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份周刊，創刊至今整整一個世紀，停刊也長達九十四年，但仍活在讀者的記憶中。在中國出版史上，這種情況并不多見。對《語絲》的研究有不少前行成果，但我認為還有一些一般讀者并不清楚的情況，覺得有撰寫專文予以補充介紹的必要。

一、創刊緣起

常見的說法，《語絲》創刊的動因是孫伏園辭去了《晨報副刊》主編之職。魯迅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中有一段生動描寫：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后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系。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

孫伏園辭職事件發生于1924年10月下旬，“那位留學生”指晨報社代理總編輯劉勉己，此人有留學經歷，是徐志摩的同鄉好友，晨報社總編劉崇佑的堂侄。劉崇佑主要職業是律師，又是進步黨元老，故無暇顧及《晨報》的具體編務。魯迅投寄《晨報副刊》的散文詩《我的失戀》，原意是跟當時“阿呀呀唷”之類的失戀詩開玩笑，劉勉己認為有譏刺徐志摩之嫌，便趁孫伏園外出之機強行抽掉了這篇作品，于是幾乎引發了孫伏園與劉勉己之間的一場肢體沖突。

關于孫劉沖突的細節，孫伏園的回憶在大同中也有小異。孫伏園1925年12月5日在《京報副刊》發表《京副一周年》，說的是他氣得想抽劉耳光，但劉不知怎樣一躲閃，便抽身跑了。1956年10月17日，孫伏園在《北京日報》發表《魯迅和當年北京的幾個副刊》，說他當時憤而抽了劉一記耳光，第二天便斷然辭去了《晨報副刊》的職務。孫先生的這一記耳光究竟是否真扇到了劉勉己臉上，僅僅關系到事態的嚴重程度，并不能改變孫伏園跟《晨報》決裂的最終結局。10月23日，孫伏園離開了《晨報》館，當晚在川島家住了一宿，當然會談及他離職的情況。此后兩天，孫伏園分別拜訪了周作人和魯迅，商議另出一種周刊或旬刊，作為自由發表言論的陣地。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相關回憶中明確指出，孫伏園的辭職“原是意料中事”。這就是說，“抽稿事件”只是一個偶發事件，是孫劉沖突的一個導火線。在此之前，孫伏園在編輯思想上跟實際掌握《晨報》出版方針的劉勉己有抵牾，矛盾不可調和是遲早都會發生的。1925年11月23日，周作人（豈明）在《語絲》第五十四期發表了《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這實際是周作人同年11月10日在病中給孫伏園的一封信。周作人專門談道：“你當然還記得《語絲》誕生的歷史。當初你在編輯《晨報副刊》，登載我的《徐文長故事》，不知怎地觸犯了《晨報》主人的忌諱，命令禁止續載，其后不久你的瓷飯碗也被敲破了事。大家感到自由發表文字的機關之不可少，在開成茶樓集議，決定發行這個連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這就是孫伏園辭職的又一緣由，而且發生在《我的失戀》被抽掉之前。

周作人提到的徐文長原名徐渭，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軍事家，號稱明代第一才子。周作人根據兒時在農村聽到的徐文長的佚聞趣事，整理成了《徐文長的故事》在《晨報副刊》連載，因為怕得罪人，發表時用的是一個假名：“樸念人”。1924年7月，孫伏園一度離京南下，《晨報副刊》由其友李小峰代編。李小峰受周作人啟發，也發表了談徐文長的文章，說他“玩弄刀筆，包辦訴訟”，“被稱為惡訟師”。而當時主持《晨報》筆政的劉崇佑是聞名京津的大律師，《晨報》主持筆政者便認為談徐長文是對劉崇佑的惡意影射，便在周作人的文稿連載兩期僅八則之后即被腰斷。

由此可見，孫伏園跟《晨報》館劉氏叔侄的矛盾，并非抽掉魯迅《我的失戀》這一單一原因，還跟中止連載周作人的文章有關。不過，由于徐文長的傳說體現了反儒家，反傳統的精神，被很多人整理傳誦。1929年，李小峰以林蘭為筆名，在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了一本《徐文長故事集》。錢玄同，趙景深，鐘敬文諸學者也有研究徐文長的文章或出版物。周作人還把他整理的徐文長故事編進了1933年10月在北新書局出版的《苦茶庵笑話選》。

