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當代》雜志去年發表了顧彬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很多中國作家喜歡譴責歷史，這似乎也可以理解。但還有另一種情況，即使真正邪惡的人也是或者曾經是一個正常人。對此，廣東作家熊育群在他的小說《己卯年雨雪》中就表明了這點：在極端邪惡的人身上，也還有殘留的人性，這讓懺悔和原諒似乎成為可能。”

顧彬是德國漢學家，他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了小說：邪惡的人身上也殘留有人性，這是救贖的基礎。文章中，顧彬回憶了自己的家庭曾深深地卷入戰爭的經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父母都上了戰場，跟日本老兵一樣，他們從不談論自己經歷的那場戰爭。他的祖母一輩，很多人參加了一戰。他祖母的三個兄弟都沒從一戰中幸存下來。他們都是在狂熱中死去的，死時都很年輕。居住在策勒的祖母經常對顧彬講述自己經歷的兩次世界大戰，顧彬從她那里知道了戰爭的殘酷和恐怖。這種殘酷和恐怖折磨了他一生。雖然顧彬從十四歲就開始寫作，已有三十部文學作品問世，但他從來不敢直面那些恐怖的戰爭，那樣他會崩潰。

我曾在法國諾曼底墳場看到過德國士兵的墓地，草地上的黑色十字架排成方陣，中間高地上豎起一個巨大的黑色十字架，十字架下直挺挺的兩個人像，像吊在十字架下。墓地規模令人震撼！墓園外展覽廳，一排排照片：槍口下訴說的嬤嬤，擔架上的傷員，一具具裹著的尸體，剛挖開的泥濘土坑，哭倒在坑邊的母親……

我陷入了沉思：這些年輕人都是壞人嗎？他們跟我們到底有多大的區別？我相信他們在走上戰場前跟我們是同樣的人，擁有過愛情與友誼，甚至善良與同情。他們殺人離不開欺騙和洗腦，很多人會誤以為自己是“正義”的。這是戰爭最可怕之處，他們越“英勇”就越沒人性！

顧彬對戰爭中的人性是有感觸和思考的，他相信最邪惡的人也殘留有人性。這是他讀書后得出的結論，但這樣的結論是否適合全體士兵，我覺得還需要探究。

《己卯年雨雪》以“長沙會戰”為背景，從日本侵華的源頭寫起，從日本的歷史文化中挖掘其國民性，寫出了中日兩個民族在文化、心理、審美上的碰撞、沖突及其內部復雜性，并層層展開，表現戰爭如何把一個正常人一步步變成殺人魔王，又發生了人性的覺醒。它以人性的通融深化人類相互救贖的主題，這既是一本人性之書，又是一部悲憫之書、命運之書、和平之書。

以顧彬的經歷，讀《己卯年雨雪》是需要勇氣的，小說對戰爭有驚心動魄的描寫。不知道他為何捧起了這部書，讀時又有何不一樣的感受——他還是面對了二戰的東方戰場。

中國抗日戰爭是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抗日戰爭的重要性并沒有被西方鄭重對待，就連抗日戰爭中的大型戰役西方人也并不太了解。為了小說德文版的翻譯出版，我曾兩次受邀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到不萊梅、漢堡等地做講座，與德國人討論二戰。我一次又一次講到“長沙會戰”，它阻止了日軍的進攻，是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上第一次取得的勝利，它鼓舞了同盟軍，中國抗戰由此進入了相持階段。這場戰爭不只是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影響了二戰，影響了德國。

德國人對戰爭是厭惡的，但他們都選擇直面德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人們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尋找曾經被納粹帶走再也沒有出現的人，在他們家門前的地上嵌入一塊銅牌，寫上主人的姓名、出生年月、何時被帶走。德國人稱之為“絆腳石”。

德國漢學家、翻譯家郝慕天跟我第一次交流，聽到我的小說寫的是二戰，她毫不猶豫地說：“我討厭戰爭，也不想看戰爭小說！”她又說，“德國人為何對發生在中國一個偏遠小鎮的一場遙遠的戰爭感興趣？”

我告訴她，這是中日兩對戀人的故事，愛情與戰爭是文學永恒的主題，發生在何時何地并不特別重要。的確，因為戰爭最殘酷的不是肢體的摧毀，而是對人心靈的殘害！我以中日兩對戀人慘烈的愛情故事來表現戰爭的殘酷，這是心靈世界的末日景象。我在走訪“營田慘案”幸存者時已經深深體會到了這些，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們依然生活在噩夢之中。

