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4年第4期｜蔣在：重構記憶的蝴蝶（節選）
編者說
“語言的彼岸，在愛爾蘭的河流之中。”今年年初，愛爾蘭詩人愛麗安奈在其北京詩歌研討會上的話，引發了作者的思考。作為世界青年，她曾在國外生活了八年，本文是其對人生彼岸進行回望的一次探索之旅。她曾獲牛津大學羅德學者提名。羅德獎學金項目享有“本科生的諾貝爾獎”之稱。在相當激烈的選拔中，作為一名中國青年詩人，站在國際舞臺上，她歷經艱難終不悔。在作者詩意的思索和坦誠的敘寫中，重新尋找、確認并出發，就像河流最終匯入大海。
重構記憶的蝴蝶
□ 蔣 在
或所聞或所感的來源唯有我自己；
又是在那里我發現自己更真切也更陌生。”
——華萊士·史蒂文斯《胡恩宮中飲茶》
一、歸去來兮
在國外生活了八年，如果按百分比來計算的話，大約是三分之一的人生，這個比例將會在歲月里越變越小。一些東西正在遠去，一些東西也正在靠近。
現如今遇到一些英文單詞，我會不自然地停頓和反應。英語這門語言似乎離我越來越遙遠，記憶也變得越來越模糊，好像從此以后的我，分成了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的經驗無法交融，在年歲里逐漸變得混沌而復雜。
今年春節前，參加了在京舉辦的愛爾蘭詩人愛麗安奈的詩歌研討會。研討會的標題是“語言的彼岸與野蜂的嗡鳴”。期間，樹才老師問愛麗安奈語言的彼岸在何處，他說：“我想關于語言，真的存在彼岸嗎？如果存在，也許是以翻譯或者闡釋的方式存在的吧！大千世界，到處是馬蜂的嗡鳴。”
“馬蜂四處的嗡鳴”這個意象，讓樹才老師的話一下升華成一首詩。實際上，樹才老師給人的印象，很像一個浪漫主義的化身，飄逸的中長發里帶著不羈的銀絲。或許是他精通多種語言的緣故吧，在異國他鄉生活過得快樂和苦難，都呈現在了他的肌膚之上。是不是別人看見我也是同樣的感受，看到我所經歷的一切都寫在臉上？
語言的彼岸，在愛爾蘭的河流之中。愛麗安奈的話不禁讓我想到，我的彼岸又在何處呢？在舊金山？芝加哥？溫哥華？北京？還是在貴陽？我陷入沉思。她提及愛爾蘭時，飽含著對那片土地的深情與熱愛。而我這么多年一直輾轉，沒有足夠的時間對一個地方進行過深的了解，或者說，我一直在克制這種探索。那些年，剛熟悉一個地方，對一個地方產生了感情，就又要離開。那些年，我熟悉了告別，習慣了離開。
愛爾蘭，一個我從未去過的地方，我離它最近的一次是在英國旅行時。二〇一九年，我陪一位贊助牛津大學的朋友去英國，并收到牛津大學羅德學院院長伊麗莎白·基斯的邀請去參觀牛津大學，出席當天的一個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英國這塊土地，也是我在二〇一六年，獲得牛津大學羅德學者提名后，第一次愿意回顧這段往事。那張保存至今的羅德學者提名證上寫著：為世界而戰，所有提名者，都將永遠收錄進羅德學院的歷史檔案中。曾經怎樣激勵過我，又怎樣使后來的許多時間黯淡無光。
來接我們的是羅德學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她領我們進了羅德學院二樓的一間會客廳里。進入房間，古老的陳設中，有書頁散發出來幽幽地在歲月里泛黃的香味。木地板因為磨損出現明顯的脫漆，有的地方則用暗紅色的土耳其地毯遮蓋住。房間里有一些人物的巨幅畫像，雖已不記得上面畫著誰，但是每次回想起這間屋子的時候，拿破侖挺拔的站姿還有他的那雙皮靴，就會出現在腦子里。
房間里并沒有開燈，好在落地窗透了一些光源進來。窗外陰雨綿綿，窗玻璃正對著的花園中心，碩大的、東倒西歪的麥穗樣的雜草長得十分茂盛，像是根部缺失營養元素一樣，枝條顯得泛白且凌亂。
我在沙發上坐下來，那位工作人員坐到了我對面，她笑了笑，指著我坐的那張沙發說：“這曾是曼德拉最喜歡坐的位置。”
她或許是開了一個玩笑，又或許不是，因為她還把我安排在了據說是克林頓和希拉里住過的房間里。這間房間在陽光賓館（The Old Parsonage Hotel）的頂層，是一間套房，廁所里面有一個漂亮的浴缸。床品、物件這么多年過去了可能會更換，我想只有這個浴缸，從始至終都在這里。的確，必須要這樣龐大的一個浴缸，才放得下克林頓那高大的身子。