二、“語絲”二字取自俞平伯詩

1924年11月2日下午，北平東安市場的開成素餐館有一個文人雅聚：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章川島，孫伏園，顧頡剛，李小峰。與會者章川島回憶，聚餐的目的是“決定出一個周刊，大家寫稿，印刷費由魯迅先生和到場的七個人分擔，每月每人八元。刊物的名稱大家一時都想不出來，就由顧頡剛在帶來的一本《我們的七月》中找到‘語絲’兩字，似可解不甚可解，卻還像一個名稱，大家便同意了，就請錢玄同先生題簽”。（《說說〈語絲〉》，《文學評論》1962年第4期）攜帶《我們的七月》的顧頡剛也印證了這一說法。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命名久不決，予看平伯詩中有‘語絲’二字，頗寫意，不落褒貶，提出之，通過。”（《顧頡剛日記》卷一，第548頁，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寫意”是跟“寫實”相對的一個藝術術語，在語言表達上有遮言和隱喻，令人聯想翩翩。“不落褒貶”是說“語絲”二字是中性詞，作為刊名無具體針對性，能擴大讀者群。

《我們的七月》是一種綜合性文藝叢刊，封面是豐子愷的畫作《夏》，畫面呈現的是夏日美景：柳絲飄逸，草叢豐厚，彩虹如橋。因為1924年7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故刊名為《我們的七月》。“編輯者”署名為O·M，取自“我們”二字中的拼音字母。查范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共收社團1035條，流派47條，相當完備。但沒有查到“O·M我們社”的條目。搜查其他文獻，方知這個團體成立于寧波，早期的核心人物是朱自清、俞平伯、葉圣陶，成員還有顧頡剛、金溟若、豐子愷、潘漠華、劉延陵等。由于葉圣陶反對署名，《我們的七月》所收的二十篇作品均未署名。但朱自清以散文見長，葉圣陶以小說見長，只有俞平伯是中國現代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新詩作品多達二百余首，其白話詩作跟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五卷四期同時刊出。經“我們社”成員顧頡剛證實，《我們的七月》中那《小詩·之一》正是俞平伯的手筆：“伊底凝視，/伊底哀泣，/伊底歡笑，/伊底長長的語絲，/一切，伊底/我將輕輕而淡淡地放過去了。” 顧頡剛提供的史料見于他當天的日記，應最具權威性。

1925年6月，“我們社”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第二部文藝叢刊，內收各類作品三十一篇。由于是在五卅運動之后問世，故稱為《我們的六月》。該刊發表了一則啟事：“本刊所載文字，原O·M同人共同負責，概不署名。而行世以來，常聽見讀者們的議論，覺得打這悶葫蘆很不便，頗愿知道各作者的名字。我們雖不求名，又何必如此吊詭呢？故從此期揭示了。”此后未見“我們社”的其他出版物，可見這個社團存在的時間不長，導致社團流派辭典都遺漏了。

三、《語絲》上的《野草》

魯迅作品集所收文章，全部來自同一刊物，除《朝花夕拾》之外，僅有《野草》。《野草》是魯迅諸多作品中一部哲理最為深奧，風格最為特異的作品，是魯迅運用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創作的一次成功試驗，所收二十四篇散文詩均原載于《語絲》周刊。因為《野草》的手稿大多佚失，校勘《野草》文本，《野草》的初刊本就顯得十分重要。

《野草》的善本難以確認，僅魯迅生前至少出過十余個版本，總發行量多達兩萬余冊。文字和篇目有所變化。比如出版封面原題“魯迅先生著”，后改為“魯迅著”，自第七版開始，《野草·題辭》被檢察機關刪去，魯迅跟北新書局交涉幾次，終于不補。就文本而言，當然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全集》版最為可靠。但經過幾代學者的校勘，已經說不清校勘者和所依據的底本。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初刊本的《語絲》周刊就在校勘上具有特別的意義。

