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江蘇沿海中部有塊數萬公頃的濕地，在鹽蒿灘、沼澤、黃海的潮汐和浩渺的云天之間，潔白的仙子們每到冬季便來此棲息。這里是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世界現存共二千余只丹頂鶴中，每年有一半來此越冬。憑空便能想象，那種千羽翔集、引頸齊鳴的壯美景象。因平素喜畫白鶴，亦摹古本，但“紙上得來終覺淺”，便想從實境寫生中更好地把握丹頂鶴的神態。從上海至鹽城，再驅車向一百公里開外的丹頂鶴保護區駛去，一路上盡感水澤葦蕩的蕭然，開一道窗縫，便有絲絲寒意襲來。公路兩旁，排排防風林吐出星星點點的綠意，間或有幾只鳥，像撒落的紙片，很快消匿于無邊的空寂之中。途中我還了解到，這個保護區便是流行老歌《一個真實的故事》的發生地。車近保護區時，這支循環播放著的熟悉的旋律，即刻灌入耳中：“走過那條小河，你可曾聽說，有一位女孩，她曾經來過……”女孩名叫徐秀娟，從小愛養鶴，大學畢業后來到保護區工作。某一天，為尋找一只走失的丹頂鶴，不幸陷入沼澤，付出了年輕的生命。

進入保護區，首先見到的是人工湖里成群的野鴨和黑天鵝，還見到鐵網中孤獨的麋鹿。再往里，那間隔成許多獨立空間的巨形網罩中，有白色的精靈若隱若現地騰動。我快步向前，一片片雪羽，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優雅的舞姿和委婉的情致。那紅色的鶴頂如盛開的花翎，還不住地轉動優美的曲頸。間或以金黃色的長啄梳理羽毛，金雞獨立的站姿益顯頎長的身形。我隔著籠舍，掏出畫本，隨著筆線的流動產生各種造型：那拱肩回探的高冷，那昂首啼鳴的激越，那悠然邁步的閑適。或孤立一隅，如沉默的思想家；或結對相伴，宛若廝守的戀人；或三五成群，有如溫暖的家庭。最令我心動的，是兩只嬉戲的丹頂鶴浮云般交相躍起的一刻，它們翩然亮翅，雪羽臨風。若無鐵絲網罩的阻隔，它們定會凌空直上，飛向云際，那光景，應如劉禹錫的名句：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初春三月，本該是它們翔空遠游的季節，卻被強制扣留，鎖入籠中，成為人工飼養的寵兒，以滿足如我這等不趕趟的鳥類觀賞者。而濕地兩邊，分列著用寬長的木條搭建起來的梯形觀景臺，想必是為了每年的那場冬季盛會而準備的：從北方歸來的舞蹈家們，將棲居于此達數月之久。

對于丹頂鶴，這樣的寫生只能算是一種臨場體驗和淺層接觸。在我的審美中，鶴的自然屬性，總會不知不覺地讓渡給它的人文屬性。我對丹頂鶴的關注，隨著時光的推移，也開始傾向于它的多維層面，并視之為稀有的文化珍禽。

恍然記起歷年于江南各地的游訪中，有過多次與鶴的交集。

我曾多次去杭州孤山，北宋間吳越遺民林逋（字君復，人稱和靖先生）“梅妻鶴子”的故事，世人早已周知。孤山不僅造就了林和靖的處士高名，也使一雙白鶴、幾株梅樹成為高潔品味的象征。他是史上很有名的隱士，之所以隱而有大名，恐不出以下三個原因：一，真宗皇帝知悉林和靖處士高節后，特加賞賜，并關照地方官員經常慰問之。當時的杭州太守李諮，遵上意每年都向林和靖送去一些粟帛。林和靖死后，這位太守甚至一身縞素，親自扶棺為其送葬。宋仁宗聞林和靖卒，賜謚號“和靖先生”，士林莫不景仰。后來孤山一帶其他墓盡數遷出，唯獨林和靖的墓予以原址保留；二，范仲淹、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陸游、姜夔、王十朋等宋代大文人都極力推崇林和靖的高士風骨，自然難掩身后的盛名；三，部分原因出自他的名詩《山園小梅》，僅錄前四句：“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自古寫梅花的詩詞數不勝數，林和靖此詩尤其頷聯堪稱流播深遠的典范之作。即便揚名并非林和靖本意，但在這樣的強力助推下，不出大名也難！