二、重構記憶的蝴蝶
雖然沒有去過愛爾蘭，但是我對它的風物并不感到陌生。克萊爾·吉根、科爾姆·托賓還有喬伊斯，他們筆下的愛爾蘭雖然天寒地凍，但是清冽得優美而傷感。就像愛麗安奈形容的那樣，那個彼岸宛如在水波之中。
第一個讓我感受到一個國家的“哀傷”的，還是奧爾罕·帕慕克。在他的《伊斯坦布爾》一書中，無時無處不彌漫著一種悲涼的情緒，文字里處處響徹著他對整個國家的苦難的無法停止的慟哭。
記得二〇一五年，結束了在土耳其的古典學課程后，我與同學們來到了伊斯坦布爾。對我們來說，之前目睹的都是像以弗所里的忒彌斯神廟那種類型的破敗殘骸，如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現代文明的沖擊。我們一行人，住在一家離伊斯坦布爾的塔克西姆廣場不遠的青年旅社里。
一間十六人男女混住的上下鋪房間，我選擇了靠近窗戶的上鋪。房間里還有其他陌生人，大多是年輕男性。夜晚，屋內此起彼伏的鼾聲，讓我輾轉反側，當夜幾乎沒有睡著，凌晨一點左右窗外響起警笛，仍然感到昏沉。
五點，準時五點，我聽見外面的大街上有人在做早禱。低沉的歌聲讓我變得清醒。他一邊唱著，我一邊為他計時。漸漸地，我沉入他的歌聲之后，突然感到一陣眩暈。五點三十四分左右，幾只鳥嘰嘰喳喳地在房間外的空調機箱上跳動。我爬起來，想清晨趕在太陽還未升起時在外走走。
出青年旅社右邊不到六十米的距離，有一個加油站，頂尖掛著三面旗幟。中間那面是土耳其火紅的國旗，已被風吹起皺褶，揉作一團緊緊地抱住了旗桿。以此用來描述土耳其的破敗似乎再適合不過。帕慕克憂傷地說過，世界已經忘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然而世界先忘卻的不僅僅是這座城市，還有整個國家，不然又能有多少人記得，隕落在這片沉重大地上的古希臘。
來伊斯坦布爾，除了看一些古建筑之外，就是為了來看純真博物館。帕慕克的純真博物館的館址，在離塔克西姆中心廣場不遠的地方。在這個熱鬧、充滿商業氣息和政治氣味的街道上，誰敢相信那座純真博物館，就掩藏在這條廣場主干道支離破碎的某條蜿蜒小路之中？遠遠看去，那棟樓房和周圍的樓房沒有任何區別，甚至只有很小的“純真博物館”的標識。這一點讓我有些失望，或與對于“博物館”三個字想象的那種盛大不相符。
或許土耳其就是這樣的存在，這棟殘敗、歪斜的樓房，樓下停著的格格不入的紅色老式轎車（不知是博物館展覽的一部分還是某個住戶的車），它們逐漸在這種骯臟的、晦澀的街道里彼此交織，一點點變成歷史這張巨大的織物里穿梭的一根線，變成時光這幅巨大的手工掛毯的一部分。帕慕克做到了：重構記憶。這棟樓，這本書，在多維度中容納了自身，也溶于歷史和時間之中。
帶著一本《純真博物館》，在一樓蓋了打卡印戳，就能免票進入了。幾乎所有語言版本的《純真博物館》，都留有蓋上郵戳的方框。這本書，現在正放在我北京的家中，再翻開它，泛黃的紙頁有一些蓬松，邊緣的紙張相比中心要更陳舊一些。我很喜歡聞紙頁的香味，可能是一種怪癖，閱讀前，我會先翻開來聞一聞書的味道，也許是我更喜歡彌漫的感覺。如今，除了奇怪的特種用紙，即使不湊近去聞，憑手的觸感也能熟知每一種紙的香味了。
現在，手里的這本《純真博物館》，聞起來是時間的味道，是我在這些年中輾轉各地，從這里搬離到那里的味道。飯店的油污、我手上的汗漬、海水夾雜的咸味、風里布滿的海洋生物的腥味、在不同的時期使用過的不同的香水味的混合，也成為了時間這張巨大的織物里，穿梭的一根必不可少的棉線。
翻開《純真博物館》第七百一十三頁的最下端，加蓋著一枚紅色蝴蝶的郵戳，還有一些有微小銹點的地方，不知是不是某一次，我在海邊看書時夾雜的沙子所致，還是某天寫勾畫時的筆芯斷裂的鉛粉，星星點點浸透在紙頁上，成為某種天然的修飾。書頁下方郵戳的蝴蝶意象，應該就是指故事里芙頌的蝴蝶耳環吧。我曾在小說《遺產》里也寫到過蝴蝶，在故事里的那個房間進門處，能看見紗門上“用細小的鐵絲綁著的紫色蝴蝶”。寫下這句話，不知關于蝴蝶的意象，是不是從這枚耳環而起，以至于久久地盤旋在我的潛意識之中。