通行本對初刊本標點分行的改正不少。如《題辭》中有一句，原刊為“野草根本不深”，通行本在“野草”二字后加一逗號斷開，既突出了主語，又增加了語言的節奏感，但有些改動也令人費解。比如《復仇》中有一句：“穿透這桃紅色的菲薄的皮膚”，其中“桃紅色的”和“菲薄的”都是修飾“皮膚”這一名詞的定語，通行本用逗號將這兩個定語斷開，不知有何依據。

初刊本跟通行本存在不少異文，有些可判斷優劣。比如《秋夜》一文將初刊本小青蟲“頭大后小”改為“頭大尾小”，《雪》中形容朔方的雪，初刊本為“便蓬勃地亂飛”，通行本將“亂飛”修改為“奮飛”，《立論》的結尾那位“瞞和騙”的老師示范的語言初刊本為“您瞧！哈哈”，通行本中增添了一句：“多么……阿育”，更增添了一句“哈哈論”者的可笑。這些都是修改成功的例證。

但更多的異文是兩者皆可。比如《影的告別》初刊本有一句為“喝干一卮酒”，通行本將“一卮”改為“一杯”，其實古代的“卮”即今天通用的“杯”，但都符合魯迅的語言習慣。《風箏》中的初刊本有一句“無怨的怨，說誑罷了”，通行本將“說誑”改為“說謊”，但“誑”就是“謊”，同樣符合魯迅的語言習慣，只是“謊”比“誑”更通俗罷了。《求乞者》中有一句話“我沿著倒敗的泥墻走路”，通行本將初刊本的“沿”字改為“順”字，其實“順”跟“沿”的優劣實難判斷。

當然，初刊本還可以訂正通行本中的重大失誤。比如《頹敗線的顫動》一文中描寫那垂老的女人被自己為之犧牲的后輩羞辱之后，在荒野“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神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語言”，通行本將“神與獸”改為“人與獸”，這就跟后文相抵牾。只有“神”與“獸”的語言，才能“非人間所有”。“人”的語言，正是“人間的語言”。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舉例。

四、魯迅的幾處誤記

魯迅曾被譽為“語絲派的首領”，又曾在1927年12月至1928年底在上海主編過《語絲》，所以，他的《我和〈語絲〉的始終》是一篇研究《語絲》周刊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這篇回憶文章中也有幾個細節出現了失誤。

比如，魯迅談到《語絲》后期有作者流失的情況，舉了兩個跟他有關的例子：“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之后，他就不再有片紙只字；江紹原先生介紹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后，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并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著我托辭不載的事由單。”

1928年2月27日，劉半農在《語絲》四卷九期發表了《林則徐照會咭唎國王公文》。文中寫道：“從鴉片又不免想到林則徐，因為他得罪了Gentleman（紳士），闖下了彌天大禍。雖然他后來被Gentleman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 舁尸即抬尸。然而，劉半農依據的資料有誤。《語絲》四卷十四期刊登了寧波市立商校讀者洛卿的來函，依據《清朝全史》及《中國近百年史》等著作，指出在清咸豐七年被英軍俘虜的是清末將領葉名琛，在印度加爾各答絕食而亡。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后被革職，仍任廣西巡撫，客死于潮州，謚號“文忠”。劉半農雖然張冠李戴，出了個小笑話，但也沒有因此拒絕給《語絲》投稿。1929年9月30日，劉半農仍在《語絲》五卷二十九期發表了《滬寧車中作代畫詩》（三首）。魯迅的《我和〈語絲〉的始終》作于1929年12月22日，所以這個例子跟史實小有出入。