有人可能以為凡隱而不仕者皆為“隱士”，實際上并不這么簡單。所謂“隱士”，并不泛指所有隱居之人，“須合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南史·隱逸》）。意思是說，沒有一定的文化素養、修為境界，你就算隱居起來，實際上和山里砍柴的樵夫沒啥兩樣。而“隱而不仕”之士，若非“高士”和“名士”，只能歸位于一種小我狀態，斷不能劃入“隱士”之列。況且從“隱士”中又分出一類人，是為“處士”，專指才德并馨、有機會做官卻從未做官之人，林和靖即屬這般人物。當然偌大個孤山，除了梅子，也不排除還有其他作物，否則，對二十年都沒邁入杭州城一步的林和靖而言，斷難自養。平日里，白鶴與林和靖常一前一后走在彎彎的山道上，像父子般形影不離。倘林和靖外出訪友，又恰逢有客造訪，家童便會開樊放鶴，林和靖遠遠看見鶴影便知家中有事，必棹舟而返。記得孤山之上，后人緊挨著林和靖的墓，又建了“放鶴亭”和“鶴冢”，周遭還栽種了成片的梅樹。古今不少“性好孤潔”之人，都喜歡到孤山憑吊林和靖這位大隱士，以寄心懷神往、仰慕不已之情。

記得南朝梁殷蕓在《小說》中寫到“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當年揚州城的繁華富庶，對于當地的經濟，必然產生巨大的消費拉動效應。去就去吧，無論煙花三月，還是月明中秋，都是暢游揚州的好時節。然以白鶴作為交通工具的想法，實在太過于詩意化了，以至蘇軾發出“世間哪有揚州鶴”的詰問。后來“揚州鶴”作為典故流傳了下來，意指追求完美卻無奈落空的人生憾事。

有那么幾年，我多次出差揚州，只是每次去，必先到“揚州八怪”紀念館這個存在感似乎并不太高的景點參觀。館內最吸引我的，是曾寄居于此的一代畸士金農的故居。七十之年的他，陷入了瓶罄寒涼的困境，只能棲身于原名西方寺（前身為隋代建于江邊的避風庵）的這座破廟之中。說到金農之才，舉凡詩、書、畫、印、琴曲、鑒賞等皆為大家，公認其成就遠高于更為知名的鄭板橋，居“揚州八怪”之首。故我以為把西方寺作為“揚州八怪”共同的紀念地，無疑和金農這個“坐標”有關。金農系錢塘富家子弟出身，一生未入仕。他“出游四十年”（《冬心集·自序》），遍走齊魯、燕趙、秦晉、楚粵等地，屬熱衷壯游的一代豪士。晚年雖貧，卻也有過賣文“歲計千金”的好日子，但他來錢隨手即散，亦非求田問舍、善于理財之人，所以到頭來還是返了貧。他寄居在西方寺的日子里，常以寫經、畫佛、打禪度日，過著錢米不濟的窘迫生活。且時有被世人以迂怪目之的放誕離奇之舉：“或共雞談，或歌狗曲，或養靈龜，或籠蟋蟀”（見袁枚《小倉山房詩集·題冬心先生像》）。為了維持生活，他不得不鬻畫賣字，卻也沒幾個人“識貨”，銷路很是不暢。實在拮據時，腆顏到朋友家蹭飯也是常有之事。

紀念館靠東有片假山亭池，池邊有塊美石，上鏤“鶴池”兩個紅字。這是金農的遺跡，當年他窮愁潦倒時，卻也不忘養鶴寄懷。孤山的鶴不愁吃，有偌大一座天然大食堂供養著，金農則不同，一座破落的野寺，“無佛又無僧，空堂一點燈”（金農詩），平日里也不見幾個香客。他沒吃的，等于鶴也沒吃的，金農心疼，遂吟出“我今常饑鶴缺糧，攜鶴且抱梅花睡”。這后一句，倒有幾分“梅妻鶴子”的意味了。據傳金農有過一個女兒，但嫁到天津后死于難產，娘隨女兒寄寓津門，也終老于當地。金農晚年娶了個啞妻，后又讓她返鄉，從此孑然一身，最后孤單地死于寺中，窮得連自己的葬資都未留下。所幸友人杭世駿資助、門生羅聘扶柩，才得以歸葬故鄉余杭的黃鶴山。

