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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覽2023年江西長篇小說創作，呈現色彩斑斕且欣欣向榮的氣象。作者在文學理想與時代精神之間，構建了深刻的情感聯結和藝術聯結，并以獨特的筆觸和視角，展示了文學的無限可能，給讀者帶來了豐富而多樣的閱讀體驗，集中體現了新時代文化情境下的文學勢能。

一、以文學敘事傳承傳統文化和紅色基因

張品成所著《鹽關》（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打破了主旋律作品的敘事窠臼，呈現出迥異的敘事品相：用一件件小事情細膩地呈現革命中的每一個小人物。而這些小事件、小人物構成深入復雜而廣闊的人際關系，道出了革命時代的復雜性、多重性，描繪出熱火朝天的革命歲月和生機勃勃的民間社會。

為執行蔣介石“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剿共”策略，經過精心挑選，黃埔軍校畢業的學生黃佳萬、白庚有成了“南昌行營別動隊”的特務。別動隊的具體任務就是破壞紅區自制硝鹽以及阻止外出采辦食鹽。紅區雖然自給自足，但并不包括鹽。人體如攝取鹽分不足會令部隊失去戰斗力。在故事講述方式上，《鹽關》選取的是白庚有的少年視角。在他的觀察中，口稱“愛國”的黨國精英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簡樸的蘇區干部則與百姓“有鹽同咸，無鹽同淡”。更出乎意料的是，白庚有發現引領他參與這項任務的黃佳萬居然是蘇區嵌在黨國的“釘子”。革命精神與戰爭本性纏繞在一起，生發出微妙而又變化莫測的景象—這種景象構成了這部長篇小說獨特的反轉視角戰爭敘事的內在性。主角不是正義的代表，而是有著獨特的信仰、行事方式極具煽動性的角色。這是反轉視角文學的魅力，也使得兒童文學紅色書寫實現了另一種可能：讀者可以嘗試從不同角度來看待同一個問題，反思反派角色的動機、價值觀，探索革命與正義的邊界。

事畢拂衣去，十六年后，待隱入民間的白庚有再次見到黃佳萬，黃佳萬依然是從前少年般模樣，他救下了即將被推入刑場的白庚有。故人相逢，昔日卻不會卷土重來，蔣介石及他的要員們已逃往臺灣，昔日發布“剿共”最高指令的軍事機關南昌行營已成了中共江西省立圖書館。到底還是共產黨得了天下，白庚有心中感嘆“得民心者得天下”。

《鹽關》是一個關于使命、責任、是非和抉擇的英雄故事。緊湊的敘事，一波三折的情節，扣人心弦。國共兩黨人物少了臉譜色調，多了人性特征。其實無論紅軍還是白軍，士兵原本都是地道的中國農民。作者將歷史的宏大敘事與個人的心靈成長結合起來，豐沛的細節，戰爭的殘酷、革命的曲折、人性的光亮和幽暗相互交織，紅、白兩方人物命運在山重水復之際又柳暗花明。

《鹽關》是為小孩子寫的大文學，作者深得童真的趣味和文學的意蘊，語言既清淺又深刻，有文化底蘊卻不故作高深狀。他以少年的視角和感覺，用閃爍著詩性美學的光輝語言，深入江西風土人情的肌理，以格物致知的方式展開敘事，對江西地貌、植物、語言、民俗、地方風情、生活情態等內容進行了細致勾勒和精心描摹。所有知識皆隨人物故事自由流轉而來，敘事絲滑。小說中反復出現的江西文化物象和意象，都不再是空洞缺乏意義的符號，而是浸潤其中的江西文化生活，重新擦拭出贛鄱傳統文化品牌的深厚內涵和迷人魅力，深刻契合了兒童經驗與認知的表達，將小讀者從習以為常的小說敘事套路中解放了出來，實現了“紅色元素下的優雅而又溫情敘事”這一創作目的，展示了兒童文學寫作新的敘事邊界和藝術魅力。