類似的情況還涉及江紹原。江紹原是民俗學家，對宗教研究頗深，是《語絲》的長期撰稿人。他跟周氏兄弟（特別是周作人）關系友善。僅1925年至1936年間，周作人致江紹原的信件多達一百一十余封，1928年夏，江紹原將其友人簡又文撰寫的《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轉投《語絲》。魯迅認為“《語絲》向來不轉載已經印出之刊物，故未予刊載”。江紹原又通過孫伏園將此文刊登于有國民黨改組派為背景的《貢獻》旬刊。魯迅說，這件事得罪了江紹原，從此他也不給《語絲》投稿了。但魯迅的這一回憶也不確，1929年9月30日，江紹原也在《語絲》五卷二十九期發表了長文《讀張振之的〈革命與宗教〉》，認為即使在革命時代，宗教信仰仍然應該允許，反對的只應該是迷信和邪教。魯迅談《語絲》的文章刊登于1930年2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一卷二期，江紹原讀后十分惱火，于同年3月30日致函周作人，想專寫一文投寄《萌芽》，要跟魯迅“辨明一下”。周作人于次日復函江紹原：“魯迅精神異常，我久與之絕，其所說無計較之必要，又如寄信去該月刊則更不值得矣。”（張挺、江小蕙箋注：《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第201頁，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

魯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涉及《語絲》的一處回憶也有小疵：“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后來的‘新月派’積仇的第一步；《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

徐志摩的譯文題為《死尸》，刊登于1924年12月1日出版的《語絲》第三期。文章是介紹法國象征派詩人波德萊爾《惡之花》中一首詩作，魯迅肯定波德萊爾對巴黎公社的贊助，也批評了他后來頹廢厭世的傾向。1924年，魯迅翻譯過波德萊爾的《自己發見的歡喜》，刊登于同年10月26日《晨報副刊》。但魯迅不認同徐志摩在譯詩導言中宣傳的神秘主義文學觀，更不喜歡他那飄飄然的文風，便在同年12月15日出版的《語絲》第五期發表了《“音樂”？》一文予以嘲諷，意在反對夸大詩歌中音樂性——特別是節奏的作用，似乎“宇宙的底質，人生的底質，一切有形的事物與無形的思想的底質”只是音樂。魯迅說語絲社同人中有人贊同徐志摩，我估計是指周作人和李小峰，不過徐志摩并沒有因此不再投稿。1925年3月9日，徐志摩又在《語絲》第十七期發表了譯詩《在一家飯店里》，原作者是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同期《語絲》還刊登了魯迅的散文詩《過客》和雜文《論辯的靈魂》，魯迅應該看到過這期《語絲》，但不知為何對徐志摩的譯詩毫無印象。

至于作為新月派精神領袖的胡適，更稱《語絲》同人（包括魯迅）是他的“一班朋友”。《語絲》發表過胡適的譯詩，《朱敦儒小傳》，并在《語絲》上展開過關于《詩經·伯兮》的討論。

五、衣萍與品清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像文學研究會、左翼作家聯盟等都有一個簡章或綱領，也大體上有一個成員名單。語絲社不然，剛成立時公布了十六名“長期撰稿人”，即語絲社同人，但其中的“斐君女士”“林蘭女士”可以說為了壯大聲勢而湊數的，而劉半農、江紹原等重要作者卻未列入“長期撰稿人”。此后語絲社的作者群不斷壯大，出現了柔石、魏建功、廢名、馮雪峰、韓侍珩等重要作家，實際上也應該視為“同人”。特別是柔石，還擔任過《語絲》主編。

為什么在語絲社同人中單介紹衣萍和品青呢？因為魯迅主編《語絲》時期，衣萍是編務的主要協助者，而這一點鮮為人知。而品青是語絲社中最早逝去的青年作家。

“衣萍”就是章衣萍，以隨筆聞名于現代文壇。在《魯迅日記》中，關于章衣萍的記載有一百四十處，始于1924年9月28日，終于1930年1月31日。介紹章衣萍結識魯迅的是《語絲》的創辦人孫伏園。魯迅跟章衣萍關系開始友善，后來因為章衣萍有些文字格調不高，又過于自負，并參與傳播關于魯迅戀愛的流言蜚語，所以逐漸疏遠。