我嘆金農，晚年與鶴苦熬時日，死了找一歸葬地，竟還拋不開一個“鶴”字。

二

除浙江臨平黃鶴山外，江蘇鎮江也有一座黃鶴山，可謂山小景深。記得那天，我從北固山導航到達米芾墓時，已近黃昏。頗感驚訝的是，米芾墓離街衢很近，不消幾步路，就能看見米芾墓的入口。登墓址臺階約六十級，兩邊玉帶上坡石置列。墓門兩側有云朵紋大理石柱，以不規則的石塊鋪地。四米徑圓的墳包前，豎有一九八七年的立碑，上為啟功同年所書：“宋禮部員外郎米芾元章之墓”。

米芾一〇八七年來到鎮江時，被南山一帶風光吸引，大呼其為“京口佳絕之觀”，從此定居了下來。他在南山鶴林寺附近筑廬，并親題“城市山林”四字，而且一住便是二十載，基本囊括了他的中晚年。米芾最后的歸宿，雖然宋代史料中有先葬于長山和五洲山（均在鎮江）的記錄，至今并無遺址發現，但最終“葬于”或“移葬于”黃鶴山是確鑿無疑的。據傳米芾的父母也葬于黃鶴山（米芾祖籍今山西太原，后徙今湖北襄陽。米芾父字光輔，曾任左武衛將軍；其母曾以乳娘身份侍宣仁皇后藩邸，米芾也因此入仕途，補秘書省校書郎）。米芾父母晚歲遷居鎮江，想必隨兒子定居所致。

鎮江黃鶴山的米芾墓之所以被稱為衣冠冢，乃因曾發生米芾后人遷葬其遺骨至別地的事情。據查找相關資料，得知湖北襄陽、廣東清遠也有米芾和米氏后裔的墓葬。之所以和廣東清遠扯上關系，乃因米芾第十世孫米三奴兄弟三人從襄陽南遷定居清遠，創米氏清遠七百年血脈，還把米芾黃鶴山遺骨遷移清遠（尚未確詁）。

還有一件事，也足以反映米芾與“鶴”的緣分：米芾有一件于五十六歲時書寫的、被譽為巔峰之作的《舞鶴賦》。此賦為南朝文學家鮑照名作，公認為迄今為止寫鶴文字的經典之作，把優美生姿的白鶴，描繪得不可方物。米芾書錄此賦，屬于“優中選優”的一種再創作。據傳是為贈予宋徽宗趙佶特意書寫的，所以不敢馬虎，也不可能敷衍，必是代表自己最高水平的精品力作。此件米書《舞鶴賦》原藏宋皇室，后流入元皇宮，被奎章閣鑒書學博士、名畫家柯九思贊為“空前絕后”之作。考慮到米芾享年即五十六歲，即便不是米芾最后一件書作，按照作品的分量及寫于米芾生命最后一年這個特殊時點，稱其為“絕唱”未嘗不可。可惜真跡早已失傳，有拓本流傳于世。

至于米芾養不養鶴，不清楚，但綜合以上所提及的鶴林寺、黃鶴山以及米書《舞鶴賦》三個重要節點，米芾此生，尤其在生命的中晚年，實可謂趨瞻白鶴、緣分“不淺”。

再說幾年前的一個酷暑天，同樣在鎮江，平生第三次訪金、焦二山。焦山除定慧寺、抗英古炮臺、吸江樓、萬佛塔和鄭板橋讀書處等知名景點外，焦山碑林是我此番游訪的重點。這塊地界原系北宋慶歷年間鎮江太守錢彥遠所建的寶墨亭，明代擴為寶墨軒。清代以后，屢遭戰火洗劫，目前的建筑，系一九六二年于原址重建的產物。又將毗鄰的玉峰庵、槐蔭精舍、地藏殿等并入碑林，擴建為占地七千平方米的著名文化景點，且營造成曲徑回廊、濃蔭蔽亭、碑刻環壁的一座軒敞明凈的庭院。

