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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1924年創作的《祝福》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小說，作為《彷徨》的開篇之作，學界對其豐富的思想內涵已有深刻體認。長期以來，除了《祝福》作為現代文學史上“反封建禮教”“批判儒道釋文化吃人”等啟蒙范式解讀被學界所公認外，還有從作家自我精神內面進行解讀的“反抗絕望”理論，“為絕望之中的民眾開啟一條道路的啟示”，“‘吶喊’之后的‘重壓之感’”等，抑或從民俗和鄉愁文化視角來挖掘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對故鄉和鄉土中國作為民族文化載體的啟蒙現實的再確認”，以及從宗教倫理和民俗領域等多重維度進行的闡釋，等等。這些研究成果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祝福》的思想和文學意義，凸顯了《祝福》的經典性和魯迅文學的深刻性。

《祝福》獨特的敘事技巧和“兩個故事”的形式安排，不僅內容上承續“吶喊”時期的“封建禮教吃人”的啟蒙主題，而且在思想上凸顯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困惑，由此而形成的復調敘事和張力結構，開啟由“吶喊”的批判民眾的外向寫作，轉向“彷徨”審視自我的內面寫作，在小說形式和主題上表現出不同于吶喊時期的敘事特質。無論是對于魯迅及其文學創作來說，還是對中國現代文學而言，《祝福》所呈現的獨特的敘事與情感氛圍，都彰顯了作家所處的復雜時代和自我精神鏡像以及豐富的思想內涵。

本文擬從《祝福》的創作時空場域和歷史語境出發，結合作者經歷“第二次絕望”的現實處境，以及主人公祥林嫂的母性受難與“我”的內心矛盾，由此開啟了作者彷徨時期的反省之路，包含著魯迅對絕望與希望、啟蒙與革命、傳統與現代等全面的反思與理解，成為“魯迅精神”及其文學呈現的獨特鏡像。

一、“第二次絕望”與《祝福》創作的時空背景

1923年的魯迅經歷了“第二次絕望”的精神困境：7月“兄弟失和”，9月大病一場，社會、家庭的一系列變故使其陷入黑洞一般的絕望與痛苦。1924年2月7日，農歷正月初三,在過年的氛圍中,魯迅完成了小說《祝福》的寫作，3月25日發表于《東方雜志》。回顧其日記，2月4日是舊歷的除夕，魯迅記到：“晴。上午寄三弟信，附致鄭振鐸箋”，“舊歷除夕也，飲酒特多。” 2月6日：“雨雪。休假。下午許欽文來。夜失眠，盡酒一瓶。”2月7日：“晴。休假。無風。無事。”這也是魯迅離開八道灣后第一次在磚塔胡同的租居地獨自過年，從日記中不難感受到魯迅創作小說《祝福》時的現實情境，舊歷的年底與故鄉魯鎮是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小說塑造一位漂泊在外的游子還鄉，映射出作家其時的精神失落與無助。

“祝福”是魯鎮傳統社會中非常重要的民俗祭祀活動，寄寓著作者濃郁的兒時回憶和鄉愁體驗。關于“祝福”這一越地民俗，按照周作人的解釋，是越地臘月年底的一種民俗儀式，“祝福，歲暮謝年，謝祖神，名此，開春致祭曰‘作春福’冬至后三戌為‘臘’，臘祭百神，說越的‘祝福’與吳的‘過年’都是‘臘’的遺風，未始不可”。《祝福》中的“我”在整個魯鎮準備著祝福儀式的“舊歷的年底”中回到故鄉魯鎮。對于漂泊異鄉的游子而言，故鄉是寄寓鄉愁的對象，回鄉過年的傳統歷來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宿，溫暖著每個個體，毫無疑問，正是“思鄉的蠱惑”促使“我”返回“已沒有家”的魯鎮。過年對于中國人而言，是一個傳統的歡樂節日，具有世俗和宗教的雙重意義。《說文》云：“年，谷熟也”。這是中國傳統全家團聚，祈福祭祖的節日，過年可以實現家人團聚，維系親情，也獲得一年中難得的輕松和閑暇時光，一家人圍坐餐桌彼此交流一年的得失過往，展望來年生活氣象，其樂融融；孩子們喜歡過年，則更因為它會帶來成長的喜悅和盡情玩耍狂歡的快樂，回味昨日時光。