在魯迅與章衣萍的交往史上，至少有兩件事不應該忘卻。一，1927年12月21日，章衣萍受上海暨南大學文學社團委托，邀請魯迅到該校發表了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重要講演。當時章衣萍任該校校長秘書，并講授國學概論及修辭學，所以成為了這次活動的牽線人。章衣萍由于體弱多病，當天穿了一件皮袍。魯迅以此為例，說明人與人之間對天氣的敏感程度不同，思想上的感覺差距更遠。第二件事就是一度協助編輯移至上海出版的《語絲》。在語絲社中，章衣萍發揮過重要作用，決不是某些學者所言，他在語絲社中“只是敲敲邊鼓”。

1927年12月2日，章衣萍寫了一封致周作人的信，以《海上通信》為題刊登于《語絲》四卷一期。此信開頭介紹了他來上海三個月當中帶病教書的情況。結尾部分談到《語絲》在上海復刊后人手不夠，吁請“北京的同人還要多幫助才好”。同年12月13日，章衣萍在《語絲》四卷二期刊登了翻譯家孟斯根（十還）的來信，并同時作答，承認他校點的《樵歌》錯誤極多，有他標點錯的，也有排印錯的。他說由于生病，延誤了回復，可證他參與了編務。《語絲》四卷三期、四期、六期，連載了章衣萍的劇本《過年》；四卷五期，刊登了他的《吊品青》，四卷八期刊登了他的《牛詩一首》，四卷十期刊登了他的《舊書新序》，四卷十三期，刊登了他的《病中隨筆》……這些文章有的是他在病床上一邊咳血一邊寫的，表明他對于《語絲》非常盡力。

語絲社中還有一位英年早逝的成員，他就是王品青，王品青是河南濟源人，1898年出生，1919年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但后來學的是物理。所學非所愛，畢業后曾在孔德學校任教。他跟魯迅和周作人都保持了良好關系。魯迅曾對他寄予厚望。周作人認為他頗有文學天分。周氏兄弟失和之后，他常跟章衣萍、李小峰先去西三條拜訪魯迅，又去八道灣拜訪周作人。1924年魯迅赴西安講學，從中牽線者就是王品青。王品青校點《癡華鬘》，魯迅為之撰寫《題記》。王品青當年追求的對象是淦女士馮沅君。馮沅君的小說多發表于創造社刊物，后與創造社不和，經王品青推薦，以《卷葹》為名收入了魯迅主編的《烏合叢書》。魯迅原想多收幾篇馮沅君未在創造社期刊上發表的作品，王品青不同意，魯迅不僅遷就他的想法，而且幫助校訂，特請陶元慶為該書設計封面。王品青雖有文學天賦，但體弱多病，得過盲腸炎和肺病。失戀之后神經錯亂，多疑善怒，在醫院跳樓未遂。他給周作人寫了一封信，想通過關系將他送進京師第一監獄，這當然是瘋話。周作人寫過一篇文章，談蘇曼殊跟日本調箏女百助楓子的異國戀，王品青懷疑此文是在影射他，對周作人表示不滿。王品青在北京生病無人照顧，只得回河南老家，靠吸鴉片麻醉自己，于1927年陰歷八月三十日逝世，終年30歲。《語絲》發表了周作人、章衣萍、魏建功的三篇文章，悼念這位英年早逝的同人。

六、《語絲》與政治

這似乎是一個聳人聽聞的小標題，因為《語絲》周刊在《發刊辭》中就公開聲明：“我們并沒有什么主義要宣傳，對于政治經濟問題也沒有什么興趣”。魯迅雖然是“舊軌道”的破壞者，從來就跟舊道德、舊文化、舊制度取不調和立場，但他也不會規勸語絲社的同人去“革命”。但是，《語絲》周刊誕生在一個國際國內政治風云激蕩的大時代，不同性質，大大小小的“革命”，各種各樣的政治都會找上門來，讓那些原想躲進寧靜書齋，不問現實政治的學者，也被卷進時代的洪流，發出正義之聲。可以說，《語絲》周刊的一炮走紅，以及后來的奄奄一息，不能不說都跟政治及革命相關。