倘要說到鎮館之寶，則非南朝梁陶弘景的《瘞鶴銘》莫屬。然而《瘞鶴銘》的傳世，實在是一件太過跌宕離奇的事。我曾反復研讀資料，才捋出一條大致的脈絡：梁天監十三年，《瘞鶴銘》被刻于焦山西麓摩崖之上，其文字自左向右排列，碑高八尺余，楷隸風格書跡十二行，每行二十三或二十五字不等。幾百年后的晚唐，因一次山崩雷擊而墜入江中。它們靜靜躺在江底竟達三百余年，直至南宋淳熙年間，因一次枯水季節的河道疏浚才露出水面，撈起后仍歸原處，引來很多名士前來觀瞻摹拓，視若珍寶。誰知幾十年后的元初，《瘞鶴銘》由于受到風化再度墜江，可以說，總共才九十七年的元朝，《瘞鶴銘》幾乎都沉在江底。十分令人驚訝的是，它還“順便”穿越了整個明朝。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瘞鶴銘》自打問世起，至清康熙年間再度打撈出水止，攏共一千二百年光陰，竟有八百年左右是沉在江底的，實可謂飽受歲月的剝蝕和江流的洗禮。

值得一提的是，一七一二年，謫居鎮江的前江寧知府、金石家陳鵬年自掏腰包雇人打撈《瘞鶴銘》，使得殘碑三度出水面世，經清理后存有完整字數八十一個，缺損字數十二個，共九十三字，后于定慧寺大殿左側建亭保護了起來。因全碑受損，字數難以確認，據說有一百八十一字抄本在定慧寺被發現后流于民間。然此次對于《瘞鶴銘》的打撈雖已盡力，卻并不徹底，直至上個世紀末期經考古發現，江底仍存四塊巨石，把它們打撈出來，成為學術界共同的心愿。于是，跨越二百八十多年后的二十世紀末，艱苦的打撈又一次開始了：一九九七年，鎮江博物館和焦山碑刻博物館聯合對《瘞鶴銘》殘石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考古打撈，發現了“欠”和“元”字，但距離一百八十一字的《瘞鶴銘》原文還差很多。二〇〇八年十月和二〇一〇年六月，有關部門再次組成考察隊對《瘞鶴銘》進行打撈，又打撈出“方”“鶴“化”“之遽”等殘字。為了助力打撈，船長八十點四米、寬二十五點四米、吃水五點四米、凈空高度三十六米、拖帶長度達到二百六十米的“勇士號”大型工程船，從上海馳援鎮江，運用GPS、超聲波、多波束水下地形測量等方面技術，共同參與了這次打撈工作。期間發生了巨石離水面一米時迸裂的險情……有人說這是一次“終結性”的打撈。

《瘞鶴銘》的碑石飽經滄桑，甚至還差點被擄掠到日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侵華日軍第十三師團炮轟鎮江南門，同時派一艘快艇直撲焦山，執行專為掠奪中國珍貴文物的所謂“金百合計劃”。他們此行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掠走中國國寶級文物《瘞鶴銘》。但一隊荷槍實彈的鬼子把收藏此碑的定慧寺上下翻了個遍，也沒有找到《瘞鶴銘》的蛛絲馬跡，最后只能罵罵咧咧悻悻而去。歷史將會記住定慧寺的一眾僧人，為了保護《瘞鶴銘》，他們提前一天把殘碑推倒，擇一山腳僻地埋入土中。在此，請允許我說出這位高僧的法號：雪煩。正是在他的指揮下，才使這次護寶行動得以僥幸成功。

