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簽名本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揭示了學人的精神品格，折射了時代的文化，記錄了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1]，“文人簽書，儒雅之舉”，體現了一種人文情懷[2]，相對于手稿、書信中的筆記[3]，收藏于博物館中、遍布于藏書之中的名人筆跡是“尚待發掘的寶庫”，成為研究的一個嶄新視角。如1996年舒乙主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茅盾眉批本文庫》，影印出版了10部留有茅盾評論筆跡的文學作品[4]；2006年于潤琦編著的《唐弢藏書：簽名本風景》，再現了新文學版本第一收藏家唐弢先生藏書中涉及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100多位知名作家與學者的數百本簽名題注（圖1），使讀者能夠走進歷史風貌的原生態情境，感悟收藏所帶來的美麗和溫馨[5]；2016年歷時三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錢學森手稿整理與研究（1955－2009）”完成結題，該項目全面整理、研究了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藏錢學森資料，包含大量的批注文字[6]；201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館藏嚴復眉批批注的《周易》《世說新語》等11種古籍圖書，這些古籍除部分近代西學譯著外，多是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經典，保存狀態良好，并有大量嚴復親筆題寫的批語，影印出版完整、清晰地呈現了原書文字和批注[7]……上述成果學術性與趣味性結合，既有來自學術界的研究探討，又可作為普及性圖書滿足公眾文化需求，出版后不僅成為重要的研究性資料，還成為“暢銷書”。名人藏書筆跡挖掘利用路徑日益清晰，整理與研究的條件也日益成熟。

圖1 唐弢藏書中俞平伯《西還》（初版本）：扉頁有題贈簽名（中國現代文學館作家藏書文庫藏）

一、類型劃分

（一）作者有簽名

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痕跡，作為圖書來源、去向、歸屬的重要標識[8]（圖2），包括簽名自署、簽名題贈等。

圖2 茅盾《子夜》（精裝初版本）：扉頁有茅盾簽名（中國現代文學館圖書大庫藏）

簽名自署代表自存，在作者整體的捐書中較為常見。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巴金藏書[9]、中國傳媒大學圖書館館藏的何其芳藏書、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倪墨言藏書等。

簽贈作者或編者、譯者等責任者將作品簽名贈給特定人的情況，“簽名本必有上款，可以考究受書者”[10]，因為有抬頭是簽給特定人的，也簡稱“TO簽”。主要分為：（1）簡短惠存式，如宋慶齡在《為新中國奮斗》扉頁題：“沈雁冰先生紀念，宋慶齡”；（2）大段贈言式，如沙汀在《過渡集》扉頁題：“茅盾同志：從我開始發表作品以來，就不斷得到您的指導、鼓勵，現特奉贈十七年間舊作小說散文選集一冊，謹致謝忱，沙汀，七九年十二月”；樓適夷在譯作《在人家》扉頁題：“茅公：四十五年前獄中所譯的魯迅先生與您的幫助，可以發表和出版，今日又重印，敬以持贈留念，樓適夷，一九八〇 · 三月”。

在藏書中常有成套成體系的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藏巴金藏書中有一套“文學叢刊”，為巴金所編，數年間先后出版了10集16部，出版后都收到了作者的簽名贈書留念，包括茅盾的《路》、曹禺的《雷雨》等。又如中國現代文學館藏馮牧藏書文庫中的1000多冊圖書均為簽名本，主要是當代作家的簽名贈書，以及馮牧自己作品的簽名本，從1953年版周而復《白求恩大夫》到1999年版紅芒《踩水浪兒》，跨越半個世紀，簽名者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臧克家、艾青等老一輩文學家，還有當時正值青壯年的徐懷中、王蒙、瑪拉沁夫、蔣子龍、鐵凝、馮驥才等。

（二）藏者有題跋

藏書者在得到圖書時常有扉頁題注以為紀念的習慣[11]，題注包含閱讀的記錄、圖書的輾轉、版本的說明、隨機的筆記等多種類型。

閱讀的記錄。茅盾先生會對其閱讀過的圖書在扉頁留下題記[12]，如在韓雪野著、冰蔚譯《塔》的扉頁題記：“一九六二年一月廿六日晚始讀，止八日下午讀畢，雁冰記，于北京”，與茅盾日記中記載的1961年4月2日茅盾先生設宴歡迎朝鮮作家韓雪野相呼應，見證了這一時期中朝之間文學交流的往事。

