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協會制度并非中國首創，而是模仿蘇聯建立的。1934年8月，高爾基在蘇聯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布成立蘇聯作家協會，會議討論了蘇聯文學的發展方向和任務，實際上預設了此后蘇聯文學的路向和前景。1937年，中共在延安成立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通過官方領導民間參與的形式廣泛發動各個文藝社團進行邊區文藝工作建設，這可以視為我們對蘇聯文學領導方式的初步效仿。1949年7月23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在北平成立，這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1953年9月，全國文協召開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上決定把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簡稱“中國作協”。中國作家協會以多種方式對全國作家的創作進行引導，在事實上成為作家及文藝工作者的領導機構。這種從蘇聯搬運過來的作協機制頗受爭議，不少人對它抱有質疑，認為作協制度的存在并沒能真正促進作家創作和文學的發展。部分作家提出身處作協體制中，頻繁的開會和各種活動打斷了他們正常的寫作進程，“計劃寫作”效果在實際操作中并不如人意。老舍就曾在訪談中這樣說道：“定創作計劃沒什么用處，交給作協的那個創作計劃根本完成不了，沒定的作了，定的沒有時間去作?！瓫]有讀書機會，自己總往外拿東西，不吸取東西是不成的。新作品念的太少，連自己過去的東西都沒時間念，別人的選集都出版了，就是自己的選集還沒出版，出版社屢次來催，可是連念都沒時間念又怎么去選?！?/p>

雖有質疑，但中國作協對青年作家的培養很重視，這一點應無疑問。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通過的《中國作家協會章程》對中國作家協會的任務做出規定，其中關于作家培養的部分就占了兩條：“指導文學普及工作，培養青年作家，尤其是工農兵群眾的作家，進行對群眾文藝團體和初學寫作者的指導，將成熟的作家的經驗傳播給他們，并發展各少數民族的文學事業。”“領導積極的、建設性的批評工作，研究和分析作家的作品，在創作和批評中貫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促進文學形式、文學風格的多樣性的發展。”中國作協于1953年成立普及工作部，專門創辦致力于指導青年寫作的《文藝學習》。郭沫若在1954年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公開呼吁：“無論在任何方面我們都必須培養新生力量，必須把培養新生力量作為一項重要的中心任務?！贝撕?，中國作協還通過成立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推出文藝工作者學習參考書目，建立文學報刊通訊員制度，為青年作家提供各種“深入生活”的機會和推薦他們參加評獎評優活動等手段來促進青年作家的崛起?？梢哉f，不少中國當代作家的成長過程中都得到過各級作協機構的助力，特別是青年作家在創作還沒有成熟的時候需要引導和鼓勵，這時候作協往往充當了這個角色。隨著部分作協機關檔案的解密，中國當代作家成長中的“作協”推力將得到越來越多的闡釋。本文即以上海檔案館藏作家茹志鵑文獻來體現這一點，同時期望引起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對檔案文獻的重視。

一、作家身份的確立：從轉業到加入上海作家協會

跟許多作家一樣，茹志鵑在年少時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她在自傳文章里寫道：“我愛文學，這是我年少時，在紫陽山下讀《紅樓夢》時就開始的。不過到了文工團更加發展了這種愛好?！薄昂髞碜约阂矊懶〇|西，當時談不上發表，我就寫在本子上，給自己看，有時也給要好的同志看?！焙髞砣阒均N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真正堅定了她以后要當作家的想法：“到了一九四七年，我記得很清楚，一次突圍出來，在一個前沿陣地旁邊，我們演《白毛女》?？磻虻亩际遣筷爲鹗?，很多是馬上就要奔赴戰場的尖刀班。在發動攻擊時，他們走了，邊走邊流著眼淚，還喊著口號：‘為白毛女報仇！’‘為喜兒報仇！’這對我震動很大。我從來也沒有感覺到文藝有這樣的力量。我心中暗暗地想：我這一輩子一定要走這條路——搞創作！”從那以后，她開始有意識地創作歌詞、散記、快板詩、廣場歌舞劇等。后來茹志鵑所在的文工團成立創作組，她參加了創作組，先后創作發表《何棟梁與金鳳》《八〇〇號機車出動了》《不拿槍的戰士》等，其中《不拿槍的戰士》獲得南京軍區頒發的文藝創作二等獎。由于創作上的優異表現，茹志鵑被任命為創作組副組長。

