“雜”編

《偽自由書·后記》中，魯迅首先點出“剪刀”與“筆”的結合，是他興致所在；《準風月談·后記》中，魯迅對“剪貼”的“剪刀”與“筆”，有更簡潔明確的界定：“寫的和剪貼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別人的。”[9]《偽自由書·前記》中，魯迅曾有交代：“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么關系。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10]由此可見，魯迅的“剪貼”手法不僅僅是一種編排策略，更是他雜文創作的一種獨特手法。他剪下反對者、攻擊者的文章，附錄在自己原文之后，同時也包括編選剪貼文而生發的感想和額外補寫的文字。

魯迅的《“以夷制夷”》旨在揭露國民黨當局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真相，并譏諷其哭訴“國聯”的行為，正合列強長久以來的“以華制華”策略，而非日媒所說的“以夷制夷”。文章在4月21日的《申報·自由談》刊登后，《大晚報·火炬》副刊遂組織發表一系列攻擊文章，指名魯迅并罵他為“老于世故”“警犬”“亂咬”，或以“吾黨（國民黨）”立場出發附和之。魯迅編定集子《偽自由書》時，干脆把這些文章直接附錄貼于自己的《“以夷制夷”》之后，其中選有李家作的《“以華制華”》（4月22日）和傅紅蓼的《過而能改》（4月26日）。這一做法既不是隨意的選擇，也不是任意的拼貼。剪下材料，只是“剪貼”的第一步，魯迅通過“筆”撰寫一些“點睛”的案語和定位文字，把相關材料粘貼在一起，才是“剪貼”更為重要的一步。在李家作的《“以華制華”》之前，魯迅有案語“跳踉”，因為李家作的文章的確寫得跋扈蠻橫，通篇都在謾罵魯迅“警犬”式的“老于世故”和“威風”：“只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吶喊吶喊”；“他的威風沒有人敢冒犯，和哈吧狗比較起來，哈吧狗真是淺薄得可憐”。[11]在傅紅蓼的《過而能改》之前，魯迅給的定位文字是“搖擺”，因為傅紅蓼接著李家作的“警犬”攻擊，卻以稍顯“大度”的立場來勸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傅紅蓼還特意為孔子的這句名言作補充，“再加上一句：‘知過不改，罪孽深重’”。[12]他看似“大度”地“勸轉”魯迅改過自新，但處處暗含警告和威脅：“因為警犬雖然野性，但有時被棍子當頭一擊，也會被打出自己的錯誤來的，于是‘過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里發急時，自又便會想懺悔，假使是不曉得改過的警犬……這種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13]

除了這些有案語功能的文字之外，魯迅另外補寫了一篇《案語》隨之附錄，進一步說明和回應這些攻擊文章。他明確指出，這些文章的出現，“大半倒因為我引以為例的《××報》其實是《大晚報》，所以使他們有這樣的跳踉和搖擺。然而無論怎樣的跳踉和搖擺，所引的記事具在，舊的《大晚報》也具在，終究掙不脫這一個本已扣得緊緊的籠頭。此外也無須多話了，只要轉載了這兩篇，就已經由他們自己十足的說明了《火炬》的光明，露出了他們真實的嘴臉”[14]。可以說，通過“點睛之筆”“補寫之筆”，魯迅實現了對所剪材料的有機粘貼，原文和其后的剪貼文，儼然是一個有內在“敘事”邏輯的“大文本”，完整而全面地呈現了事件的本末。通過剪貼附錄對手文章，魯迅不僅呈現了自己先受、屢受攻擊的史實，還展示了自己回應和還擊的全過程。是非曲直只有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只有在全面查閱雙方的言行后才可下判斷，否則僅閱讀魯迅文章會推導出他喜好“罵人”的片面結論。

《不通兩種》（寫于2月3日，刊于2月11日《申報·自由談》）以《大晚報》的《鄉民二度興波作浪》報道為材料展開論述，明明是軍警鎮壓民眾，且有民眾當場被擊斃，新聞報道卻歪曲為鄉民欲奪手槍，“當被子彈出膛，飲彈而斃”[15]。魯迅旨在揭示，并非作者文字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準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緣故”[16]。編定成集時，魯迅在《不通兩種》后面附錄有王平陵的反駁攻擊文章《“最通”的文藝》，并冠名“因此引起的通論”，另附魯迅7月19日所寫的《官話而已》，并冠名為“通論的拆通”，以此作為答辯和回擊。《戰略關系》（寫于2月9日，刊于2月13日《申報·自由談》）諷刺所謂的“誘敵深入戰略”實乃國民黨政府放棄抵抗。魯迅剪貼周敬儕在《自由談》2月13日發表的《奇文共賞》，既作為魯迅《戰略關系》的有力佐證，又共同呈現出當時的輿論場現狀。

此外，編定成集的《偽自由書》中，還有《頌蕭》《止哭文學》《文人無文》《殺錯了人》《透底》等，文后都附有剪貼文章。其剪材之用心、案語之巧妙，可謂論戰性與敘事性的完美結合，在此不一一詳述。其中，《透底》一文系瞿秋白所作，署魯迅常用的“何家干”筆名發表于4月19日的《申報·自由談》。《偽自由書》成書時，這篇文章后面附錄有祝秀俠的《來信》以及魯迅自書《回信》。這種類似答讀者問的形式，在解答祝秀俠的“疑惑”與“質疑”的同時，很好地闡釋了“透底”的“底”之所在。三篇文章共同構成一個完整敘事的大文本，魯迅與瞿秋白在思想和文風上的相似性也得以進一步呈現。或可以說，正是剪貼群文的出現，魯迅影響和主導了敘事主旨，使得瞿秋白署名“何家干”的文章更像自己的文章。當然，魯迅的《回信》，以“只會‘辱罵’‘恐嚇’甚至于‘判決’”的現象為例，指出“這也是一種八股”[17]，明顯是對祝秀俠化名“首甲”回應魯迅《辱罵與恐嚇絕不是戰斗》的回應，表達了對革命陣營中的“極左”言論和“新舊八股”“洋八股”的批評。不難看出，剪貼有祝秀俠的文章，附錄有魯迅的《回信》，《偽自由書》中《透底》的主旨和具體的針對性，其實和瞿秋白署名“何家干”的原文略有不同。

