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左邊一條山，/右邊一條山，/一條川在兩條山間轉；/川水喊著要到黃河去，/這里碰壁轉一轉，/那里碰壁彎一彎；/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黃河心不甘。[1]

這是柯仲平（1902—1964）長詩《邊區自衛軍》的開頭。這個開頭用生動形象的民歌語言，既顯示了詩人堅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也表明了詩人力圖在新詩民族化與大眾化道路上披荊斬棘、不斷前行的決心。

柯仲平被稱為“狂飆詩人”。這不僅由于他20世紀20年代曾在上海參加過“狂飆社”，更是由于他身上洋溢的火一般的革命情懷。柯仲平的中學時代正逢五四運動爆發，他是昆明地區學生運動的參與者。20世紀20年代他前往北京求學，曾多次拜訪魯迅先生，受到魯迅先生的親切教誨。此后他來到上海，參加地下黨領導組織的秘密活動。1930年，柯仲平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黨領導的上海工人武裝斗爭，擔任上海工人糾察隊總部及上海總工會聯合會糾察部秘書，曾被捕入獄，后經黨組織營救出獄。1935年他只身赴日本留學，1937年8月秘密回到武漢，在董必武領導下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11月，柯仲平經組織批準轉到延安，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親切接見。此后柯仲平一直在延安參加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的領導工作。

從上述簡歷足以看出，柯仲平是一位資深的革命者，是黨在文化戰線上的一位忠誠的戰士。由此出發，才能深切理解“狂飆詩人”這一稱呼的內涵。作為一位意志剛強的革命者，他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海燕，抗爭著、呼喚著，他的激情如烈火般熊熊燃燒，他的吶喊如驚雷般震天動地，他的精神世界是與“左聯”烈士詩人殷夫、與抗戰中拉響最后一顆手榴彈和敵人同歸于盡的詩人陳輝聯系在一起的。胡風說：“一個為人類的自由幸福的戰斗者，一個為億萬生靈的災難的苦行者，一個善良的心靈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沒有寫過一行字，我們也能夠毫不躊躇地稱他為詩人。”[2]柯仲平就是胡風所高度贊揚的“第一義的詩人”，他首先是一個革命者，一個“大寫的人”，他把一生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他在詩歌中發出的“不到黃河心不甘”，是他獻身革命的誓言，也是他矢志不渝為民族解放事業奮斗終身的寫照。

魯迅先生說，從噴泉里流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3]。正是革命者的身份和立場，決定了柯仲平詩歌的思想內容和激情澎湃的藝術風格，也解釋了他何以要堅持不懈地去走一條詩歌民族化與大眾化的道路。

一

1938年，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了“戰歌社”，把詩歌推向街頭。戰歌社由柯仲平任社長，成員包括田間、呂劍、公木、王平凡、戈壁舟、魏巍、朱子奇等。1938年8月7日，戰歌社與西北戰地服務團聯合發表“街頭詩運動宣言”，號召詩人利用墻頭、巖壁等，創建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詩歌。戰歌社在舊時延安府衙門的高墻上辦起了名為“戰歌”的詩墻報，引起關注，延安街頭詩運動就這樣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據田間回憶：

一天，我和柯老（柯仲平）相遇，談起西戰團在前方搞的戲劇改革，也談起蘇聯馬雅可夫斯基搞的“羅斯塔之窗”，還談到中國過去民間的墻頭詩。于是我們一致問道：目前，中國的新詩往何處去？怎樣走出書齋，才能到廣大群眾中去，走出小天地，奔向大天地？我們又一致回答，必須民族化，必須大眾化，要做一個大眾的歌手。

柯老隨即便這樣高呼：

寫吧，唱吧！唱吧，寫吧！

是呵，新的“普羅米修士”就在延安，就在這個圣城。

于是1938年8月7日，延安的大街上，便高高懸起一幅長條的大紅布，上面寫了一行醒目的大字：

街頭詩運動日

不久，幾乎是片刻之間，城門樓旁、大街小巷，寫滿了街頭詩，詩傳單。我大致還記得的，有柯老的《告同志》，以及其它許多墻頭詩作。我自己，由于是發起人之一，自然也義不容辭，即興揮毫，寫了不少的街頭詩，詩傳單，有的寫在墻上，有的寫在紅綠紙上，貼在墻上，如《毛澤東同志》《假使我們不去打仗》《呵，游擊司令》《義勇軍》等——[4]