隨著國內形勢逐漸平定，茹志鵑像大多數部隊作家一樣，面臨著轉業問題。關于茹志鵑轉業的時間有兩種說法，1979年發表的自述文章《生活經歷和創作風格》里說是1955年，部隊大批女同志轉業，茹志鵑轉到上海，在《文藝月報》當編輯；而1983年出版的《茹志鵑小說選》附錄《作者自傳》中提及1956年，部隊要搞正規化，大批女同志轉業到地方工作，茹志鵑從南京軍區政治部文工團調到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為敘述方便，以下簡稱“上海作協”）辦的《文藝月報》社當編輯。檔案材料中有一份茹志鵑寫于1959年11月11日的《小傳》，提到了她的轉業問題：“1955年七月轉業到上?！段乃囋聢蟆肪庉嫴抗ぷ?，直到現在。”由此可基本確定她是在1955年7月由文工團創作組轉業至《文藝月報》任編輯。出于對文學創作的喜愛，茹志鵑在編輯崗位上仍然堅持業余創作。她給自己制定了一個“三三制”原則，即每天晚上先帶小孩睡三個小時，鬧鐘響后起來寫作三個小時，然后再睡三小時，第二天起來接著去上班。如此癡迷創作的茹志鵑自然會想到加入上海作協，檔案里保存了茹志鵑的《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申請入會表》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會員表》（以下簡稱《申請入會表》《會員表》），根據這兩份材料我們可以了解她加入作家協會的相關情形。1956年1月6日，茹志鵑填寫了《申請入會表》，表格顯示家庭出身為城市貧民，學歷初中畢業，本人成分寫的是革命軍人，現任職務欄比較有意思，填寫的是在《月報》看稿，但職務未定。表格中的主席團審查意見欄寫道：“1956年2月10日主席團會議決定吸收為會員?！鄙虾Ｗ鲄f的反饋不可謂不迅速，在彼時的大環境中，體制的接納對于個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十天之后，茹志鵑填寫了《會員表》，其中工作簡歷欄對于我們厘清她在1949年前的經歷頗為重要：“1943，任小教半年；1944.1，蘇中公學學習；1944.11，蘇中公學俱樂部任干事，后合并成立蘇中前線劇團、華中軍區文工團、華東軍區文工團、山東軍區文工團，任團員、小組長、創作員、分隊長、創作組副組長等職?！倍坝泻沃匾鳌睓诶锸沁@樣寫的：“1、1955.11，于青年出版社出《關大媽》；1955.6，于新文藝出版社出《不帶槍的戰士》。2、1950，于南京《文藝》發表《老王的要求》；1949，于新華書店出版《八〇〇號機車出動了》（合作）；1955，于《解放日報》發表《魚圩邊》《妯娌》?！痹诒藭r茹志鵑看來，這些都是她的代表作（或者說“重要著作”），其中發表于《文藝》上的《老王的要求》至今學界無人提及，這就為茹志鵑這篇文章的輯佚提供了線索。