《語絲》創刊于1924年11月17日。在此十多天前，發生了馮玉祥率部驅逐溥儀出宮的“北京政變”。辛亥革命后，根據《清室優待條件》，廢帝溥儀仍暫居宮禁，尊號不廢，年用白銀四百萬兩。這就使紫禁城成為了“國中之國”，封建帝制復辟的溫床。1917年6月張勛復辟期間，12歲的溥儀就被抬上龍椅又做了十二天皇帝。對于“北京政變”，孫中山贊頌道：“復辟禍根既除，共和基礎自固，可為民國前途贊！”但也引發了某些軍閥集團、遺老遺少和外國侵略勢力的反對。在這種輿論氛圍下，“任意而談，無所顧慮”的《語絲》同人不可能不因此發聲。

《語絲》周刊創刊號，深怕賣不出去，會變成垃圾，化為紙漿，所以只印了兩千份。不料一時洛陽紙貴，竟再版了七次，共印行了一萬五千份。《語絲》周刊之所以一紙難求，主要原因是刊登了錢玄同的《榮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并祝進步》和魯迅的《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筆下的“雷峰塔”象征的是鎮壓民眾——特別是底層婦孺的封建等級制。錢玄同的文章更是用辛辣的筆調把“皇帝”的謚號跟“青皮”“癟三”“四眼狗”“獨眼龍”“爛腳阿二”等同，祝賀十九歲的廢帝溥儀出宮之后就恢復了“人權”“人格”，規勸他今后補習些知識，升格為現代的平民。此后，錢玄同又寫出了《告遺老》《三十年來我對于滿清的態度底變遷》；周作人也寫了《致溥儀君書》《元旦試筆》等，與之呼應。正因為這些貼近現實政治的文字，使《語絲》周刊一出版就顯得鋒芒畢露，虎虎生風。在此后發生的“女師大風潮”，1925年11月底的“首都革命”和1926年發生的“三一八”慘案中，《語絲》周刊都是旗幟鮮明，跟《現代評論》周刊形成了兩軍對壘的陣勢。1927年10月22日，出版《語絲》周刊的北京北新書局被搜查，捕去兩人，10月30日，北新書局被封。究其原因，當然是由于《語絲》周刊發表了不少揭露北洋軍閥“討赤”——尤其是國民黨右派發動“清黨”的文字，因此為南北兩地的刊物檢查機構所不容。魯迅在《而已集·扣絲雜感》中說，沒收《語絲》的情況無論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都有。1927年5月21日出版的《語絲》一三二期之所以被扣，就是因為周作人寫了一則“閑話拾遺”《愚見》。文中僅僅聲明，上海、廣州兩地揭露“清黨”殘暴手段的讀者來信《語絲》都沒有“代為發表”，但仍觸怒了書刊檢查部門。

由于在北京出版的《語絲》雜志于1927年10月22日被查禁，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便請求在上海定居的魯迅接編，并將北新書局總局遷址到上海，魯迅接編的時間僅一年多一點，但也是政治風波迭起：開始是因為刊登了徐詩荃批評復旦大學管理不善的文章，得罪了復旦大學出身的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官員，在浙江省被查禁后由于刊登了女作家白薇的獨幕劇《革命神的受難》，影射了借北伐戰爭發跡的新軍閥蔣介石，從而又受到當局的警告。此時魯迅跟北新書局發生了版權糾紛，便將主編《語絲》的接力棒交給了柔石。

柔石是魯迅扶持、獎掖、摯愛的一位左翼文藝青年，原名趙平福，改名趙平復。他故居東側有一石橋，上刻“金橋柔石”四字，故以“柔石”為筆名。早在1925年，他就在北京大學旁聽過魯迅的課程。1928年因參加寧海暴動失敗后出走上海，通過魯迅的學生王方仁、崔真吾結識魯迅，在景云里成為鄰居，后又跟魯迅、許廣平、王方仁等組織了以介紹歐洲文學、輸入外國版畫為宗旨的朝花社，魯迅認為柔石是一位有“損己利人”崇高道德的人，所以將《語絲》托付給他是可以信任的。

