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年初，哈爾濱火了，“哈爾濱”刷屏了各類媒體。從網上看，這個城市到處人山人海，“冰雪大世界”像沸騰的海洋，人們載歌載舞，都像是多少年前的老鄰居在重逢。熱情的哈爾濱人已經不知道怎樣抬愛南方來的游客，他們寵溺地叫他們“南方小土豆”，不惜動用私家車接送游客，那些平日里高聲大嗓的老爺們，都開始夾著嗓子殷勤地說：“公主請上車！”“公主請下車！”真是亂花迷了人眼，所有人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地承接這突然降臨的“潑天的富貴”。

估計現在的年輕人，還有這些“南方小土豆”們，不明白為什么哈爾濱人如此謙卑，他們大多數人不知道這里曾經是中國最驕傲的城市之一。不僅僅是哈爾濱，新中國成立以后，整個東北都成了國家的工業重鎮，各大中型工廠拔地而起，在計劃經濟時代，這里的人們生活水平很高，也很平均，人們的幸福指數尤其明顯。特別是哈爾濱人，因為有過白俄在此生活的歷史，所以這個城市比較洋派，穿著講究，人們的性格豪爽，哈爾濱的姑娘更是以漂亮、高挑、會打扮、敢穿而聞名。但是這些年，東北處于轉型期，很多年輕人都南下去尋找機會，東北各大城市的人口在下降，經濟不景氣。所以，當這“潑天的富貴”從天而降，怎么能讓哈爾濱人不激動？有一個哈爾濱老者動情地說：多長時間都見不到這么多年輕人了！這些外地人帶來的不僅僅是真金白銀，更多的是這個城市的希望。

其實哈爾濱早就應該大火的，至少在我心里，哈爾濱一直是火的，因為它是我的第二故鄉，它的特色卻一直沒有被關注。每年的冬天一到，哈爾濱就成了晶瑩剔透的童話世界，漫天飛雪中走在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上，兩邊的俄羅斯建筑仿佛是遙遠的背景，人們行色匆匆，像一幅幅行走的明信片，美輪美奐。上個世紀哈爾濱就被稱為“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黎”。松花江畔的“冰雪大世界”每年都與冬天一起到來，藝術家們高超的冰雕藝術，奇美、壯觀，堪稱世界奇跡，雖然每年冬季都有一批又一批外地朋友來玩，卻一直沒有達到今年這樣的火熱狀態，今年，哈爾濱突然火了起來，讓我這個久居北京的故鄉人也欣慰不已。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們家有十幾年的時間是住在這個城市的。那時父親程樹榛任黑龍江省作家協會主席和省文聯副主席，南崗區耀景街16號——黑龍江省文聯大院，既是父親辦公的地方，也是我們家住的地方。我記得我們那棟樓有七個單元，為了準確，我特意求證了當年我家對門的鄰居、詩人肖凌。肖凌的父親肖英俊時任《北方文學》主編，他有兩個活潑俊俏的妹妹，每當我回哈爾濱，就會與他們在陽臺上隔空閑聊，加上我的妹妹，兩個陽臺成了熱鬧的空中客廳。肖凌回復我的微信中說：“咱們那個樓一共五個單元。構成是：一單元，文聯辦公室工作人員和曲藝家協會及民間藝術家協會；二單元是攝影家協會、圖片社、書法家協會的；三單元是美術家協會；四單元是美協及音樂家協會舞蹈家協會的；五單元清一色作協的。”