除了《申請入會表》和《會員表》，上海檔案館還保留了一份茹志鵑于1956年12月25日親手填寫的《會員創作情況表》（簡稱《情況表》）。表格中“在哪年開始發表作品？發表在什么地方？”一欄茹志鵑填的是“1943年發表在《蘇中報》”，同時在后面打了個疑問號。茹志鵑在后來的回憶文章里提到她的處女作是1943年發表在《申報》上的《生活》：“就在這時候，我寫了《生活》這一篇小速寫，寄給了《申報》副刊，沒想到竟登出來了。這篇東西我自己都忘了，多虧揚州師院搞《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的同志，經過他們細心搜尋，找到了這篇短短的，也是我最早發表的文章，從中可以看到我對舊社會的憤慨。這一年我正十八歲?！薄度阒均N作品系年》里的相關記錄是：“《生活》（小說），發表于1943年11月22日《申報》副刊《白茅》第36期；《一個女學生的遭遇》（小說），發表于1944年3月7日《蘇中報》?！边@就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茹志鵑填表時記憶有誤，把1944年誤記為1943年；另一種情況是1943年《蘇中報》有茹志鵑另外的作品，這個作品很可能是茹志鵑真正的處女作。《情況表》中“1957年的創作計劃”欄填寫內容為：“上半年打算寫四個短篇，已有了題材。下半年還得看情況來計劃?！边@里涉及一個作協機制下當代作家的“計劃創作”問題，當時各級作協對作家創作的指導工作，其中一方面就是要求他們主動或被動地制定創作計劃，然后按期執行。關于這一點，不少作家頗有微詞，同為上海作協會員的熊佛西就曾在大會上對此問題作出如下表述：“作協的郭同志常常打電話給我，問我的創作計劃表填了沒有。今天我跟他坦白的講，我從來沒有填過。我并不是賴，賴也沒有賴到這種程度，我也還不至于壞到這種程度。問題在于自己，這樣具體的表叫我怎樣填，萬一填了，要我按照計劃做。諸位知道，計劃就是法令，我說今年寫兩個劇本，做不到怎么辦呢！所以我覺得填這個表不妥當。而且寫劇本，主觀愿望是一件事情，客觀規律又是一件事情，主觀和客觀不符合怎么辦呢。這是我沒有填這個表的原因。”“可是郭同志還是打電話來問：你這個表填了沒有，今年無論如何要我填。我只好概括集中了一下，只填了一句話——今年寫一個劇本?！蔽以跈n案館中也找到了熊佛西填寫的《創作計劃調查表》，表格中只填寫了姓名、性別和工作單位，此外確實只有短短的一句話：“我打算寫一個劇本?！倍阒均N對作協機構的不滿也在表格中有隱微體現，她對于“最近寫作情況如何？有些什么困難？”的答復是：“在寫，苦于沒有時間。參加小組活動，這對自己幫助是很大的，但有時也感到這個還不能解決自己創作中所遇到的疑難，故有時就有遠水難救近火的感覺?！?/p>

二、“先進工作者登記表”與“深入生活”

上海檔案館藏有一份《上海市1959年先進生產工作者登記表》（茹志鵑），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推薦茹志鵑參評，這是那個年代組織對個人獎掖的一種表現方式，體現了上海作協對她的肯定和鼓勵。這份登記表有幾個地方值得關注，如填寫的工作部門為《上海文學》，職務是作品組副組長，技術等級則填的是出版11級。職務和等級的升遷，固然是茹志鵑努力工作的結果，也表明上海作協已經關注并開始重視這個年輕的女性作家。有意思的是，《登記表》后還附了一份《茹志鵑同志的情況介紹》，頗具文獻價值，照錄如下：

（一）簡況：

茹志鵑，女，34歲，浙江杭州人，漢族，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分學生。中共正式黨員，作協上海分會黨支部委員?，F任《上海文學》編輯部作品組副組長。

茹志鵑1944年參加革命，歷任蘇中公學俱樂部干事，蘇中前線劇團、華中、華東、山東軍區文工團團員、小組長、創作組副組長、分隊長等職。

（二）主要表現

（1）工作上一貫積極努力，認真負責，團結群眾，搞好業務。尤其在輔導群眾業余創作工作中，有比較顯著的成績。她能深入基層，發掘新人，耐心細致地幫助作者，從談素材、構思，一直到修改具體作品。應仁珍的《聲響》、俞培榮的《爐火熊熊》、俞志輝的《太陽從東方升起》、樓頌耀的《測繪》、陳繼光的《超軸衛星》、肖木的《紅色的夜》等，這些較好的作品，都經過她的幫助，在《文藝月報》上發表，受到了讀者的好評。

（2）在創作上，能刻苦鉆研，努力學習，平時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利用業余時間進行寫作。在部隊期間，曾寫過《不拿槍的戰士》《八〇〇號機車開動了》《老王的要求》等話劇劇本。1958年以來，她在創作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連續發表了不少優秀的短篇小說。如《百合花》《如愿》等，獲得了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的好評，老作家茅盾、魏金枝等，都撰文推薦，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這些作品中有的已被收入《上海解放十年創作選集》。她出版的作品有《關大媽》《高高的白楊樹》等短篇小說集，受到了讀者的歡迎。

