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很久不見黃修己先生了，心里很是惦念。此次欣逢黃先生米壽，誠然可喜可賀，我雖然一向畏行如畏虎、很少出門，但黃先生是我尊敬的學界前輩，渴想何似，所以還是勉力南下，專程來廣州拜謁黃先生、向他老人家表達我的祝賀和敬意。

《詩經·大雅·蕩》述周文王之言：“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中“老成人”指的是熟悉傳統、可備咨詢的忠直老臣，“老成謀國”之說即來源于此；“典型”則指可以憑依的成法，也引申為熟悉成法的博學忠正之士，后來稱為典范的“典型”一詞就來源于此，擴展到學界也有“老成持重，典型猶存”之說。黃修己先生當然是現代文學學科第二代學人的杰出代表，也正是學科公認的論學最為老成持重的“典型”人物之一。

一

黃先生是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學生，55級學制五年，相當于本科之外又讀了個一年制的碩士。那時雖然不無政治運動的干擾，但老師們欣逢新中國，教學熱情高漲，學生們也很珍惜機會，很努力地勤學苦讀，所以五年的學習還是很有效果的，給55級打下了扎實的文學基礎，并且正趕上“向科學進軍”之年（1956年），55級學生也積極參與了一些學術活動，如各種文學史著的編纂，由此培養了初步的學術意識和學術興趣。所以從北到南的中文系55級是“十七年”大學生中最出人才的一級。1960年8月黃先生畢業后留北大中文系工作，擔任文學史家王瑤的助教，負責講授解放區作家趙樹理等。黃先生精心備課、認真鉆研，在1962年發表了第一篇文學史論文《論〈李有才板話〉中的農民形象》，隨后完成了第一部著作《趙樹理的小說》（1964年），此外，黃先生在60年代還發表了多篇現代文學史論文和當代文學批評。這是一個良好的學術開端，在同代學人中也不多見。“文革”雖耽誤了黃先生的學術，“但十年的艱難困窘也使我得到很大鍛煉，對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對文學的認識也更深沉些了。”[1]

進入新時期，身處北大的黃先生率先參與了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撥亂反正工作，撰寫了多篇論文，并推出了《趙樹理評傳》，至今為學界所稱引。與此同時，黃先生承擔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現代文學史課程的講授工作，從而產生了“‘重寫文學史’的沖動”[2]。不妨在這里說一個小秘密：黃先生當年在北大中文系是口才最為出眾的，被人戲稱“雄辯勝于事實”，所以他在電大講授現代文學史，一點也不比今日“百家講壇”的講師們遜色。黃先生此前曾經參與唐弢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新時期之初又參與九院校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并且從60年代到新時期之初他也在現代文學研究方面多有創獲，學術積累相當充實，所以他的電大講稿就非比尋常，頗多學術新見。這部講課稿隨后以《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之名，由中國青年出版社于1985年6月出版。這是新時期以來第一部個人編著的現代文學史，它基本沿襲了王瑤的《中國新文學詩稿》的體例和唐弢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些正統觀點，但難得的是它率先吸收了新時期一些思想解放的觀點和開放的文學史視野，所以不再片面地突出左翼文學和解放區文學，不少有特色的自由主義作家作品以及淪陷區的作家作品，都是由黃先生這部著作第一次寫進文學史的，這是得風氣之先的學術創舉，也折射出黃先生文學史視野的開放。黃先生也是很有理論概括能力的文學史家，有些文學流派的命名，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如把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等解放區英雄敘事概括為“新英雄傳奇”，很快就被學術界普遍接受；至如茅盾等左翼小說家三四十年代的創作，嚴家炎先生命名為“社會剖析派小說”，黃先生卻稱為“社會分析派小說”，這兩個說法指的當然是一回事，但我總覺得嚴先生的“社會剖析派”這個說法有些拗口，而更喜歡黃先生通達明快的命名。恰當的命名是理論概括能力和文學洞察力的反映，對黃先生見微知著的學術判斷，我是很佩服的。

黃先生這本《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出版之時，我正在河南大學讀碩士，書一出來我就買來認真閱讀，這成為我進入現代文學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啟蒙書。此書的批評判斷簡明得當，給我深刻的影響。比如里面這樣論說錢鐘書及其作品——