和《偽自由書》相比，1933年編定、1934年出版的《準風月談》中剪貼附錄的內容顯著減少，僅有三篇雜文后面附有剪貼材料，分別是《“感舊”以后（上）》《答兼示》和《撲空》。《“感舊”以后（上）》的文后，魯迅編集時以“備考”為題，附有施蟄存的文章《〈莊子〉與〈文選〉》，緊接著就是《“感舊”以后（下）》。與1925年“青年必讀書”論爭的立場保持一致，魯迅對開列推薦“國學”“復古”書目的負面作用始終保持足夠的警惕。10月份之后，圍繞“《莊子》與《文選》”之爭，魯迅和施蟄存展開了論爭。施蟄存隨后發表了《推薦者的立場》《致黎烈文先生書》《突圍》等文章來回應魯迅并表明自己的態度，魯迅在《準風月談》中，也依據時間順序和應答邏輯，把這些文章剪貼附錄。《撲空》文后附錄施蟄存的《推薦者的立場》以作備考，另寫《〈撲空〉正誤》，坦誠自己在顏之推敘述中的一些錯誤記述，而這些錯誤正是施蟄存在《突圍》中用來反駁魯迅的材料。魯迅坦然地把施蟄存的《突圍》剪貼附錄，并在“正誤”中表明自己的態度：“在這里對于施先生和讀者訂正我的錯誤。”[18]在《撲空》及上述剪貼文章之后，《準風月談》緊接著編排了魯迅的《答“兼示”》。隨后，魯迅再次剪貼附錄《致黎烈文先生書》，讓讀者一目了然施蟄存對魯迅的三項駁復，以及魯迅對此的“反駁復”。由此可見，《準風月談》中附有剪貼文的篇章，都與施蟄存及其圍繞“《莊子》與《文選》”的論爭有關。或可以說，三篇附有剪貼文的作品，是三組小的“群文”，分別對應著論爭的緣起、走勢和沒有“結論”的收束。這三組小“群文”，又共同構成一個大“群文”，系統呈現了魯迅和施蟄存之間往復論爭的全貌。因此，在《準風月談·后記》中，魯迅未再對此做過多解釋：“這案件的往復的文字，已經收在本文（集——引者注）里，不再多談；別人的議論，也為了節省紙張，都不剪帖了。”[19]這里出現的“剪貼”一詞也明確地指向了結集時對他人相關文章的附錄粘貼。

就直觀效果而言，《偽自由書》《準風月談》附錄的剪貼文以及《自由談》上曾經發表的原文，共同構成一組“群文文本”，呈現出互動式寫作和言論的交錯往復，讓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同時，由于“點睛”案語的存在，原文和其后的剪貼文被巧妙地粘貼成一個富有內在敘事邏輯的“大文本”，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都有所展示，魯迅拆論、立論的過程也得以完整呈現。這種剪貼成集的方式，不僅強化了魯迅雜文論辯性、戰斗性的特質，同時也凸顯了其敘事功能的豐富性和深刻性。更為重要的是，“剪貼”作為一種編集成書的方式，與魯迅的“雜文”觀息息相關。

近年來，關于魯迅雜文概念的討論和研究越來越多，成為魯迅研究領域的熱點。魯迅本人對于雜文的說辭含混不一，也為各方提供了多種闡釋的可能性。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雜文”之所謂“雜”，首先（起初）并非基于文體意義上的標識，而是源自魯迅在結集出書時的編排處理。魯迅最早使用“雜文”這一稱謂是在《墳》的編選和出版過程中，他在1926年11月的《寫在〈墳〉后面》中明確提到：“于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間自然也有為賣錢而作的，這回就都混在一處。”[20]魯迅這里所說的“雜感”確實具有文體層面的蘊涵，更接近后人所理解的雜文文體；這里所說的“雜文”，則更多指向結集時的編排處理，即把不同體例的文章匯（混）雜統編在一起。所以，魯迅稱《墳》是“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21]，在《題記》的開篇也曾說：“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集合了做成一本書樣子。”[22]1932年4月30日，魯迅為其編定的《二心集》撰寫序言時，又一次明確道出“雜文的結集”，依舊是從編集處理方式上來定義“雜”：“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于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里面，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為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卻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還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也擅自一并編進去了。”[23]在此，“雜”的匯編不僅包括魯迅自己長長短短不同體式的文章，還進一步擴展到了譯文。值得注意的是，魯迅還將別人的來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同“雜”編入集。與此同時，魯迅也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批評文字”“太簡括”，容易招得有意無意的“曲解”“誤解”，因此，把相關材料尤其是反對者的論說，一并“雜”編到自己的集子中，就成為他越來越強烈的愿望。《三閑集·序言》可為佐證：“‘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癥’，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為翻閱刊物，剪帖（貼——引者注）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于沒有動過手。”[24]這里再次提到了“剪貼成書”，并明確表示這種“剪貼”與對手的言說有關：“至于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25]后來，在給楊霽云的信中，魯迅還透露打算剪貼匯編一部自己被攻擊、被圍剿的作品集：“集一部《圍剿十年》，加以考證：一、作者的真姓名和變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約于后來的讀者，也許不無益處。但恐怕也不多，因為自己或同時人，較知底細，所以容易了然，后人則未曾身歷其境，即如隔鞋搔癢。譬如小孩子，未曾被火所灼，你若告訴他火灼是怎樣的感覺，他到底莫名其妙。我有時也和外國人談起，在中國不久的，大約不相信天地間會有這等事，他們以為是在聽《天方夜談》。所以應否編印，竟也未能決定。”[26]