圖書的輾轉。巴金先生會在藏書中記錄圖書的經歷，如他在篷子的《剪影集》扉頁題：“這本書的初版本我原有存，是篷子送我的，后來放在之華生活處，不知道被誰拿走了，昨天在兩路某舊書店看到了這本書，已經舊了，花去了三萬五千元的高價買了來送給堯林圖書館，巴金，四八年二月九日”，由此可以清晰顯現圖書的贈予、轉贈、流失、書肆偶然購回并再次贈藏等“傳奇經歷”。

版本的說明。如巴金藏1935年開明書店第四版《家》的扉頁上寫道：“這是新五號字本的底本”“三次五版；五次孤島版；七次文集版”“三七年底根據小五號本清樣重排；八次改訂本應當是四川十卷選集的底本”（圖3），這是來自作者的權威表述，可成為版本研究的重要依據。

圖3 巴金《家》（開明書店1935年2月第四版）：書內有巴金批注（中國現代文學館手稿庫藏）

隨機的筆記。藏書者在閱讀時突發靈感，將與書中內容相關或者看似不太相關的感悟抒發隨機寫在圖書空白處，將所閱圖書當作了“筆記本”。在諸多藏書之中，這樣的隨機記錄不少，如翻譯家羅大崗在藏書《二十世紀法國詩歌選集》（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fran?aise du XXe siècle）中便留下了隨筆：“蘇三離了洪洞縣，茶花女揮淚別阿芒，可以有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有中國式的比較文學？”另留下一首名為“雪蓮”的兩句殘詩：“此生飽受人間窩 囊氣，恨不得獨上高山訪雪蓮。”對這種留在書中的隨機筆記，博物館保管工作中有的已標注為簽名本，有的則未作標注，導致這樣的筆跡隨著藏書的塵封而被淹沒。

（三）閱者有批注

閱者有批注，即藏書者閱讀后在書中正文留下的批注。這類批注評點往往以題頭批、夾批、旁批等方式呈現，是閱讀者自身感受的筆錄，或是對具體內容的批評和注解[13]，體現著閱讀者別樣的眼光和情懷。高水平的評點，往往在文學批評方面具有重要價值，且對批評家的學識修養、審美能力、鑒賞水平有著很高的要求[14]。批注內容包括讀之所思、讀之所論、讀之所想。

讀之所思是指閱讀者對所讀作品中記敘文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的詮釋注解，字跡主要分布在所閱部分的旁邊，往往伴隨著勾畫、圈點。如郭小川藏書《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的第120頁旁批注：“現代作品的美與其對待現實的科學性是分不開的”；劉白羽藏書《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中關于馬克思生平歷程的片段旁批注：“家庭生活中的馬克思”。

讀之所論是指閱讀者對圖書內容發表的見解和思考（圖4）。其中較為著名的，為茅盾藏書中的眉批本，影印出版多冊，也有相關研究[15]。如茅盾在杜鵬程《在和平的日子里》中圍繞小說主人公梁建的描寫的眉批：“這一段寫梁建思想變化，頗有特色，不落俗套”[16]；在楊沫《青春之歌》中從語言角度，直陳其弊端：“這一段的描寫，平鋪直敘，且不簡練”“這段也不夠簡練”[17]；在白危《墾荒曲》中有批注：“此章初寫董林也寫得有聲有色”“此章寫階級斗爭之復雜”[18]；在烏蘭巴干《草原烽火》中有茅盾對小說人物巴吐吉拉嘎熱評價的批注：“在這本書里，巴吐吉拉嘎熱是寫得最好的，到此為止，巴……犯了許多錯誤，自己也吃了許多苦，這才下決心去革命，這才丟掉了舊社會給他的包袱，這樣寫，雖然富于戲劇性，然而‘代價’太大了”[19]。又如郭小川藏書《堂吉訶德》的作者原序旁批注：“一出手就是驚人之筆，充滿了生動的譬喻”。