余世存在《節日之書》中通過對古代作家節日書寫的梳理指出：“古典作家對傳統中國人生活是寫實的，尤其是他們引入了大量的節日，幾乎無節不成書，節日期間社會整體的狂歡和個別家庭的生離死別形成強烈的反差，由此生發出古代小說敘事的‘樂中悲’模式。”過年，歷來是中國人最注重的傳統節日，包含了諸多喜慶快樂的寓意。然而，進入《祝福》開頭所營造的氛圍：“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像”而“不是”，回到“故鄉”然而“無家”，烘托出此時惆悵的心境。就傳統生活而言，回家過年，這個“家”又常是和故鄉聯系在一起的。因而，“年”的失落，也意味著“家園”的失落和故鄉的失落，“無家感”是這一時期主要的情感體驗。

故鄉魯鎮的情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故鄉的人“單是老了些”，其時已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國，但“內骨子是依舊的”。魯四老爺大罵其新黨“還是康有為”，表達了其曾經滿懷希望的民國失望之情，魯鎮的現狀也映照了辛亥革命及其挫折的狀態。魯迅曾欣喜于辛亥革命的成功與民國的建立，但“革命的第二天”來臨時卻一切照舊，依舊沿襲著千年的歷史循環：“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故鄉魯鎮整個都沉浸在“祝福”過年的氛圍中，只有“我”一個人無所事事“剩在書房里”，成為魯鎮局外人。魯四老爺書房掛著朱拓的陳摶老祖寫的大“壽”字，以及剝落了“品節詳明德性堅定”，只剩下“事理通達心氣和平”的對聯，及案頭堆著“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近思錄集注》和《四書襯》都暗喻故鄉魯鎮的頹廢和精神的暮氣，看不到一點生機活力，而下雪的陰郁天氣更使“我”百無聊賴。外在蕭索景象和內心的無聊寂寞導致“我”在魯四老爺家待了三天以后，“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這種彷徨時期“何處是歸程”的情感也投射到《在酒樓上》《孤獨者》等的小說氛圍中，成為這一時期作者典型的時代心理癥候。“走”的意象也成為彷徨時期魯迅小說創作的一個獨特的象征意象。

無論在“吶喊”或“彷徨”時期，魯迅在其創作中不時呈現出回歸故鄉的渴望與沖動，面對想象中故鄉的誘惑，現實的故鄉讓自己的精神陷入更大的痛楚與寂寞。1921年創作的《故鄉》中，現實的故鄉“沒有一些活氣”，顯示出出門在外的“我”對故鄉情感的疏離。而記憶中的故鄉卻一直成為“我”“思鄉的蠱惑”，閏土的一聲“老爺”將“我”帶回現實，即故鄉永遠回不去了，故鄉與希望成為虛妄的存在。這樣的故鄉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發現”的產物，故鄉成為啟蒙與改造的對象和鄉土中國的原型；借助《故鄉》書寫，魯迅展示出五四啟蒙時期鄉土中國的現實處境，1924年的《祝福》再次通過回鄉敘事及祥林嫂的故事呈現了中國鄉土社會及其背后的人與文化，藉此反思五四啟蒙與知識分子的現實處境。

當魯迅加入《新青年》開啟吶喊式啟蒙寫作，從批判“禮教吃人”到改革國民性，魯迅所立意的乃是通過小說創作進行思想革命，實現由立人而興國的中華民族現代轉型。1918年魯迅通過《狂人日記》為新文化運動“吶喊”，但1920年新文化運動的落潮使其陷入對啟蒙有效性的懷疑。1923年茅盾就發現：“至于比較的隱藏的悲觀，是在《端午節》里。‘差不多說’就是作者所以始終悲觀的根由。而且他對于‘希望’的懷疑也更深了一層”，在精神上進入了彷徨時期。在《自序》中，魯迅以回憶的筆觸談到第一次文學行動中經歷的“無聊”“寂寞”乃至“痛苦”。隨著新青年同人的解體，魯迅又一次經歷了革命后的“第二天”的虛妄與挫折，加深了彷徨時期痛苦寂寞的感受。