二、觀照女性內心世界的“她敘事”

楊本芬所著《豆子芝麻茶》（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是繼《秋園》《浮木》《我本芬芳》之后，推出的“看見女性”系列的第四本書。本書責編將其歸類為長篇小說，但無論是從篇幅、情節、結構等上，可能都不那么嚴格地符合關于長篇小說的定義與歸類。在敘事和評議上，文本有著生活的底色，沒有精細的修改與打磨的痕跡。然而即便如此，楊本芬在八十高齡后以“素人寫作”獲得聲名。她的每一本著作出版，都引發了廣大讀者的關注。

《豆子芝麻茶》大致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過去的婚姻”依然沿襲《我本芬芳》的一貫敘事風格，講述的是20世紀的女性婚姻故事，坦陳婚姻之痛，袒露女性在親密關系中的困惑與痛楚。最誅心的婚姻，是兩個人彼此憎惡，卻又不得不相依為命，婚姻對雙方既是一種負擔又是一種利益。譬如屢次步入婚姻生活，卻又一生都在逃離不幸婚姻的秦老太，暮年煢煢孑立，依靠拾荒努力尋找內心的安寧。在情欲與愛欲中掙扎的湘君，在選擇男人時的片面及對未來人生規劃的草率，以致每一次熱烈的情欲消退過后，面對的是狼藉不堪的生活。然而，那世俗的幸福卻又令其念茲在茲，到底是意難平。軟弱的冬蓮，在男人的小恩小惠及甜言蜜語中迷失，家居生活中的錙銖必較，以致終其一身都無從擺脫家暴。顯而易見，上述婚姻并不是人類一切關系中最真誠、最動人的那一部分。

或許，楊本芬借筆下卑微如草芥卻又彰顯著強大生命力的女性人物試圖表達：女性即便遭遇命運不公，也不應放棄自我救贖，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然而，結婚只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被注定的命運。或許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觀點可以為楊本芬的“看見女性”系列作一個背道而馳的注解：女人認為結婚有好多好處，以致她本人也希望能夠結婚。結果她受的專門訓練往往較少，基礎不牢固，對自己職業的專注也不是那么強烈。于是她注定要留在低級的職業上，注定是劣等的，而且還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這種職業的劣等性又增強了她想要一個丈夫的欲望。如果她專心于學習、運動、職業訓練，或某種社會政治活動，她就不會整天想著男人，對自己的感情或對性沖突的關注，也會少得多。

第二部分“傷心的極限”回憶了與母親、兄長往昔的崢嶸歲月，以及失去兩位至親后的痛徹心扉。母親一生被貧窮、饑餓、歧視所侵蝕。母親老邁時，女兒千里迢迢去探望母親，她們談論世間種種鮮活的往事，用甜蜜的絮語“重新走了一遍幸福、相依為命的日子”，為彼此留下最為珍貴美好的回憶，直至死神將母親帶走。那些如芝麻豆子般的瑣細，是在困頓的人生中穿行經歷過的悲歡離合，亦是人生吉光片羽的感受和思考，飄零在日常的言語中，并以文學的形式凝固成時光中的琥珀。

在桑榆晚景中的楊本芬，一次又一次艱難地書寫，試圖通過文本重新抵達往昔。她坦然言及漸次逼近的死亡，那原本就是人類乃至一切生靈都無從逃避的命運。死亡永遠不可以被戰勝，但可以被理解和接納，甚至以一種更溫暖更通達的方式被完成。譬如朝露，微小、脆弱、轉瞬即逝，但在破滅之前，那也是閃著晶亮光芒的，是一個完整的宇宙。

楊本芬的文字有一種天真而又拙樸的力量，那些古舊而又莊重的事物，遙遠而又貼近，即興而又恒久，被津津有味地言說，栩栩如生地刻畫。那些來自時間河流深處以及生活褶皺處的微弱光芒，照見了人世間的喜憂悲憫。

