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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與“環境”的關系值得重視

創作（包括創作者、作品與創作行為）與環境的關系在創作學中至關重要，也是中外文藝學討論的重要論題。中國古代文藝創作論非常重視對這一關系的表達，孟子主張知人論世，《樂論》認為音樂起于人心，而“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所以阮籍論音樂時說：“禮與變俱，樂與時化。”劉勰《文心雕龍》詳細考察了古今文章的變化及其風格的差異，其方法論的核心就是以世論文、以文說世，所謂“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通變》）從環境的變化入手，然后討論藝術的變通，是中國古代論藝一以貫之的邏輯。西方文藝學同樣重視環境與文藝的關系，從古希臘文藝學的開創期開始，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就成為西方文藝理論的基本問題。由于藝術實踐與思想風格上的差別，西方文論在文藝環境的論述上更為開闊也更為深入，特別是丹納文藝環境理論的系統提出以及他在西方藝術史研究中對這一理論的成功運用使得這一理論的方法論意義更加突出。他不但為藝術研究定下了“一條規則：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格概況”，并且將這一概況從自然到社會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從而為文藝史研究領域提出了“環境”的概念及其意義：“精神文明的產物和動植物的產物一樣，只能用各自的環境來解釋。”（《藝術哲學》）丹納的研究標志著文藝學環境理論體系的建立，并開辟了文藝環境研究的現代進程。

真正對環境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的作用予以科學闡述的是馬克思主義，它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評述了人與環境的辯證關系。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在這里，實踐是人與環境關系的中介，既要看到環境對人的決定性作用，又要認識到人對環境能動的改造作用。我們當然要看到環境對人的重要作用，但更要看到兩者是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說，人的力量可以作用于環境，并使環境得到改變。而這中間重要的中介是實踐，是人的社會實踐不斷地改造客觀世界，并同時改變著自身。在文藝批評中，馬克思、恩格斯一直注重環境的作用，注重文藝實踐對環境的影響。這樣的理念卓越地體現在對古希臘文藝的研究中，對十九世紀具有標志性的作家作品與文藝思潮的具體批評中，對德國和英國工人文藝的考察中。從當今社會實踐來看，馬克思的環境理論不僅對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環境政治學等學科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同時也對文藝學中的環境研究與實踐具有推動作用。具體地說，我們一方面要“抓作品與抓環境相貫通”，另一方面，要深入地研究文藝環境的變化，將文藝評論推及到文藝的新環境中，實現文藝評論對文藝新環境的全覆蓋，從而為文藝環境的優化與文藝的繁榮提供理論支持。

理論環境與制度性環境的新變

可以說，在中國，沒有哪個時代像今天這樣，文藝環境變化如此之快，文藝環境的構成如此之復雜，文藝創作與文藝環境的關系如此之緊密。也正因為如此，它對文藝評論不斷提出問題，不斷構成挑戰，也不斷為文藝評論的全域性展開提供新的動力與生長點，從而為中國文藝評論的話語體系建設提供豐沛的資源與創新的契機。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藝就一直在建立自己的理論環境，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自主文藝尋找方向。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為中國文藝的理論環境建設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為中國文藝幾十年來的發展提供了話語闡釋的路徑。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文藝的理論環境建設幾經反復，核心話語越來越集中，同時，其共識度的凝聚也越來越高。從雙百方針到二為方向，再統攝到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價值，中國文藝逐步從古典文藝的自在狀態向自覺過渡，呈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獨特面貌。如同文藝被納入到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中一樣，中國的文藝理論也被進一步融合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表述中。許多文藝的傳統的基本性問題以及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產生的新問題，特別是為了中國文藝的振興而自覺地提出的新命題如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高質量發展，講好中國故事等等也都隨之融入到這一理論環境中。每個文藝家都不可能置身于這樣的理論環境之外，都會在這樣的理論環境的影響下自覺不自覺地調整自己的創作，并且在這種理論氛圍中處理文藝創作的一系列問題。從縱向軸上說，傳統的文藝話語與實踐模式得以創造性的發展；從橫向軸上說，這樣的理論環境對當下中國文藝所有的門類都具有強大的闡釋功能與實踐的規約作用。這樣的理論環境從兩個方向對文藝評論提出了挑戰：一是理論環境對文藝創作的影響研究，二是理論環境自身的建設及其中國文藝理論話語體系的建構。