說到《瘞鶴銘》的藝術成就，對歷代書法碑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北有《鄭文公碑》，南有《瘞鶴銘》，分別被稱為“北碑之冕”和“南銘之冠”，均屬摩崖石刻的曠世杰作。《瘞鶴銘》更被北宋黃庭堅稱作“大字之祖”，而黃庭堅那種筆勢勁拔、大開大合的書風即源自對《瘞鶴銘》的揣摩和體悟。此碑實為厚拙嚴整、縱放雄偉的藝術瑰寶，融北朝之奇肆和南朝之神韻于一爐，堪為帖學入碑的典范之作。康有為曾以詩化的語言，形容其為“龍奔江海，虎震山岳”，可以說《瘞鶴銘》確實代表了書法史上楷隸書法的最高水平。由此我們認為，這篇《瘞鶴銘》的書法史意義遠大于文學史意義，因為通篇文字，不過是哀悼死去家鶴的紀念性小品文，但至少曝露出一千五百年前，以閑云野鶴自比的山中隱士或士大夫階層已有養鶴的風習。劉義慶在《世說新語·排調》中，對西晉重要政治人物羊祜的描述是：“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放之今日，若有哪位高人逸士即便想養鶴，恐也無計可施，貴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丹頂鶴，早已“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我從未刻意尋訪“鶴跡”，然在江南一帶多年的游訪中，卻常與之邂逅，為之感懷，因為大多的“鶴跡”，實際上疊印著人跡、古跡和詩跡，能觸摸到古代人文和情感的脈搏。

不能不提及的人物還有陸機，他的遺言很特殊，沒提家產如何分配，也沒提后事怎樣安排、一生有何遺憾等話題，卻唯獨提到了“鶴唳”。我曾兩度訪謁上海最早的人文故跡、松江小昆山的“二陸讀書臺”。拾級而上，一座懸有海派名家程十發所書“二陸草堂”牌匾的建筑現于眼前。繞至屋后，又見“太康之英”的匾額，內里即為圖文展示“二陸”生平的場所。因華亭谷曾有陸機祖居在此，又系鶴鳥的棲息繁衍地，陸機、陸云兄弟倆于東吳國破之時，曾避禍隱居于此達十年。后來西晉頒出“隨才授任，文武并敘”的政策招攬人才，仍存“用世之心”的“二陸”先后赴洛，就此走上不歸路。

“二陸”到洛陽后，因陷入各種勢力的纏斗，和西晉社會普遍鄙視前吳投奔而來的江南才士的險境，陸機的內心時感苦澀。此處僅舉一例：成都王司馬穎的謀士盧志，當著眾人的面侮辱陸機：“陸遜（陸機祖父，丞相、華亭侯）、陸抗（陸機父親，東吳大將），是君何物？”古時公開提及別人父祖名諱，實屬有意冒犯，還稱人為“物”。陸機畢竟是東吳前貴，哪受過這般侮辱？于是忍無可忍、脫口用七個字直呼對方父、祖之名加以還擊：“如卿于盧毓、盧珽。”

陸機是“文曲星”，并非將才，更缺乏識人之明。被司馬穎引為平原內史后，滿心希望司馬穎能夠重振朝綱，復興晉室，平定天下。太安三年，一項引來殺身之禍的人事任命出籠了：陸機任先鋒都督，率二十萬大軍進逼京洛，征討長沙王司馬乂。表面上看，他得到了重用，實際上人多惡之。先是前文提及的盧志向司馬穎進讒，接著部下孟超不僅當面辱罵陸機為“貉奴”，還造謠陸機有謀反之心。戰事方面，陸機率部與長沙王大戰鹿苑，在諸將不受節制而大敗時，部屬王粹、牽秀等齊齊誣陷陸機陰有異志。司馬穎竟偏信偏疑，也不反省自己的用人失當，下令誅殺陸機并夷三族（他的兩個兒子和陸云同時被斬）。臨刑前的陸機還是一副詩人本色，遺言為“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當然是斷無可能了！后來“華亭鶴唳”這個詞語，被人引申為誤入歧途的典出。這個“唳”字，也幾乎成了鶴的專屬用詞。出土于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骨笛”，即由鶴骨制成。人們為了表達對鶴的喜愛，借吹奏骨笛模仿清越的鶴唳。“鶴唳于天”，實與“虎嘯于谷”“龍吟于淵”不同，更有別于狗吠、狼嚎或尋常的鳥啼，而具志存高遠、胸次萬端的寓意。