1923年之于魯迅是一個特別的年份。如果說“S會館”時期是第一次沉默，1923年則是魯迅陷入的第二次沉默。這一年發生了兩件事對魯迅人生而言具有轉折意義。一是7月19日收到其弟周作人的絕交信，導致兄弟失和，致使魯迅搬離八道灣，結束了傳統的大家庭生活；二是7月23日魯迅收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聘書，這涉及后來的女師大事件和許廣平，為開啟了新的人生歷程打下伏筆。1923年的魯迅又一次沉默，全年基本沒有寫作，特別是“兄弟失和”對于魯迅是重大的打擊，其后陷入搬家、找房、裝修等瑣事，過度勞累使其大病一場，人生陷入低谷，“1923 年的沉默意味著第二次絕望的來臨”。

相比“S會館”時期經歷第一次絕望，1923年的第二次絕望之于魯迅而言更是致命的，但魯迅終于走了出來。新青年解體和兄弟失和，使其失去了外在的一切寄托而只剩下孤獨的個體，這樣的狀況使其能夠擺脫一切外在的顧慮從而回顧自我與時代，在返本開新層面上重獲自我。由于魯迅吶喊時期的開口走上言說道路，“而一發不可收拾”，因此這一次沉默時間不長。1923年底發表《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標志著重新開口言說。1924年初，魯迅創作《祝福》開啟《彷徨》的寫作，9月開始《野草》的創作。從《祝福》開始，魯迅放棄了“為他人”的“吶喊”式寫作，開啟“彷徨”敘事的范式，即以《祝福》的創作為標志，魯迅結束了五四時期的“聽將令”寫作，轉而回到內心深處的《彷徨》《野草》式寫作，從而“在終極的意義上形成了他的文學自覺的”。《彷徨》以“屈原放逐，彷徨山澤”來表達其當時的創作心態和描述背景，承續了屈原《離騷》的“抒情傳統”，利用象征及托諷的修辭手法表現作者無以言明的痛苦和絕望。概而言之，這一時期的系列寫作構成了“第二次絕望”后的“彷徨敘事”。《祝福》既是魯迅對過年時節鄉愁體驗的文學表達，也是彷徨時期心情絕望的情感呈現。“已沒有家”是小說中的回鄉者“我”和現實世界魯迅的共同處境。因此，虛無和絕望情緒成為彷徨時期小說的背景氛圍，被傳統鄉土社會所放逐的感傷不時流露于小說敘事中，揭示了作家生命深處的鄉土情結和尋根沖動，也促使了魯迅對中國鄉土社會的重新發現和審視。

二、母性的受難與“我”的失語

《祝福》小說中包含著“兩個故事”：“我”的回鄉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其中祥林嫂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她不僅代表了傳統中國底層女性所經受的精神奴役與苦難，更是讓知識分子“我”在與祥林嫂的對話中得以反思和重新審視自己。

小說《祝福》通過祥林嫂的故事講述了其悲慘的一生。她沒有自己的姓名，經歷了喪夫失子和被趕出家門,不幸的遭遇換來的卻是被魯鎮的人們嫌棄排斥,最后淪落街頭乞討,最終在祝福的爆竹聲中凄慘地死去，“我”是故事的講述者和見證人。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鄉村女性事實上已經成為魯迅反復思考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知識精英與蒙眾、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鄉村之間關系,并借此對啟蒙本身進行自我反思、自我追問的重要支點”。祥林嫂與“我”的對話將“我”從啟蒙者變為被審視者，同時也讓“我”感受到自身對祥林嫂悲慘處境的無助。在20世紀20年代的時空背景下，無論是“我”還是祥林嫂所承受的痛苦和絕望的根源在于自我身份的迷失和無可救助的悲哀。祥林嫂因失去兒子阿毛喪失了母親的資格而受難，魯鎮人的冷漠更是將祥林嫂推上了絕路。“我”作為知識分子應該為處于絕望的人們提供一條救贖之路，卻面對祥林嫂的追問而無言可對，只能敷衍和逃避，面對祥林嫂精神的求助而無力承擔，失卻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通過自欺欺人獲得精神解脫。