可見，魯迅談及雜文時，常常將其與結集和編書聯系在一起。“雜”字的運用，正是為了拓展“編”的范疇：從匯集自己長長短短體式不一的文章，到把譯文收入，再到匯集剪貼對手的文字。就像魯迅反復言說和期待的那樣，“‘雜感’一流”的文章，因剪貼包括對手在內的文章而匯編成“雜文”合集。盡管“圍剿集”最后并未單獨編成，但魯迅在《偽自由書》中開始嘗試剪貼附錄對手的文章，魯迅“雜文集”之“雜”的蘊涵，因此也得以全面展現。需要強調的是，“剪貼”成“集”，相較于一般作品或僅由作者自身作品匯編成集，更為復雜且更費心力。例如，魯迅自1933年3月就答應李小峰，把《自由談》上的文章結集出版，交由北新印行，但最后到9月底才完成出版。固然是因為魯迅忙于寫作和翻譯，又有家庭事務拖累，但主要原因是他采用了新的編排方法。6月25日，面對李小峰的一再催促，魯迅復信說：“雜感尚未編過，恐怕至早要在下月初了。這回的編法，系將駁我的雜感的文章，附在當篇之后，而又加以案語，所以要比以前的編法費事一些。”[27]

在《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的剪貼文章中，《頌蕭》及其附錄的這一組特別值得重視，由此切入，既可以洞察魯迅緣何對剪貼如此癡迷與投入，同時又可在比較中直觀地體察剪貼的成效，使我們更清晰地認知“雜文”之“雜編”蘊涵。《頌蕭》原題為《蕭伯納頌》，寫于2月15日，發表于2月17日的《申報·自由談》，入《偽自由書》時，魯迅在其后剪貼附錄《大晚報》“社論”《蕭伯納究竟不凡》和補寫的回應文章《前文的案語》，署名是魯迅曾用過的筆名“樂雯”。除了《頌蕭》，魯迅還有不少專論蕭伯納的雜文作品，如《誰的矛盾》《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蕭伯納在上海〉序》《“論語一年”——借此又談蕭伯納》以及《打聽印象》等，這些作品分別收錄于《南腔北調集》和《準風月談》中。就單篇文章而言，每篇意蘊和修辭各有所長，或行文回環曲折或一唱三嘆，或“凝練緊湊”或“疏落雍容”。[28]然而，《偽自由書》中《頌蕭》的特別之處，就在于其剪貼附錄有《蕭伯納究竟不凡》《前文的案語》，三篇文章共同組成一個“群文”文本；同時，因魯迅相互串聯的“案語”或“題記”——“又招惱了大主筆”“也不佩服大主筆”[29]，三篇文章又鏈接成一個完整的有內在邏輯關聯的“大文本”。這樣的剪貼編排，遠非報紙上的單篇或《南腔北調集》中分散的蕭伯納論可比擬。“就文字而言，文章針鋒相對，插招換式，一來一往，鋪排得都相當精彩；但就論戰而言，魯迅與樂雯一前一后，兩面夾擊，《大晚報》的社論遭到解構，其間的立論基礎立刻坍塌”[30]。《偽自由書》中的《頌蕭》連同其他兩篇附錄文章，已然是魯迅“剪貼”而成“群文”的典范，但這仍不足以體現魯迅對蕭伯納材料剪貼的癡迷與投入。在《偽自由書》成書之前，魯迅就曾與瞿秋白一同搜尋有關蕭伯納來華的報道、評論和相關文章，匯編而成《蕭伯納在上海》。其成書之迅速，堪稱中國出版史上的奇跡。《蕭伯納在上海》的奇特之處還在于它的署名——“樂雯剪貼翻譯并編校，魯迅序”[31]。《蕭伯納在上海》迄今仍未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32]，更少有人從正面對“剪貼”展開論述，大家多把此書視為關于蕭伯納來華的資料集，把“剪貼”等同于資料的“匯編”[33]。魯迅“剪貼”而成的《蕭伯納在上海》，是有選擇地“剪”和創造性地“貼”的結合，是一部精彩的“雜”文編集，也是一個凝結了魯迅文藝修養和創作才華的敘事文本，呈現出1933年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林林總總，真可謂名副其實的“儒林”最新史。

三、“剪貼”入“文”與魯迅雜文文體自覺

魯迅把一些在《自由談》上發表的散篇，收錄到《偽自由書》《準風月談》中，文章無疑就脫離了《自由談》這一原生場域，但經過魯迅的“剪貼”成“集”，原本“脫域”的單篇反被嵌入了一個更合乎歷史情境的場域之中。當然，并非所有的文章在結集時都附有剪貼文。為了讓讀者明了各篇的由來和所指，魯迅特意撰寫了《前記》和《后記》。其中，《后記》尤為關鍵，它起到了“粘貼劑”的作用，把《自由談》上的散篇編織成了一個相對嚴整的敘事文本。因此，不論是出版方還是反對者，都對《后記》給予了特別重視。北新書局在宣傳該書時特別強調：“篇末有七八千字之后記，詳述其投稿自由談之經過，以及年來中國文壇之丑態，吐其感想，譏嘲怒罵，淋漓盡致……”[34]《偽自由書》出版后，《社會新聞》的編者迅速發表“讀后”，把攻擊的炮火對準《后記》：“偽自由書，魯迅著，北新出版，實價七角。書呢，不貴，魯迅的作品；雖則已給申報自由談用過一道，但你要曉得，這里還有八千字的后記呢，就算單買后記，也值。并且你得明了魯迅先生出此一書的本意，是為了那些寫在自由談上的雜感嗎？決不是，他完全是為了這條尾巴，用來穩定他那文壇寶座的回馬槍。”[35]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批評者也抓住魯迅的《后記》來做文章，如右翼刊物《新壘》上的《關于魯迅的偽“自由書”》、曾今可的《“魯迅的狂吠”與“偽自由書”》等。[36]