柯仲平的《告同志——慶祝黨的六中全會》（現已收錄在《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中，以下簡稱《告同志》）開頭的兩節是這樣的：

啊同志們！戰呵戰！/戰到黃昏后，/夜嗎夜深沉，/西不見長庚，/東不見啟明，/我們指著北斗星前進；/在那夜深沉的時候，/我們黨中央是北斗星。//啊同志們！戰呵戰！/你好好掌舵，/我好好搖槳；/不怕暴風暴，/不怕狂浪狂；/我們中國共產黨，/越在危急的關頭上，/越有堅定的方向。[5]

此詩用夜色深沉中不見長庚星與啟明星，流露出對北斗星的深沉向往；用狂風暴雨中的掌舵和搖槳，謳歌了在民族危急關頭挺立的中國共產黨。這短促如鼓點的詩行，詩意與激情融合在一起，煥發出催人奮起的力量。這是柯仲平街頭詩的代表作，曾寫在當時延安城內大禮堂對面的石灰墻上，后在1938年11月1日出版的《文藝突擊》第1卷第2期上發表。

戰歌社的成員，詩人朱子奇曾回憶過柯仲平的街頭詩在延安受歡迎的盛況：“‘戰歌社’是當時延安成立最早的一個詩歌愛好者的組織。它的主要負責人是詩人柯仲平。柯仲平的許多詩，特別是為慶祝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寫的《告同志》和長敘事詩《邊區自衛軍》，很受歡迎，很有影響。同志們把他的詩抄得大大的，貼在當時延安活動的一個中心——府衙門墻壁上。那里經常圍著一大堆‘抗大’‘魯藝’學生和延安各機關干部及過路的人。他們爭著閱讀，不少人把自己喜歡的詩句抄在小本本上。”[6]

街頭詩出現以后，受到熱烈的歡迎，也受過輕蔑的嘲笑。對此，詩人阿垅曾在1941年所寫的《箭頭指向——》中滿懷熱情地為街頭詩辯護：

笑街頭詩是詩底墮落，好的！

你盡把自己關鎖在那個象牙塔里吧，吃在那里，喝在那里，拉在那里，死，——自然也在那里了。

……

我們底理解是：原來詩是人間底的。把金身送入了那個沉檀玲瓏雕刻的神龕，把瓶里那束鮮花移種于那片春風萬里的原野，正像把詩發展到街頭，那是，還給它那個原來應有的地位。

……

革命高潮的日子，血肉相搏的戰地，是沒有喘息的余暇的，既不可能低徊詠嘆，更不需要低徊詠嘆。

不懂得街頭詩，那是他不懂得戰斗之故；不懂得街頭詩人，那是他不是戰士之故。[7]

二

柯仲平和戰歌社的詩人們，除了把詩歌寫到街頭，還通過朗誦的方式擴大詩歌的影響。這是由于詩歌從誕生的那天起，便是同歌唱與朗誦交織在一起的。詩歌通過朗誦，如同插上聲音的翅膀，直接飛向聽眾，在詩人和聽眾之間架起一座心靈的橋梁，形成心靈的共振。正如阿垅所言：“從來沒有一首詩，——甚至一句詩是啞的。朗誦，是詩底動域，不是詩底形式。所以這一運動，與其說是增加詩底種類的，不如說是開拓詩底世界的。”[8]