作為《彷徨》的第一部小說，《祝福》中主人公祥林嫂是現代文學女性的一個典型形象，“是中國現代文學走向世界的典型。她身上集中了中華民族不識字的舊式婦女所有的壓迫和苦痛”，這種形象使其母性的受難顯得更加震撼人心，烘托出作者彷徨時期的感傷意象。木山英雄認為，魯迅通過獨特的現實主義刻畫女性，多數設定為寡婦的形態，成為“民眾之悲慘與痛苦的紀念碑”，作為母親的女性形象多次出現在魯迅彷徨時期的作品中，無論《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抑或《野草》中都出現了故鄉與母親的意象。在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中，“母親”代表了故鄉，是鄉愁的承載者，“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她與童年、故鄉、愛緊密聯系在一起。魯迅說過：“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祝福》中祥林嫂是一位寡婦，同時也是一位母親。祥林嫂的悲劇與其說是“生活視域中關系序列的徹底坍塌”，毋寧說是母愛在現實世界的被剝奪，正是祥林嫂在“母性”的受難中讓作為知識者的“我”感到不安，以“母性”為媒介，使“漸漸的舒暢起來”的我，開始共情于祥林嫂的“半生事跡”，并開啟了日后“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的倫理自覺。或許在這個意義上，魯迅超越了吶喊時期對國民品性的批判而開啟了對生命本身的哲學思考。

祥林嫂最終被魯鎮的人們“棄在塵芥堆中”，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向“我”，一位“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的人，提出了靈魂的問題：死后有無靈魂？有沒有地獄？死后一家人能否見面的終極之問，而“我”卻以“說不清”搪塞處于末路的祥林嫂。正如李歐梵所言：“祥林嫂的問題是從她想和死去的兒子重聚而激發出來的。盡管如此，仍然和‘我’的模棱的、空洞的回答形成驚人的對比，因為作為知識者的‘我’本是更有可能去思索生死的意義的。”這是作為母親的祥林嫂的切身之問，因此超越了“迷信”和“啟蒙”的限度而具有了“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響”。沒吃過人的孩子阿毛卻被狼吃了，這是啟蒙或人道主義同情所無法回答的靈魂之問。“我”的逃避恰恰說明啟蒙者無法拯救祥林嫂這樣底層人的命運，在母性的受難前無能為力而處于“不安”。

祥林嫂第一次出現在魯鎮，是一位年輕寡婦，那時“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卻還是紅的”，并且“不很愛說話”但做工“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雖然辛苦勞作，“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第二次來魯鎮是作為母親的身份，由于被認為是“敗壞風俗”而變得無事可做，在無聊中難以排遣內心的苦悶，只能到處訴說“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這也是作為一位母親喪子的故事，祥林嫂對兒子阿毛之死的不停念叨糾纏著魯鎮中的人們，也包括“我”。但魯鎮卻容不下一位受難的母親而將其排斥在整個魯鎮社會之外，因而祝福作為小說的標題構成了一種強烈的反諷。

祥林嫂在魯鎮訴說兒子阿毛的遭遇首先是基于母性的受難，即做母親而不得的悲哀與痛苦。在向魯鎮的人們嘮叨殘忍故事的過程中，既經歷自我折磨，也借此回味曾經的作為母親對兒子的母愛之情。其次，“我真傻，真的”，祥林嫂通過絮叨向魯鎮的人們表達對阿毛的想念和失去兒子的痛苦。并通過對魯鎮的人們訴說來維持一位母親的身份，而不是一位“寡婦”的稱呼。再次祥林嫂通過絮叨，還帶有“懺悔”的宗教意識，祥林嫂“向他人告白自己的過失，希望得到人們的原諒，借此使被擊垮了的自己獲得解放”。但是魯鎮社會并沒有給祥林嫂獲得救贖的希望并將其推上死亡的絕路。魯鎮的人們對待祥林嫂先是好奇，最后是厭煩、唾棄甚至嘲笑她的嘮叨，也否定了其捐門檻的救贖方式。