走進博物館我終于看到了帕慕克對“美”“少女”和“時間的癡迷”，讓他在這個隱秘的閣樓里建造了他的王國、他記憶的多重宮殿、虛構的鐘表、停留的指針分針的指向以及一樓那一個個做了標記擺放整齊的煙頭，讓我一次又一次將它與馬爾克斯《苦妓回憶錄》做出聯想，《苦妓回憶錄》中那位老人對少女的久久凝視，充滿著扭曲、反復嘆息、不幸與愛憐糅合的窒息之感。現在回憶起純真博物館，帕慕克盛放著的除了土耳其的縮影，還有一個少女所有的純真：她完整又美好的子宮。
和土耳其相比，愛爾蘭文學的悲傷不在時間，而凝固于凄美的風光之上。他們的語言，就像結上冰的河流開始一點點化凍、一點點開裂。你很清晰地能看到一點點化凍的水流過冰面，能聽到微弱的融化聲，風正在打開那個冰面下面充滿著還沒來得及冒上來，便被加速凍住了的氣泡小點。春天總會有回聲，正是走在藍色的田野上的時分，花朵正開得茂盛，枝葉仍然停留在發芽時的生澀的綠色時段。黃昏時分，雨夜前夕，你看到托賓筆下的那棟樓，熄滅了又重新點燃的微弱燈火，正在等待一場烏黑而又骯臟的小雨。
三、千帆過盡
入選羅德學者獎學金的事發生在二〇一六年，距今已經過去八年了。這是我最不愿意提起的一段往事，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很多記憶逐漸淡漠了，現如今偶爾回憶起來，它曾經給我帶來的愉悅，早就超過了它曾給我帶來的痛苦。
七八年前，學業幾乎占據了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百分之十的時間留給了生活、偷懶和娛樂。寫作的時間相反很少。作為一名留學生，我想大家應該對這些詞不陌生：GPA、SAT、LSAT、RV、ED、EA等等。我們的整個讀書生涯都在和這些詞匯打交道，這些詞以及它們背后承載的意義，讓我們敏感、精神緊繃，像一只不停旋轉的陀螺。
那些年，我們可能會更加優先考慮獎學金的多少，而不是學校排名、學校的教資等。正因為如此，本科至讀研期間的所有學雜費，家里都沒有出過錢，獎學金雖然解決了在外求學的重負，生活費用卻需要在外面做兼職或者家教，以此減輕經濟壓力。
本科時我學的古典學，碩士念的是英語文學。到了博士，我又回到現當代英語詩歌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我是一個一以貫之的純文科生。其實早年，我從未想過學文科。高中的時候，我的物理很好，曾想做原子彈爆破與研究，數學老師看完成績單，建議我去讀藥劑學。
藥劑學。我對藥劑學的想象停留在藥房里配藥，大大小小、琳瑯滿目的化學燒瓶，以及拿著病人的取藥單勾勾畫畫。小時候我還玩過一款經營類的單機游戲《瘋狂醫院》，更加深了我對藥劑師東奔西跑的記憶，游戲里總有一個棕黃色皮膚的醫生，在各個房間里走來走去，游戲的醫院廣播里也總在叫喊：藥房需要醫生，藥房需要醫生。
后來我的化學、生物成績平平，最終導致我并未順利地走上藥劑學這條路。繼而，我又喜歡上了國際關系。接著，學國際關系的夢想在大二時又破滅了。當時，因為想選的課沒選上，誤選了一門非洲女性文學。上課才知道，教授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任職，是一名生于烏干達后移民美國的黑人。結課時，我告訴了他我的職業規劃。他說，首先我的身高不一定夠線；其次即使在聯合國任職，別人也只會稱呼我為代表A或B、C、D，換言之，可能一直會籍籍無名。后來他說，你不如去選他的課 ，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貝婁生前的最后一位門生。
他推薦的這位老師，既是古典學教授，也是我們大學的校長。我手里至今保留著他寫的關于索爾·貝婁的從未發表過的回憶錄。回憶錄里寫到了索爾·貝婁的妻子，也是他們當時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讀博時期的同學。他不時會提起他當年和那些人的交往，比如貝婁、布魯姆和福柯，那真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他對我的影響很大。