讀之所想是指閱讀者對于作品的自我解構與再創作的想象，主要是對情節走向的自我猜想、對遣詞用句的修改意見、對人物描寫的個性看法。對于怎么改，有的閱讀者還親自作文示范，如茅盾藏書中《青春之歌》第5頁留下了批注：“可以這樣寫：車到北戴河，下來一個女學生，渾身縞素打扮，拿著一包樂器。車上的乘客從車窗伸頭來看著她，噴噴地議論著（這是大概的輪廓，文字還得琢磨）”[20]，建立在閱讀基礎上的新想法，賦予了讀者以作者意識，拓寬了作品的空間場域。

圖4 茅盾藏書中艾明之《火種》：書內有茅盾批注（中國現代文學館作家藏書文庫藏）

二、價值探析

（一）往事的浮現

名人藏書筆跡所涉及的內容紛繁復雜，從中可以展現一些特定時代的諸多細節，講述與印證一些故事，成為由文入史的引子，成為歷史事件的實物佐證[21]。如茅盾藏書中的茹志鵑簽贈與由茅盾親筆批注的《高高的白楊》，見證了一段接續奮斗、勇攀高峰的“文壇佳話”[22]。巴金藏書中有兩本193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羅淑《生人妻》，一本扉頁題：“謹以最大哀思遙悼本書作者的逝去！一九三八年十一晚后”；另外一本扉頁題：“巴金贈，四川人民出版社編印《羅淑選集》時曾將《生人妻》和《魚兒坳》三書借去，過了兩年我要回了《地上一角》和此書。《魚兒坳》已不知去向，這本的‘附錄’也給撕毀了。惜哉！巴金，八四年十一月”。羅淑是英年早逝的女作家，1936年其處女作，也即成名作《生人妻》在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季月刊》第1卷第4期上發表后，1938年8月在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中出版了單行本，此時羅淑已因病逝去，巴金為此十分惋惜，這兩本書成為這一往事的見證。

（二）閱評的呈現

有閱評的藏書提供了研究作家的第一手資料[23]，藏書所呈現的信息構成“閱讀史”研究的“原始數據”[24]，作家親筆書寫的如“閱讀題記”“眉批評點”“批注筆記”等書中手跡，作為閱讀的即時感想，為研究作家的思想人格、審美趣味提供了某種邏輯起點[25]。“書中手跡”作為構建“藏書—閱讀—研究”視角的重要“素材”，可以為作家作品以及許多重要的文學現象之“謎”的研究提供新視角，文學史上因時代和歷史語境帶來的認知上的隔膜也可能獲得新的理解，文學研究的維度也將進一步被拓寬。

寫在圖書上、書寫于閱讀時，立足于文本內容，從閱讀的體驗出發，對作品內容、創作得失作出客觀的評價，甚至對這一時期文學創作存在的不良傾向予以指正。由于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很多“批注筆記”都沒有繼續“寫作完成”，如能匯集成篇、刊印出版，將對相關名人閱讀史的構建、進一步了解其觀點和思想有著重要意義[26]，這些手跡所展現出的藝術趣味和獨立思想，是一個人閱讀與評論情況的很好例證。

（三）版本的再造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文獻研究以其充分的實證基礎越來越受到關注，現代文獻受現代出版業影響巨大，從初稿到出版經歷的環節很多，既有從手稿到印刷本、選本出現的訛誤，還有作者本人修訂自己的作品形成的異文。通過版本文本的比對，呈現差異、探尋節點，構建完整的版本譜系[27]，已經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分支領域[28]。當代文學研究的歷時性與共時性在版本的演進譜系中被清晰地展現出來[29]。

在研究中，作品的校訂本、眉批本等雖然并未公開出版，但是作為留下作者修改筆跡的重要版本，也開始作為“特殊版本”被納入版本譜系研究之中，修訂痕跡、批注內容作為“文本之變本”受到研究者們的關注[30]。近年來，部分來自博物館的研究者，利用館藏中留下名人手跡的作家圖書進行版本研究，成果十分新穎，受到學界關注[31]，因為可以接觸到館藏的第一手史料，被戲稱為“貴族式的研究”，如中央黨校研究者對館藏毛澤東藏書的研究[32]、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者對館藏魯迅藏書的研究[33]、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者對館藏郭沫若藏書的研究[34]、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者對館藏茅盾藏書的研究[35]、上海市作家協會巴金故居研究者對館藏巴金藏書的研究[36]等，這些成果展現了新史料，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此基礎上催生了很多專業領域的研究成果，成為博物館藏品活化利用推動學術研究的典型案例。