祥林嫂由于母性的受難在魯鎮得不到救贖的希望，反觀出在魯鎮這樣的一種社會生態中，“我”所代表的新文化啟蒙理性的缺失，作為吶喊時期的啟蒙主體，在此卻“成為被審視對象的客體之我，經常出現‘失語’和‘弱勢’的狀態，只有內面的‘看’和‘想’，缺乏行動實踐性”。魯四老爺所代表的儒家道德存在的失落，以及魯鎮社會“祝福”民俗宗教儀式中的神性森嚴的喪失，使得祥林嫂“沒有來自任何一方的慰撫和鼓勵，禮教信仰中寬恕意義的缺失，使得棲身其中的蕓蕓眾生，無以懺悔和救贖，只能在一種進退失據的‘疑惑’中走向死亡”，祥林嫂母性的受難，失去孩子的悲哀和對寡婦的歧視，在魯鎮世界中“若非經由出于愛與憐憫的恩典之途，這樣的苦難和煎熬是難以獲得勸勉和安慰的”。正是在母性的受難中，小說構成了巨大的反諷與悖論：魯鎮的人們祭祀鬼神，注重祝福的民俗儀式，卻將最需要憐憫與救贖的祥林嫂排斥在祝福的儀式之外，不能包容受難的母性，而讓其在喜慶的祝福氛圍中死去。正是基于新文學對“人”的關注，每一個底層民眾都有獲得自由幸福生活的權利和平等對待的新觀念，舊中國傳統鄉土社會愚昧、落后、野蠻的風俗遺存被揭示出來，從而引起現代知識分子療救的注意。祥林嫂的死成為“我”對祥林嫂故事重述的契機，讓被魯鎮人遺忘的祥林嫂悲劇得以重現，通過祥林嫂故事“重估一切價值”，對魯鎮社會及風俗進行價值評估，從而開啟“尋路者”的思想之旅。

祥林嫂向“我”提出的靈魂有無問題雖然是從“迷信”出發，卻超越了“科學/啟蒙”的話語，作為知識分子的“我”無從回答，無論是“有”與“無”，都不能拯救處于絕望中的祥林嫂，無法使其母性的受難得到終極的安慰，同時“在這個‘我’身上就重疊著魯迅自身的無力感、懺悔和罪的意識”。借由祥林嫂的母性受難而發出的靈魂有無之問，我們可以打開作品中作者所隱藏的人生困境思索。

魯迅自己也無法回答這一終極話題，但“人”與“鬼”的糾葛卻是其一生思考的問題。就此而言，祥林嫂的靈魂有無之問，也是作者所關注的問題。因為任何一個有主體意識的人，無論如何都會遇到類似的精神困惑。魯迅在日本時期開始關注人的“精神”并提出“迷信可存”的問題，五篇文言文涉及科學、文學以及迷信宗教信仰背后的人的“靈魂”（即精神）。魯迅在《彷徨》《野草》創作中，祥林嫂、過客、影、死后等一系列意象，《朝花夕拾》中“無常”“阿長與《山海經》”等，以及與友人的通信中，都以不同方式探尋“魂靈的有無”之問題。

作為有著強烈自省意識的作家，魯迅對能否寫出國人精神的痛苦是懷疑的：“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于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自1924年創作《祝福》后，魯迅一改吶喊時期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民眾以及傳統文化，而是將批判指向知識分子自身的退化和茍安，在解剖別人時，更多地解剖自身所隱藏的“毒氣和鬼氣”。伊藤虎丸認為，“我”回答不出祥林嫂之問場面表明魯迅的向下超越思想，即“不在知識分子的‘啟蒙’而在‘鬼’和‘迷信’當中尋求民族生命力再生的根據”，使知識分子在后五四時期精神的孤獨與民眾的隔膜的發現成為必然。這種向下超越、自我審視與反抗虛無，“‘鬼’就具有了一種從‘最低處’展開的超越性的視角，一種與魯迅的‘生命主義’密切相關的‘終末論’的表現”。魯迅通過講述祥林嫂的故事，既確認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后五四文學的啟蒙傳統，又隱含了魯迅彷徨時期“上下求索”的行動生命哲學思想，從而超越了個體的絕望而探索現代知識分子自我存在的價值路徑。