跟孫犁等諸多當代作家一樣，茹志鵑也身兼編輯和作者雙重身份，但此前學界對作為編輯的茹志鵑似乎較少關注。這份《茹志鵑同志的情況介紹》為我們體認茹志鵑的編輯身份留下了一手文獻，從中我們了解到作為編輯的茹志鵑善于發現新人、對于寫作者能夠予以耐心細致的幫助，直至作品發表為止。更重要的是，她在編輯《文藝月報》時實實在在地推出了不少好作品。“文革”結束后，茹志鵑于1977年重新回到上海作協，擔任《上海文學》雜志編委，繼續在編輯崗位上發揮余熱。我找到兩封茹志鵑針對河南人民出版社文藝室編輯湖涌投稿的回信，均為她的集外書信，一封寫于1978年2月20日：“你兩篇稿都是收到的。我正在讀時，病了一場，接著又因我三哥去世，因此只拜讀了一半。有一個印象，覺得你的語言很樸實，人物形象很有生活氣息，但在結構上存在一些問題，具體意見等我看完后再和你細說。現在先寫信告訴你一下，免得你著急?！钡诙庑艑懹谕?月10日：“出發了一次，昨天剛回來。今天把你的兩篇大作讀完了?？偟膩碚f，你有一定的生活底子，語言樸素，寫的人和對話，有股子泥土味，當然是有清香的。這都是你創作上的優點，而且看來潛力很大。從兩篇作品看來，你創作上的弱點是從所寫的人物、生活中提煉主題不夠深、不夠集中，由于主題不大明確、不夠深，因此在組織上、剪裁上也就不知什么該繁、什么該簡。（恕我直說，我想你要我看的目的不會是要我給你說些客氣的話罷?。┻@是你創作上存在的一個弱點?，F分別來談兩篇稿子……”從這兩封信可以看出茹志鵑對寫作者的熱忱和坦誠，即使在病中，又經歷親人去世，仍然堅持復信，只不過是怕投稿者著急。接著又寫長信對投稿者的優缺點給予具體的說明，沒有敷衍，也沒有客套，讀來讓人動容。

由于創作上的突出表現，茹志鵑于1960年離開了編輯崗位，成為上海作協的專業作家。獲得組織的接納和肯定后，茹志鵑不僅有更多的時間來進行創作，同時在創作上產生了更強的使命感。她對于寫作也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在彼時的茹志鵑看來，生活是創作的源泉，文學創作中主題、題材的產生，人物的出現，大部分并不是開始于案頭工作，而開始于生活之中。因而在1961年4月21日寫的《三年的打算》里茹志鵑這樣計劃她的生活：“1.以深入上海郊區農村為主，方法是在某一個公社里，或者生產大隊里擔任一定職務，作為一個公社工作人員深入在那里，這是基本的、主要的方面。2.其次，每年以兩個月至三個月的時間（不是集中使用的）去其他公社和其他地區的農村，作短期訪問，作為擴大生活面，活躍思想，接觸多種多樣的人物、情況，以適應短篇小說所要求的多種人物、多種主題、多種題材（農業方面的）。具體打算在62年、63年分別去浙江（家鄉）、山東（解放戰爭主要地區）各一個月，其余時間仍在上海郊區或和農村有關的單位?！边@樣的規劃顯示了茹志鵑對深入生活和基層實踐的重視，確切地說，她就是從基層摸爬滾打出來的：“1947年4月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家里’，我什么都干。既是演員，也是合唱隊員；搞過服裝、化妝，也做過組長、分隊長。戰時下部隊去，做戰時包扎所的護理員，帶俘虜，領擔架隊，搞土改。但我和大家一起做得最多、最經常、也最累人的乃是行軍。我曾一邊睡覺一邊行軍，走過平原，走過峽峪邊上的羊腸小道，跋涉過沙地也走過長達數里的齊腹水路，走過泥漿路，也走過彈簧似的‘橡皮路’，參軍第一個冬天，也曾赤腳踏雪行過軍。”正是革命年代這些豐富的經歷，給了茹志鵑寶貴的創作素材。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更好地使作家獲得創作上的靈感和素材，上海作協在深入生活方面為茹志鵑提供了較多的便利和保障。在一份統計表里，茹志鵑羅列了她解放后體驗生活的地方和時間：“礦山，三個月（安徽）；敵后游擊區，一個月（鎮江）；農業社，三個月（浦鎮）；機車廠，三四個月（徐州）；連隊，三個月（上海入城部隊）。”由此可知，茹志鵑曾在多種行業做過較長時間的體驗，這對于她的創作顯然有所裨益。另外，我還在上海檔案館找到一張茹志鵑的《黨員證明信》：