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還有當代中國文藝的制度性環境。從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藝史研究我們不難發現，有關制度的研究漸成熱點，這說明中國文學批評界已經充分認識到文藝制度對中國文藝發展的影響力。自從現代社會體系變革轉型后，文藝生活與社會生活的關系越來越緊密。雖然古典時期也重視文藝與社會生活的關系，但是，文藝大多數依然處在自在狀態，總體上說，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是松散的。而到了現代社會，文藝的體制化、制度化的程度越來越高。馬克思主義認為，文藝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中國現代文藝制度萌芽于五四時期，在左翼文化運動與蘇區文藝建設中得到了初步的定型并加強于延安文藝運動。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社會主義文藝制度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從文藝方針、文藝組織、產品生產、人才培養，一直到圖書、期刊、評獎等等，形成了一整套的體制機制。它們是文藝創作與理論評論的制度性環境。改革開放后，社會的整體改革必然推動文藝體制的改革。21世紀初，大規模的文化體制改革全面鋪開，至今依然在推進與深化中。原先相對封閉的制度環境日益發生變化，一方面社會對文藝生產的需求在增多，特別是在多樣化與高質量上提出了動態訴求，另一方面是文藝生產力的發展對原有的文藝制度、對原有的文藝生產關系不斷提出變革的愿望。更重要的是，文藝在制度層面被要求深度介入社會生活，積極參與社會建設，進一步自覺承擔鼓舞國民精神、為社會培根鑄魂的責任，重大主題與重大題材的創作比例日益提高，文藝的國家敘事通過項目化方式以及評獎機制等得到了大規模的提倡，文藝面臨的是更為復雜也更為嚴肅的制度要求。這樣的制度性環境，以及制度環境中的各種新質要素對文藝創作的影響深刻而且一直在更新變化之中。更不要說新的業態、新的權力、新的資本紛紛進入文藝領域，參與文藝生產。這一切都需要以新的視角，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下予以闡釋和評估，更需要對文藝環境的變化及其影響力有理論的前瞻，并為中國文藝制度的發展貢獻智慧。

新的創作主體與新的技術變革

傳統有關文藝主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創作者身上，而當創作行為溢出了行業之后，這樣的視角就顯得狹隘了。事實上，我們的文藝正面臨日益復雜的人口環境。隨著國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公共空間的拓展，對藝術表達的激發是空前的。相較于上世紀80年代以前，現在幾乎可以說每個人都是潛在的藝術表達者。仔細研究一下，可能沒有哪個時代有今天這么眾多的個體或多或少地借助藝術與社會或他人產生聯系。身份各異的文藝生態圈構成了眾聲喧嘩、眾神狂歡的文藝民主時代。對社會的關切和對公共生活介入的熱望，包括利益的誘惑、偶像的刺激、藝術表達中消費的幻象、交際的需求、個人性靈的抒發，以及藝術表達對其他職業與行業的附加值，使得許多看上去與文藝完全無關的人士紛紛加入藝術創作的隊伍。文藝已經成為另一種時尚，一種公眾生活。

相應地，如果說主導上世紀80年代文藝變革的是藝術中人，那么當下引發文藝變革的可能是其他行業者的藝術行為。以文學為例，過去，其他行業的寫作者是以文學的規矩來寫作的，現在，他們以自己行業的表達進入文學，給文學帶來了新的因素。比如許多社會學家的田野調查和新聞工作的報道，他們對工廠和鄉村的書寫，對特殊社會群體的調查實錄，對社會重大事件的追蹤，都是內容獨特、形式新穎、敘事縝密、描寫生動的作品。你可以說它們是社會學著作，但它們同時可以是文學。正是因為他們的寫作，才有了現在非常顯赫的“紀實文學”與“非虛構”。前幾年《花城》雜志的“花城關注”專欄推出了許多非文學人士的文字作品，有攝影師、導演、環境保護人士、農藝師……他們不在乎自己寫的是什么，他們更沒有“文學創作”的“理想”，但不可否認的是，恰恰是他們的作品，比經典意義上的文學更有力量，也更有美學上的創新性。更不用說眾多的視頻網站，每天推出的多媒體作品已經成為與現實社會平行的異度空間，這不僅為文藝社會學提出了亟待研究的課題，更為新的文藝創作主體與文藝新業態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理論空間。