三、家園失落與反抗絕望的文學行動

《祝福》中的“我”作為出門在外的游子，年底回到故鄉，然而“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我”雖回到故鄉，但故園不在，家園失落，已經無法融入故鄉的氛圍中。家園認同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生命感受，是個體精神得以休憩的港灣和親情聚集的場所，魯迅諳熟中國傳統文化，必然曾有類似的鄉愁體驗。他通過舊體詩“謀生無奈日奔馳，有弟偏教各別離”“還家未久又離家，日暮新愁分外加”等諸詩句抒發離別故鄉和親人的離愁別緒。可以看出，家園的失落是《彷徨》的典型意象。《祝福》中祥林嫂代表著家的不斷喪失。“無家”是祥林嫂悲慘命運的起點，也是魯迅本人這一時期的精神映射。作為《彷徨》小說集首篇，《祝福》與《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以及《野草》中的作品類似，小說呈現五四退潮以后魯迅精神和生命面臨的雙重危機。現實的困境使“我”一次次精神返鄉，故鄉作為“鄉土中國”的精神縮影，寄寓著魯迅復雜的情感，被設置成彷徨時期的感傷與寂寞心境的背景。更深的失落，還是“精神”的失落。因此“我”逃避祥林嫂的“靈魂的有無”之問，毋寧說是現代知識分子無法直面的人生虛無感。作為一種文學母題，《祝福》中體現的“家園失落”，既是“彷徨”“野草”時期魯迅最深切的情感體驗，也是五四一代“人之子”的歷史宿命。作為現代主觀敘事小說，《祝福》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回鄉敘事及鄉愁作品，而是通過外在的敘述呈現以“吶喊”為起點的新文化啟蒙者從希望到幻滅的心路歷程。

《祝福》正是借助祥林嫂的痛苦，表達了作者自身的現實境遇，并與祥林嫂之間建立起了一種互為鏡像的關系，即彼此從對方身上映照自我，并為后續的行動創造了契機。祥林嫂的“靈魂有無”之問，關乎著未來和希望，觸及現代知識分子深層的精神困境，并激發了思想者的尋路之旅。因此從魯迅的生命哲學的視角而言，《祝福》的“彷徨”敘事是一場復性革命，“既指向過去也指向未來，既涉及內面主體也涉 及外部革命”，將革命從外因轉化為自我精神革命，從而構建新革命主體。“我”在回憶祥林嫂故事的同時，那些“吶喊”之后的絕望及為“末路人尋路”的理想又被重新激活，發出“與黑暗搗亂”的“抗爭”——走，成為彷徨時期的必然選擇，從而有了“反抗絕望”生命哲學的發生，確切地說，是“民族魂魯迅”和“革命魯迅”傳統的新生。

魯迅彷徨時期的文學行動延續了《祝福》開啟的“尋路者”形象，經歷了“第二次絕望”的魯迅，終于發現到自身與社會傳統之間悲劇性對立和難以割斷的聯系，這在隨后創作的《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中都有所體現，結尾中隱含著對“舊我”的告別和“走”的姿態。“走”即行動的姿態與能力，魯迅終其一生，始終將生命與行動聯系在一起，從早年的“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試圖走出一條希望之路。到中年時期堅持無論是“歧路”還是“窮途”，依然“跨進去，在刺叢里姑且走走”。“走”的意象集中反映在這一時期的《彷徨》以及《野草》中，也是反抗絕望的生命哲學的文學呈現。在隨后的文學行動中，魯迅越發凸顯其反抗絕望的“行動”哲學：《在酒樓上》“我”告別呂緯甫，意味著告別“舊我”而獨自前行；《孤獨者》中“我”永別了魏連殳“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這一切都凸顯出魯迅的韌性戰斗精神，以及為尋求“新生的路”而絕不妥協的“走”下去的行動哲學。

王曉明認為魯迅思想的獨特之處在于：“魯迅是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加入《新青年》啟蒙的，他（魯迅）對啟蒙的信心比其他人小”，“他也克制不住要懷疑，這世界上恐怕只有黑暗和虛無。”魯迅在與寫《祝福》幾乎同一時期的演講中談到：“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對魯迅而言，啟蒙者內心的孤獨與寂寞，使啟蒙成了絕望的抗戰，在民眾中得不到回應，同時超越于時代同行者而“高處不勝寒”，這一孤獨寂寞感反映在彷徨敘事中成為作者無以言說的絕望和悲哀。