不知道為什么我記成了七個單元？可見記憶是多么不可靠。但是大家都記得小品演員黃宏的父親也住在這棟樓里，是因為那個年代黃宏實在是太有名了。

人是被時代裹脅著的，我們家就是最好的證明。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也是我們家的文學黃金時代。那時我還年輕的母親郭曉嵐，每天早上高高盤起她的發髻，然后穿著高跟鞋和裹身裙，穿梭在俄羅斯風情的街道，去道里區的省政府上班，她是《企業管理》雜志的編輯。那是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的時代，“企業管理”的理念剛剛興起，我母親在采訪企業家時深受那些改革開放的弄潮兒的感染，她的文學激情被激發出來，她開始寫報告文學。我姐姐程丹梅（黛眉）從北大畢業在《光明日報》做記者和編輯；我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在《青年文學》雜志做編輯；我的小妹妹湘梅（黡眉）在哈爾濱師范大學附中讀中學，之后在黑龍江大學英語系讀大學。那時候父親的作品經常獲獎，母親也發表了中篇小說；身為記者和編輯的姐姐，既編《光明日報》副刊，自己還寫小說和散文；我也因為散文創作忝列當時的“青年散文家”行列。一家子搞文學，讓叛逆的小妹愈發逆反，她發誓不學中文，所以大學讀的是英文系。她的行為倒是得到了全家的認可。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的父母屬于比較開通的家長，幾乎不要求孩子做什么，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也許是要求得太少了，這個家庭的三姊妹對于事業一直沒有更大的進取心，這是后話。

我們家與哈爾濱的關系，也是與文學的關系。父親1957年從天津大學機械系畢業，就支邊到遙遠的北大荒，那時我年輕的父親，寫信給遠在南方的年輕的未婚妻：“來吧，來建設我們中國的烏拉爾！”許多年后，我那年邁的母親依然清晰地記得這封極富文學色彩的信帶給她的激情與震撼——烏拉爾，是前蘇聯著名的重工業基地；而富拉爾基，正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天高云淡、茫茫草原，實在是太適合年輕人的火熱的心了，尤其是青年學子——那就是文學的土壤啊！

我的父親和母親，他們就是因為文學而相識的，年輕的父親經常發表作品，母親愛慕父親的才華，他們書信往來暢談文學，魚雁傳書，閃耀出愛情的光芒。大家閨秀的母親，不顧北大荒的寒冷與偏僻，義無反顧帶著祖母來到了天寒地凍的北中國。

年僅二十多歲的父親就寫下了長篇小說《鋼鐵巨人》《大學時代》等作品，以及后來反應改革開放的報告文學《勵精圖治》等，成為工業題材的重要作家。《勵精圖治》的主人公宮本言，后來成為哈爾濱市市長。父親調到省里后，我們舉家遷移到哈爾濱。父親在耀景街16號里面的小洋樓辦公，這個院落歷史上是前蘇聯領事館。在《哈爾濱日報》著名記者申志遠的筆下，我看到這個大院的前世與今生——

“耀景街22號，這棟庭院最早的建筑建于1902年，是中東鐵路的施工單位為了迎接霍爾瓦特而建。原本為中東鐵路管理局首任局長霍爾瓦特將軍設計建造的高級住宅,地址是秦家崗要緊街（南崗區耀景街）。霍爾瓦特是俄國沙皇派駐在中國東北的首席代表，時任中東鐵路局局長，此后十七年里他一直是哈爾濱真正的掌控權利者。這樣一位重要人物將要入住的街，就被稱為“要緊街”。但是霍爾瓦特到任后就一直住在香坊火車站附近的原鐵路工程局總工程師和總監工尤格維奇曾住過的舊宅里，這座漂亮的別墅庭院他不愿意住，非要從香坊每天上下班坐火車通勤，于是這里一度成為中東鐵路局的中央圖書館。優美的俄羅斯風格建筑，設計獨特，環境優雅，舒適宜人，閱覽大廳寬敞明亮。1963年，省里將原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大院撥給黑龍江省文聯使用。從此，省文聯從南崗區阿什河街的原德國駐哈爾濱領事館搬遷到了這里，此后，這里集結了一批在全國具有廣泛影響的作家、詩人、劇作家、文藝理論家和著名的文學編輯，省里出版的《北方文學》（上個世紀70年代初一度叫《黑龍江文藝》）《外國小說選刊》《章回小說》《中外企業家》《文藝生活報》等刊物都在這里辦公。 成為了著名的“文聯大院”。2004年9月，該房產被收回移交外辦，省文聯和省作協遷出了這座庭院。此后耀景街22號鐵門封閉，空曠荒蕪。很多與這里有關系的人，寫了很多文章回憶這處傳奇又神秘的院落。直到2015年9月3日，中俄正式簽署文件，將在哈爾濱設立俄羅斯總領事館，選址就在耀景街22號，這個地方才算真正有了歸屬。”