三、職場小說中真實與虛擬的美學轉換

黃華清所著《愛過》（中國言實出版社，2023年）取材于他從事的警察工作，通過講述主人公刑警柯劍與三個女人的愛恨情仇，呈現警察家國無法兩全的艱難抉擇，給讀者展開了一幅基層公安戰斗、生活的立體畫卷。愛過的女子，愛過的公安事業，在小說中仿若并蒂蓮一般交相輝映。農家子弟柯劍從警察學院畢業后，在鄉村派出所擔任片警，在領導及同事的幫助下不斷成長，屢次出色應對各種案件和挑戰，直至晉升為市局刑警大隊的大隊長。小說有兩條敘事線索。一是案件，作者以日常生活切入案件本身，描寫細致入微，案件演繹緊湊有力，人物形象鮮明生動，主人公奮斗和成長的過程令人動容，展現了警察和各行各業的人們在工作中所面臨的挑戰及感情生活的糾葛。愛情則是小說另一條敘事線索。妻子夏云性格暴烈。在這場婚姻保衛戰中，夏云以糾纏者的身份貫穿于小說始終，她愛他卻不得要領。她的過度焦慮與不安，使得糾纏成了她唯一的宣泄與表達方式，令雙方深感困擾和痛苦。兩人的婚姻終是畫上了句號。而身處異地的曉茵，溫婉知性，深情纏綿，他們的愛情更多是靈魂的升華。因受地域等種種因素的影響，她與柯劍有情人未成眷屬。而她的意外逝去，令柯劍抱憾終身。而外貌仿若是曉茵翻版的賈梅的出現，令柯劍不顧一切與之閃婚。然而賈梅與柯劍貌合神離，兩人以分道揚鑣告終。

小說開篇中正平和，敘述平實真切，生活氣息濃厚，人物描寫樸實，行文很接地氣，雖整個故事偏平淡、繁瑣，帶有一些理想主義傾向，結尾略有倉促，但極富時代氣息，具有一定的可讀性。

匡建二所著《冬茅的行板》（深圳出版社，2023年）是一部反映當代記者生活的長篇小說。出身貧寒家庭的農家子弟聞光一沒有正規學歷及背景，卻憑著過人的才華和勤奮走上新聞采寫和報道之路，并躍升為省報首席記者。冬茅是作者家鄉常見的植物，其葉如鋸齒，稈直皮韌，根莖如筋，生命力極強。作者以此隱喻主人公聞光一在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中，堅韌不拔，不忘初心，強調新聞工作者還原真相的責任使命。

記者和作家，是匡建二的雙重身份，記者寫天下，作家繪人生。由講究時效的新聞元素到余韻悠長的文學作品，從真實到虛擬之間的美學轉換，不僅需要從事媒體行業所形成的扎實寫作功底以及廣泛的社會閱歷，更需要作者有剝離現實的冗繁表象，對生活進行沉淀和提純的能力。

小說開篇香艷綺麗，省報首席記者聞光一與美女許晶晶在車中的旖旎之夜，于驚恐之中戛然而止。首席記者聞光一不拘細行的形象躍然紙上。值得稱許的是，作者跳出傳統小說“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行”人物臉譜化的塑造，建立了更具包容性的倫理觀。人物反臉譜化，這是作者的大膽嘗試與創造，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多面。聞光一受命回家鄉縣城采訪民生工程安居房，面對利益博弈。安居房的種種黑幕被次第揭開，袞袞諸公悉數登場，縣內政治生態一覽無遺，本書全景式還原反貪除惡第一線。聞光一為探索真相深陷困頓，但在他的堅持下，終于守得云開見月明。聞光一這一藝術形象，寄寓了作者對記者這一職業的理解與信念：當徘徊在新聞與倫理的兩難之中，譬如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等各方面的矛盾沖突中，抑或是面對難與易、順與逆等問題，新聞從業者是新聞事業的推動者，應當堅定職業底線，將職業行為限制在公共利益的范圍之內。

