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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在奮斗中掃清那一切，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與哈姆萊特的境遇相似，鮑里斯·葉基莫夫筆下娜佳的人生亦是一場漫長而充滿苦難的歷程：被武裝分子欺騙流落異鄉，委身依附當地強徒忍受其專橫跋扈，鄉村日漸蕭條衰敗，政府失能，法律松弛，道德墮落，緊咬牙關擔負種種不幸所換來的卻是米什卡妒火中燒之下冷酷惡毒的威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她回憶起曾祖父——老哥薩克人馬特維——的話語作出抉擇，鋌而走險，縱火焚燒農莊連同暴力的始作俑者，暫時保全了自身和家人的性命。

這就是短篇小說《不要哭泣》（載于《世界文學》2024年第1期）的情節梗概。小說標題及在后半部分反復出現的“不要哭泣”揭示了作家的玲瓏文心。在故事里，“不要哭泣”是娜佳之母寬慰女兒和外孫女的話語：“這里如此安靜，如此美好……不要哭泣。”娜佳一家人幾經輾轉，得以在偏遠鄉村安頓下來，憑借雙手開拓出的家園顯得如此甜蜜溫馨，如此舒適安寧，蘊藏著生存下去的希望。然而，與亡命之徒米什卡為伴，這希望恍如風中搖曳不定的燭火，隨時可能化為烏有。在一切瀕臨毀滅時，過去慘痛的經歷警醒娜佳，逃跑或隱忍皆無濟于事，只有采取果決的行動擊敗“野獸”，才能捍衛自身、家庭和家園免于侵犯。“不能跑，也不能等著他們來割你的喉嚨，而是要向他們開槍。”作家編織起娜佳的過去和現在，經由老哥薩克人馬特維之口給出關于生存與毀滅之問的回答，這正是讀者理解“不要哭泣”一語的關鍵所在。作家試圖通過厲聲疾呼“不要哭泣”，喚起人們同黑暗的社會現實搏斗，為個人和家庭的幸福抗爭，維護人類生存共同法則的勇氣和決心。

小說開篇就為故事營造出劍拔弩張的緊張氛圍：“如今正趕上最壞的時代，令人害怕的不是狼，而是人。”最壞的時代折射出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戈爾巴喬夫改革和前蘇聯解體給社會方方面面帶來的巨大震蕩。前者無法挽救國家傾頹，后者直接導致了獨立后的俄羅斯聯邦陷入長達十年的混亂狀態，整個國家和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基礎被嚴重削弱，出現了整體性的社會危機。進入新世紀后，科學技術、政治與國際形勢、社會生活和個人內心都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一方面往日的輝煌煙消云散，前蘇聯留存的物質遺產和精神遺產在無度揮霍中逐漸枯竭；一方面通向未來之路尚不明朗，生存與毀滅的陰霾始終縈繞在人們的心頭。作為俄羅斯民族精神根基和傳統社會基石的鄉村在激烈的時代變革中自然首當其沖，在現代化轉型進程中面臨多重挑戰，陷入深刻的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的俄羅斯鄉村小說試圖透過描寫農民和鄉村生活，寬慰心靈，安撫靈魂，幫助人們確立信念，使人有勇氣直面真相，認清自身的處境又不至于陷入無法自拔的絕望之中，回應艱難的時局，并試圖為俄羅斯鄉村探尋一條通往未來之路。

葉基莫夫的鄉土小說聚焦頓河流域的鄉村，以及在此世代生存的俄羅斯農民。在本篇中，歷史與現實相互交織，集體農莊解散，車臣武裝叛亂，青壯年流失，老齡人口撫養困難，諸如此類，是當地農民乃至全體俄羅斯共同見證的歷史變遷，也塑造了當地農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形態。娜佳的職責之一就是每月從鎮上領取一次性補助分發給農莊里的群眾。小說并非面面俱到，然而讀者能夠輕易嗅到其中散發的泥土氣息，從中觀察到俄羅斯傳統農民的獨特氣質。主人公娜佳可謂頓河河畔無數淳樸良善、堅強樂觀農民形象的剪影，正是他們的脊梁支撐起了俄羅斯的民族精神。因此，當作家懷以無限的同情，直切他們所承受的種種苦難，書寫他們內心難以訴說的傷痕和痛楚時，放言落紙，就別具一種驚心動魄的感染力，尤易引起廣大讀者的深思：是什么造成了俄羅斯農民現今的處境，又應該如何拯救他們的命運？

在《不要哭泣》中，葉基莫夫刻畫鄉村現實生活的筆調低沉壓抑，但是并未糾纏于絕望的情緒。在生存與毀滅之間，主人公娜佳意志堅定，并沒有選擇屈服，在無言之中爆發出驚人的勇氣和決心，以機敏的智謀暫時取得了勝利。在逐漸走向失落的鄉村大地上，生存意味著保全自身性命和尊嚴，捍衛個體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正是現代社會賴以維系的價值基礎之一；而毀滅則意味著個體向黑暗現實的屈服，在妥協中麻痹，消解自我。若是構成鄉村社會農民的主體性徹底瓦解，事實上也就宣告了俄羅斯鄉村社會的滅亡。在此意義上，“不要哭泣”的主題擊中了當代俄羅斯鄉村小說的核心問題之一。當苦難與黑暗不可避免時，就只能在廢墟和創傷之上頑強地生存下去，不能一味忍受，不能一味退讓，只要一息尚存，就不會斷絕生存下去的希望。此外，“不要哭泣”也意味著，作家力圖開掘在農民身上能夠拯救自身命運的力量——命運的絲線系于當事者手中。在作家冷峻的目光，仰天長嘯式的吶喊，強烈的批判態度之下，可見其對農民和鄉村未來的殷切期待和堅定信念。米什卡的遺腹子或許是生生不息的象征，或許意味著苦難無法斷絕，然而新生畢竟有著無限的可能，具體將走向何方，則盡可對此報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