大隆機器廠黨委：

茹志鵑等壹同志由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去你處。該壹同志系中共正式黨員，特此證明。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直屬機關委員會組織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二日

說明：1.此證明信只限于黨員干部臨時外出工作或參加會議等，且時間在三個月以內者使用。2.請接收此證明信的黨委會在使用此證的黨員于工作或會議結束時在簽章處簽章，交本人帶回原黨委會。

這張《黨員證明信》就是茹志鵑在大隆機器廠體驗生活的實物證據。正是在茹志鵑個人意愿和上海作協極力協助，以及時代風尚的推動下，深入生活和基層訓練成為她的重要標簽。這也為茹志鵑的創作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水，《百合花》里的“小通訊員”、《靜靜的產院》中的譚嬸嬸等經典形象由此而來。

三、檔案里的“茹志鵑創作討論會”

茹志鵑的《百合花》曾被屢次退稿，后來刊發在1958年3月的《延河》雜志上，茅盾看到這個短篇小說后頗為贊賞，認為“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它是結構謹嚴、沒有閑筆的短篇小說”，并用“清新、俊逸”來肯定茹志鵑的創作風格。冰心也對茹志鵑的《靜靜的產院》做出了較高評價，并表示“在年輕作家的隊伍里，出了一個茹志鵑，作為一個女讀者，我的喜歡和感激是很大的”。在名家贊賞的同時，彼時文壇也傳來不一樣的聲音。關于這一點，茹志鵑在文章里有這樣的描述：“《百合花》發表了，轉載了，也有了評論，這對我當然是個極大的鼓勵。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從此風平浪靜了。在《高高的白楊樹》這篇東西發表以后，很快有了反映，說‘這篇作品里有方向性的問題’。幼苗往往是有些弱不禁風的，我聽了以后，立即聯系到那些編輯部對《百合花》的意見，我惶恐不安起來，我承認我當時是有些緊張，一開始就出方向性的問題，這當然不是一件可以高興的事。”

當茹志鵑出現上述情緒的時候，上海作協的領導給予了及時安撫：“當作協領導知道了這件事以后，他們甚至沒有讓我把這緊張情緒帶回家去過夜。記得作協正開著黨組會議，會還沒有散，黨組同志都在，就把我叫過去，當場對我說：‘這不是方向性的問題，藝術上的探索有什么不可以？你不是同時也寫了《如愿》嗎？’”領導的支持不止在口頭上，時任上海作協副主席的魏金枝專門組織人寫作關于茹志鵑的評論文章，評論家歐陽文彬后來回憶道：“1959年，我寫出了第一篇作家論《試論茹志鵑的藝術風格》。那是我在魏老幫助下擬定的選題。當我讀了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對茹志鵑的作品產生興趣時，魏老非常支持我寫評論茹志鵑作品的文章。當時茹志鵑也在《文藝月報》當編輯，魏老安排我訪問了她，讓我了解茹志鵑的經歷和對創作的主張與看法，然后叫我擬出評論文章的提綱，再由他召集《文藝月報》的編輯和有關同志開座談會，一起來研究我的提綱，幫我寫好這篇文章?！睔W陽文彬的這篇文章發表后獲得較大關注，后來入選《上海五十年文學批評叢書·評論卷》，成為茹志鵑研究的重要文獻；但在當時它的發表也引起了爭議，著名評論家侯金鏡撰寫《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讀茹志鵑小說有感》，對歐陽文彬的部分觀點予以反駁。一來一去，茹志鵑成為彼時文壇一個小小的熱點。緊接著，上海作協于1961年5到7月相繼召開四次茹志鵑創作討論會，以官方姿態從各個層面對茹志鵑作品展開深入討論，對于推動“作家茹志鵑”的形成有著較為重要的意義。關于這四次創作討論會，筆者僅在1961年8月5日《文匯報》找到一個題為《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組織茹志鵑作品討論會》的報道，由于原始材料的缺失，學界對它們的關注還不夠。這四次討論會召開的具體時間是什么時候？茹志鵑本人是否有參加？討論的過程是怎樣的？討論會對茹志鵑有何影響？這些問題都需要在檔案里找答案，我們可以通過檔案文獻做一個“材料的重現”。