魯迅在編定《準風月談》時，特別在《后記》中對《偽自由書·后記》所遭受的批評和非議作出了回應：“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后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么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后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里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37]魯迅在此特別強調，有了《后記》這條“尾巴”，他的雜文世界才“更加完全”，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而且，《后記》的“內容也和先前一樣”，寫作方式也都一樣。換言之，《偽自由書·后記》《準風月談·后記》既是對前文的說明和導引，闡述何謂“剪貼”，本身又是《自由談》風格雜文的典范，踐行和展示了何謂“剪貼”，以及這種手法如何進入寫作的全過程。

其實，《準風月談·后記》中反駁《社會新聞》的那幾行文字，是最后的定稿，魯迅在初稿中的描敘要詳細很多。“《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這一句在起初的手稿中為：“不久，就在《社會新聞》五卷十三期（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出）上，出現了一篇用花邊圍起來，以顯示其重要的文章——”[38]破折號之后，魯迅另起一段，原封不動地剪貼了署名“莘”的《“讀偽自由書”書后》。盡管魯迅后來對這部分內容進行了重寫，但慶幸的是，這兩頁棄稿一直被許廣平保存收藏，后把它隨同其他手稿一并捐贈給了上海魯迅紀念館。近年來，隨著《上海魯迅紀念館藏魯迅手稿選》《上海魯迅紀念館藏品選》等公開出版物的發行，這兩頁被棄用的手稿也得以公開呈現于世人面前。這兩頁手稿的性質、界定以及是否收入《魯迅全集》等問題，也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39]更讓筆者感興趣的是，經由這兩頁棄稿，我們可一窺魯迅雜文創作的構思和生產過程。通過比對《社會新聞》上的原文，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如何剪、如何貼，如何把報刊材料巧妙地融入自己的創作文本。對于魯迅為何舍棄兩頁手稿并改動另寫，學者朱正曾有深入分析。他認為，魯迅是為了使批駁更加聚焦，直擊論敵之“要害”。不過，朱正也坦誠，這并不意味著魯迅對剪貼寫作方式的舍棄。他進一步解釋說：“自然，要全文照錄也未始不可。只不過必須同時給以批駁。就象作者在《〈偽自由書〉后記》里和本篇后一部分里處理許多反面材料的辦法一樣。這兩頁棄稿表明，開始作者正是準備這樣做的。”[40]

的確，不論是魯迅為之辯護的《偽自由書·后記》，還是舍棄了《社會新聞》文章剪貼的定稿《準風月談·后記》，剪貼文章已然成為“正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偽自由書·后記》其實并非像北新書局廣告所說，“詳述其投稿自由談之經過”，而是在開篇就提到：“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里已經說過了。到這里，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余興。”所謂“余興”，就是魯迅繼續利用手頭從《大晚報》及其他報刊剪下的材料；所謂“瑣聞”，就是指魯迅與《大晚報》《社會新聞》及其相關作者之間的沖突。魯迅特別聲明：“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只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種，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41]為了證明《大晚報》文字的“新奇”和“值得引用”，魯迅援引了《大晚報》1933年3月30日的一篇報道，實際上是整篇的“剪貼”：他首先剪貼報道的正文部分，揭示其內容實際上是一起并無“倫常”關系的兩性糾紛；接著，他原樣剪貼報道的題目，揭露《大晚報》故意用“干叔奸侄女”等標題“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42]。

《偽自由書》結集時，魯迅剪下對手文章附錄在自己原文之后，成為他獨特剪貼手法的首要直觀表征。而在《后記》的文本中，對《大晚報》相關材料的“完整引用”——基本不作改變地保留原初的印刷字體，成為魯迅剪貼手法的又一直觀表征。這種追求甚至延伸到了標題的字號和形態，魯迅力求保持其原樣，這在他的手稿和交給出版社的發排稿中尤為明顯。然而，當這些作品最后成書時，都被統一成一致的印刷文字，使得剪和貼的痕跡相對淡化了。尤其是在后來編撰或再版的橫排書籍中，這種剪和貼的效果又有所減弱，以至于很容易被讀者忽視。

相較于《大晚報》及其副刊，《社會新聞》對《自由談》和魯迅的污蔑與攻擊，“手段巧妙得遠了”，“只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43]因此，魯迅在《偽自由書·后記》中，將相關文章一篇一篇原封不動地剪貼，并深挖其敘事邏輯。魯迅先是剪貼《社會新聞》2月7日的《從〈春秋〉與〈自由談〉說起》，該篇貌似“圍觀”守舊的禮拜六派文人和新派的黎烈文等“短兵相接戰斗愈烈”的“好戲”，并不明確表態；[44]3月3日的《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通篇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為“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而憂慮；[45]3月24日的《黎烈文未入文總》，看似替黎烈文“辯誣”，實則包藏禍心地指控，作者一邊澄清黎烈文尚未加入“文總”（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一邊又檢舉黎烈文主編的《自由談》已被“左翼普羅作家”占領，“確指魯迅與沈雁冰為《自由談》的‘臺柱’”；[46]5月6日的《魯迅沈雁冰的雄圖》，該篇意在進一步檢舉魯迅等左翼作家、進步作家，提醒當局注意管控《自由談》。魯迅在剪貼了《社會新聞》的相關內容之后，遂有一段評論。雖然《社會新聞》并未直接指控黎烈文的“左翼”政治身份，但其他小報由此跟進，傳播黎烈文介紹《自由談》作者加入“左聯”的謠言。更為嚴重的是，由于《社會新聞》等刊物的一再檢舉、告狀，“到五月初，對于《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后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47]。當然，魯迅在此主要控訴了當時國民黨治下文網的森嚴，并非完全歸責“《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但《自由談》因其風格和理念難以維系，魯迅呼吁作者們“從茲多談風月”，卻是不爭的事實。[48]魯迅進一步通過剪貼《社會新聞》《大晚報》中的部分文章，如《〈自由談〉態度轉變》《到底要不要自由》等，揭露其中幸災樂禍、居功自傲的言論。“比如《社會新聞》先是報導瞿秋白‘病死鄉間’，錢杏邨寫‘悔過書’；繼而報導作家在北平待不下去了，逃往上海；又由于楊杏佛被刺，上海作家大撤退，魯迅怕死躲到青島，陳望道也一會在西湖一會去莫干山。”[49]這些消息和報道組合在一起，儼然是一套完整的敘事邏輯——從對左翼文學抬頭的憂慮，到真偽雜糅的記事中夾帶的檢舉和告發，再到對“左翼作家的懦怯”的嘲諷，直至左翼陣營的最終潰散。魯迅正是藉由這些全文剪貼和些許的串聯語，呈現出反對者的敘事邏輯，以編排對編排，以敘事來反敘事，使《社會新聞》精心傳播的流言、《火炬》常常揮起的刀槍、《微言》不時所放的冷箭……都顯出了原形。

