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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咸豐二年（1852年）九月的一天，秋陽高照，富春江波平如鏡，桐君山東麓，離水面8至10米處，有一片陡壁懸崖。東麓山腳有個深潭，深不可測，除了打魚船，很少有人來。

此時，有個中年人獨自撐著一條小船來到這里。他一直朝崖壁上察看，石上有摩崖石刻，隱隱約約的。中年人叫袁世經，是個貢生，平時喜歡畫畫、寫字，還愛喝些小酒，身板看起來有些瘦弱，但目光清澈。他想弄清楚，這些摩崖石刻到底是什么字。

落潮了，江水淺下去一些，袁世經將小船停下，一腳跳上了山。山上基本沒有路，他捏緊草藤，身子如猿猴一樣向上攀登，好不容易到了石刻前。他將崖壁上的青苔用力拂去，字跡露了出來——呀，有不少字，內容都是他不知道的。

袁世經讀書也算多，他覺得這可能是新發現，至少，許多年來沒人上來看過。看看周圍險峻的地形，他心中疑惑，這些字當初是怎么刻上去的？上下左右，看了好久，基本將字都認全了，他才依依不舍地離開。

對桐君山崖壁上的那些字，袁世經念念不忘。終于在某一天，他準備了拓紙和墨，上山艱難地拓得幾張拓片。他在《石屋山人集》（袁世經有個號叫石屋山人）中，詳細地記載了這件事。

袁世經看到的摩崖石刻，分兩部分。上部為唐篆題名正文：殿中侍御史崔（弁+頁）、桐廬縣令獨孤勉、尉李銳、前尉崔泌、崔浚、崔溆、崔沅，大歷八年九月廿二日記，崔浚篆。

下部為唐宋人題跋（有三幅）：

左側：皇祐庚寅夏，蘇才翁來觀。

右側：周寬之治平初，秋九月游。

中間：桐廬縣令獨孤勉，前左金吾兵曹薛造，處士崔浚、崔溆，桐廬縣尉程濟，大歷八年十月廿四日題。

這些摩崖石刻，讓袁世經興奮。他自然要考證一番。他在《新唐書》中找到了崔溆、崔泌的相關記載：崔溆官至溫州刺史，其姓出自清河郡小房；崔泌官至刑部員外郎，其姓出自博陵郡。但他認為，《新唐書》中的溆、泌，未必就是摩崖題名中的溆、泌。而縣令獨孤勉、縣尉李銳等姓名，應當補充入《桐廬縣志·官師表》。

隨后，袁世經興奮之心一直停不下來，提筆寫了一篇長長的古風《桐君山下大歷題名詩一首》。經年搜集與研究桐廬碑刻的吳宏偉先生認為，袁世經用這首詩詳細如實地記錄了自己的突然發現和冒險拓印。同時，通過大量比喻，對唐代篆體書法作了生動描寫，提出了“是時陽冰括蒼令，傳與筆法其徒疑”疑問。袁世經一方面在《石屋山人集》中提出“其（崔浚）篆法極似尹元凱、瞿令問，確是唐篆也”，另一方面又想到了唐代篆書大家李陽冰，他認為崔浚篆書與李陽冰篆書一脈相承，但崔浚是否為李陽冰親傳弟子，則不確定。

二

晚清重臣袁昶，他家對面就是桐君山。他寫了30多年的日記，共65冊、200多萬字，而袁世經就是袁昶的大伯父。

在袁昶眼中，他的這位伯父頗有些性格：大伯父初名世經，后更名德生，取莊子語“開天者德生”之意。伯父喜歡讀書、種樹。伯父隱居在鳳凰山東麓的石屋塢，此塢狹長而深邃，伯父將建屋的地址選擇在了一座高山的腳下。他自己去山上砍下樹與竹子等建筑材料，自建茅屋。在屋子邊上，他壘池養魚，鑿下巖石，將平整出來的土地用石磡圍住，種上各類草藥以及瓜果蔬菜。他居然還引來山泉水灌溉，在山地上種稻。他的朋友大多是釀酒的、釣魚的，一般人很難見到他。他有時候也跑出去玩，跑得不遠，基本上在附近州縣，但一出去就常常幾個月忘記回家。

袁昶在日記中寫道，大伯父天性疏野，生活散淡，熟于史事，也常作詩，書畫水平極高。喝酒高興了，就脫巾解帶，枕石坐草，開始畫畫了，一亭一石，構圖疏散，不拘古法，但極具生活氣息。比如有一幅畫是這樣的：山間茂林中有小鳥，有紅果瑣細，間以菊花數枝。村中有老人或者飯館伙計，只要拎一瓶酒給他，不論是紙還是絹，他都很高興地揮灑筆墨。如果喝醉了，更是洋洋灑灑地寫，寫完就送給對方。如果是富人及長官求他，則不肯寫上一筆。他的行書，學的是歐陽修，瘦硬蟠屈。太平軍亂起，他的書畫大都遺失，只有擬錢舜舉的《生茄》卷及《翠鳥戲夫渠》卷尚存。