郝慕天在翻譯《己卯年雨雪》中給我留言，她一邊哭一邊翻譯，她說：“我只在翻譯莫言的作品時哭過。”她曾從法蘭克福長途驅車接我去她老家下薩克森州的克洛彭堡。那天遠遠看到自家老屋，郝慕天放聲大哭。她的男友趕緊扶著她離開。她母親去世不久，家里已無人居住。原來她是如此感性的一個人，不茍言笑時卻給人嚴肅的感覺。

郝慕天喜歡馬，從事翻譯工作報酬并不豐厚，卻養了兩匹高大的棗褐色馬。在漢堡西郊，我跟著她驅車去一片大草地喂馬，這是她最開心的時候。

一天上午，我們來到莫爾貝根（Molbergen）小鎮的森林，這里地勢較為平坦，車開進密林深處，索斯特河（Soeste）在此流入水庫，在一條又長又窄的木橋上，我和她開始用中德兩國語言朗讀《己卯年雨雪》的同一章節。郝慕天的男友給我們錄制視頻：深秋的雨落在湖面，落在黑森林的陰郁和黃褐色的橋面，打濕了頭發，打濕了書和稿紙，在模糊了年代和地域的萬古闃靜中，朗讀聲隨風飄入雨中，飄進密林深處。郝慕天讀得投入，臉上的淚水和雨水已經分不清。

可惜的是，郝慕天翻譯進度太慢，違背了合同，東亞書局找了另一位翻譯家Daniel Fastner從頭翻譯。郝慕天那時還在為自己翻譯的書名而得意，她完全沒有時間概念。

東亞書局是德國一家致力于東方學術著作出版的出版社，社長敦如是一位溫文爾雅的漢學家，做事嚴格履約，對翻譯的每個細節都要認真審讀。后來，她決定自己來翻譯我的另一部長篇小說《金墟》。

有一天，她站在出版社的戶外樓梯上，捧著新書，一臉溫和的笑容，向我祝賀新書出版，也祝賀新年。她在書中寫了一篇長長的序言，就是要告訴德國人，中國為二戰付出了怎樣的生命代價，戰爭有多么殘酷！她深知很多德國人并不知曉。

二

隨著德文、英文、俄文版圖書相繼面世，日文版也在翻譯之中。面對當年的侵略國，我有著不一樣的期待。日本最關心這本書的竟然是當年的侵華士兵和他們的家屬，這既令我驚訝又感覺在情理之中。

日本作家元山里子把《己卯年雨雪》作為枕邊書來讀。她在評論中寫道：“我在讀熊先生《己卯年雨雪》時，非常震驚的是，這本書好像就是寫元山俊美的。《己卯年雨雪》中日本兵‘武田修宏’的經歷，仿佛穿越時空驚人地與元山俊美重疊起來，簡直就是當年真實的日本兵元山俊美的活脫脫‘再現’。該作品如此傳神地描寫出當年的‘日本鬼子’們在內心痛苦掙扎的真實情景，令我感到無比驚訝！”她認為這是一本為人類留下戰爭當事者心靈檔案的書。

元山俊美是元山里子的丈夫，日本島根縣人，年輕時考上了關西國鐵火車副司機，工余攻讀教科書，想考入法政大學當律師。戰爭爆發，一紙征兵令，元山俊美穿上軍裝，踏上了侵略的戰場。他從東北到湖南，走了三個月，參加長沙會戰。戰爭的殘酷讓他開始反省。他保持了自己的良知，正是這份不曾泯滅的良知救了他的命！他沒有像其他日本兵那樣虐待強征來的當地民夫，當游擊隊出現時，為他駕船的船老大救了他。

后來，日軍抓了四個疑似游擊隊員的人交給他處置，他們待在一條船上，相處了幾天，“游擊隊員”教他劃槳，教他如何在船上站立、行走。元山俊美沒有接到上面處置意見就決定把他們放走。那天天剛放亮，他把四個人送上岸，他們一邊走一邊回頭，認為日本兵是要槍斃他們。待他們走遠，天起了大霧。不久，霧中出現了人影，那四個人又回來了。元山俊美頭皮發麻，立即端槍瞄準，他認為他們帶游擊隊來殺他了。他完全沒想到他們拿了酒，來感謝他的不殺之恩。這是他第一次喝谷酒，從此他一生不喝日本清酒，只喝中國白酒。

元山俊美對和平的感受是與花草之香聯系在一起的。一天，一位長官騎馬從他身邊走過，告訴他戰爭結束了。那一瞬間，植物的氣息猛烈地涌進他的鼻腔，在中國，他第一次聞到了花草香氣。這成為他一生為維護和平而奮斗的開端。