描敘到此，魯迅聲稱“《后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50]，但他“余興”未了，因為還有不少針對論敵個人的剪貼材料尚未使用，諸如《社會新聞》《大晚報》編造魯迅“腰斬張資平”“侮辱曾今可”等等，以及張資平、曾今可、崔萬秋等人在《中華日報》《社會新聞》《文藝座談》《時事新報》《中外書報新聞》等報刊上對他的攻擊。魯迅一邊剪貼他們的相關言說，一邊揭露他們的險惡用心，費了不少紙張，雖意猶未盡，但“此后還有幾個啟事，避煩不再剪貼了”[51]。魯迅的《后記》越寫越長，越寫越有興致，一如這一年給《自由談》的寫作和投稿，他似乎不能自已，始終不愿丟棄這些“剪下的材料”。“《后記》這回本來也真可以完結了，但且住，還有一點余興的余興。因為剪下的材料中，還留著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極為可惜的，所以特地將它保存在這里。”[52]于是，魯迅又剪貼了《大晚報》的《火炬》副刊6月17日署名“柳絲”的《新儒林外史》，該篇以游戲口味敘說“左翼老將”魯迅用“毒瓦斯”噴向“革命小將”楊邨人。對此，魯迅并沒有直接回應，而是選擇繼續剪貼《社會新聞》上《楊邨人轉入AB團》的消息，一些先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是如何變換色彩的，就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了。

《準風月談》結集時的剪貼略顯“敷衍”和“單薄”，基本上都是和施蟄存就《莊子》和《文選》的論爭材料，但《后記》中魯迅大量“剪貼入文”，卻是極具針對性的補足。《后記》寫作的“剪貼入文”與整本書的“剪貼入集”編排，呈配合態勢，例如邵洵美相關材料的剪貼插入。

邵洵美是魯迅的一個重要論敵，魯迅對他的批評很是尖銳，并常以其婚姻身份來做文章，諸如“富家女婿”“富家的姑爺”“駙馬”“有富岳家”“有闊太太”“有富妻子”“做了女婿換來的”。后人對此多有不解，替邵洵美鳴不平和“翻案”的文章越來越多。這些文章往往以反思“以魯迅之是非為是非，隨魯迅之好惡而好惡”[53]為立場，或采信邵洵美的回應，認為魯迅的批評是無理“謾罵”；或和當時一些“聲援文章”的說辭相類，認為魯迅的批評是出于“酸葡萄心理”。然而，這些看似“還原”歷史的“翻案”，卻恰恰脫離了最基本的事實。

邵、魯沖突始于1933年，起因是邵洵美8月20日發表于《十日談》上的《文人無行》。在這篇文章中，他把“行”字解釋為“行當”的“行”，意在諷刺那些沒有正當職業而打文人招牌的人。其實，“文人無行”是魯迅1933年談論的一個重點議題，他為此撰寫了《文人無文》《辯“文人無行”》等專論，《偽自由書》結集時，他也收錄了不少相關剪貼材料和案例。乍一看，邵文似乎是接續和配合魯迅的論述，尤其是魯迅剛在《文學》第1卷第2號上發表了《辯“文人無行”》，所以很多后來為邵翻案的文章作如是觀。但稍一細究就不難發現，邵洵美在《文人無行》中的舉例，都或隱或現地指向魯迅。例如：“官場飯碗已滿，只得退下來辦本雜志，或是譯幾冊淺近的外國書”；“學問有限，無處投奔，但是外國文字，倒識得一些；于是硬譯各種文章，自認為時代前進的批評家”；“離開學校，沒得飯吃，碰巧認識了一位尖人物”；“大學教授，下職官員，當局欠薪，家有兒女老小，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時藉以消遣的外國小說，譯一兩篇來換些稿費：或則以他曾參加過的某一集團的臭情穢史，就記憶所及，記錄下來，而名之為小說”。[54]特別是魯迅在8月接連發表了《關于翻譯》《為翻譯辯護》，并明確倡導“硬譯”。邵文的矛頭所指，明眼人一看便知，即譏諷魯迅自己才是“文人無行”的代表。魯迅自然不甘示弱，選擇了迎戰。因此，魯迅在《后記》中率先剪貼此文，無疑起到了立此存照的作用，是誰先挑起爭端一目了然。接著，魯迅剪貼了一些聲援邵洵美且具有“官方”背景的“甜葡萄文”，如發表在《中央日報》的《女婿問題》《“女婿”的蔓延》等。這就昭示，兩人之爭并非僅僅出于個人恩怨，邵和其他聲援者都不過是“官方”指揮刀下卑劣的“勇士”。后來為邵辯護和翻案的，認為魯迅此舉屬于“上綱上線”，但魯迅其實并未“冤枉”邵洵美和其他“邵府”的“勇士”，因為“甜葡萄棚”里所產“甜葡萄文”[55]，的確“含著甚深的殺機”。[56]

