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且走向新生——羅偉章《紅磚樓》的符號學意義
羅偉章在出版了廣受好評的長篇小說《塵世三部曲》（《聲音史》《寂靜史》《隱秘史》）和《誰在敲門》之后，最新長篇《紅磚樓》，又在《收獲》2024年第4期隆重推出。從羅偉章的早期作品《不必驚訝》《饑餓百年》等，可以知道他是一個熟悉農村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人情冷暖的作家，然而，大凡杰出的作家，不會被某一熟悉的題材和寫法所禁錮，羅偉章就是這樣一位作家。
《紅磚樓》的敘事語言和敘事風格，與“三史”和《誰在敲門》一脈相承，但敘事立場和旨向，卻有了相當大的差異。在一幢極具暗喻、轉喻或象征的“紅磚樓”里，在看似輕松實則黑色幽默的敘事推進中，我們不僅看到了當下一群作家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相，同時還看到了司空見慣卻處處隱匿著的不可知的人性。《紅磚樓》的外表是現實主義的，卻深隱著符號學意義。
主人公冉強，“冉”，在某些方音中讀ruǎn（軟），冉強即軟強。這是冉強的精神內核。冉強一出手，其作品就在他生活的東軒市成為高峰，成為最知名的作家，許多文學青年需要得到他的認可。小說中的“我”——盛華，有著他人并不具備的文學眼界，深知冉強作品的蒼白與媚俗，但在一番碰壁之后，卻禁不住深陷其中，向冉強遞交“投名狀”，成為與“紅磚樓”關系最近的文學青年。
一些人在走近，一些人卻在離開。
走近和離開，這是一個問題。
“紅磚樓”是為重視文化、重視人才所建的作家樓，它因此成為一種符號。從二十世紀初索緒爾的“能指”與“所指”的語言符號學始，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羅蘭·巴特將符號學引入文學和社會學解讀，建構起文學與社會學的“此刻”與“彼刻”，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便發生了重大變化?！都t磚樓》便是這一觀念和方法的漢語文學敘事的某種嘗試，而且收到了突出的效果。
離開“紅磚樓”的大多數作家，文學天賦和成就都遠比留駐者冉強要強，但冉強成了“世界百大文豪”。這是“紅磚樓”符號的另一指向。在今天的文學界，尤其是文學界的詩界，更別說書法界、繪畫界，“中國名人榜”“世界名人榜”，或者“中國百強作家”“世界百強作家”等等比比皆是，輪番上演，從未斷絕。就如“紅磚樓”一樣，一旦修造，走近或走進就成為一種趨勢。走進“紅磚樓”就走近了名利場。而《紅磚樓》里的多數作家又紛紛離去。這成了另一個“紅磚樓”——被離棄的“紅磚樓”，其符號學意義也一目了然。
羅偉章的貢獻是，離開“紅磚樓”就一定遠離了名利場嗎？答案是否定的，任何名利場都有它存在的土壤。羅偉章更重要的貢獻是，通過一系列現實事件、人物關系和人性表達，深刻剖析和反省了作家這一階層引入的更深層次符號書寫。
就小說的面上講，羅偉章是頹唐的甚至是絕望的。但是，杰出的作家會在司空見慣或者所謂鐵律的表相面前，洞悉符號背后的“彼刻”和“深層”。羅偉章在小說里寫了兩個“紅磚樓”之外的人，一個是盛華的頭頭廢品收購站的領導蒲哥，一個是啟迪“我”走向正義和完善的副教授洪運興。
盛華作為一個中文系畢業生來到廢品收購站（一個饒有深義的轉喻符號）做員工，盡管廢品收購站的老大蒲哥（一個具有象征意義或反諷意義的姓氏）認為“寫作這職業，跟收購廢品的職業是一樣的，都是變廢為寶”，但是蒲哥（蒲，是平凡的水草，蒲衣，卻是舜時賢人）“除了給我分派閑差，還不斷給我送東西：知道我愛讀愛寫，在廢品中發現了書籍，他說，給盛華送去；發現了字紙，也說，給盛華送去”。一個非文人圈的蒲哥，卻如此素樸和良善，與“紅磚樓”樓里樓外的文人作家比起來，真有些“義薄云天”的味道。
如果蒲哥還不能真正表達羅偉章的理想或逃離“紅磚樓”的愿景，那么具有“高蹈”和“隱士”之風的洪運興（一個具有象征意義或者反諷意義的姓和名），或許可看成是羅偉章的理想。洪運興沒有被正教授評審的明規則和潛規則所左右，而是以對人性和人心的堅守，為盛華啟蒙。
《紅磚樓》是哀婉的。小說的開始寫道，“我”在夢中“知道自己死了”；小說的結尾是“參加洪運興教授的葬禮”?！拔摇钡膯⒚烧哒娴囊呀浰廊ィ泬粢娮约核懒说摹拔摇崩^續活著——因為“我”的逃離。生命在又一個起點上獲得新生。由此，《紅磚樓》又是憧憬的、向往的、樂觀的。
試圖走近走進“紅磚樓”又疏遠逃離“紅磚樓”的敘事者盛華，其名不也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或反諷意義的符號嗎？
從《紅磚樓》的這種敘事符號的相互轉寫，我們還看到羅偉章小說敘事觀念的革新和小說敘事的另維空間：生活的敘事只有到了小說的敘事，以及這種敘事的符號學引入，生活的真實才有可能成為藝術的真實。在這方面，羅偉章還做過某種歷史演義的重構實驗，以檢驗小說的想象空間和敘事符號的轉換，如中篇小說《將近兩千年前的一樁懸案》（《花城》2022年5期），羅偉章將《三國志通俗演義》里的劉安殺妻的橋段，以懸疑的方式改寫成了一種后現代的文學樣式，有論家認為，這部不到三萬字的中篇小說，有著長篇小說才能具有的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