工業革命可以說是傳統文藝與現代文藝的分水嶺，自此，藝術與科技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現在，任何一種藝術都處在日新月異的技術環境中。不但藝術的發展與創新離不開技術，科技本身已經在直接創造藝術。科技對藝術的介入首先是從材料的更新開始的，比如現代化學就為造型藝術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材料。新材料的質地、色彩與光感拓展了造型藝術的表現風格，它們的化學性能為藝術表現提供了有時是不可預期的藝術效果。光學與聲學不但誕生了現代攝影與影視藝術，對舞臺藝術的革新也幾乎是顛覆性的。借助于現代制造工藝，顯微、蝕刻以及鑄模、復制、仿真印刷不僅使許多藝術創作成為可能，更是大規模地降低了藝術欣賞、藝術收藏與藝術教育的成本。

近年來最為突出的是網絡文藝，比如網絡文學，雖然說它是“文學”，但我們不能在傳統的文學框架內定義它。說得極端一點，網絡文學這個詞組的重音應落在網絡而非文學上。網絡文學，或網絡文學中的“文學”包括的屬概念如“小說”“詩歌”“散文”等等都是借稱，嚴格地說，它們只能是一些形態各異的網絡語言作品，絕非紙媒時代的文學，而應該是與紙媒文學或交叉或并行的新的文化產品。甚至更夸張地說，它們是一種新型文化消費品或娛樂用品。所以，真正的網絡文學不是紙媒文學的電子化，而是只有在網絡技術環境中才能實現與存在的新事物。當下文藝的技術環境呈迭代發展的趨勢，眾多科技，特別是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創意數據編碼、3Dmapping、VR、AR、動作捕捉、體感交互、紅外感應等前沿科技為代表的數字科技，都加入了藝術生產線。這使之在藝術生產主體、藝術生產方式、藝術生產過程以及藝術傳播與接受等方面都迥異于傳統文藝，所引發的藝術理論與批評課題讓我們難以招架，以至許多文藝的基本問題都需要我們重新予以回答，比如藝術的主體性問題、人工智能的藝術倫理問題、人工智能藝術的標準問題，還有人工智能環境下藝術生產版權的重組問題等。可以說，隨著人工智能對藝術的深度介入，我們的藝術哲學已經不能在舊的理論框架內修修補補地進行改良，可能需要新的藝術哲學從根本上進行革命性的闡釋。

創作過程和“工況”應納入批評范疇

在古典時期，藝術創作基本上是個體行為，甚至是在私密的空間進行，因此，多多少少帶有神秘的色彩。所以，人們很少去注意文藝家們的創作過程，尤其是外在的工作狀態。隨著現代藝術的到來，藝術創作的許多神秘面紗被揭開，乃至于藝術創作的過程本身就成為了藝術，如行為藝術。而更多的是因為藝術創作本身的需要，藝術家的工作方式，藝術品的制作過程需要被關注、被設計、被調整和改進。和許多其他領域一樣，現代藝術告訴我們，藝術創作同樣是有工作狀態的，每個藝術家或者藝術品的生成都有其“工況”，也即工作環境。藝術創作的工作環境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種是藝術家的生存狀況。藝術史上，職業藝術家是很晚近的行業群體，即使這樣的群體靠自己的藝術謀生，他們依然是寄生的，只有市場經濟出現之后，一部分藝術家才得以獨立。即或如此，藝術行為大多依然是與其他行業行為交織在一起的，藝術家的身份也大多是附著在其他社會身份之上的變量。新中國成立后，文藝家的身份與地位得到了顯著的提高，他們擁有了歷史上前所未有，同時也在世界上少有的工作環境與工作境遇。但是，隨著藝術人口復雜化，藝術從業者的兼職現象依然是大多數。如何為所有的藝術創作者提供優質服務，如何為藝術創作營造良好的環境，如何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高國民的藝術素養上創造條件是文化建設上的新任務。讓文藝家有尊嚴地生活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第二種工作環境是操作性的。當下文藝的發展越來越顯示出工業化、合作化、工程化的特點。適應公眾對藝術不斷提升的需要，公共藝術空間不斷拓展，靜態的藝術景觀與動態的藝術展演都需要大型的藝術作品，而大型藝術創作的特點之一就是分工協作，就是不同工種在總體設計下的合成。從創意到項目化，再到招標立項，然后是分解，接著是分工創作，再往后是合成、修改、試演展……一直到后期宣推和下游產品的衍生改編。這種工業化的方式自然對它的工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需要藝術理論與批評全程跟蹤。也就是說，從市場調研、創意論證到作品宣推，都需要理論批評。可以說，當代藝術生產的新工況正在徹底改變過去批評的事后靜態工作模式。當然，這對批評家也提出了相應的工作要求，他不但需要熟悉藝術創作的所有要素與創作流程，關鍵是，他自己必須是一個理論上的創作者。也就是說，過去，批評家可能只是個食客，但是，他現在必須是廚子，至少，他應該知道如何做，而不僅是知道做得好不好。