老詩人蕭三說過，延安詩歌運動最初和最有力的發起人要算柯仲平，他是朗誦詩“放頭炮”的吶喊人。柯仲平不僅熱心寫街頭詩，而且喜歡朗誦、善于朗誦，希望通過朗誦擴大詩歌的影響。柯仲平自稱，他的那首《告同志》，在干部集會時，他曾“朗誦過很多次”[9]。柯仲平的朗誦水平很高，熱情澎湃，極富感染力。詩人朱子奇回憶過柯仲平朗誦《告同志》時的情景：“柯仲平同志的朗誦詩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奔騰的激情，火一般的詩句，與時代相合拍，與黨的政策緊相聯，情緒飽滿，斗志昂揚，很鼓舞人心。”[10]詩人柯藍則用生動的語言，再現了柯仲平朗誦的神態：“只見他把大胡子一捋，把手向空中一舉，接著又把身子微微向前傾斜，馬上用他略略有些沙啞，但卻十分洪亮的聲音，不停地朗誦起來。他根本不是用我們常見的那種朗誦方法，用平靜的聲調，一句一句地念著詩句。他，幾乎是像一堆燃燒的烈火，用硝煙，用爆炸，從內心深處傾訴著，呼喊出他熾熱的詩句。他這種獨特、奇異的真正朗誦，不僅使我大受感動，而且馬上使全場的人震驚起來。這時，詩人柯仲平帶著滿身的風、雷、雨、電，親切地走到了我們中間。他馬上成了我們群眾中的一員，而且是很熟悉的一員。他很快就抓住了全場聽眾的心靈，人們不由自主地和他共鳴起來，會場上不時地發出一陣陣善意的笑聲。”[11]

三

在熱心于街頭詩與詩歌朗誦活動的同時，柯仲平也在醞釀著長詩的寫作。我們注意到，中國新詩史上產生于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幾首著名的長詩，如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張志民的《王九訴苦》等，均是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出現的，但柯仲平的兩首著名長詩《邊區自衛軍》和《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卻是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前就已經出現了，這是由于他有寫長詩的經驗。1924年，柯仲平在北京上大學期間，就寫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抒情詩《海夜歌聲》；1928年冬，又以大革命時代為背景，創作了反映工農武裝斗爭的長篇詩劇《風火山》。這標志著二十多歲的柯仲平已具有駕馭鴻篇巨制的能力。而在延安的工作與經歷，又為他實現創作長詩的想法提供了機遇與可能。是延安給了他高屋建瓴、總攬全局的視點，是抗日戰爭期間中華兒女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為他提供了創作的源泉。

柯仲平注意到，抗戰時期邊區人民為保衛家鄉、保衛邊區，在邊區政府領導之下，組織了半軍事性的抗日自衛軍，其基本任務是警戒、放哨、盤查，配合邊區政府或單獨進行清除邊區土匪、特務、漢奸等防衛工作，有力地保護了邊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維護了邊區社會的治安穩定。柯仲平為邊區自衛軍的英雄事跡所感動，于1938年“五一”前夜完成了《邊區自衛軍》，首次用敘事長詩的形式為邊區自衛軍打造了一座閃光的紀念碑。這首長詩，以雄渾的氣魄、奔放的熱情，描寫了邊區自衛軍英勇無畏的精神面貌。詩中，作者精心塑造了李排長和韓娃這兩位自衛軍代表人物，表現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和英雄氣概。原詩還有一個前言：“這是在邊區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聽來的故事，后來，把這故事詳細告訴我的，是工人代表林光輝同志。這詩寫后，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勵。我除深致感謝外，以后必然是更加努力的。我們的文藝方向是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這方向統一著我們文藝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我們正往這方向前進。這詩，可以用民間歌調唱。我愿將此詩獻給我們邊區的自衛軍，同時也愿獻給各地自衛軍。”[12]

柯仲平還注意到，平漢鐵路是當時重要的國有鐵路之一，跨越河北、河南、湖北三省。抗戰爆發以后，平漢鐵路的工人建立了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簡稱“平漢鐵破隊”，任務是破壞敵人的通信聯絡和鐵路交通，以配合抗日。他們的英勇斗爭給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擊，對抗日軍民則是重大的鼓舞。柯仲平的另一部長篇敘事詩《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便取材于平漢鐵路工人的抗日斗爭。1939年2月16日和3月16日，延安的《文藝戰線》分兩次發表了柯仲平的這部長詩，后由重慶讀書生活出版社印成單行本。在再版序言中，柯仲平提到，他是把《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人與事當作中國工人階級在反動勢力壓迫下英勇斗爭的人與事來寫的，即作為某種情況下的典型來寫的[13]。這部作品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上描寫工人階級戰斗的最早的也最有分量的長詩之一。詩中描寫共產黨員李阿根遵照黨的教導，組成一支堅強的隊伍，與敵人巧妙周旋，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戰斗過程，讓讀者如臨其境，深受鼓舞。