志遠筆下的“耀景街22號”，就是當年的“耀景街16號”。父親在這里主持黑龍江省作協工作期間，把作家協會從文聯分離出來；還組織創辦了大型文學期刊《東北作家》；與其他兩個東北省的作協一起成立了“東北作家聯誼會”。在做行政工作的同時，父親寫了大量的文學作品，長篇小說《遙遠的北方》《那年冬天沒有雪》等中長篇小說就是那個時候寫的。

我第一次走進這個大院，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個夏天，在大院西側，文聯新的宿舍樓剛剛建起，我和姐姐從北京來哈爾濱收拾新家，因為家具還沒有到，當時的省文聯主席、省委宣傳部部長延澤民伯伯熱情地邀請我們姊妹倆去他們家住，那時他剛剛卸任黑龍江省里的工作調往北京，舉家遷徙，所以舊居里只留下大女兒丹妮小夫妻。他家在文聯大院東側的一座俄式老樓房里。“讓女孩們過來住!”他的夫人雪雁阿姨一直催促我父親。

記得是一個早晨，給我和姐姐開門的是一個年輕女子，有一雙漂亮的大眼睛，這就是丹妮姐姐，我沒想到她如此美貌，這也是我后來非常認可哈爾濱姑娘美麗的依據。她穿著白色的雪紡綢連衣裙，下擺是那種到膝蓋的喇叭式，小腿很長，上身罩了一件紅色開衫薄毛衣，身材高挑。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人們還沒有從舊有的觀念中完全解放出來，丹妮的模樣非常歐式，非常浪漫，像電影里走出的女人。

丹妮熱情地把我和姐姐迎進來，他的先生也過來，當然也是一個帥帥的青年男子。夫婦倆把我們安排在客房，我們安頓下來。這是一套典型的俄式建筑，房屋舉架很高，幾扇豎長方形的大窗戶嵌在厚重的磚墻里，顯示出房屋的堅固、大氣；紫色碎花窗簾一直垂到地面，中間一分為二搭在兩邊，露出窗臺上的綠植；靠墻立著落地鋼琴，我知道丹妮是鋼琴演奏家，很是羨慕。我從小熱愛音樂，小時候學過小提琴，但是沒有堅持下來，一直是我的遺憾。那些天我和姐姐白天去我們的新家干活，晚上回到丹妮家里住，睡前我們會聊一會兒，當然會聊到女人之間的話題，比如丹妮說這幾扇窗簾是從北京虎坊橋那里的一個商店買的，是人造棉，“那一卷布都讓我買下來，沒想到做窗簾效果這么好。”她興致勃勃地說著，我們兩個剛剛成年的的小姑娘認真聽著。之所以那些晚上的場景到現在還歷歷在目，是因為那時我還在上大學，深受波伏娃《第二性》的影響，對于婚姻家庭處于迷茫階段，丹妮的家居生活，突然讓我感到小家庭的美好，讓一度被女權主義影響的思維轉了一個小彎，這個隱秘的事實，我也剛剛想起。

我們家搬過來后我再也沒有去過丹妮家，她來過我們家，最后一次見她的是在一個雪后的街道上，她腹部高高隆起，有一種將為人母的自信和安詳。我們兩家分別在文聯大院的西邊和東邊，我家客廳的窗戶沖著文聯大院的花園，能看見父親辦公的那幢米黃色小樓，還能看見作家協會的辦公樓。

那個時候文學界的活動非常多，我們這個樓的臨街處是“創作之家”，有禮堂，會議室，還有客房。那里經常放映“內部電影”，幾乎每個周末都有舞會，那是我跟爸爸搭檔跳舞最多的時光，現在回想依然幸福。“創作之家”經常邀請文人學者來講座，我在這里就聽過著名漢學家葛浩文的講座，印象中他講作家蕭紅，講得非常詳細，如數家珍，富有情感色彩，以至于我感覺他似乎隔空愛上了蕭紅。