成了我的導師后，他為我制定了一套在課堂之外的教學方案。那些傳統的英語著作，莎士比亞、彌爾頓、喬叟的作品，包括《貝奧武夫》他都硬生生地要求我啃下來，甚至有的段落需要背誦。他曾對我說，東方的經典靠你自己去讀，西方的經典靠我們學校的老師們來教給你，他當時還用了一句東方的成語：如虎添翼（A Tigar with Wings）。的確，他計劃的藍圖，讓我前所未有地認識到了全然不同的世界。
四 、海妖塞壬的歌聲
看到羅德學者的選拔通知是一個意外，我當時坐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里候機，等待廣播里通知加拿大航班AC026的乘客開始登機。
打開那篇微信的文章推送，我的手停留在了那里：“羅德獎學金是全世界本科生夢寐以求的國際獎學金項目，沒有之一。它已有110多年歷史，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負盛名的國際獎學金項目。競爭相當激烈，僅有0.7%的錄取率（相比之下，哈佛耶魯的本科錄取率也能達到2%），享有‘本科生的諾貝爾獎’之稱，它是為了幫助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學生前往牛津大學學習，致力于為世界培養具有公共意識的未來領導者而設立的一個全球本科生申請的獎項。”
牛津大學，全獎，這兩個詞同時出現是一個之前從來不敢想象、也沒有想象過的事情。從上海到溫哥華十一個小時的飛行中，“本科生的諾貝爾獎”這幾個字久久地盤旋在腦海之中。
那時候還是夏天，我正在全力以赴地準備申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直博。看到羅德學者的申請材料與申請博士的材料重疊，我便想試一試。起初當我告訴導師的時候，他說了一句話：It's gonna be a long shot. 換言之，他的意思是別抱太大希望，重在參與。他還是希望我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申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這件事情上，不希望我受到這些虛幻事物的誘惑。誘惑，讓我想到《奧德賽》中的海妖塞壬。奧德修斯回家途中，海妖塞壬試圖用歌聲打動旅人，用清澈的聲音讓路過的人們迷失方向，最后在尋找出路中變成骷髏和枯萎的人皮。好在奧德修斯用蜂蠟把耳朵堵了起來，才避免了偏航。
但我根本不需要蜂蠟，因為它雖然是一個誘惑，但是它太虛幻了、太美好了，以至于太不真實。這只是我前行路上的奇光異景罷了。我明白我終究是要到何處去的。去芝加哥讀直博，是我導師最大的愿望。他的學生能夠繼承他的衣缽，延續他在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傳統，似乎對他來說就是一切。這才是我全力以赴該做好的事情。
羅德學者的申請材料投遞出去之后，我就沒有想過這件事了，日子還是像往常一樣持續推進。直到某一天我打開學校的郵箱，看到了一封陌生的信件。最初，我以為是詐騙郵件。直到看到，恭喜你，并且通知我面試的時間時，我才意識到某種天光降臨。我難以克制激動的心情，即刻給家里打了一個電話，而我的喜悅也慢慢在那通電話里消失了——在我興奮地描述完這是一個多么盛大的事件時，母親“嗯嗯啊哦”地一帶而過，即便我解釋后，她也沒聽懂這件事是什么東西，以及意味著什么。并且在電話的末尾，她還不忘提醒我：“這會不會是一個騙局？”
放下電話，又打開郵件反反復復讀了好幾次，真不敢相信這樣的天賜，就這樣輕易地出現在了我的面前。進入牛津大學已是一種殊榮，成為羅德學者，相當于世界為我的人生突然開辟了一條捷徑，而且這條路上鋪滿了亮晶晶的各種礦石——它意味著迷人的一切、不曾期待過的體驗、將靠近世界上最精英的那群人。“Best minds of our time.”這句話突然出現在我心里，好像很快我就會成為這場盛大宴會的一部分。接著，在我的想象中出現的不是人名或者人像，而是像卡爾維諾那樣一個個精巧又復雜的大腦，他們都在博物館的陳列柜中，漂浮著的被展覽和供人膜拜的大腦。這畫面簡直就是《浮士德》的吶喊中，人世間最深刻的幸福和辛酸的極致展現，現在它就像我面前一個閃著光的螢火蟲，引我去向那個永恒的樂園，更像海妖塞壬的歌聲讓人著迷。對于一個來自中國偏遠地區貴陽，一個在國際上來說，教育資源相對缺乏地區的學生，這樣的青睞對我來說，即使停留在那一刻，其實已經意味著一切了，我心懷感激也自覺幸運。