1961年5月2到9日，上海作家協會召開關于茹志鵑、胡萬春創作座談會第一次會議，參加此次會議的人員主要有王西彥、范德武、趙清銳、吳圣昔、張璽等人。座談會的話題主要集中在茹志鵑創作的發展以及創作特色與風格上。關于創作發展情況，王西彥從藝術標準角度出發認為茹志鵑1960年發表的《三走嚴莊》跟早期的《關大媽》相比是一個很大的發展，《關大媽》還只是用故事吸引人，只是寫出了一種“類型的人物”，沒有性格，作者還沒有意識到刻畫人物性格。吳圣昔則提出《三走嚴莊》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有了新的東西：1.它是作者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思想啟發下寫出的；2.對主人公收黎子的描寫方法雖然也是細膩委婉的，但和別的作品不同；3.開始真正有意思地從思想和藝術上創造新英雄形象；4.在浪漫主義方面有所探索。他們所共同針對的是侯金鏡在文章里將《三走嚴莊》和《關大媽》放在一類的做法，侯金鏡認為這兩篇小說都是選擇了尖銳的斗爭題材描寫英雄人物，但“沒有充分發揮作者的所長，同時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所短”。座談會還從題材、人物和藝術方法層面討論了茹志鵑的創作風格。趙清銳對茹志鵑作品中的人物思想水平提出質疑，認為她現有的作品中沒有一個高大的共產黨員形象，而且沒有表現生活中的矛盾斗爭，因此缺乏精神教育作用。茹志鵑“不應強調自己擅長這一方面，不擅長那一方面，而不去努力完成塑造英雄人物的崇高任務”。王西彥立馬出來為茹志鵑辯護，認為茹志鵑能以自己熟悉的生活去反映時代是可貴的，而生活經驗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各方面都接觸到。因此說她沒塑造出英雄人物的指責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實際的?？梢钥闯觯跷鲝τ谌阒均N的創作很是欣賞。表現方法上，眾位與會人員對茹志鵑善于觀察人的內心生活和刻畫人物內心的深刻變化，善于營造抒情氣氛和抓住細節的長處予以贊揚。對茹志鵑藝術手法的探討主要集中在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問題上，這也是當時風尚所在。范德武提出茹志鵑的創作基本上是革命現實主義的，但是也在“兩結合”方面進行了探索，從《關大媽》到《百合花》再到《三走嚴莊》，她作品中的浪漫主義因素在增長。王西彥更進一步認為真正“兩結合”的作品的理想是通過對現實的刻畫表現出來的，茹志鵑在這方面是有所成就的，《里程》《三走嚴莊》《靜靜的產院里》這幾部作品都貫串了作家的理想，人物本身有了追求，寫出了引導人物前進的東西。