例如邵洵美、章克標主編的《人言》曾刊載了一篇魯迅的《談監獄》，系從日本雜志翻譯而來，用意就很是深遠。魯迅不僅剪貼抄錄了譯文全文，還特意把譯者前面的“附白”、后面的“識”，以及最后的“編者注”，一一剪貼附錄。前面譯者“附白”中提到，雖未經魯迅同意，但“以示尊重原作之意”，還是署上了“文壇老將”魯迅之名。后面譯者“識”補充道：“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編者先生認為可用，當再譯寄。”緊接著的“編者注”則鄭重聲明：“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然后，編者聲明了刊登此文的意圖，即作為反面典型：“統觀此文，則意氣多于議論，捏造多于實證，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所不取也。”所以“編者”最后特別勸告“譯者”：“《王道》與《火》兩篇，不擬再登，轉言譯者，可勿寄來。”[57]與《蕭伯納在上海》中相類，經由剪貼的“政治的凹凸鏡”和“比較翻譯學”[58]，使得“譯者”與“編者”之間的一唱一和，以及他們的“小辮子”“小心思”，都很容易被發現。對于譯者和編者，魯迅一直疑心系章克標，并認為是邵洵美在其背后作支撐，所以魯迅挖苦章克標是“邵府”“惡辣的謀士”“邵家將”“邵家幫閑專家”，并由此把兩人關聯起來：“作者極高的手筆，其中含著甚深的殺機。我見這富家兒的鷹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權門賣身投靠之輩是怎樣的陰險了。”[59]魯迅在給友人鄭振鐸的信中，也直指章克標：“章編《人言》……且章頗惡劣，因我在外國發表文章，而以軍事裁判暗示當局者，亦此人也。居此已近五年，文壇之墮落，實為前此所未見，好像也不能再墮落了。”[60]魯迅所猜不錯，文章的確是章克標所翻譯，即“譯者”“附白者”都是章氏，但據章克標回憶，加注的“編者”是邵洵美。[61]很多當時為邵洵美聲援者以及后來的翻案文章，都認為魯迅由章克標遷怒于邵氏，屬無理謾罵。但魯迅“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62]，而“含著甚深的殺機”，“以軍事裁判暗示當局者”[63]的正是邵本人。

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魯迅剪貼“女婿”問題的相關材料，保存了基本的事實和真話，而且呈現了事情的本末和全過程。就像魯迅在回應文章《漫罵》中所說：“詩人沒有捐班，富翁只會計較，因為事實是這樣的，所以這是真話，即使稱之為漫罵。”[64]然而，與具體情境相隔的后人往往只看到“漫罵”，而所謂的翻案還原并不以魯迅的觀點為基準，這恰恰偏離了歷史的真實情況。因此，魯迅對于相關材料的“剪貼”，不僅不是多余的，反倒是遠遠不夠的。后人若想要深入理解魯迅1933年的雜文，必須配以大量的剪貼材料，否則就如同在聽《天方夜譚》一般。

《準風月談·后記》中幾乎都是各種剪貼材料的組合，除了關于“女婿”問題的材料，魯迅還特別挑選了六篇剪貼文：“這就到了我不批評社會，也不論人，而人論我的時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盡有，妙的卻不多。紙墨更該愛惜，這里僅選了六篇。”[65]魯迅“僅選”的這六篇文章依次是發表在《中央日報》上署名“州”的《雜感》和“鳴春”的《文壇與擂臺》，《時事新報》上陳代的《略論告密》《略論放暗箭》，《大晚報》上戚施的《錢基博之魯迅論》，以及《大美晚報》上王平陵的《罵人與自供》。當然，魯迅同樣是有選擇地剪和創造性地貼，他明確道出了其中的敘事邏輯：“官辦的《中央日報》討伐得最早，真是得風氣之先，不愧為‘中央’；《時事新報》正當‘全武行’全盛之際，最合時宜，卻不免非常昏憒；《大晚報》和《大美晚報》起來得最晚，這是因為‘商辦’的緣故。[66]”而且，魯迅越“剪貼”越有“余興”，一如《偽自由書·后記》的寫作，最后只好意猶未盡地“且住”：“真的且住。寫的和剪貼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別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這一條尾巴又并不小。”[67]

作為“尾巴”的兩篇《后記》，無疑是魯迅雜文寫作的典范，也是“剪貼入文”的典范。正如魯迅反復言說的那樣，“尾巴”如同“一鼻，一嘴，一毛”般，使得他的雜文世界更加完整。由此反觀和檢視魯迅1933年的雜文寫作，與其說是“自由談”體，毋寧說是“剪貼體”，其雜文文體的自覺與成熟也與“剪貼入文”有關。

寫于1933年1月24日的《“逃”的辯護》，是魯迅首次投稿給《自由談》的文章，屬于“間接引用”周木齋文章的觀點。后來，魯迅開始嘗試大規模地“直接引用（大段抄錄）”，再往后就是“徑直剪貼（剪文插入）”，魯迅對剪貼手法的運用和選擇，越來越嫻熟，也越來越自覺。其中，《蕭伯納頌》及其相關文章的寫作，以及《蕭伯納在上海》的編撰，標志著魯迅“剪貼”成集、成書的實踐已趨于成熟，也是他“剪貼式”寫作的一個重要轉折點。3月13日，《蕭伯納在上海》校訖后，魯迅雜文寫作中抄錄剪貼的趨勢愈發明顯。例如3月15日寫成的《“光明所到……”》和3月20日的《止哭文學》，前者針對胡適與民權同盟的沖突，魯迅整段剪貼抄錄了“外國人辦的《字林西報》”所刊載的胡適言說，以此公開諷刺胡適的“模范監獄”和“監獄中很自由”論。[68]而在4月17日的《“以夷制夷”》中，魯迅的剪貼式寫作已基本成型，例如文中有對《大晚報》材料的“引用”：“然而四月十五日的《××報》上，有一個用頭號字印《我斬敵二百》的題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覺得勝利的，但我們再來看一看本文罷——”，破折號之后，魯迅另起一段，原封不動地抄錄了報紙內容，甚至連“（本報今日北平電）”都原樣收錄。[69]魯迅“立此存照”和“謹錄”的意圖愈發明顯，文章的形式要素也開始定型。這種處理方式與《準風月談·后記》中兩頁棄稿的處理模式相似，都是在破折號之后另起一段，并附上報刊原文。

