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6年冬，8歲的我在沈陽二○二醫院住院。住院的日子，寂寞而枯淡。躺在病床上輸液，有大把的時光需要熬過。生病讓我過早地體會到了孤單的滋味，有時候我會長久地盯著窗外的流云一言不發。我估計這讓母親感到心焦，二○二醫院對面就是馬路灣新華書店，母親便時常去那家書店給我買小人書，讓我度過難熬的時光。

除了看小人書，還有一種方式可以打發時間，那就是聽廣播。母親給我買了一個小巧的半導體收音機放在我的枕邊，銀色的機身，像一個魔盒，內部仿佛貯藏著無限深廣的世界，藏得下萬籟之聲，也藏得下人間悲喜。只要我醒著，大部分時間都在聽收音機，從《小喇叭》《每周一歌》到《農業科學實驗》，一個也不肯放過。

東北人把收音機叫“戲匣子”，但我的戲匣子很少用來聽戲，更多是聽小說和廣播劇。因為買書的費用捉襟見肘，藏在收音機里的“書”卻如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盡而用之不竭。

所有的節目里，我最喜歡聽的是小說連播，這說明我小小年紀就有了成為“文青”的趨勢。我聽過《大刀記》《前夕》《沸騰的群山》等等，都是符合當時革命文藝要求的作品。

粉碎“四人幫”以后，播出的小說漸漸發生了變化，《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苦菜花》《野火春風斗古城》《林海雪原》《平原槍聲》《保衛延安》《青春之歌》《敵后武工隊》《鐵道游擊隊》這些紅色小說重回大眾的視野。它們的文學性，自然也比“文革”期間的那些應景之作高出許多。當時能夠接觸到的文學作品只有這些，像福克納、川端康成、馬爾克斯的小說，是決然接觸不到的。那時我最喜歡的作家是黎汝清，我從小說連播里收聽過他的長篇小說《葉秋紅》《萬山紅遍》《海島女民兵》。這些小說懸念叢生，絲絲入扣，其實是古為今用、舊瓶裝新酒，把《水滸傳》《七俠五義》這些古典小說的敘事套路納入革命題材，從而引人入勝，尤其是《海島女民兵》，把嚴酷的階級斗爭主題編織進了美麗的海島風光中，極具感染力。當然，其中的許多情節在今天看來過于離奇，比如暗藏的敵人把發報機藏在假腿里，然而讀者也顧不得挑剔。這部小說在1975年被改編成電影，名曰《海霞》。電影的主題曲是這么唱的：“大海邊哎沙灘上哎，風吹榕樹沙沙響。漁家姑娘在海邊哎，織呀織漁網……”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這首歌幾乎沒有人不會唱。

說到黎汝清，這是個好作家，創作束縛一旦解除，功力就顯露出來。他后來寫了《湘江之戰》《碧血黃沙》《皖南事變》，被稱作“悲劇三部曲”，一部比一部沉郁悲壯。《湘江之戰》描寫了長征中最慘烈的一次戰役，這是第一部以此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當時，我只知道革命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所以作品給我的沖擊力極大。黎汝清非常善于通過細節塑造人物，對領袖人物的塑造更是不落俗套。

收聽長篇連播這個習慣我在后來的歲月中一直保持著。時在沈陽軍區前進歌舞團當演員的王剛播講長篇小說《夜幕下的哈爾濱》，我同樣聽得如癡如醉。每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我都會打開收音機，聽王剛講述王一民和玉旨一郎斗法的故事。這部小說的作者陳玙，是遼寧省作家協會的作家、遼寧人民藝術劇院編劇。《夜幕下的哈爾濱》長達70萬字，是那個時代的“諜戰小說”，一個懸念扣著一個懸念，緊張的搏殺中潛伏著莫測的意外，驚險而好看。經王剛用富于磁性的聲音講述，這部小說更是風靡全中國。王剛后來回憶：“老作家陳玙在去外地開筆會回來之后對我講，這一路火車上、輪船上，他聽到廣播里都是在播講他的《夜幕下的哈爾濱》。”王剛還說，有三億人聆聽了這部小說。“那時候沒幾家有空調，連電扇都算奢侈品，人們為降暑，只好打開窗戶。我清晰地聽見我在每家講故事，家家戶戶的收音機里在同一時刻傳出的幾乎都是我的聲音。”

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大館兒”（即遼寧體育館，現已拆除）舉行過一次文藝晚會，其中有個王剛的節目，就是現場播講《夜幕下的哈爾濱》。在上萬人的體育館里，一個演員播講小說，這在小說播講史上應該是史無前例的。后來我讀到王剛的回憶錄，果然記錄了這次演出的盛況：

“只有我一個人站在中間，兩束追光打下來，打在我孤零零的身影上。我在那里悠悠地說，慢條斯理地說。”

“多少年來，我都難忘那種感覺，那被遮蔽的臉龐，壓抑著的熱情，似乎只能通過第三維去感知，冥冥當中，一股力量在牽引著你，給你神秘的昭示。”

“突然降臨的巨大的安靜，把體育館的負責人嚇壞了，他在外面的走廊不安地自語：唔？怎么沒動靜了？瞧里面黑的！莫非——停電了？”

“不放心，到進口處一看：無恙，王剛在那說呢，一個人。”

當時我沒能進入體育館目睹這樣的演出盛況，但可從中一窺人們對聆聽播講《夜幕下的哈爾濱》的迷戀、癡狂。我想起當年從父親的書架上翻看《老殘游記》，講到市井百姓對聽白妞說書有著巨大的熱情。先是挑擔子的放下貨擔要去聽書，再是柜臺伙計爭相告假要去聽書。到了說書當天，很多客人沒有吃飯就來了，普通茶客早早占位，達官貴人則早早定座兒。下午一點鐘開唱，上午不到十點鐘就沒座兒了。好容易挨到開場，出來一個丑陋男子彈弦子，竟“抑揚頓挫，入耳動心”。彈罷一曲，出來一個標致的姑娘，卻不是白妞，而是黑妞，“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主人公還沒出場，就把聽眾的情緒調動到極致，說書的魅力，也被作者渲染到極致。

后來，我又收聽了王剛播講的《綠色之王》，講述納粹集中營死人坑中的一個幸存者，以奇特的方式報父仇的故事。他在中東參加突擊隊，在北非參與走私，又浪跡印第安人的部落，后來到了美國，從窮光蛋變成了擁有1600多家公司的億萬富翁，甚至企圖締造一個主權國家。這是一部現代版的《基督山伯爵》。我聽得入迷，被懸念勾著，就干脆買了一本原著，每日燈下閱讀，以擺脫廣播電臺的“控制”。

30多年后，我在北京電視臺的《書畫里的中國》節目中與王剛老師相遇，閑聊時談到《綠色之王》，他差點驚掉了下巴。他沒想到我還知道這部作品，連說“太早了，太早了”。于他，于我，想必都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時他剛剛“觸電”，觸的不是電視，而是電臺。王剛后來與電視的緣分，也是源于《夜幕下的哈爾濱》。在電視劇《夜幕下的哈爾濱》里，王剛扮演了他自己——說書人。

我何止記得這部作品，還清晰地記得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叫雷伯·克利姆羅德，作者的名字叫保爾-盧·蘇里策爾，因為廣播里說：“下面是長篇連播節目。請收聽長篇小說《綠色之王》，作者保爾-盧·蘇里策爾，由王剛播講。”這段話每期節目開頭都要講一遍，想記不住都不行。

我的文學啟蒙，相當一部分是借助小說連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