借助祥林嫂的鏡像，“我”終于意識到，能夠拯救自身的絕望與困境的從來不是自身以外的“他者”，而只能是自己的行動，在注定要走向“墳”的人生結局中，只有當下的行動才是拯救自我、擺脫絕望的唯一選擇。《野草》與《彷徨》一起構成了魯迅反抗絕望的文學行動，《野草》將長期纏繞的矛盾以哲學的方式打開，通過生命的虛無與意義的黑洞直接抵達生死的生命終極之問。從“彷徨于無地”的“影”到走向“墳地”的“過客”，最終發現“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本味”永無由知，人生的意義乃在于執著于當下的行動。面對“無物之陣”，“這樣的戰士”舉起投槍，永遠戰斗；在《死火》中，死火寧愿選擇自我燃燒也不被動凍滅；在《影的告別》中，“影”告別一切而獨自彷徨于無地；《臘葉》中暫得保存的“臘葉”在穿透死亡的契機中獲得新生。所以，魯迅在《題辭》中說：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于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中略）

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于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而魯迅在《彷徨》中顯示了尋路的困境及其突圍的精神歷程，并在《野草》的生命追問中形成“中間物”意識，最終促成了“依自不依他”反抗絕望哲學的形成。借助“祥林嫂的故事”指向了人生在世“活”與“行”的問題，個體的生活（生存）與“行動”始終是魯迅文學所關注的人生基本問題，涉及魯迅的人生哲學。汪暉從魯迅的“反抗絕望”人生哲學談到：面對絕望的現實與無望的命運，知識者除了反抗絕望之外別無他途，用現實的生命活動（“走”）筑成了“現在”的長堤，從而使自己成為生命和時間的主宰，誕生出“反抗絕望”的哲學主題。“反抗絕望”乃是個體在生命困境中如何尋找一條希望之路的行動實踐，也是魯迅“知行合一”生命哲學的核心價值。

魯迅通過文學行動將心聲與痛苦結合，《祝福》將祥林嫂的痛苦表達出來，溝通自己和讀者之間共同的痛感，激活麻木的靈魂，減少人間悲劇，為自己和平凡人尋找一條現實的新生之路。這就是魯迅的執著當下現實反抗絕望和虛無的行動哲學，在生與死的糾葛中通過自身的生命實感為自己和他人探索出一條活與行的人生之路，也預示著中期魯迅經歷了一場自我復性革命的風暴后走出絕望。《祝福》作為彷徨時期人生困境的心靈探尋，魯迅借助祥林嫂的悲慘命運反觀現代知識分子的“內部之生活”，最終在《野草》中確立了作為中間物反抗絕望的行動哲學。

結 語

就文本形式而言，《祝福》以“兩個故事”的巧妙組合形成了“結構疊合，多聲部輪唱的獨特敘事”，為現代小說的創作技巧展現出新的可能性。1924年魯迅的首篇小說《祝福》在其一生的文學行動中有著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呈現了后文學革命階段五四式啟蒙的限度以及知識分子精神的困境，也在生存與死亡的觀照中展現了尼采式的“反抗虛無”的生命哲學，暗含了魯迅的文學行動以及行動如何講述的問題。

以《祝福》的創作為標志，魯迅將后五四時代的外在世界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的內在自省呈現出來，進而由啟蒙的吶喊轉向尋路的彷徨。對文學者魯迅而言：“‘文學’將作為‘革命’終結”的‘失敗’”，而成為“中國革命的有機環節和‘革命之再起’的深層動力”，也是中國現代社會革命與人生革命中的“執拗低音”。相比于吶喊時期的寫作，《祝福》所開啟的彷徨敘事更多地從“為他人”的啟蒙轉向了對筆下人物的同情之理解。魯迅說過：“小說里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通過文學行動介入現實的人生，“連自己也燒在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魯迅將文學作為表達他人與自我的痛苦，展現靈魂的掙扎與搏斗的歷程，激活潛在的精神主體感受痛感，尋求個體和民族命運的新生。