后來我意識到接下來的幾輪面試，除了我本專業的東西都要熟悉之外，我還要熟讀近三個月里發生的關于政治、經濟、政策的新聞，當然也要熟悉各個國家文學的歷史發展脈絡，要明白世界各地在發生什么，正在面臨怎樣的問題，這些信息都得爛熟于心。另外，我還要學會在他問到我不太熟悉的話題時，如何把話題結合在我熟知的領域——我深深地陷入了緊張的紛亂之中。
接下來的兩場面試還算順利，沒有停頓，也沒有出現讓我意外的問題。我在其中一個面試官的臉上明顯地看到了自己勝券在握，看到了他為我慶祝的喜悅。后來因為一直沒有在很短的時間里收到郵件，我漸漸變得沒有那么自信了。
郵件是我在芝加哥奧黑爾機場收到的。那一周，通過老師的引薦，我去拜訪了芝加哥大學，并聯系了芝加哥大學的意向導師。得知我的行程后，他邀請我去旁聽他的博士課程，上完課又去了離他家不遠的書店，參加他的新書發布會。
結束課程，自認為表現得十拿九穩后，準備離開芝加哥。早上五點，我坐上了去機場的出租車。在昏昏沉沉中，我收到了那封期盼已久的郵件——恭喜你進入了最后的面試。地點在上海，時間是兩周之后。
回到學校后，與老師們分享了這個消息，為了不影響課業，我把正在上的一門課，從百分比的打分方式，變成了不顯示具體成績的通過/不通過的方式。我已不記得那門課教授的名字，但是她身材矮小，別的老師形容她時說她臉上的所有五官縮成一團，像一只小小啃食的老鼠，這些形容留在了心里。
當我告訴她我需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羅德獎學金的最后面試準備當中時，她難以置信地看著我眼睛瞇成一條縫，好像聽見的是，你的課對我來說毫無用處。整個學期她對我的態度都極其冷淡，沒有一次過問過羅德學者的進展情況，哪怕她就是從牛津大學畢業的學生。
那門課成為我至今最畏懼的一門課，記得那門課上的是閱讀語言學、符號學等類型的學術論著，那幾個可怕的名字，索緒爾、巴赫金、雅格布森。還有這幾個詞組，構造，結構，建構，建立，發明。時至今日，一想到這些名詞，這位老師嚴肅的表情便會浮現。
不上課的時候，我就全力準備面試。這種類型的群面我基本上沒有經歷過，或者說這種高規格的面試，是聞所未聞。那段時間我開始盡量不給家里打電話，或者不給自己任何機會說中文，因為兩種語言的轉換，太容易干擾思維方式了，所有哪怕輕微的打擾，我都想降到最低。
在社交禮儀部分，教授們開始自發地對我進行不間斷的培訓，像培訓一個貧民如何進入貴族社會那樣，從站姿、坐姿、吃飯的表情動作管理、著裝等等細節的考量一一對我進行了修正。如同《戰爭與和平》里面的場面：一個格格不入莽撞的年輕人，即將接受社會的洗禮。有意思的是，他們全是一群美國人，他們甚至有的沒有去過英國，英國和美國的餐桌禮儀雖然相似，但是細節有所不同，比如說英國貴族就不會把雙手放在桌上，以及他們切肉的前后順序和大小都有講究，不像美國人邊切邊吃，兩只手也可以落在餐桌上。
他們開始教我分辨紅酒的產區、酒莊的名字以及品牌的歷史，實際上關于紅酒的知識在最終的面試中根本沒有出現，完全是他們的一廂情愿，樂于把這些知識傳授給我。當然也因為這個契機，我學會辨識了不同葡萄酒的風味和口感。他們教我餐具的擺放，告訴我這些細節是某種無聲的對話方式：比如刀叉統一放在右邊意思是告訴服務員我吃完了可以收了，刀叉統一放在左邊意味著我還沒有吃完，不用動我的盤子。諷刺的是，最終面試的晚宴上，只出現了筷子，刀叉的擺放問題根本不用考慮。
……
全文見《江南》2024年第4期
蔣在，小說見于《人民文學》《十月》《當代》《鐘山》《江南》等。已出版小說集《街區那頭》《飛往溫哥華》、詩集《又一個春天》。曾獲“山花文學雙年獎”新人獎、“《鐘山》之星”文學獎、“西湖·新銳文學獎”等。牛津大學羅德學者提名。北京老舍文學院合同制作家。首師大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在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