這期間有一個插曲，估計沒有人知道，可能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父親在1986年就已經是正局級干部，所以按照當時父親的級別，我們家的房子面積沒有達標，上級組織一直在安排。有一天晚上父親跟我們說，目前有兩個選項：一是延澤民伯伯的房子現在已經騰出來了（我腦子里閃過一個念頭：丹妮姐姐搬走了？）二是作協現在的辦公樓。問題是：一，目前有一個老作家也想要延伯伯家的那套房子，如果按照級別，父親可以優先，但是父親說他不想跟這位老作家去爭。我知道父親為人厚道，也理解他，盡管我那么喜歡丹妮家的房子，好像非常向往的馬上就要到手的一個幸福瞬間就溜走了，有點心疼的感覺。但是我們都很支持父親，我母親更是一個善良的人，她從來不會去反對父親，所以這個方案就這么快速地否決了。第二個方案是作協的辦公室，就是我們家窗外的那個二層小樓，小樓的一層是小車庫，樓上有三套房子，分別住著時任省文聯主席一家和一位副主席一家，還有一套就是作家協會作為辦公室用的。這一套房子很大，記憶中衛生間里有一個大浴缸，在那個年代，有浴缸的衛生間并不多見，況且還是二樓洋房。但是，爸爸又說了一個“但是”，因為目前作協正在使用，所以如果我們家搬進去，就會讓作協另尋辦公室，爸爸似乎也不想給組織添這個麻煩。至此，我們都明白了爸爸的心意，盡管那個小洋樓也讓我心向往之，然而，我們全家依然是全票通過否決案。就這樣，那么大的一個房子問題，我們一個晚上搞定了。

許多年后我問父親是否后悔，父親搖搖頭。在這一點，我格外佩服我的父母親，他們并不想做道德的楷模，這一切都只因為他們善良。他們的寬厚和仁慈，時時刻刻為別人著想，深深地影響著我們家族的后代，我慢慢體會出一個家族的家風，確實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言傳身教，無法計較。

當時我們家住在六樓，年邁的祖母每天爬上爬下，但是老人家也沒有絲毫的抱怨，我們經常到文聯大院里散步，春天的時候，百花盛放，鳥語爭鳴。那也是文學的春天，我與哈爾濱的作家們經常聚會，大家談文學和藝術。文聯大院進門左拐就是一座米黃色的二層小洋樓，《北方文學》辦公室在二樓，我有時到這里找遲子建、吳英杰、呂瑛，他們是不同時期《北方文學》的編輯，呂瑛父母也是文聯大院的，他父親是畫家，也住在這棟樓里。

我跟遲子建是好朋友，她從魯迅文學院和西北大學畢業回到哈爾濱時，住在我們家，跟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們這個單元，住著當時黑龍江的專業作家和編輯家，除了對面的肖英俊，有樓上的屈興歧、劉亞舟，樓下的中流、陳碧芳符鐘濤夫婦，以及王忠瑜、張恩儒等等。省畫家協會主席是著名版畫家晁眉，也住這棟樓，他來過我們家和父親談工作。猶記得當時以詩歌《六月 我們看海去》而著名的大學生校園詩人潘洗塵，同晁先生的女兒是一對情侶，印象中女孩子有著美麗的書卷氣，兩個年輕人在文聯大院很引人注目。那時呂瑛與他當時的妻子也經常在這棟樓里出雙入對，那位女生是著名作家林予和前妻的女兒，由于歷史原因父女之間一直不聯系，林予先生渴望與女兒相認心情迫切，請我的父親幫忙，父親用長輩兼領導的身份對呂瑛施加壓力，但是種種原因，這樁父親以為志在必得的“好事”，未能如愿。而這兩對漂亮的情侶如今已經各自安好，現實遠不是我們期盼的那般地老天荒，時光不明，期許無期。

黑龍江電視臺的巴威和哈爾濱人民廣播電臺的孟凡果是我在哈爾濱的好朋友，他們經常到文聯大院來玩。記得一個冬天，哈爾濱的上午，冬日的陽光暖暖地照著這座北方冰冷的城市，白皚皚的雪野遠遠地鋪瀉而來，大地一片銀色。我與巴威、凡果和呂瑛走在冰封的松花江上，江面上因了空寥而顯得遙遠和恍惚。這樣的北方的冬天，卻沒有寒冷，除了暖洋的冬陽，當然，還有那時我們的年輕。