陳世旭所著《孤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將知識分子的成長敘事、江西地域文化以及當代文壇眾生相等多種元素融合在一起，既是青春祭，亦是鄉土志，更是一本關于底層知識分子的精神圖鑒。

小說的敘事背景設置在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之間，小說主人公陳志出生在省城南昌，因為家貧，初中畢業后報名去農場獨立謀生，艱辛的勞作亦不能掩蓋其出眾的寫作才華。陳志由此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獲獎后并成為專業作家，并借此重新回到省城工作。生活境遇的改變，帶來了種種誘惑，陳志如孤帆一般，在命運的河流中載沉載浮，掙扎于奮發與沉淪、升華與墮落之間。

小說從知識分子的成長環境入手，全方位揭示了知識分子的成長史，凸顯了在現實困境中知識分子被欲望裹挾并妥協的窘態。知識分子的主體性與知識的崇高性聯結在一起，一旦崇高理想貶值或宏大敘事坍塌，知識分子就會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生活在現實的邊緣，無所適從，茫然四顧，缺乏面對真實的自己或反思自身的魄力和勇氣。

小說的每一處細節，幾乎都是生活的摹寫，有著堅實的生活依據。此外，小說還有意穿插了諸多中外詩歌片段，使得小說敘事呈現出綿延不絕的詩情，詩歌文本鑲嵌并非簡單的拼貼，而是底層知識分子在生命困境中升騰起壯麗的詩情。

徐婠所著《生活挺甜》（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獲第四屆網絡文學現實主義征文大賽特別獎。身為醫生家屬的徐婠沿襲了她上一部同是醫療題材的作品《規培醫生》風格，以直接現實主義描寫“80后”中產小家庭及其日常生活中的場景，一反網絡文學常見的玄幻、穿越等題材，拓寬了網絡文學現實題材創作的生活面，提升了網絡文學的現實感。

主人公蘇慶春是婦產科主治醫生，他從農村考上復旦大學，通過保研得以進入上海一家大醫院工作。因原生家庭貧困，蘇慶春無法讀博，雖技術過硬卻因學歷相對較低、無科研成果等因素無法晉升副高。妻子黃小培為了愛情選擇來到上海，幾經輾轉考上了公立學校編制。醫生+教師的組合，將醫療與教育兩大社會關注的領域集中在一部作品中展現，使得作品極具話題度和關注度。這對因知識改變命運的中產夫婦遭遇了常見的父母贍養、子女教育、代際沖突等一系列問題，社會熱點，家長里短，盡在其中，但卻未流于自然主義的瑣碎。

小說以描寫產婦孫夢的醫鬧糾紛為開篇，醫院在處理類似醫療糾紛時都遵循“維穩主義”，最后，醫院、蘇慶春及其碩導分攤了這筆賠償款。而在小說結尾，在同一班列車上，蘇慶春不計前嫌地救助了孫夢的母親，換來遲到的道歉。這段首尾呼應的互文，深刻揭示了對立緊張的中國式醫患關系；而改變現狀，則需要醫患之間相互的信任、醫者的仁心仁術以及進一步完善醫療體制。

小說將主人公設置在各種矛盾交織的關系網中，生活在一線城市里的中年夫妻的中年危機，他們的矛盾、掙扎、和解隨著場景推進一一呈現，展現職場百態，戳中時代的痛點，歷經挫折后給予人們以撫慰，傳遞積極向上的心態，平凡中見真實，最終落腳于“生活挺甜”，這或許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四、山鄉巨變中的小人物與大時代

陳然所著《攀援》（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3年）、徐春林所著《鋸板橋》（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3年）、范劍鳴所著《野廟碑》（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3年）均入選江西省作家協會“風起贛鄱”原創長篇小說重點作品扶持工程。