關于茹志鵑創作座談第二次會議于1961年6月12日召開，出席人員跟第一次座談會比大有增加，王道乾、王西彥、魏金枝、歐陽文彬、吳強、唐支新、樊康、戈今、費禮文、唐鐵海、胡萬春包括茹志鵑本人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座談會主要討論了風格問題、題材問題、對英雄人物的理解和對侯金鏡觀點的一些意見，最后茹志鵑做回應。關于茹志鵑作品風格問題的討論集中在對侯金鏡“所長所短論”的意見上，侯金鏡在文章里建議茹志鵑“應該有意識地揚其所長，避其所短”。陳鳴樹對這個觀點表示認同，覺得取長避短這個意見比較符合茹志鵑當時的創作情況。歐陽文彬的意見是希望茹志鵑能夠通過努力彌補這個短處，而不是避開它，因為她還這么年輕。特別是如果這個短處是不能表現重大題材的話，那就要努力去解決它，從而使自己的作品好了又好。茹志鵑這時候插了一句話：“如想避掉這點，那我原有的陣地也保不住了。”侯金鏡文章中還把茹志鵑《靜靜的產院》和李準《耘云記》對比，認為前者沒有后者的氣勢，思想高度上也有所不及。對此，王西彥認為這樣比較和分高下不妥當，因為《耘云記》是一種作品，《靜靜的產院》又是一種作品，風格不同不能硬比，要求一個作家的風格既細致又粗獷是不可能的。關于茹志鵑作品的題材問題，歐陽文彬提出了批評，他認為茹志鵑是個青年作家，是從老區來的，又是個黨員，就應該寫重大題材，寫英雄人物。茹志鵑作品中黨員形象很少，而實際生活中黨員起很大的作用。這時候寫作《紅日》出名的吳強站了出來支持茹志鵑，他覺得一個人寫重大題材、尖端人物，另一個人寫小題材、平凡的人物，就說這個比那個矮半截，不能這么說。總把重大題材、突出的英雄看成尖端，大家都去爬這個高峰，結果寫出來都是一種人。其實有人也可以一輩子不寫尖端人物，而寫另一種人物，不一定價值就不高。這里的“有人”，顯然包括茹志鵑在內。翻譯家王道乾則對英雄人物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覺得一說起英雄人物就是堵堤、堵槍口，或像馬特洛素夫式的英雄，這是不妥的。英雄人物也應該多種多樣，有些人物反映時代比較強烈，有些反映得不那么強烈，衡量這些人物對讀者的教育作用，反映現實的深度也應不同。座談會的最后環節是茹志鵑的回應，她先是表達了自己的緊張和感激之情，說是自從侯金鏡的文章發表后，她失眠了三夜，但同時覺得歐陽文彬和侯金鏡文章提出的問題都是她之前沒有明確的問題，評論工作者對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接著，茹志鵑總結了三點她的宗旨：“一、好多人說我從小處著眼，反映生活中的浪花，是從一滴水反映世界。我想：如果你對世界沒有明確的認識，那就沒法從一滴水去反映世界。生活面廣一些，無論從哪個面來反映都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二、寫英雄人物，黨員形象是不能回避的，也是不應回避的。但寫這些人物，我不可能脫離我的條件，不能變成吳強或以群。我將來不一定像李準那樣，我的風格要發展，但還是茹志鵑式的。三、我認為重大題材不能作為目標來追求，而應該如何運用兩結合的創作方法來表現這個時代。表現時代不可能脫離人物，因為這里面包含著許多我們社會的內容，這是一條。另一條，今天時代的典型人物，可以有‘第一站’的，也可以有‘第二’‘第三’站的?！睆倪@里我們可以看出茹志鵑的困境和堅守，這也是彼時諸多作家遇到的問題。

第三次茹志鵑創作討論會于1961年7月3日上午召開，出席人員有趙丹、胡萬春、費禮文、唐鐵海、王道乾、王西彥、魏金枝、歐陽文彬、吳強、唐支新、樊康、戈今、張友濟等。座談會再一次討論了題材與風格的關系，范德武提出茹志鵑選取的事件是生活中不十分突出的，選取的人物也不是光輝奪目、鋒芒畢露的，因此很難要求她用豪邁的調子、強烈的色彩去描寫。如果要求她像李準那樣去描寫，那就會使茹志鵑的藝術特色失去。魏金枝也認為風格各人有不同，有個人的特色，像趙樹理大鑼大鼓的少，劉白羽大鑼大鼓的多。風格與很多方面有關系，如地理、傳統就與風格有關系，讀者與風格也有關系。在會議的后半段，茹志鵑主動起來表達了自己對于英雄人物問題的疑問：“我認為‘驚心動魄’的表現是多樣的：劉胡蘭的就義，《在和平的日子里》的過河，是驚心動魄的，但是祥林嫂砍門檻，阿Q上刑場，感到人們看戲一樣的眼睛看他，這不但是驚心動魄的，而且令人汗毛管也要豎起來。因為他們反映了一個時代。祥林嫂砍門檻，說明了舊社會要人活不能活，死了以后靈魂也得不到安寧，這還不令人心驚？我們今天寫‘第一站’的人也好，寫‘第二站’的人也好，都不是為寫人物而寫人物，目的是要表現社會。寫英雄人物能表現我們的時代，但如果寫還沒有成為英雄的人物，也可以反映出社會面貌、時代精神，這樣的人物也可以寫?！薄坝⑿塾卸喾N多樣的，并不都是把剛毅露在外的。中國婦女從古以來就是勤勞、堅韌，有‘韌性’，像牛皮糖一樣，這種韌性也是奠定英雄性格的一個東西。大家都說我不能寫英雄人物，我偏要試試看，但我不一定要寫他‘英雄狀’。英雄，可以看上去普普通通，但他能推動歷史前進，不一定要慷慨就義，作‘英雄狀’?！痹u論家張璽對茹志鵑的這一發言表示異議，她提出魯迅是生活在他的時代，有他的局限性；他不寫革命農民而寫阿Q，這已經是很好了。但茹志鵑不一樣，時代對她的要求更高，僅僅寫“第二站”“第三站”的人物不夠；在今天的生活中，有高大的“第一站”的人物，應該去寫。茹志鵑應該考慮如何去描寫高大的人物，把時代表現得更充分。王西彥則繼續持維護態度，他認為各種英雄人物之間有很大的不同，有小心謹慎的，也有豪爽的。是否英雄，要看當時的時代，當時的思想高度是什么。如民主革命時代，不能說沒有共產主義思想，英雄就不是英雄?！绑@心動魄”也有各種各樣的，收黎子從來不講話，在開會時站出來講幾句話，那也是驚心動魄的。