三、利用路徑

（一）基于知曉性的特藏甄別與業務管理

文獻作為信息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具備知曉性，即多維度、多層次的知曉，需要進行有效識別，進而實現社會化認知與擴散，需要通過質的考量與內容選擇去提升信息資源價值[37]。藏書的存在是事實層面的物理實物存在，而留有名人筆跡的名批本存在多重價值，表明收藏者曾對其加以精讀，在收藏者心中占有比較重要的位置，記錄批注者的真實觀點與情感[38]，反映批注者的治學方法，具有唯一性、稀缺性。這就要求在館藏管理的實踐中，要將館藏文獻中的“筆跡留痕”與同種書的其他復本區分開來，做出特殊標記，按照相應的方法進行甄別與研究，歸為特藏圖書，納入名人圖書專藏庫管理。

（二）基于憑證性的資料呈現與服務支撐

憑證性價值是客觀性的事實憑證，是對社會活動的真實記錄與保存，客觀反映社會事實，需要通過量的增長與面的覆蓋實現信息價值[39]。藏書中的名人字跡使得藏書具備了檔案特征，字跡內容是數據的體現、圍繞文本的要素化揭示、實現文獻憑證性價值的重要路徑。在各館的業務實踐中，被認為是“擁有專業知識、業務經驗和從業資格，從事特定學科領域的專門信息服務”[40]的學科館員成為信息時代各館服務的拓展與深化，走向知識化、個性化、泛在化、智能化的重要路徑，藏書中名人筆跡的辨認、提取、匯集、研究是館員加深對文獻的認識，更好掌握文獻，服務社會大眾與專業研究者的重要路徑。

（三）基于應用性的史料挖掘與價值研究

信息資源價值理論認為，信息資源應用性是競爭性的效益實現，側重于與用戶情境關聯的增值性應用，在于信息資源對用戶思維決策的激活，關注價值轉化機理與使用路徑[41]。留在藏書中的名人字跡在一定程度上具備手稿的性質，是“起源的材料”，具有唯一性、未完成性、親昵性、對話性[42]，正如文本發生理論所闡釋的那樣：經過反復醞釀而最終又被刪除掉的部分，突然的中斷、寫作的筆誤、特殊的符號、所用過的資料和書籍線索等都是了解創作者意圖、手段、創作方法、工作方法、寫作方式的重要依據[43]。圍繞藏書中的名人字跡的業務性研究與理論性構建，是由信息層面向知識層面的攀升，是館員研究群體及其相關研究者進行館藏研究的重要材料，這樣的研究來自一線的整理工作所形成的研究性成果與編研性成果，既是本學科研究的深入，也可為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資料素材與知識啟迪。

四、結語

作家的閱讀與創作之間的關系觸及閱讀史與文學史互動的重要側面，“作為讀者的作家”與“作為作家的讀者”之間的變奏呈現復雜的姿態，在兩種身份的互換、互動、互滲中重審閱讀與寫作的隱秘關聯[44]。中國現代文學館立足豐富館藏開展優化工程與研究推進，著力打造“讓人敬重的文學陣地”，部分館藏有筆跡留痕的名人藏書相繼申報為可移動文物、革命文物、國家定級文物，在此基礎上，2024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入選第五批國家一級博物館。藏書中名人筆跡的挖掘與研究需要各學科研究者共同的努力，公藏機構作為文獻的收藏機構往往近水樓臺，在日常的館藏建設與管理過程中應積極地尋找線索，發現發掘藏書中的名人筆跡，在館藏建設積淀之上深挖價值，保護好、建設好、研究好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為后世留下一批紙書頂峰時代的珍貴特色資源，為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豐富的文獻史料，推動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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