《攀援》避開了將新時代山鄉巨變等同于鄉村振興的程式化書寫，而是將更多的筆墨著力于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村莊的命運。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改革開放趨向縱深，農村原有的基層社會組織開始消解轉型，我國快速推進的城鎮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沖擊著古老的村莊，鄉村人口流失，鄉村逐漸消亡，傳統文化也在分崩離析，鄉村的面貌日益荒蕪和凋敝。作者采用翻轉敘事手法，通過對主人公小建家族祖孫三代平生遭際的講述，構建了鄉村社會人際關系和生存倫理多側面、多棱角的復雜鏡像，賦予了當代鄉村悲愴的色彩。

小建的外公在20世紀90年代曾當過十年村長，他曾被吊銷過商品糧，趕出校門。在他生命最為慘淡的一段歲月，沒有光，也沒有前途，他陷入淤泥般的窒息和黑暗中，然而靈魂依然不顧風摧雨折，極力張望遠方。他謹小慎微、勤勉剛正、循規蹈矩，這是他借此安身立命的品格。然而村民們并不認可：鄉里興修水利，村民被派在最苦的地方；統購統銷棉花，村里的收購等級要比別村低；罰款更是沒有絲毫商量的余地……他的子孫們更不認可，家族成員沒有沾到他一點光：小舅在鄉鎮企業工作被軋斷手臂，卻未能獲得工傷賠償，與兒子亮亮一同被妻子錦繡所拋棄。小舅從此頹廢，而亮亮在外婆的寵溺下變成問題少年。大舅在深圳打工，生活不易，回鄉省親卻被家人無情壓榨，以至迫不及待地逃離這個缺乏溫情的家庭。娘執意要下嫁給父親，屢次被父親家暴，外公卻隱忍不發。小建和弟弟小設因家貧及父親的狼藉聲名，實質上是入贅到同樣來自底層的女方家庭，雙方為細微的利益而針鋒相對。他們在窮苦、饑餓、苦悶、彷徨中掙扎，也在動物本能和人性之間苦苦掙扎。

學者許燕吉曾說：“歷史不僅僅是大人物和波瀾壯闊的大事件，更多的是無數普通人的辛勞、痛苦和隱忍，這是歷史的傷口，也正是歷史的現實。”[1]作者通過仿佛是刻意堆砌的悲劇，將目光聚焦于宏大歷史背景下的人，以至真至誠的筆墨書寫那些處于不幸命運的人們。他們從未曾屈服于一切苦厄，而是將其消弭于漫長的忍耐之中。作者克制冷靜的敘述，使小說有一種越軌的筆力，完整地呈現了后鄉村時代以及對生命意義的哲學追問。

《野廟碑》寫的是一個拆分和重組的故事。主人公王燕是報社青年記者，意外被領導派去搞拆遷，由此見證了老街的悲歡離合。王燕以一個介入者的身份，推動老街走出混沌的世界，同時把自己也從悲傷的命運中拆分出來。當她再次受邀回鄉為野廟撰寫碑記，遇到拆遷時結識的村民，彼此的命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村莊改造中有座野廟將拆除，守廟人現身拼死保護野廟。原來野廟曾是游擊隊隱秘建立的聯絡點，見證過蘇區時期的征糧、擴紅等革命風云。人們因此重新認識到野廟的文化意義。在村莊改造過程中，干部攻堅克難，得到群眾擁護。當留住了老味道、老風貌和老村民，當陳舊建筑煥發新的生機，村莊改造的故事也就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構成時代理念和情感溫度的雙向互文。

《鋸板橋》通過書寫鋸板橋這個具有特定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地域空間，勾連起幾代人的命運，呈現小鎮的鄉風民俗，并以小見大，從而揭示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

外婆滕冬蓮是鋸板橋傅家的童養媳，不過有名無實。外公救了外婆的命，雖然外公比外婆小了十幾歲，兩人對視時，愛意隨眼波流轉，兩人由此長相廝守。外婆對世界的感知，前半生依賴于外公丙德老漢，待“我”出生以后，時代的變化是由“我”傳遞給外婆的。