晚年，他曾到湖南祁東縣一個叫文明鋪的地方種植櫻花樹，尋找當年救他的那位名叫弁慶的民夫，他要到昔日的戰場來懺悔，種下中日友好的種子，宣揚和平。元山里子因此而愛上了他，并跟隨他在日本長年投身和平運動，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

元山俊美去世，她把對他的懷念寄托到了小說中的人物武田修宏的身上。她和日本老兵參加《己卯年雨雪》故事發生地營田的“和平祭”活動，又帶著《己卯年雨雪》來到了文明鋪。當年元山俊美種下的櫻花樹已經繁花滿枝，冠如云霓。櫻花樹下，聽同行的友人高橋佳紀朗誦元山俊美的詩：

陸地的孤島，文明鋪/星空下綠色稻田悄然的清香/將我送回到故鄉的天空/蛙聲戛然而止/槍林彈雨三日/再訪文明鋪，淚水會先行啊/對不起，謝謝/我終于來了，和櫻花樹一起。

中文朗誦者是旅日華人唐辛子。她在《從己卯年雨雪到文明鋪的櫻花》一文中寫道，朗誦完詩歌時她已淚流滿面，那一刻她感受到“如果僅僅從民族仇恨去看，侵略者絲毫不值得同情，但如果跳出這些，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你會看到：侵略者與被侵略者，都是有血有肉，會害怕會恐懼的人。當從這樣的角度去看戰爭時，沒有仇恨，只有悲憫”。

元山里子讀《己卯年雨雪》得出的結論是：任何一個善良的人，一旦加入國家機器驅使的侵略戰爭中，就很可能不由自主地變成一個喪失人性的殺人罪犯。

日本的山邊悠喜子是抗日戰爭親歷者，她“在與我自身的體驗重疊之中，一口氣讀完了作品”。“對于書中所寫的內容，我心中擁有強烈的共鳴。這部作品描繪的對象，是我們所期待的生活的日常。它描述了中國人自然而然的人間溫暖……作為人，活在良心的夾縫之中，至今令人深為感動……作品喚醒了我回憶中最珍貴的部分。我對作者的努力充滿感謝！”

《己卯年雨雪》還得到了諾貝爾獎中文評委馬悅然的稱贊，他生前在病床上讀了小說，僅用三天時間就讀完了。他跟《北歐時報》總編輯何儒交流，拿《己卯年雨雪》跟獲得諾貝爾獎的一些作品做了比較，何儒寫道：“我沒想到他一口氣讀完，第一次對一個作家的書反應如此好！”

三

顧彬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國思想史，他是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在漢學家中，他的影響無疑最大。原因是他說過當代中國作家作品都是垃圾。此言一出，轟動文壇。他又宣稱從不看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顧彬讓中國作家很受傷。但他為何讀《己卯年雨雪》呢？他讀的是德文版還是中文版？

我看到過北大陳曉明教授的文章，他寫到他向顧彬提出建議，陳教授認為當代中國作家寫出了優秀作品，他勸顧彬讀讀中國作家的書。看來，顧彬是聽進去了？他對中國作家作品的態度是否變化？對此，我獲得的信息并不多。

一個長期在中國工作的漢學家對中國作家的創作如此不認同，國外的同行呢，忽視的、輕視的、不以為然的也太多了。哪怕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也被外國同行做了別樣的解讀。中國作家在世界文壇的處境并不太好。

我幾次出國跟國外作家交流，他們幾乎都沒有讀過中國作家的什么書。在拉巴特跟摩洛哥作家交流，莫言那時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們意味深長地問我對莫言作品的看法。我認真介紹了莫言的創作和影響。那是一個消除偏見的晚上，摩洛哥作協主席、秘書長和幾位大學學者破例（摩洛哥是伊斯蘭國家）按照中國喝酒的規矩痛飲，賓主盡歡，如沐春風。

《己卯年雨雪》第二次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主辦論壇時，德國主辦方給我打電話，要求我只說小說，不要提及中國的任何事情，他說，主辦方擔憂他們會因此而受到攻擊。我想，中國小說要得到他們的尊重將更加困難了。

世界充滿偏見。戰火有時就是從偏見開始的。而消除偏見離不開溝通，小說無疑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之一。真正的作家從來是思考人類、關心人類命運的，并不會受外因的影響。在全球動蕩不安、戰火不斷的情況下，我們的眼光更應投向世界，這是一個中國作家應有的格局。至于獲得認可，那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至少，中國作家遭遇冷落，我們并沒有失去對外國作家的熱情，大家都愿意多讀他們的作品，我們并不封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