到了一九四七年，出現了一部藝術上很有特色的描寫灰色知識分子的長篇，那就是錢鐘書（1910—）的《圍城》。錢為江蘇省無錫市人，是一位很有學識的學者，曾有過散文、短篇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獸·鬼》。《圍城》以從國外留學歸來的方鴻漸為中心人物，描寫抗戰爆發前后從上海到西南后方的一些知識分子的生活。隨著他的行蹤，描寫他所接觸的人。這里有趁上任之機攜帶藥品高價出售給學校發國難財的教授李梅亭，依靠親屬的政治背景當上文學系主任的汪厚處（原書排印有誤，當作“汪處厚”），在國外買假博士頭銜回國招搖撞騙的韓學愈……圍繞著方鴻漸的遭遇，描寫這些人物互相傾軋，也寫到腐敗的郵政，交通，敲詐勒索的兵痞，頗有神通的下等娼妓，老式家庭中的父母，以及妯娌間的明爭暗斗。雖然有的只是浮光掠影，但攝下了動亂中舊社會的某些面影。而對那士林世相的精細入微的刻畫，使《圍城》被有的人稱為新《儒林外史》。這一部分比起書中對方鴻漸的戀愛、結婚生活的描寫更有價值。把李梅亭、韓學愈等看作知識分子固無不可，實則他們不過是打著知識的幌子的一群社會渣滓，也正是半殖民地社會里誕生的畸形兒。錢鐘書似乎對他們的每一根神經都細細的觀察過，因此透過他們卑污的靈魂，也能讓人看出孕育這類怪物的母體的相貌。至于作家十分用力地從戀愛生活中加以表現的方鴻漸，這個渾渾噩噩的、實際上只是為個人生活而輾轉奔波的人物，其性格內容倒無多大新鮮的因素，但他的形象是“五四”以來反復出現的灰色知識分子最后一批中的佼佼者。《圍城》表現了作者深入細致地描繪人物心理的才干，通篇可見諷刺的機鋒，既能有聲有色地繪出人物的可笑可卑的行為，以透視其五臟六腑，又能以自己的博識，設計精巧、超拔的比喻，對人物作揶揄、嘲弄，筆酣墨飽、無不淋漓盡致。他的諷刺藝術在現代文學中是相當杰出的。[3]

在這部簡要的現代文學史中，黃先生僅用了七百余字對錢鐘書的代表作《圍城》之與眾不同的藝術特色作出頗為簡明中肯的評論，表明他是認真閱讀過這部剛剛重版的小說并且仔細思考過其特色的，顯示出一個文學史家過人的藝術判斷力，這些判斷至今仍然成立。更為要言不煩的是對張愛玲的評價——

這時上海還出現一位女作家張愛玲（192l—），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傳奇》小說集，一時也頗有影響。她的小說多圍繞戀愛、婚姻表現城市中的上層人物。和現代派小說不同，她寫城市生活用的是傳統手法，很善于在平常生活中細膩地描畫人物心理。從題材上看，她與凌叔華相近，但比凌的作品多了點市井俗氣，格調也不高。《等》是寫淪陷區一群病人在醫院等待推拿時的閑聊。太太們都關心在“大后方”的男人是否娶小，因為據說這是受到那邊政府鼓勵的。就在閑聊中“生命自顧自走過去了”。這里反映了一群在敵偽統治下茍活者百無聊賴的精神狀態，可以說是張愛玲小說的基本色調。代表作《金鎖記》描寫一個叫七巧的富家寡婦，為了保護錢財而產生種種變態心理。因為反映了舊家庭的矛盾，有一定認識價值。后來張愛玲在為《傳奇》寫的《再版自序》中說：“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她擔心“我們的文明”即將過去，“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這已經預示了當人民革命風暴來到后，她的思想將趨向反動。[4]

這是真正的文學史家的寫法，雖然只有短短四百余字，除最后一句略帶點那時仍然難免的“左”傾色彩之外，其余的分析和概括都很準確恰當，至今不可更易。相形之下，后來許多文學史論著就浮夸得很不著調了。所以黃先生的這部寫于80年代初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雖然簡要卻很不簡單，顯示出一個成熟的文學史家知人論世以論文的史家風范和言簡意賅的史家筆力，給我非常深刻的影響，至今難忘。可惜的是，這部書的修訂稿后來以《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出版，出版社正受到市場力量的沖擊，對這部書稿的編校非常潦草，很讓人遺憾。

這是黃先生學術的第二階段，其時欣逢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新時期，黃先生以扎實的學術積累和充分的學術開拓精神，迅速成為一個獨立思考的文學史家。

二

隨后的1987年，黃先生南下來到中山大學，進入了他的學術生涯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一直延續到現在。在這一階段，黃先生主要做了兩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創建了中山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博士點。中大的現當代文學學科本來有陳則光等老學者，他們在新時期之初就培養了陳平原那樣出色的青年學者，但隨著陳則光等老先生的去世，學科點群龍無首，發展受到很大限制。黃先生南下加盟，成為中大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新領袖，他積極組建學科團隊，確定有特色的研究方向，經過艱苦創業，終于在1997年獲批博士點，今日這個學科點的骨干人才也都是黃先生親手培養起來的。中大學科點在學界很有影響，黃先生則是勞苦功高、坐鎮南國的元老。另一方面，南下的黃先生在學術上精心選擇，率先主編出版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很有學術影響。黃先生尤其注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研究，為此，他以將近十年之力廣泛搜集現代文學史著文獻、深入反思現代文學史編纂史的得失，撰寫出了學界第一部《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一版于1995年出版，又在2007年出版了第二版。此后黃先生又帶領團隊進一步編纂了兩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和五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史》，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成為中大學科點獨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回頭來看黃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的兩個版本，比較其間的出入與異同是很耐人尋味的。