地域性和歷史感是本書鮮明的烙印，在關于鋸板橋的敘事中，有生活的艱辛、欲望的煎熬，精神的困頓、愛和忍耐，還有孤獨、茫然與憤怒，以及人物回望時懷戀而又糾葛的目光。小說中的人物命運的轉折，是因為時代改變了鄉村，但如果沒有鄉村振興，鄉村又將會是何種面貌？本書是一部耐人尋味的家族史及鄉村發展史。

五、新武俠小說的現代范式

李偉明所著《風云寶石》（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入選2022年度江西文化藝術基金文學類資助項目，是作者繼歷史武俠小說《祥瑞寶蓮》之后的又一部長篇佳作。作者以豐贍的文史修養以及清醒的歷史理性再現了贛南的“后文天祥時代”刀光劍影的江湖以及贛南的歷史風物。綠林豪杰劉六十在文天祥余部幫助下，舉旗反元，建立國號，“聚眾至萬余”。朝廷派兵鎮壓，“主將觀望退縮不肯戰”。江西省左丞董士選主動請纓平亂，不帶一兵一卒抵達贛州，最終以劉六十引頸受戮告終。本書融元末贛南階級斗爭、社會狀況、山川景物、風土人情、歷史人文、客家方言俚語于一體，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濃郁的地域文化氣息。小說以總寨主云興鵬的壽宴上令人嘆為觀止的武功描寫為楔子，江湖世界和真實的歷史并行發展，各色武林人物粉墨登場，人物形象突出，繁而不亂，呈現出層次感、立體感和節奏感。故事情節錯綜復雜，多線敘事最終匯聚合一。

在《元史》中，對贛南農民起義者劉六十僅有寥寥百余字的勾勒，漫漶的面目湮沒在歷史深處，潦草得一如他的名字。在元朝高壓統治下，家中有求學或入仕的方可正式冠名，其他人等則以父母年齡相加、個人出生的年份以及在叔伯兄弟中的排行為名。以朱元璋為例，在微末之時名為朱重八。本書以追隨劉六十起義的劉望北為旁知敘事視角，劉六十從最初的“伐無道，誅暴政”，蛻變為稱霸一方的獨裁者。劉六十稱帝后，與劉望北從當年的兄弟之義轉變為君臣之屬，兩人漸行漸遠。當劉六十拓展領地強制土著搬遷、大興土木建造宮殿時，覆亡的敗局已成定勢。

《風云寶石》并未簡單地復刻一場元朝中期的農民起義，更摒棄了兩軍對壘廝殺的程式化描寫，反叛者與平叛者的人物性格不僅在分析政治軍事形勢和戰略決策中表現，更在民心向背的角力中展現。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民是歷史迭代的推動者，但中國農民起義存在許多局限性，如皇權主義、帝王思想、絕對平均主義、流寇思想、山頭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等。在勝利到來或即將到來之時，農民起義的首領丟棄了革命的宗旨，迅速走向腐敗，脫離群眾，忽略強敵，不講政策，急于斂敗享樂，置當前大敵于不顧。喪失人心與道義的政權注定是短命的。以史為鑒，這或許才是作者追求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新武俠境界。

六、科幻小說中的社會反思與未來展望

魯般所著《班的貓》（重慶出版社，2023年）是一個關于“去人類中心化”的故事。“人類的足跡遍布星辰大?！?，這壯闊的句式原本是描述人類的驕傲、榮光及無限的延展性，然而作者反其道而行之，采用翻轉敘事手法，講述在星辰大海中人類的傲慢與失敗，展示人類個體在利己和利他之間的徘徊，在社會規則和天性良知之間的掙扎。

小說將背景設置在遙遠的未來，地球人類作為宇宙中高智慧種族，殖民了很多低智慧種族的星球。星際聯署安排魯到遠離地球的帕瑪星從事商業活動，帕瑪星是以勞動力廉價及富饒礦產而聞名星際的劣等星。正遇上勞工動亂，魯及其他要員被聯署轉移到一個名為“班”的小鎮，這個小鎮是以魯逝世的父親“班”的名字命名的。