經由《自由談》時期的大規模實踐，報刊印刷文字的剪貼插入成為魯迅晚年雜文寫作的一大特色，進而形成了風格鮮明的“剪貼體”。雜文之“雜”從作品集的“雜編”內化到文章的“雜寫”，當“剪貼”成書之“雜”和“剪貼”成文之“雜”互相滲透交融時，魯迅對“雜文”的命名便得以確立，他的雜文觀也隨之定型。延續《偽自由書》《準風月談》剪貼式編寫風格的“且介亭”系列，被魯迅正式冠名為“雜文”和“雜文集”，就是最有力的證明。首先，魯迅自己編定的《且介亭雜文》和《且介亭雜文二集》中有不少“附錄”和“備考”，而許廣平編選的《且介亭雜文末編》及其《附集》則缺少了剪貼附錄的部分。可見，“剪貼成集”的雜文理念，當屬魯迅的自覺。其次，魯迅編定《且介亭雜文》并為之寫序時，系統而明確地道出“雜文”之“雜”的真意：“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70]魯迅在此進一步闡明，只有在“明白時勢”和“知人論世”的編年記事中，雜文的意義才能凸顯出來。最后，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配合編年記事的雜文觀，魯迅強調文章的寫作層面應“保留”并“立此存照”。報刊印刷文字的直接剪貼插入，在《偽自由書》之后逐漸成為他常態化的寫作模式，從魯迅后來的手稿中很容易驗證這一點。

余論：在歷史中發現文學

因為“剪貼”，李歐梵評價魯迅的雜文“小氣”。事實上，時人早有類似的說辭，有些人出于好意勸說，更多人意在奚落。他們認為，報刊材料的剪貼拼湊，進不了“藝術之宮”，更算不上文學作品；同時，執著于個人的恩怨糾紛，顯得格局太小不夠大氣。《準風月談·后記》的結尾部分，魯迅興致盎然地剪貼了林林總總的材料之后，終于“真的且住”。不過，他在最后一段中，道出了“剪貼”的意義與價值，這也可以視為他對此類說辭的一種回應：

時光，是一天天的過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著過去，不久就在我們的記憶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論，沒有感到和沒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寫了下來的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71]

對抗時光的流逝和記憶的消亡，“保留”“存照”“大大小小的事情”，這是魯迅的首要關切。在他的筆下，個人的“小”與時代的“大”往往交織在一起，那些看似瑣碎的個人經歷，實則映射出時代的波瀾壯闊。在《偽自由書·后記》的結尾，魯迅吐露個人所遭遇的攻擊，以及他要“保留”和“存照”這些“圍剿”文字的目的——并非僅為自己，也是為了向后人傳遞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

魯迅晚年一邊在行文中不斷進行剪貼式寫作，一邊由此不斷引申闡述剪貼式編集的理論：“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并非反對說夢，我只主張聽者心里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為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并無不同。”他借《謝宣城集》和《獨秀文存》的例子來作引申，“《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系，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么要說那些話……現在采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72]魯迅甚至認為，這樣的編排還不夠，那些謾罵作者的文章，都應盡可能地剪貼收錄，并特意申明：“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群，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它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里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幸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73]隨后的這一段概括和總結更像出自一個歷史學家之口，而非基于文學家之眼：

所以我以為此后該有博采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后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群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74]

“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他的筆觸沒有局限于文學家的身份，而是展現出了歷史學家的深刻洞察，魯迅以“存照”“現在”為核心構建歷史的意圖彰顯無遺。正如他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給“雜文”明確定義時所強調的：“況且現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斗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75]這段文字常常被人征引，用以凸顯和說明魯迅雜文的戰斗性。但實際上，魯迅強調的是以“現在”為核心的歷史圖景，這種“保留”和“存照”“現在”的歷史意識，決定了魯迅雜文寫作的內容和形式——剪貼，在魯迅看來，這比考慮未來文學性的“鴻篇巨制”更重要，因為失掉了“現在”就意味著失去了未來。不論是“圍剿集”的剪貼編年，還是“我的雜感”的剪貼記事，魯迅首先考慮的是史家之筆法和編法。換言之，魯迅晚年雜文的史學屬性決定并影響了其詩學內涵。因此，要理解魯迅雜文的意義，不論是內容層面還是形式因素，我們都應當從歷史的角度——也就是過去的“現在”中去發現。魯迅強調以“現在”來確立“雜文”，爾后他略帶“自謙”地評價自己的“雜文”集：“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76]魯迅的“不敢說”其實是反向的強調，“有著時代的眉目”更是向讀者和后來人昭示，只有在“史”中、在時代之中，才能真正領略他雜文的“詩”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魯迅晚年的雜文是史與詩的統一，以“保留”和“存照”“現在”為目的，以“剪貼”為主導的《偽自由書》《準風月談》及其之后的雜文集，都可稱為現代史詩。

當然，魯迅雜文的史詩性，并非簡單地承續了“史官”風格的“《春秋》史例”。[77]眾所周知，相比一般文人對“史官”和“欽定四庫全書”的推崇，魯迅更青睞“野史”“雜說”，這是因為“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78]。其中，“雜說”就是魯迅常用的“雜感”和“短評”的代名詞，即他在文體自覺意義上的“雜文”。換言之，魯迅把自己的雜文視作新時代的“野史”，這一點在他給友人的書信中多次有相類的表述。例如，在給楊霽云的信中，他論及“現今之圍剿法”和“明末的野史”所記的相似。[79]在給鄭振鐸的信中，他也提到：“段執政時，我以為‘學者文人’已露盡了丑態，現在看起來，這估計是錯的。昔讀宋明末野史，嘗時時擲書憤嘆，而不料竟親身遇之也”[80]；“偶看明末野史，覺現在的士大夫和那時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驚”[81]。由此不難看出，魯迅對“文人無行”的剪貼存照、對1930年代社會現象的“實錄”，與“明末野史”相類，亦是留給后人的一份歷史記憶。魯迅雜文既是“其本人最出色的個人傳記，也是20世紀中國的一份‘野史’”[82]。

