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提及聞一多，那個拍案而起、怒發沖冠的愛國民主戰士形象躍然眼前。論為人，金剛怒目、錚錚鐵骨、熱情似火的詩人聞一多，已經成為文學史上不可磨滅的偉岸形象。論為文，《紅燭》之熾熱，《死水》之深沉，都是文學史上歷久彌新的經典作品。回望聞一多的一生，至真至純、良善同行是他生命的熠熠底色，也是他為人為文的可貴美德。

“我們只能夠并且應當在舊的基石上建設新的房屋”

聞一多早期部分詩作被收入在《真我集》，雖不如《紅燭》《死水》兩部詩集那么引人注目，但青年聞一多的志向與品格已在其中顯露端倪。

寫于1921年的《率真》有如下詩句：“鶯兒，你唱得這么高興？/你知道樹下靠著一人是為什么的嗎？/鴉兒，你也唱得這么高興，/你不曾聽見詛罵的聲音嗎？/好鳥兒！我想你們只知道有了歌兒就該唱，/什么贊美，什么詛罵，你們怎能管得著？/咦，鸚哥，鳥族的不肖之子，/忘了自己的歌兒學人語，/若是天下鳥兒都似你，/世界上哪里去找音樂呢？”不論是鶯兒的贊美，還是鴉兒的詛罵，有了歌兒就該唱，發出真我的聲音，而不是鸚鵡學舌般喪失了真我。這就是受過“五四”精神洗禮的青年聞一多，不僅涵養“自我”之獨立精神，而且還虔誠地追求“真我”之品格。

《紅燭》開篇，他就發出詰問：“紅燭啊！/這樣紅的燭！/詩人啊！/吐出你的心來比比，/可是一般顏色？”當時一些詩人標榜為藝術而藝術，同為詩人的聞一多，卻勇于質疑詩者們能否真如紅燭般，存有表里如一的“真我”？顯然，聞一多的詩就是“真我”的詩意表現和率真表達，內在與外在統一于“真”。

另外，在文學批評實踐中，聞一多不為親疏利害關系所囿，無論贊揚或批評，皆出于率真之心。作為清華文學社的重要成員，他努力倡導并營造良好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氛圍，有力促進學生社團的良性發展。

當時仍是在校學生的聞一多，按說需要郭沫若這樣已經有一定名望的詩人來提攜，以求在文學界獲得更多的機會。為了共同的利益計，他們彼此褒評更可以壯大聲勢。但聞一多該贊揚的贊揚，該批評的批評，努力踐行一個批評家的職責，于是就有了《〈女神〉之時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聞一多贊揚郭詩不獨藝術上與舊詩詞大相徑庭，“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同時也毫不客氣指出《女神》存在歐化的問題，地方色彩不夠明顯。他寫道：“我們只能夠并且應當在舊的基石上建設新的房屋。”百年前，聞一多率意地直言郭詩的缺憾，不因其是自己的“盟友”而屈心抑志。該贊揚的贊揚絕不捧殺，該批評的批評亦不棒殺。聞一多的率真，值得當下的文學批評家學習。

“美即是真，真即美”

聞一多深信“真”是溝通文學和美的通途，他的詩歌創作實踐融入了真實的生命感受和詩學思考，是他真切的詩思洋溢。在詩歌《藝術底忠臣》里，聞一多真誠地表達了對英國詩人濟慈詩品、人品的認同。他認為濟慈不同于那些“名臣”，而是藝術的“忠臣”，濟慈的詩學重心就是對“真”的堅守，“詩人底詩人啊！/滿朝底冠蓋只算得/些藝術底名臣，/只有你一人是個忠臣。/‘美即是真，真即美。’……”

這既是聞一多對濟慈的真誠追慕，又暗含著他自身的藝術理想。回顧聞一多豐富的詩歌創作，他的詩中處處履行著“美即是真，真即美”的詩學信條，洋溢著“真”的感情。這種“真”，是詩人對愛女、親情等小我情愫的真心流露，也是詩人對國家、民族、人民等大我情懷的真切抒發。朱自清就贊譽聞一多“是當時新詩作家中唯一的愛國詩人”，想必是看到他詩歌作品中的“真情”。

留美期間，由于祖國實力弱小而屢遭冷眼的經歷，時刻牽引著聞一多敏感的愛國主義心緒。在《太陽吟》中，他寫道，“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陽！/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還鄉夢，/又加他十二個時辰底九曲回腸！”日夜牽系家國的游子形象呼之欲出。《洗衣歌》中，他寫道，“年去年來一滴思鄉的淚，/半夜三更一盞洗衣的燈……”簡單的詩句，生動展現了客美華人的思鄉情結。《七子之歌（澳門）》中，他以孩子對母親的情感，比喻自己對祖國的深深眷戀，“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你依然保管我內心的靈魂。/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行走在世界各地，聞一多始終牢記自己的“真名姓”，愛國之心熾熱、濃烈。在《我是中國人》里，他自豪地宣稱：“我們的歷史可以歌唱。”在《一句話》中，他始終期待著“突然青天里一個霹靂，/爆一聲：‘咱們的中國！’”赤子之心，如真金在熊熊烈火中熔煉。