魯迅早年“棄醫從文”的契機乃是對人的“精神”的關注，崇倡“摩羅詩人”“精神界戰士”的獨異精神對人的啟蒙和“立人”之功效。五四時期魯迅借助“狂人”指出傳統社會“吃人”的本質，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在離別故鄉時還留下“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希望未來。但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落潮，包括魯迅在內的知識分子，都必然面臨“革命的第二天”的選擇。在這一過程中，魯迅先參加了國民革命，后又接受了無產階級革命，從歷史的中間物變為革命的同路人，通過文學積極介入歷史和改造社會。王曉明認為：“在他的小說中，《祝福》是一個轉折，正是從這一篇起，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場了。”伴隨著《彷徨》《野草》的寫作，中期魯迅實現了艱難的自我轉換。后期的雜文自覺及在文學與歷史的互動中釋放自己的主體能動性，與早年追求“心聲”，呼喚精神界戰士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立人文學觀遙相呼應。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魯迅借屈原的“求索”精神表達后五四時期的內向寫作，孕育了“第二次絕望”之后的文學行動及其反抗絕望的生命哲學思想：“如鑒明鏡，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魯迅作為20世紀“民族魂”的高度在于，他以文學介入社會與現實人生，將自我與時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自我與時代的融合使他的文學書寫充滿著對中國社會和鄉土中國有著獨到深刻的發現，既為20世紀中國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提供了歷史和現實的參照，同時也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形態建構起一個理想的范型。

注釋：

1 高遠東：《〈祝福〉：儒道釋“吃人”的寓言》，《魯迅研究動態》1989年第2期。

2 汪暉：《“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與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征（上）》，《魯迅研究動態》1988年第9期。

3 曹禧修：《〈祝福〉〈野草〉與魯迅獨異的生命哲學》，《學術月刊》2018年第11期。

4 姜異新：《“吶喊”之后的“重壓之感”——〈祝福〉細讀》,《文藝爭鳴》2022年第2期。

5 謝曉霞：《回不去的故鄉——〈祝福〉與1920年代的鄉愁》,《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6 邵寧寧：《〈祝福〉與魯迅小說中的宗教倫理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1期。

7 汪衛東：《魯迅的又一個“原點”——1923年的魯迅》，《文學評論》2005年第1期。

8 魯迅：《日記?十三〔一九二四年〕二月》，《魯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500-501頁。

9 周作人：《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196頁。

10 余世存：《序：在節日里活出中國》，《節日之書》，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9年版，第14頁。

11 魯迅：《朝花夕拾?范愛農》，《魯迅全集》第2卷，第324頁。

12 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魯迅全集》第3卷，第16頁。

13 25 魯迅：《彷徨?祝福》，《魯迅全集》第2卷，第5-6、10-11頁。

14 雁冰（茅盾）：《讀〈吶喊〉》，1923年10月8日《時事新報》副刊《文學》第91期。

15 汪衛東：《“魯迅文學”：20 世紀中國的文學行動》，《文學評論》2022年第5期。

16 [日] 竹內好：《近代的超克》，孫歌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32頁。

17 王宇:《知識分子與鄉村及鄉村女性——以“五四”時期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報告和魯迅小說為例》,《學術月刊》2014年第7期。

18 42姜異新：《別樣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106頁。

19 [日]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趙京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頁。

20 魯迅：《而已集?小雜感》，《魯迅全集》第3卷，第555頁。

21 邢程：《舊歷年、團圓、儀式及其他——再讀〈祝福〉》，《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

22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 “這也是生活”……》，《魯迅全集》第6卷，第624頁。

23 24 [美]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尹慧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6頁。

26 [日]丸尾常喜：《“人”與“鬼”的糾葛》，秦弓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頁。

27 34 邱煥星：《〈朝花夕拾〉：“舊事重提”與魯迅的“復性革命”》，《魯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6期。

28 李麗琴：《祥林嫂的“疑惑”與魯迅的終極之思——一種文化神學的視域》，《魯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

29 31[日]伊藤虎丸：《魯迅與終末論》，李冬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40、342-344頁。

30 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 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魯迅全集》第7卷，第83 頁。

32 41汪暉：《反抗絕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458、300-304頁。

33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別諸弟》，《魯迅全集》第8卷，第531頁。

34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37 頁。

36 魯迅：《書信?兩地書》，《魯迅全集》第11卷，第16頁。

37 魯迅：《彷徨?孤獨者》，《魯迅全集》第2卷，第110頁。

38 46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第60、100頁。

39 魯迅：《墳?娜拉走后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66頁。

40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2卷，第163頁。

43 李哲：《革命風潮轉換中的文學與‘漢字’問題——〈秋夜〉‘棗’字釋義》，《文學評論》2022年第2期。

44 45 魯迅：《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第7卷，第120、120頁。

47 48 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68、67頁。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項目“魯迅‘文學與革命’傳統范式轉換與關聯研究”（2023AH05045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