快速迭代的語境和無法回避的市場

現代社會的變化是加速度的和迭代的，這使得藝術面臨著急速變化同時又十分復雜的社會文化環境。早在多年之前就有知識爆炸的說法，并且完成了知識更新不同速率的數字建模，雖然現在沒有新的數據模型，但是可以想見，速率顯然比那時更快。一方面，是科技的迅速發展加速度地改變著社會的存在與運行方式，也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資源、價值、機會等引起的沖突使今天的競爭變得激烈而殘酷，從整個世界到具體國家、地區，從行業到具體個體，莫不如此。而世界的日益開放與資訊的快速共享，又使得這個世界每個看上去非常遙遠的局部空間發生的細微的事件都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共振，蝴蝶效應來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必然性。所謂“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可以說是當下藝術的社會文化環境最典型的寫照。相應地，在此環境下不可避免地要產生選擇性困難，這讓具有個性的創造非常艱難，更讓以文明傳承為本質、以價值創造為己任的藝術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事實上，我們的藝術常常為這種變動不居的環境所左右，雖然各種力量推出的認定層出不窮，即時效應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反響的熱度，但經典化卻比任何時候都來得困難。這反映了藝術對社會文化環境反應的錯位，也反映了社會環境對藝術缺乏應有的響應。而這其中，理論批評的乏力應該負有很大的責任。事實上，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原創的文藝理論了。我們的理論不但缺乏對藝術新變切實而有效的解釋，重要的是未能對社會文化環境進行深刻的思考，更沒有很好地擔負起在藝術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之間架設橋梁的責任。如果簡單化地說，我們已經長久地沒有產生如俄國三大批評家那樣將社會與藝術統攝于自己獨到的思想體系的批評巨人了。

當然，市場環境是當下藝術創作面臨的最為敏感的環境之一。藝術進入交換領域是很早的事，但真正作為商品，并以此為核心形成藝術市場或藝術品市場卻是資本主義到來之后的事。中國的藝術市場起起伏伏，在改革開放特別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才進入了蓬勃發展的階段。這既有制度改變的必然性，也有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參考基尼系數和恩格爾系數，社會成員的收入增加，并且基本生活條件得到滿足之后，就會將更多的收入用于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尤其對藝術品的消費欲求會更加明顯。從更高的現代化出發，近年來，我國加大了藝術場所的建設，為全社會的藝術生活創造了更多更好的條件。同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格局中加快文化產業的發展，藝術市場得到了躍遷式的繁榮，各種經濟形式的藝術市場競相提升，市場主體更由本土向全球進發，經濟形式由傳統的商品化向資本化轉化，許多社會要素進入藝術市場后，其服務與驅動也走向多元化。尤其是藝術金融的推動和數字科技的支持極大地促進了投資消費的轉型升級，比如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產業像近年來NFT在藝術市場的異軍突起都給中國的藝術市場帶來了空前的活力。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發育還不完善，這同樣體現在藝術市場，它依然存在資本不足、效率低下、風險較高的情況，許多領域處在法律與監管的空白處。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看到藝術市場對藝術家與藝術創作提供經濟支持，促進藝術生態新秩序建立的同時，也要看到它對文藝生產的非理性的擴張和對作為文明價值載體的藝術的進攻性傷害。不能不承認，我們對藝術市場的了解還很不夠，現代藝術經濟學、藝術市場學與藝術管理學的研究特別是實踐還處在初級階段。這其中就存在嚴重的脫節現象。文藝家面對市場的誘惑和大眾文化的強力吸附有時難免張皇失措，利益的裹挾讓藝術家常常失去了獨立性。如何處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一直是個難題。必須協調各方面的力量，一方面保證藝術市場的良性發展，另一方面要從生產與消費兩極入手，提高大眾的藝術消費水平，培育健康的消費市場，加強藝術行業自律，提高藝術創造價值引領，進行藝術品生產供給側的有效導向。我們確實需要更多的藝術市場批評，需要更多的懂行的藝術市場批評家。