說起陸機去洛陽的那幾年，還是非常牽掛故鄉華亭的。為此他還養了一條名叫黃耳的犬，訓練得非常出色，能派上在洛陽、華亭兩地傳遞家書（見《晉書·陸機傳》）的用場。這條送信犬死后，據說也和主人陸機一樣（非同時），千里迢迢回葬華亭。宋人曾稱華亭為“黃耳冢”，華亭村南的“黃耳村”，即以犬冢而命名。若比照同為吳人、亦赴洛陽的張翰（字季鷹），陸機顯然不夠通透瀟灑：“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莼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晉書·張翰傳》），這便是“莼鱸之思”的典出。可張翰回得來，陸機卻回不來，確切地說，回來的只是今已不知所蹤的遺骸。

陸機在《文賦》中有“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那般的藻采飛揚，生命的結局，唯余一份以鄉井為念、含不盡之意于言外的哀吟，怎不令人為之扼腕？故而對于陸機，我們權當他就是一只白鶴，雖曾誤入塵網，卻終究是要浮于白云、鳴于九皋之上的。他的《平復帖》和《文賦》，雖系片紙之作，卻像兩枚潔白的鶴羽，穿過“云間”（松江古稱），垂于文史，成為我們共屬的文化記憶。

以上所記，涉杭州、鹽城、揚州、蘇州、鎮江、上海多地，皆不出古時“江南省”之范圍。江南這一帶的鶴址、鶴跡或以鶴命名之地，回想起來去過的還有不少，比如揚州的鶴池公園、泰州的仙鶴灣、安吉的鶴鹿溪村及慈溪的鳴鶴古鎮、上海的白鶴鎮等，均如前文所說屬無意間的邂逅，或于考察別處人文景點時的“撞見”。我只能說，我與“鶴”之間，未刻意，才見緣；才能在時光的沉淀下，引發我的回探、回味之情。

三

考古人員在殷商時期墓葬出土的器物中，即發現有鶴的形象。春秋時，以鶴為造型的青銅禮器近乎惟妙惟肖。河北的漢墓，也出土了不少漆器，發現當時的能工巧匠們，把鶴的形象描摹其間，形成生動、簡練而優美的圖案。可以說，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某種特定語境中，鶴絕非尋常的鳥類，而是往返于仙凡、天地間的獨特意象和靈性之物。《史記》說老子騎牛出關，登仙時馭鶴而去。東漢時奉老聃為道教始祖，尊為太上老君，仙鶴也隨之成為道教的仙人坐騎。道士們所穿的道袍即稱作“鶴氅”，元始天尊等神像旁均有仙風道骨的白鶴侍立。漢劉向《列仙傳》記載，王子喬由“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年后“乘白鶴駐（緱氏）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王子喬乘白鶴飛升，遂成流傳近兩千年的神仙典故。