愛女的離世，對于聞一多而言是生命體驗中漫長的灰暗與潮濕。這種真切的痛感剜著他的內心，借助詩意筆墨自然流露出來。葬歌《也許》沒有大開大合、悲戚迸裂的情感噴發，而是通過一位父親向愛女日常呢喃的耳語，將無盡的惦念、愛撫情愫緩緩地釋放，真實感人。“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那么叫夜鷹不要咳嗽，/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這位父親，以想象愛女入眠的美好狀態置換死亡，也許女兒在聽蚯蚓翻泥、小草根須吸水，這場景可能比人世更加靜美，要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這般以樂景寫哀情，使人更感其哀。《忘掉她》連詩形都浸潤著聞一多的哀情。“忘掉她，象一朵忘掉的花”復沓出現，視覺組合形式類似小小的棺槨。在詩意表達上，聞一多將愛女比作“一朵忘掉的花”，這花開得偶然、短暫，安眠地下的她聽蟋蟀唱、看墓草長，“她已經忘記了你，/她什么都記不起”，詩人自我安慰“就說沒有那個人”“象春風里一出夢，/象夢里的一聲鐘”。書面語言層面重復出現的“忘掉她”，心靈旋律層面無法做到的“忘掉她”，這種矛盾的表達，反映出的正是一個父親糾結的真實內心。

品讀聞一多的抒情詩，沒有絲毫的拿腔拿調之感。貴在真實，特別是情感的真實，這是聞一多貫徹始終的藝術信條。詩壇有一些詩作拿腔作勢、空洞無物、感情虛浮，歸根結底是因為詩人沒有將“真”的詩思、詩心、詩情融入。不真何以言美？聞一多的詩歌情感真摯、語言質樸、直擊人心，讓人們感受到真、善、美的力量。“真”既是聞一多的人格底蘊，也是他的藝術底色。

“經過曲折的人生培養出來的感情，才是永遠回味無窮的”

如果說真與美是聞一多的藝術觀，那么真與善則是聞一多的人生觀。始于真，終于善，他既是愛國民主斗士，又是現代經典詩人。聞一多的人格魅力在中國現代文學界是少有的。當看多了高蹈派、偽善派背后語言文字和真實人品的巨大差距，也就對至真至純、表里如一、身正為范、大愛真善的詩人聞一多感到由衷的欽佩。

紙面或口頭的真與善，標榜者甚多，但能以生命踐行的屈指可數，聞一多就是其中之一。在生活中，他也是求真與向善的典范。少年時接受新教育、新思想的聞一多，自然也有著自由戀愛、自主婚姻、性別平等的現代思想。然而在1922年即將赴美留學之際，他被父母包辦婚事，無奈與高孝貞步入婚姻。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流露出“我將以詩為妻，以畫為子”的絕望心緒。在現代文學史上，被傳統包辦婚姻所困而又另覓佳音的名人很多，能在包辦婚姻中友善對待另一方的卻不多。聞一多也曾痛苦、迷茫，但他站在高孝貞的角度反思，這樣一位不識字、被父母包辦的女性同樣是受害者。這種“善意”讓聞一多不忍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妻子的痛苦上，他決心培養這段感情。于是，在他的勉勵和支持下，高孝貞開始接受教育，夫婦二人共同培植情感。在這過程中二人感情日漸醇厚，旅美的聞一多，甚至因為思念高孝貞寫下著名的情詩《紅豆》組詩。

當然，人非草木，目睹耳聞其他人追求自由戀愛，難免有情緒上的波動，在傳統倫理觀和現代愛情觀之間，他也有過矛盾和糾結。這恰恰是真實的人性反應。沒有感情基礎的包辦婚姻讓人痛苦，自由戀愛的現代愛情讓人甜蜜，但對于前者，聞一多沒有輕言舍棄，他選擇的是將傳統的婚姻改造為現代的愛情。他以自律、自省的方式，及時掐滅一些不好的苗頭，調整自己的心緒，表現出超強的自制力。聞一多曾說：“一個人要善于培植感情，無論是夫婦、兄弟、朋友、子女，經過曲折的人生培養出來的感情，才是永遠回味無窮的。”這也是他對自己婚姻和愛情的親身體會。在聞一多的善意中，高孝貞從伴侶逐漸成為他的同志。他犧牲后，高孝貞改名高真，想必是對患難真情的紀念吧。

回首聞一多的人生之路和藝術之路，真善美在他身上是統一的。他踐行的“求真”詩學觀和率真的抒情人格，與魯迅倡導的“率真行誠，無所掩抑”的摩羅詩人的現代精神相一致，與傳統的抒情有不小的差異。這種求真的抒情，在《發現》《祈禱》《一句話》《洗衣歌》里像團火向外灼燒，一個胸懷寬廣、心憂天下的青年詩人無所顧忌地坦露心聲。這種求真的抒情，敢于對自身進行批評和剖析，比如《玄思》中寫道，“我這荒涼的腦子/在黃昏底沉默里，/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仿佛同些蝙蝠一樣”。不論外向度的批判現實式抒情，還是內向度的反思自省式抒情，都具有向著真理求索的現代品格，富有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

聞一多的理想主義是建立在現代知識分子人格獨立的立場上，追求真理與正義。他的“新格律”詩學不是為了開宗立派，而是真誠地為現代詩歌發展摸索一條適合自身的道路。聞一多面對新詩歐化存在“亂跳亂舞游戲于紙墨之間”的弊病，倡導詩的真價值、真精神。他對于真美一體的理念內核的推崇，實際上反映出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的詩學理想。

不論是為詩，還是為人，求真、自省的態度，決定了他具有因真而美、因真而善的藝術風范和人格魅力。誠如學者王澤龍所言，聞一多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精神符號和人格標桿。浪漫主義現代詩學品格，是聞一多留下的一份寶貴的現代詩學遺產。

（作者：王雪松，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