新的環境期待全域性文藝批評

綜上所述，對當前藝術環境的簡單考察與不完全列舉已經足以說明，新時代的中國文藝完全處在與整個社會系統全方位的聯接互動之中，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環境，同時又在創造新的自我環境。這樣的環境改變期待的將是全域性文藝批評。

所謂全域文藝批評，首先不再僅僅是傳統職業批評家的工作，而是所有文藝參與者的事情。現在，文藝批評已經成為全社會共同的話語種類，人民已經直接參與到批評的話語行為之中，線上線下幾乎所有的公共平臺與空間都可以聽到批評的聲音。千萬別以為大眾批評是非專業的，它們恰恰來自鮮活的文藝生活，體現了人民群眾對文藝的看法，表達了他們的文藝評判標準和對理想文藝的向往。當然，文藝批評更是直接參與文藝創作過程人員的必備技能。從文藝的策劃、研發、組織、管理，到每個環節的創作、制作，再到宣傳、推廣、轉化，都應該具備文藝批評的核心素養。與傳統的批評家們不一樣，這些環節的從業者不一定以批評為職業，但一定要有批評意識與批評思維。這樣的意識與思維將以與他們不同的文藝分工相一致的話語和實踐體現出來。很難設想一個文藝工作的組織者與管理者沒有文藝批評的意識與思維。否則他怎么參與項目的規劃與決策？

其次，與此相適應，全域性的文藝批評貫穿了文藝活動的全過程，從宏觀的社會文化環境，到微觀的創作環節，都要置于批評的觀照與審視之下。傳統的批評與創作老死不相往來甚至敵對的局面在當下的文藝活動中將不復存在，包括具體的創作者都要兼顧批評，他必須對自己的創作有理性的思考與自覺的規劃，他必須為他的作品如何與環境相貫通負責，因為當下的環境決定了任何一種創作行為、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古典時期所謂“藏之名山，傳之久遠”“我只為我一人寫作”之類子虛烏有的自我安慰就可以打發的。不管社會成本、管理成本、市場成本，甚至于個體成本都不允許這種盲目的、不計得失的創作行為。

從本質上說，基于中國特色文藝新環境的全域批評呼喚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批評話語體系。回顧中國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建設之路，有經驗，也有教訓。在強調文化自信的今天，我們需要進行從理論到實踐的“再出發”。首先，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在大眾批評已經成為現實的當下，中國批評首先要吸納他們的觀點，并以他們的標準去校準我們的批評立場。其次，要在中國文藝環境中討論中國文藝，總結文藝中的中國經驗，探討文藝表達中的中國問題。文藝總是具體的，中國的文藝批評話語體系研究的是中國文藝以及中國文藝所表達的中國故事、中國精神與中國形象。再次，要以中國文藝環境作為中國文藝批評話語的重要出發點，從中國文藝生產的全過程去提煉概念、規律與邏輯框架，千萬不能以西方的文藝批評話語作為唯一的知識體系，也不必如以前一樣費力地將中國傳統的文藝評論話語向西方文論做硬性的比附和轉換，中國古典文藝批評話語適配的是中國古典文藝，同理，我們構建的中國特色文藝評論話語體系自然應該誕生于中國的文藝環境之中的中國文藝。這是一個全新的批評出發點，開啟的將是中國文藝批評的全新實踐。

（作者系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