第四次茹志鵑作品討論會召開于1961年7月21日，具體內容在檔案里沒有找到。從上海作協舉行的這四次座談會看，雖然有對茹志鵑的部分批評，但主觀愿望是為了她的創作能更進一步，更多的學者、評論家對茹志鵑表示支持和認可。在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年代，當時的上海作協對茹志鵑是比較愛護的，他們沒有強硬要求茹志鵑寫重大題材和英雄人物，而是希望她能保持自己的藝術風格，創作更多優秀的作品。此外，對于茹志鵑這樣一個當時尚屬年輕的作家來說，上海作協三個月之內連續召開四次關于她的作品座談會，嚴肅認真地對她的創作進行定位和品評，這既代表組織對茹志鵑的重視，也在客觀上平息了彼時業界對她的質疑，提升了她的創作影響和聲譽。通過對檔案文獻的整理爬梳，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茹志鵑在上海作協的鼓勵、支持、保護和培養下，逐漸成為當代重要作家的過程；也可通過茹志鵑成長過程的個案，管窺中國作家協會培養文藝新人的途徑和機制。

注釋：

1賈俊學輯：《文聯舊檔案：老舍、張恨水、沈從文訪問紀要》，《新文學史料》2012年第4期。

2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資料》，內部資料，1953年，第147頁。

3郭沫若：《三點建議》，《郭沫若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頁。

4具體呼吁和闡述見曾祥金：《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檔案”路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2期。

5茹志鵑：《作者自傳》，《茹志鵑小說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2頁。

6茹志鵑：《生活經歷和創作風格》，《語文學習》1979年第1期。

7茹志鵑：《生活經歷和創作風格》，《語文學習》1979年第1期。

8《茹志鵑小傳》，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2-1-100-4。

9《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申請入會表》（茹志鵑），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2-1-100-1。

10《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會員表》（茹志鵑），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2-1-100-2。

11茹志鵑：《作者自傳》，《茹志鵑小說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頁。

12《茹志鵑作品系年》，《茹志鵑研究專集》，孫露西、王鳳伯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頁。

13《熊佛西在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第二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2-1-370-165。

14《會員創作情況表》（茹志鵑），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2-1-100-2。

15《上海市1959年先進生產工作者登記表》（茹志鵑），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1-2-3004-95。

16兩封信件均來源于孔夫子舊書網。

17《三年的打算》，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1-1-100-8。

18茹志鵑：《作者自傳》，《茹志鵑小說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頁。

19《中國共產黨黨員證明信》，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110-2-93-10。

20冰心：《“一定要站在前面” ——讀茹志鵑的〈靜靜的產院里〉》，《人民日報》1960年12月14日。

21茹志鵑：《今年春天》，《茹志鵑研究專集》，孫露西、王鳳伯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頁。

22歐陽文彬：《〈試論茹志鵑的藝術風格〉寫作前后》，《歐陽文彬文集·評論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5頁。

23“材料的重現”說法參見程光煒：《當代文學研究：問題和史料》，《現代中文學刊》2023年第2期。

24侯金鏡：《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讀茹志鵑小說有感》，轉引自孫露西、王鳳伯編《茹志鵑研究專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頁。

25《茹志鵑創作討論會論點摘要（一）》，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2-1-100-12。

26侯金鏡：《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讀茹志鵑小說有感》，轉引自孫露西、王鳳伯編《茹志鵑研究專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頁。

27《茹志鵑創作討論會論點摘要（二）》，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2-1-100-14。

28《茹志鵑創作討論會論點摘要（二）》，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2-1-100-14。

29《茹志鵑創作討論會論點摘要（三）》，上海檔案館藏，檔號：C52-1-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