當然，歷史的“保留”與“存照”和文學的“修辭”與“表達”并非相互絕緣、非此即彼。強調“史學”的決定性和“文學性”在歷史中的“變量”，其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魯迅的雜文，理解魯迅對中國社會的記錄體察和藝術表達。“在這里，至關緊要的不是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歷史研究爭奪空間，而是它們的聯手與結合，當然，這是在努力辨析文學的藝術個性方向上的對話與合作，最終抵達的是藝術表達的深度。”[83]

注釋：

[1]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頁。

[2]李建英、陳方競:《論魯迅<偽自由書>、<準風月談>的創作》，《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2期。

[3]樂融：《魯迅激勵下的黎烈文及〈自由談〉》，《上海魯迅研究》2014年第2期。

[4]陳方競：《魯迅雜文文體考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5]唐弢：《影印本〈申報·自由談〉（1932.12—1935.10）序——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

[6]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載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5頁。

[7]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載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6頁。

[8]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載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1頁。

[9]《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頁。

[10]《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11]《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8頁。

[12]《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頁。

[13]《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14]《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15]《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頁。

[16]《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17]《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頁。

[18]《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372頁。

[19]《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頁。

[20]《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299頁。

[21]《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頁。

[22]《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23]《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6頁。

[24]《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25]《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頁。

[26]《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頁。

[27]《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頁。

[28]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頁。

[29]《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目錄”第Ⅰ頁。

[30]郝慶軍：《詩學與政治：魯迅晚期雜文研究（1933—1936）》，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頁。

[31]樂雯剪貼翻譯并編校，魯迅序：《蕭伯納在上海》，野草書屋1933年版，書名頁。

[32]學界系統論及《蕭伯納在上海》的是郝慶軍《詩學與政治：魯迅晚期雜文研究（1933—1936）》，他把此書視為“一個意識形態分析的文本”，進而由此討論魯迅和瞿秋白的政治話語、社會話語建構。書中不少觀點對筆者很有啟發，文中也多次引用郝慶軍的相關論述。除此之外，討論《蕭伯納在上海》并肯定其價值的論著較少，反而是一些蕭伯納或蕭伯納與中國的研究，常常把此書當作資料來引證。

[33]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翻印1933年野草書屋版的《蕭伯納在上海》，其他地方都原封不動，而把“樂雯”改為“瞿秋白”，書籍版權頁的署名直接變更為“瞿秋白編，魯迅序”。參見瞿秋白編，魯迅序：《蕭伯納在上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版權頁。

[34]莘：《“讀偽自由書”書后》，《社會新聞》1933年第5卷第13期。

[35]莘：《“讀偽自由書”書后》，《社會新聞》1933年第5卷第13期。

[36]參見羅曼：《關于魯迅的偽“自由書”》，《新壘半月刊》1933年第1卷第7期；曾今可：《“魯迅的狂吠”與“偽自由書”》，《新時代》1933年第5卷第6期。

[37]《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403頁。

[38]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鄭亞主編：《上海魯迅紀念館藏品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頁。

[39]參見侯桂新：《魯迅〈準風月談·后記〉棄用手稿小識》，《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6期。

[40]朱正：《抓住要害，主動出擊——談〈《準風月談》·后記〉的兩頁棄稿》，《語文學習》1980年第3期。

[41]《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頁。

[42]《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頁。

[43]《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頁。

[44]《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頁。

[45]《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頁。

[46] 《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頁。

[47]《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69頁。

[48]《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頁。

[49]楊姿：《〈自由談〉雜文與魯迅的“都會革命觀”》，《文學評論》2022年第5期。

[50]《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頁。

[51]《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頁。

[52]《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頁。

[53]趙陵江：《想起了“〈人言〉事件”——一樁文壇公案之最新解讀》，《書屋》2004年第10期。

[54]邵洵美：《文人無行》，《十日談》1933年第2期。

[55]《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頁。

[56]《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頁。

[57]魯迅：《談監獄》，《人言》第1卷第3期，1934年3月3日。

[58]《政治的凹凸鏡——“比較翻譯學”和“小辮子的科學研究”》，樂雯剪貼翻譯并編校，魯迅序，《蕭伯納在上海》，上海野草書屋1933年版，第92頁。

[59]《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411頁。

[60]《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頁。

[61]參見章克標：《世紀揮手：章克標回憶錄》，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頁。

[62]《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頁。

[63]《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頁。

[64]《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頁。

[65]《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版年，第420頁。

[66]《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頁。

[67]《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頁。

[68]《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頁。

[69]《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頁。

[70]《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71]《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431頁。

[72]《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頁。

[73]《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446頁。

[74]《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頁。

[75]《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76]《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77]詳見李國華對魯迅“立此存照”系列文本的考釋，他認為“魯迅‘立此存照’系列文本既經由蔡元培重新闡發的《春秋》史例，與儒家道統發生了關聯”，但筆者非常認同他對于“立此存照”文本中歷史學家魯迅的論述。參見李國華：《有意味的政治形式——魯迅“立此存照”系列文本的考釋》，《文學評論》2017年第5期。

[78]《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頁。

[79]參見《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頁。

[80]《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頁。

[81]《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頁。

[82]汪衛東：《魯迅雜文：何種“文學性”？》，《文學評論》2012年第5期。

[83]李怡：《在歷史中發現“文學性”》，《學術月刊》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