光緒十五年（1889年）三月，袁昶為大伯父的畫寫了一個跋，大伯父的諸多生活細節躍然紙上。

袁世經冒險拓印時，袁昶還只有6歲。而25年后，光緒三年（1877年），袁昶與他的堂兄及朋友一起，又去看了桐君山東麓的那些摩崖石刻。

袁昶與堂兄一起，約上朋友子樗，一起駕著小船，到桐君山的石壁下觀摩崖石刻。這些石壁面積不大，一共有十多處，字跡大多風化漫漶，且長有苔蘚等，遠處基本不可辨認。子樗脫下鞋子，抓住崖壁上的藤蔓，奮力攀上，他抄了八十來個字，才從石壁上慢慢下來。袁昶在邊上看著，覺著有點危險，往下看，是深潭，朝上看，是似乎就要掉落下來的大石頭、千年古松倒垂，石頭縫的縫隙蜿蜒如老龍，這真有點像韓愈上華山下不來的險境。

返回家后，袁昶將子樗抄下的一些摩崖石刻字錄進了日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這部分日記里，出現了13個空格。我猜，這些空格十有八九是那些字被厚厚的青苔遮住了，或者是有字卻辨不出字形來。

三

大歷八年（773年），此時的唐朝經安史之亂后，已元氣大傷。

這一年的大事記中，有一則回紇和市滿載而歸的新聞。回紇曾幫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面對回紇提出的無理要求，朝廷一點也硬氣不起來：

自乾元年間以來，回紇每年都求和市，一匹馬換唐四十匹縑，動至數萬匹，而所給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給縑多不能足其數，所以回紇待遣、繼至者常常不絕于鴻臚寺。大歷八年七月，唐代宗想滿足回紇要求，遂命盡買其馬。二十八日，回紇辭歸，載所賜物及馬價，共用車千余乘。八月二十九日，回紇又以馬萬匹來求互市。有司認為馬過多，請買其千匹。郭子儀恐逆回紇意太甚，自請輸一年俸為國家市之，代宗不許。十一月十七日，代宗命市其馬六千匹。

而遠離首都長安的偏僻小縣桐廬，似乎還平安無事。縣令獨孤勉及幾個下屬，陪著遠道而來的朋友游山玩水，從而留下了這著名的摩崖石刻。

20世紀30年代，金石界碑帖大王陳錫鈞，循著袁世經的發現，特地來尋桐君山唐篆。陳錫鈞所藏千余種碑帖均有考證，有五十余種甚珍貴，《桐廬縣令獨孤勉等題名》是其中之一，他這樣題跋：“唐周寬之（實為宋人）、獨孤勉、崔浚、程濟等題名與宋蘇才翁一紙同拓最為罕見，此同拓本最為寶貴。”

袁世經說那幾個人與《新唐書》所記的不是同一批人，但按余紹宋先生的考證，《新唐書》中崔氏（弁+頁）、泌、浚、溆、源，與桐君山唐人題名是同一批人。

桐廬縣令獨孤勉，后官至定州刺史。自北魏至唐朝，獨孤氏一直是北方大姓，唐代宗李豫的貞懿皇后便是獨孤氏。而獨孤勉來桐廬，很像是一個過渡。其間好朋友千里迢迢地來桐廬看他，是常有的事。

于是，我們就可以將場景還原：大歷七年，或者六年，或者五年，獨孤縣令已經在這奇山異水天下獨絕的桐廬待了好幾年。他心里清楚，很快，他將要去別的地方任職，幾個特別要好的朋友，應邀來好好玩一玩。大歷八年九月的秋陽，暖陽高照，殿中侍御史崔（弁+頁）來了，他是獨孤勉多年的好朋友，必須吃好喝好玩好。叫上縣尉李銳，還有前縣尉崔泌，及讀書人崔浚、崔溆、崔沅等一并陪同，坐船、游山、看江、賞江鮮，一行人玩得不亦樂乎，并將此行刻石留念。

又過一個月，另一位叫薛造的好朋友來了。依然有好幾個人陪同，但請注意，縣尉李銳已經調任，此次陪同的縣尉是程濟了，而崔浚、崔溆兩個讀書人依舊陪同。呵，我猜兩崔并非本地人，他們也是來桐廬玩的。古代的讀書人玩起山水來真是悠閑，一個地方一待就是幾個月甚至幾年。

大歷八年九月、十月的這兩次桐君山之游，可能只是獨孤縣令多次游玩桐廬山水之兩例，但因為都是陪好朋友而來，故刻石留念。從摩崖石刻的內容上看，北宋的周寬之、蘇才翁在不同的年份上了桐君山，也刻石到此一游。

富春江水日夜浩蕩，桐君山陡壁懸崖上，這藤蔓掩蓋綠苔叢生字跡漫漶的幾十個石刻字，是會呼吸、會說話的歷史活物，它們見證了富春江邊1251年前的那兩個普通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