魯在班鎮邂逅了班留下的貓以及那些秘密隱匿的帕瑪小孩。借由工作之便，魯還得知勞工動亂被鎮壓，星際聯署將采取措施控制帕瑪星的人口數量，以便于管理。魯為了拯救這些帕瑪小孩，卷入一場更大的社會運動。在這個過程中，魯了解到他的父親班不只是書齋的學者，他畢生都在帶領被地球殖民的種族追尋獨立和解放。

在這場遠離地球的孤獨旅程中，父親留下的貓是魯唯一的救贖。曾經淡漠的親情逐漸在魯的內心蘇醒，曾經疏離的父子現在以另一種形式重逢。站在父親的墓前，魯終于諒解了父親，或許這是親子關系升華的必經之路——分離再重建。

在令人窒息的成人星際社會未來中，“盡管他們在破壞、毀滅，在根除，在殺戮，然而夏天依然是夏天，百合花依然是百合花，星辰依然是星辰”[2]。這是班在菜單上謄寫的一段話，引自雨果的《九三年》，或許亦是這場星際尺度的宇宙獨立運動的箴言。

紅刺北所著《我要上學》（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23年）獲“第五屆網絡文學+大會影視IP獎”，入圍“2021年花地文學榜”網絡文學年度前十，獲“2021年度中國網絡文學影響力榜——網絡小說榜”，入選“新時代十年百部中國網絡文學作品榜”。本書融合了穿越、星際和機甲等多種強想象元素，為故事的發展提供了寬闊的敘事空間。作者以多種類型重組新的敘述，建構一個宏大的未來星際世界觀，講述了一名來自底層貧窮少女自我成長的故事。

主人公衛三是一個靠撿垃圾為生的孤兒，她為了省學費，放棄了成為機甲師的夢想，誤入機甲單兵的行列。面對現實與理想的天塹，她是無懼命運颶風的勇者，以實力打破階級壁壘，最終成為熠熠發光的星際聯邦英雄。作品中對機甲的設定不僅將科技的神力賦予人類，更彌合了男女生理存在的力量差距，釋放出女性被壓抑和束縛的原始力量。

女頻文學長期以來存在言情至上的傾向，作者將以往在男頻作品中常見的機甲文植入女頻創作，脫離傳統的性別人設，拓展了女性題材的表現空間，給讀者以啟示：與其欣賞女性的曇花一現的美麗外表，不如賦予她們勇士般的品格、力量與尊嚴，恰如伍爾芙所言：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的。

全球范圍內女性意識的崛起是近年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作者淡化女性的性別立場，反而呈現一種全新的性別觀：女性主義探究的主題不僅是歧視、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關于性的物化）、身體、壓迫與父權，更多的是改變觀念與意識領域的不平等，專注于對自我的發現和重塑，消弭簡單的性別差異，并在此基礎上走向深入，建立更為合理的性別秩序。

綜覽2023年江西長篇小說創作，其既有深刻展現中華文明底蘊與時代特色的宏大敘事，亦不乏探究了情感和倫理印痕的微觀敘事；既有以現實主義精神統領現實題材的創作，亦不乏大膽的實驗文本，令讀者看到文學創新的無限可能性。以上種種，2023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拓展書寫時代生活和歷史場域的廣度與深度，極大地提升題材和主題的開闊度。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作家是時代的發言人，是歷史的書記官，如何利用長篇小說巨大的氣勢和體量這一藝術特點，勾勒波瀾壯闊的時代全景圖，讓讀者從中讀到時代的眼淚、榮光與歡欣，需要寫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擁抱時代，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重新探尋人文與歷史的尺度，深入發掘與時代相匹配的切入點、融合點、生發點，探索更為新銳的表達形式，創作出與人民共情的佳作，并使之成為講好當代中國故事的重要載體。

注釋：

[1]許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兒》，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頁。

[2]維克多·雨果：《九三年》,鄭永慧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423頁。

（作者單位：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與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