《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一版完成的時候，新文學史的編纂已有70年的歷史，道路曲折，著述繁多，從來沒有人清理過。黃先生是第一個從事編纂史研究的學者，其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很大，他為此廣搜博覽文獻，使此書成為第一部全面反映了新文學史編纂史之實際的著述。這是很了不起的。記得那時我在河南大學工作，老導師任訪秋先生1944年在南陽前鋒報社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因為此書出版于戰時一隅，傳播面甚小，學界大都是只聞其名未見其書，到新時期只有任先生自己手頭還保留著一本，可謂海內孤本。黃先生聞訊，致函求助于劉增杰先生，得到復印件，才見此書真容，乃據此寫進《中國新文學編纂史》第一版的第四章，給予恰當的學術評價。這只是黃先生輾轉搜求文獻的一個例子，他在這方面不惜耗費心力，幾乎窮盡了各種新文學史著，實在令人敬佩。此書第一版也包含了黃先生對70年新文學史編纂史經驗教訓的反思，這反映在該書第三編《七十年的沉思》中，該編用整整四章的篇幅表達了黃先生對“新文學史編纂與政治”的關系、對編纂實踐中如何處理“史學主體與史學客體”的關系，以及編纂體例、史學修養等重要問題的思考，顯示出深厚的史學修養。要說這一版的不足，則是對所涉新文學史著的評價比較客氣，在反思和總結70年編史的經驗教訓時，黃先生的史學主張也不大鮮明。這其實并不是因為黃先生不善于批評，也不是說他沒有自己的主張，而是由于當時各書作者大都在世，厚道的黃先生不忍明言，而面對紛紜多歧的各派史學觀念，謙虛的黃先生也不便力主一說。

到《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的第二版，黃先生不僅對全書的敘述做了大幅度增刪，更難得的是黃先生也徹底放下了顧慮，對新文學史編纂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更是坦率直言，使這個第二版成了很有史學主張和立場的著作——這一特點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別是書首的“導言”，當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完成了全書之后的總結之言，所以深思熟慮，慨然發為議論，也就不再含糊而主張分明了。我印象最深的是，黃先生在這個“導言”里反思和總結八十多年的新文學史研究的經驗與教訓之后，認為存在著兩條學術路線、兩個學術傳統：一條是強調發揮主體（主觀）見解的研究思路——研究者們“不再滿足于比較客觀地弄清并鋪敘史實，想要把史實與某種主觀的見解或某種理論聯系起來，用理論來照亮史實，用史實來證明理論”；另一條是繼承實事求是的漢學傳統、借鑒西方實證主義因而比較客觀的治史路徑。黃先生把這兩條思路簡潔地命名為“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回顧這兩條研究思路的升沉起伏，黃先生感慨地指出重主觀發揮的那一條學術路子不論在什么時候總是很得時也很得勢——

無論從哲學的或社會的背景來看，像朱自清那一套繼承漢學傳統的治學思路，就要讓出自己的位置給另一種重在闡釋、重在理論說明、重在表現主觀的治學思路。走這一條路會被看成是創新，是發展。王瑤的《史稿》很自然也就要讓位給蔡儀、丁易、張畢來還有后來一些年輕的學生仔的新作。在整個20世紀的后半葉，不論中國社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動，那種強調主觀的作用、強調理論的重要性、注重以理論來解釋歷史的治學路線，都處于主導的地位，甚至還產生了“主體投入式”的“研究”。這期間也發生過一些爭論，卻多是圍繞著誰的主觀更好，哪種理論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解釋文學，或者應該發揚誰的主體性等等。而在肯定主觀的作用上幾乎沒有什么大的分歧。[5]

所謂“在整個20世紀的后半葉”，這里面無疑也包括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不斷出現的各種“重寫現代文學史”從而激揚文字、任意褒貶的主觀主義學術沖動。盡管如此，理性的黃先生仍然肯認這樣兩條治史思路各有短長，不妨并存——