四

柯仲平在延安創作“街頭詩”與《邊區自衛軍》《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兩部長詩時，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指導思想，那就是對詩歌民族化與大眾化的追求。

柯仲平延安時代的好友、作曲家張寒暉（譜寫過著名歌曲《松花江上》《軍民大生產》，廣為流行）不幸在延安英年早逝時，柯仲平寫了一首《追悼人民藝術家張寒暉同志》，發表在1946年3月24日《解放日報》上。這是一首用民歌手法所寫的悼亡詩。詩前有個小序：“寒暉！《磨炒面》是你從城壕村學來的一首民歌。你頂愛這民歌的曲調。你教我們唱，還曾提煉她，用她來配你《打開腦筋》一劇里《軍民合作》歌。今天，追悼你我也要用《磨炒面》，你頂愛的這曲調先為你唱一曲悼歌！”

文化山頭葬寒暉，/一把土來一把淚！//你在這里開過荒，/這里把你來安葬！//含淚的黃土壘成堆，/哀悼的詩歌刻成碑。//一塊碑，立延安；/一塊碑要立在那——/嘩啦啦啦，嘩啦啦啦，/長流不息的——松花江畔！//你的歌：“松花江上”，/動員了我們——/成千成萬，成千成萬，/勇敢的人民——去抗戰！/還有碑，紀念碑，/立在人民的心坎內。[14]

這首詩用作曲家最喜歡的民歌體作悼詩，凸顯作曲家代表作的影響力，既是對作曲家的深切懷念，也表明了作者對民歌的熱愛，體現的是詩人與作曲家共同的審美理想。

《邊區自衛軍》和《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是敘事詩，敘事性強的詩如果控制不當，難免會產生散文化的傾向。由于柯仲平是用民歌手法寫敘事詩，寓抒情于敘事之中，所以讀起來仍然語調和諧，朗朗上口。像《邊區自衛軍》第三章對自衛軍戰士韓娃的描寫：

韓娃為人強似鋼：/打起來，/當當響；/用起來，/硬梆梆。//韓娃鋼中也有鉛：/鉛性軟，/打不斷；/鉛性有如相思調，/相思調子好纏綿。[15]

詩人用短促、簡潔的句子，寫出了韓娃集剛強與柔和于一身的性格，那就是對敵狠、對己和，從而彰顯了韓娃豐富美好的內心世界與堅毅勇敢的英雄氣質。

1938年10月，柯仲平的詩集《邊區自衛軍》由戰時知識社出版。馮雪峰在署名孟辛的評論中指出柯仲平以更統一和更清新的詩的形式，在具現著中國大眾的新生的生命和精神。他認為柯仲平是一個真實的大眾的詩人，《邊區自衛軍》一詩，在全體的、基本的構成和諧上說，幾乎是一篇民眾自己天然地產生的民歌了[16]。1941年9月2日，朱自清在給牧野的信中說，柯仲平的《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有歌謠的明快，卻不單調；并且用白話的音節，所以能夠嚴肅[17]。臧克家在為《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第十四集·詩卷）所寫的序言中也說：“老詩人柯仲平到延安較早。一九三八年創作的《邊區自衛軍》和《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第一章）兩首敘事長詩，歌頌了工農的英勇斗爭，在表現形式上，吸收了民間歌謠的長處，是他的代表作。”[18]馮雪峰、朱自清和臧克家的話，表明了理論界與詩歌界對柯仲平堅持走詩歌創作民族化與大眾化道路的充分肯定。

不只是在延安時期，柯仲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還繼續沿著詩歌民族化與大眾化的道路前進。他熱心學習民歌，意識到在諸多藝術形式中，民歌與音樂是最為接近的。所以他一直不斷從民歌、從音樂中汲取營養。晚年的柯仲平寫詩時有一個習慣，即懷抱一把月琴，一邊唱一邊彈，待找準了曲調節奏才在紙上記下來。這種頗有個性的創作習慣，體現的依然是那種“不到黃河心不甘”的精神，這種精神永遠不會過時。畢生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堅貞不渝，畢生對中國新詩民族化與大眾化不懈追求，正是“狂飆詩人”柯仲平在為人與為詩上留給我們的雙重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