還有很多寫鶴的筆記，以及各朝士人及典籍中大量的仙化記錄，皆突出了鶴與仙家的淵源。元人鄭元佑說：“古今文士稱鶴為仙禽，道家以鶴為仙驥，世之人皆言仙鶴。”這話實有其奇特的興味和概括性。每每談起鶴，人們所津津樂道者，總不外乎優雅之儀態、鶴唳之清越、心性之脫俗以及品性之高潔。明沈仕《林下盟》所謂“讀義理書、學法帖子、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等“十供”者，“聽琴玩鶴”便為一項，可見養鶴乃文人生活方式中高雅品味的體現。當然鶴的長壽意涵也十分令人青睞，被視為吉祥呈瑞的象征。晉葛洪《抱樸子·內篇》載：“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白居易《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寫道：“松柏與龜鶴，其壽皆千年”；《白氏六帖事類集》引《抱樸子》《相鶴經》等，以“鶴千歲棲于偃蓋松”“千載之鶴隨時而鳴”“生壽夭不可量”形容鶴之遐壽，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夸張的說辭。丹頂鶴雖為鶴類最長壽者，也就五六十年的壽長，實無法企及龜壽，但在鳥類生靈中已屬長命。這便要提到漢代名醫華佗所創的“五禽戲”，可謂世界最早的健身操，即模仿五種動物的形態以達到強身的目的，如虎尋食、鹿長跑、熊撼運、猿摘果、鶴飛翔等。后來清代的太極拳，雖然流派眾多，但在各種動作要領中，始終保留著“白鶴亮翅”這個著名的招式。由于白鶴所具有的美好形象及吉祥寓意，作為造型藝術的繪畫和工藝美術，自然不會置身其外。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于上海工藝美術公司所屬的工業中學畢業后，進入上海地毯總廠（現已轉制）一車間實習，見有不少以繪畫珍品如宋徽宗趙佶的《瑞鶴圖》、明邊文進的《竹鶴圖》《松梅雙鶴圖》、清沈銓的《雙鶴圖》以及古今各種“松鶴延年圖”為樣板的工藝掛毯，特別受用戶青睞。全廠手藝最精湛的一批織毯技師，便頻頻使之再現于繁密的經緯線上。一幅精美的羊毛仙鶴掛毯，織成需數月之久，自然價格不菲，依然供不應求，特別是攬了不少外貿訂單，創收外匯。由于對中國畫的愛好和對織毯工藝的學習需求，我常常在車間里就近觀賞技師們制作“白鶴圖”的情景，并虛心向他們請教。那種精細、繁密的工藝流程和高超手法，令我陶醉其中，成為當時還是小年輕的我為之牽懷的一樁賞心樂事。不怕人笑話，我還通過幾年實習，初步掌握了這門兩手并用、以女工居多的織毯技藝。這段下車間的經歷，尤其是與“鶴毯”的邂逅，至今都令我記憶猶新。

鶴的世俗意義及社會意義，在于昭示風調雨順、人壽年豐和國泰民安的愿景。所以明清兩朝均賦予丹頂鶴清正性貞、品格高尚的文化義涵。除了皇家專用的龍鳳標識外，鶴堪稱現實人間的“一品鳥”。一幅鶴立潮頭或巖石上的吉祥紋圖，取“潮”“朝”之諧音，寓意為宰相“一品當朝”；仙鶴在云中穿翔的紋圖，象征“一品高升”；日出時仙鶴翔空的紋圖，又暗含“指日高升”。所以古時用仙鶴這個僅次于鳳凰的第二吉祥鳥和一等一的文禽，作為一品文官的官服圖案。當然，鶴還含有為官清廉的寓意，比如“一琴一鶴”的典故（出自《宋史·趙抃傳》）。說北宋名臣、“鐵面御史”趙抃生活儉樸、不治產業，但有兩樣嗜好：彈琴和養鶴。他出任四川時，啥都沒帶，只一琴一鶴隨之前往，被世人傳為美談。后來人們用“一琴一鶴”指稱政聲清廉的賢吏。當然也有養鶴喪志甚至喪命的記載，出自《左傳》：衛懿公怠政，卻愛鶴如命。他的鶴不僅待遇高于常人，甚而“有祿位”。極品鶴食大夫祿，次者食士祿。懿公若出巡，鶴乘大夫車，位于隊列之前，稱為“鶴將軍”。后來狄人攻打衛國時，將士不肯用命，對懿公嚷嚷著說：你不是喜歡鶴嗎？那就讓鶴去打仗吧。結果可想而知：全軍覆滅、懿公被殺。這個例子，實屬古來養鶴者中的極端事例，可堪“玩物喪志（亡國）”的典型。另外，古代文人交游亦不乏互相贈鶴和交流養鶴心得的事例，就連國與國，也常以贈鶴作為國禮。《史記》有載：齊國派使臣淳于髡獻鶴于楚國，他倒是粗心，由于一路奔波，沒有看護好，這鶴竟在行進途中從籠里逃脫了。淳于髡這人口才極好，拜見楚王后，找了種種理由為丟鶴開脫，最后也得到了楚王的諒解。此事從一個側面證明，鶴在當時確乎有超乎尋常的地位。當然人們若說“焚琴煮鶴”（典出宋胡仔《苕溪漁隱叢前集》引《西清詩話》），則意指暴殄天物，沒有對美好事物加以憐惜。至于“鶴立雞群”的比附，則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鶴作為珍禽所具有的天然優越性。