那天的江面上空闊而安寧，似一個悠閑的女人在享受著純潔的沐浴。江面上的一切都是靜止的，給人以時光倒流的感覺，只有遠處的江橋上，偶爾有列車馳過，彌漫的白色煙霧裊裊融入藍色的天空中，間或一聲汽笛的長鳴才比較著時光的流動。江岸上俄式的尖頂木屋，散發著米黃色的清凜來，還有奶油般的清香和溫暖。我們說話的聲音就像水一樣在江面上流淌，一點一點浸入冰涼的雪里，和著腳下咯吱咯吱的雜沓聲。

不記得他們中間誰推了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在這白潔而冰冷的雪地上，有著黑色的鮮明的真實感，會把人從遙遠，拉回到現世的真切中。那時我二十出頭，剛剛大學畢業，他們都不滿三十歲，是詩人和小說家、評論家，我們因為文學而相識，文學那時是屬于我們生命中的東西。那天的江面上空無一人，因而對于我們來說就有些奢侈，三個小伙子和一個年輕的姑娘，在空曠的雪野上虔誠地談論著文學和藝術，那樣的情境讓人心懷感動。猶記得走著走著，就碰到一個我們都認識的女孩子，她也是一個文學青年，可想而知那個年代，文學有多么深入人心，路上隨隨便便就能碰到一個文友，那樣寒冷的冬天，那些年輕人在江邊熱烈而真誠地談論著文學，并以此為幸福，現在想想就讓人感動。

走過江面我們穿過那條哈爾濱著名的中央大街，來到一家小飯館。那時還極少有講究一些的飯店，這家小飯館的與眾不同之處便是落地窗下的一排排高背椅，那火車車廂一樣的高靠背椅，坐上去就有了旅人一般的漂泊之感。記得巴威遞給老板娘一盤磁帶，頓時，餐館里回響起安迪 .威廉姆斯的歌曲：《月亮河》。

如今，我的那些哈爾濱的朋友們，已經各自飄零。凡果已經移民歐洲，而巴威卻英年不幸早逝——還記得他開玩笑說等老了到北京去看我，開門的我已經是一個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而現在，我還沒有白發蒼蒼，他卻已經埋葬在松花江里。我認識他時他的兒子小巴頓還依偎在媽媽的懷抱，現在這個哈爾濱小伙子已經在北京創立了自己的事業，前不久他請我在他的飯店相聚，說起如煙往事，他已經把父輩們對文學的追求理解成“上個世紀最后的理想主義者的浪漫”。

十幾年前，我所在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一套大型系列叢書《英雄中國》，我負責”哈爾濱卷”的編輯工作，我請哈爾濱著名作家阿成先生主筆，在其作品里，他寫到一個叫胡泓的人，是中俄混血兒，同時是一個建筑師，藝術家，他開創了一個西餐廳名叫“露西亞”，完全自己設計，自己雕塑，自己打理，餐廳很有情調，打破了固有的傳統模式，在審美上和餐品上，非常具有特色，成了很多年輕人的打卡地，其受歡迎的程度讓“露西亞”入選了著名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這本書出版幾年以后我回到哈爾濱，著名的詩人李琦和作家何凱旋請我到露西亞，結識了我編的書里面的人物胡泓——俄語名字“米沙”。我才知道胡泓先生同時還是一個小說家，他的小說執著地書寫他所經驗的俄羅斯民族在他身上的烙印，純粹而憂傷。他的藝術氣質和文學精神讓他的露西亞獨具品味，吸引著一群群年輕人的到來。李琦在我父親主持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工作時任哈爾濱體育學院教師，我父親極力主張將她調入作協工作，這個我聽父親說過不止一次，父親欣賞一切有才華的年輕人。凱旋也是我年輕時代就認識的很有想法和個性的作家，猶記得很多年前的一天，哈爾濱之夏夜空如洗，我和他還有幾個黑龍江年輕作家站在省文聯大院里談論文學，那情景猶如昨天，一晃，我們都已經不再年輕。