柔石接編《語絲》之后擴大了作者群，其中最重要的是馮雪峰。1929年12月9日，柔石帶領馮雪峰結識了魯迅。馮雪峰是柔石在浙江第一師范讀書時的同學，當時正在從日文譯本轉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的作品。從此，《語絲》成為了馮雪峰的文學陣地之一，同時馮雪峰本人也成為了溝通魯迅與中國共產黨關系的重要橋梁。

馮雪峰在柔石接編的《語絲》上介紹了國外文壇消息，如“日本無產階級美術展覽會”，“蘇俄的新著作權法”，“莫斯科藝術劇場三十年紀念祭”，“全蘇聯報紙編輯主任會議”……此外，馮雪峰還在《語絲》五卷十四期上發表了譯文《論迭更斯（狄更斯）》，原作者是德國梅德林格。最為重要的是，馮雪峰還以“不文”為筆名，在《語絲》四卷十一期發表了《馬克思派與非馬克思派的文學論爭》，原作者日本金田常三郎；在《語絲》五卷十五期發表了譯文《新興藝術論的文獻》，原作者是日本藏原惟人；在《語絲》五卷二十三期上發表了《葉塞寧傾向底清算》，原作者日本茂森唯士。這三篇重要譯文，均為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馮雪峰全集》（1—12卷）所未收。1930年5月，馮雪峰介紹柔石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2月7日，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國民黨政府秘密槍殺，用他們的鮮血染紅了中國左翼文學的光輝一頁。

1929年9月至1930年3月，《語絲》周刊由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峰主編。這時的《語絲》周刊已成強弩之末，可圈可點的作品不多。但我感興趣的有兩篇：一篇是對李偉森譯作的介紹，另一篇是楊騷的一篇譯文。

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寫道“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會見過”。一般讀者對其生平也不大了解。其實在“左聯五烈士”當中，他在黨內的地位最高，曾任湖南地委書記，廣東團區委宣傳部長，團中央宣傳部長。但他的文學活動鮮為人知。1929年11月18日《語絲》五卷三十六期封底，以整頁的篇幅介紹了李偉森翻譯的《動蕩的新俄農村》，原作者“欣都士”的情況不詳，內容是介紹十月革命之后蘇聯農村的變化，“文字優美而有趣味，簡直像契科夫的小說，有使讀者非一口氣讀完不肯掩卷的魔力”。李偉森1924年曾赴蘇聯東方大學學習，本人就了解蘇聯農村的情況。李偉森的譯作在政治和文學領域留下了一座碑碣；之所以能在北新書局出版，估計跟柔石的推薦有所聯系。李偉森的譯作還有《朵思退夫斯基》（通譯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北新書局的出版物。

最為意想不到的是，在《語絲》的終刊號（1930年3月10日五卷五十二期）首篇發表了楊騷翻譯的蘇聯小說《勞動者》，曾給魯迅“惹禍”的白薇就是楊騷的愛人。楊騷是位蘇俄文學的翻譯家，1929年4月跟魯迅相識，曾多次得到魯迅的資助。譯有蘇聯作家雅各武萊夫的《十月》和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勞動者》的原作者是蘇聯小說家馬拉西金（通譯名不詳）。作品描寫一位四處漂泊的工人，曾以義勇兵的身份參加過俄德戰爭，對血腥和殺戮感到恐懼。有一次，他在寂靜的森林中巧遇了列寧，通過列寧的教導認識到 戰爭的不同性質。后來在彼得格勒的一次集會中聆聽了列寧的講演，決心為建立勞動者的政權而參加社會革命。小說結尾說這位主人公歡呼雀躍，高呼列寧萬歲，要主動參軍，為勞動階級的偉大事業而艱苦奮斗。楊騷的譯文系從日本太田信夫的日譯文轉譯。

就這樣，一度標榜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語絲》周刊，由歡慶驅逐溥儀出宮“起鳳頭”，以高呼列寧萬歲“收豹尾”，留下了一道有趣又發人深思的歷史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