就目下而言，貴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鶴，自然與一般動物有所分別。或有人會拿“雁”與鶴作比，不是沒有道理的，我甚至以為，“雁”和鶴還有某種文化意義上的交叉、重疊關系。提“鶴”不提“雁”，總覺得稍欠完整。在文學的某種向度上，“雁”出現的頻率并不亞于鶴，這和古人常賦予“雁”懷鄉戀舊的特定角色和意象符號有關。雁的高飛或遠去，牽動著人們離別的情愫，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地理山川與人的情感的紐帶。越是寥廓、邊遠，就越能牽動人的思念、盼歸和傷感。諸如“雁山、雁湖、雁蕩、雁門、雁塞、雁丘、雁岫、雁浦”等地名的設置，便是這種別離意味很濃的“雁文化”的體現。至于《詩經·小雅·鴻雁》中的“鴻雁于飛，哀鳴嗷嗷”；《胡笳十八拍》中的“雁南征兮欲寄邊心，雁北歸兮為得漢音，雁飛高兮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陶淵明《雜詩·四首之三》中的“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和梁武帝蕭衍《代蘇屬國婦》中的“或聽西北雁，似從寒海湄。果銜萬里書，中有離土辭。惟言長別矣，不復道相思……”等優美哀婉的詩句，都把“雁”定位為一種相愛相思、背井離鄉和漂泊異鄉的象征。但話又說回來，“雁”與“鶴”的所指和內涵畢竟有所不同，“雁”的特定性較強，指向性較明確；“鶴”則顯得更超脫，更為博雅宏通、更富文化意涵。

可以說，鶴既是切實可感的，又充滿幻想色彩。既與世俗社會相滲透，又標高于文化和精神領域。在馬王堆出土的帛畫中，人首蛇身的女媧周圍，畫有六只仰天而唳的仙鶴，表明鶴在漢代即已進入仙籍之列。中國古代對鶴的重視以及鶴文化的發達程度，在國際上也是罕有其匹的。比如在埃及尼羅河邊發掘的、比中國漢朝還早的墓葬中，也發現了人鶴相間的圖案，但當時埃及人養鶴的目的，乃為滿足食用和祭祀神靈的需要，并沒有發展出像中國這樣博大而精致的鶴文化。

至于古人于鶴豢之有年，因鶴死、鶴別、鶴飛離，自然會情動于中而哀于言。比如曹植寫道“雙鶴俱遠游，相失東海傍。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可謂語調凄美；崔顥的“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亦可稱空靈而神傷；杜牧的《別鶴》“聲斷碧云外，影孤明月中”，魏樸的《和皮日休悼鶴》“風林月動疑為魄，沙島香愁似蘊情”等等，皆屬悼鶴文字。清侯方域在《陳將軍二鶴記》一文中寫到：“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視鶴為“高人隱士”，可見其在文人心目中，鶴已遠遠超越它的自然屬性，成為一種超然而深邃的人文靈跡和響亮的精神風骨。至于人之命終或遠游，也往往被稱作“駕鶴西去”或“杳如黃鶴”。而在所有的藝術美域中，凡鶴的形象一出現，便自帶三分道骨、七分仙氣。按我的解讀，“道骨”者，乃指丹頂鶴的骨骼強度是人類骨骼的七倍，它在遷徙之時，這份強度足以支撐它的長途奔波。而丹頂鶴飛行時，常排列成巧妙的楔形，使后面的飛鶴能夠依次利用前者扇翅時產生的氣流，借力使力，以完成更持久、安全的飛行。這股美妙的“氣流”，不正像一股“仙氣”嗎？它的這種氣息和氣場，實為其他飛禽所不可替代。

我無意中途經或邂逅的這些鶴址鶴跡，在今日看來，更像是一團曼妙的氣云、一種靈動的神韻，以至于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我的眼前總會出現它們奮翮沖霄、連翩直上的圖景。我甚至還畫了一幅畫，是一古代人物，張開了寬袍大袖中的雙臂，在一只白鶴的引領下，竟也模擬起了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