哈爾濱女作家孟慶華與我家兩代人都是好朋友，她熱愛寫作近乎癡迷，印象最深的是她每天早上五點就起床寫作，讓我欽佩不已。記得有一天，就在文聯大院我父母的家里，她突然告訴我和我父母說她先生是日本人，馬上要移居日本了，我們都驚呆了——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事情堪稱傳奇——原來她先生是日本的戰爭遺孤，直到中國養母去世前才告知真相，這樣的故事足以給她這個作家非同尋常的素材，幾十年不見，我們在微信上重逢，如今她已成為地地道道的日本媳婦，美麗，優雅，精致，卻依然筆耕不輟，她以親身經歷創作了一本長篇小說，我相信那一定是一本跨越了種族概念、充滿人性悲歡的作品。

2014年我應邀為哈爾濱市文聯編輯一套“松花江上大型文學系列小說”，一共31本，這套書我整整用了兩年時間獨立完成責任編輯的任務，編輯的過程累并快樂，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飽含著我對哈爾濱這座故鄉之城最誠摯的敬意。這套書幾乎囊括了哈爾濱所有的作家，期間我結識了哈爾濱女作家朱珊珊和陳明，她們為這套書奔忙，極其敬業。既是作家又是畫家的珊珊，文學氣質和藝術才華并舉，她為我畫過一幅油畫，是一位古典氣質的女性背影，非常浪漫典雅，她是那種把才華默默藏起來的為數不多的哈爾濱姑娘，其父親早年也是一名作家，我們一見如故。

后來，我父親調離黑龍江到北京工作，我回哈爾濱的機會很少，但是我常常夢見耀景街16號，夢中清晰地看見大院對面的花園街，花園街兩旁有許多漂亮的俄羅斯式花園洋房，我喜歡穿過這條街往秋林公司走，秋林公司能買到北京都沒有的時尚的漂亮衣服。每每路過那些圍著木柵欄的庭院，都會想象里面曾經的故事，柵欄有白色的，也有綠色的，讓那些故事枝繁葉茂，讓這條街更加幽靜雅致。

就在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火爆的這個冬天，原哈爾濱電視臺著名播音員李秀濱女士將我多年前寫的一篇散文《十一月，哈爾濱雪后情結》用她那獨特的聲音朗誦出來，我感慨萬千。猶記得那個三十年前的11月，我在哈爾濱家里，窗外大雪紛飛，我看到父親辦公的那幢米黃色的尖頂小洋樓在大雪中仿佛在移動，突然靈感大發，寫下了那篇散文，這篇散文發表后影響很大，當時被很多文學青年傳抄，至今我手里還有他們從雜志上剪下的自制訂成的小冊子，那算是我們錦瑟年華熱愛文學的憑證吧。

三十多年過去，這座曾經繁花似錦的院落如今已經荒蕪，2011年，我帶著一雙兒子回去尋根，原來非常熟悉的院門被銹跡斑斑的鐵鏈鎖著，我們只能從外面遠遠地望了望，里面墻面斑駁，雜草叢生，看不出當年繁華的痕跡了。兒子指著那一堆堆荒草說像聊齋呵。我猛然想起第一次進入父親辦公樓的情景，那個掩映在花叢中的米黃色的俄式小洋樓，上了幾級臺階進入大門，感覺突然涼爽下來，大堂里面高高的中庭，通透的玻璃窗，晃著我們的年輕模樣。走進大廳的那個時候，我和姐姐還在北京上大學，黑漆漆的長發伴著年輕歡跳的腳步。當時父親的辦公室里有幾個叔叔和阿姨，其中一個是時任黑龍江省文聯主席魯琪先生的夫人、著名女詩人劉暢圓，見到我們，她驚訝地喊了起來：程，看你的兩個女兒，像小蔥一樣，水靈靈的！

時至今日，我們的青蔥歲月有一部分已經埋在了這“聊齋”地下。時光飛舞，繁花落盡，那些過往的一切，好的壞的，都終將被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