我們撰寫文學史，大概也有兩條思路，或“我思故史在”，或“史在促我思”。前者是先有個對歷史的看法，然后依照這一看法整理史實；后者則從整理史實入手，在這一過程中受到客觀史實的觸動、促發而產生某種認識，形成某種見解、理論。從一般的認識過程來說，總是事實在先，然后才能夠去認識它。但由于史家在寫史之前腦子不可能是真空的，總會有某種先在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又可以說所有的歷史編纂都是從“我思”開始的。但確實也有對自己的對象在研究之始并沒有先入之見，在認識上還可以說是空白的，只在著手收集、閱讀史料的過程中，才對這研究對象有了印象，產生褒貶，形成評價，乃至抽象出了理論性的認識來。從思想開始，或從史實開始，這兩條路線都是允許的：只要從史實入手的能不被史實所淹沒，能注意消化、提煉、抽象、升華，由此而產生出理論；從思想開始的能十分尊重史實，小心求證，既能夠經過證明而肯定、豐富某種思想觀點，又敢于把不能得到證明的思想否定掉，或修正之。那么，通過這兩條不同的思路，研究家、編纂者都有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作出比較切合實際的評價，提出比較可靠的結論來。所以，我們指明新文學史編纂中曾經有過的這樣兩條路線、兩種傳統，并沒有要肯定、推崇某一種，否定、反對另一種的意思。[6]

這似乎不分軒輊，但值得注意的是黃先生緊接著在文末加了這樣一段“但是”——

但是，既然我們研究、編纂的是歷史，是文學史，在允許殊途之后還應該有個同歸。一個人要發表自己的主觀思想、情緒，可以有許許多多途徑，可以寫理論文章來系統地講述自己的觀點，可以創作詩歌淋漓盡致地宣泄滿腔激情，甚至可以去編出歷史劇來借古諷今，為什么一定要用屬于社會科學研究范疇的歷史學呢？既然是進了歷史學之門，就不得不帶著鐐銬跳舞了。這鐐銬，就是歷史事實，就是真實性。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時，用了更多的文字來描述漢學傳統，來肯定實證方法的意義，來勾畫、顯現朱自清所開創出來的這一條線索，這一種傳統。[7]

這是全書的結論，在黃先生是痛定思痛、慨乎言之，也可說是一個歷經曲折的學界前輩對后來者語重心長的叮囑，所以值得每個年輕的文學史研究者認真聽取、深長思之。

三

我是1986年到北大學習的，入學不久黃先生就南下廣州了，我因此失去了向黃先生當面請益的機會，這是很遺憾的事，而只能從黃先生的著述里學習。記得1996年讀到剛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我非常敬佩，正好那年的5月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七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暨學術討論會在石家莊召開，我被錢理群先生逼著做了《“古典化”與“平常心”──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若干斷想》的發言，在發言的一開頭我就說：“最近，接連讀到一些有關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論著，尤其是黃修己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令人既振奮又感慨。”[8] 我的發言當然受到黃先生著述的啟發，所以針對在現代文學研究中長期居于主導地位的種種主觀主義學風，我不得不轉而強調“古典化”與“平常心”——

我們當然要多從進取的角度來考慮解決的辦法——比如繼續加強思想解放、學術創新，強調研究的當代性和研究者的主體性等，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但事情似乎還有它的另一面。解放啊、創新啊、當代性和主體性這些好東西，有時強調過了頭也許會適得其反，帶來負面效應；而有時候一些常識性的想法和傳統性的辦法，倒可能對一個學科的發展不無助益。所以我忍不住要竊想：如果我們在工作中有意加強一點史學的品格、理性的節制、客觀的精神和傳統的學術規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批評性的激情、當代性的興趣和主體性的發揮——也就是說“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學科的成熟。

為了避免可能的誤解，也許有必要聲明一下：我所擬議的“古典化”，并不意味著完全取消當代性、主體性和批評性的激情——即使我想取消也辦不到。我所謂“古典化”的本意，只不過是強調：現代文學研究應注意在當代性和歷史感、主體性和客觀性、批評性的激情和學術性的規范之間，達成某種合理的均衡。畢竟，我們面對的現代文學，是已經過去了的歷史，是已成經典的傳統，因而在研究中，某種古典的節制就是必要的。也因此我得坦率地承認，“古典化”的設想確實含有某種重新檢討當代性、主體性等概念及其應用的意思在。[9]

后來有人揣測說，我那次的發言代表了一派意見。其實在我身后并沒有一派人，真正支持我的意見的，只有黃修己先生和陸耀東先生。可能因為學術思想比較接近吧，所以黃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也曾數次來函約我到中大工作，我則因為母校河南大學的博士點申報未成，不好獨自單飛，只能婉言謝絕，又一次失去了追隨黃先生的機會。到現在近30年過去了，我第一次來廣州拜謁黃先生，真是欣慨交集，在此再次敬祝黃先生期頤可期、身心雙健！

2023年10月27日晨草于清華園之聊寄堂

注釋：

[1] [2] 黃修己：《黃修己自選集·學術自傳》，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頁。

[3]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498-499頁。

[4]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355頁。

[5] [6] [7]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頁。

[8] [9] 解志熙：《“古典化”與“平常心”──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若干斷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1期。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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