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蒙蒙細雨之中到達，撲面皆是華東。合肥我不是第一次來，而是第一次進入。此前，有一次去九華山，乘飛機至合肥機場，旋即又趁著黑夜去九華山，那是我尋求安慰的一段旅程，也是一種經(jīng)歷。中年之后，我忽然覺得，每一個人一生之中，總會有至暗時刻和非常磨難，而空明的宗教和純粹的旅行，可能是最好的療愈方式。那一次，在九華山，看到了地藏菩薩的真身，也淺薄見識到了九華山的雄秀、神奇與玄妙，當然還有秘密的光照。很多年后，我又繞道南京，去了一次九華山，在山上的清冷與葳蕤之中，靜心感受自然乃至自然之中的佛廟，給人的那種幽深的神意的籠罩與蕩滌。

這一次去合肥，也是旅行，而且很短暫，猶如潦草針腳與碎亂思緒的雨，在我出機場的時刻，就肆無忌憚地漫卷而來，細密的針腳好像在縫補大地的裂隙。同時我也發(fā)現(xiàn)，合肥初冬的夜間，也有著一種別樣的氣息，既有北方的硬，也有南方的軟。硬的是風，以及人在其中的清爽與粗礪感，軟的也是風，粗礪之中包含了細密的軟糯與靈秀。與接我的詩人木葉聊起詩歌，他是我多年故人，第一次在通遼去科爾沁的旅程中見過，同行幾日，還同睡一個房間。彼此之間的感覺，有些融洽，也有些不相茍同的別扭。

但詩歌無疑帶有通靈、通神的性質，首先都是寫詩的人。相對于諸多的先賢圣哲，學貫中西甚至人類文化和精神史的大詩人，我這類寫詩的人，只是一個小跟班，甚至是一個照葫蘆畫瓢的模仿者而已，這種自我定位，我以為是恰切的。這么多年以來，我從不看重所謂的“詩人”或寫作者的身份，寫作是一種極其高級的活動，而不是寫詩就是詩人，寫文章就是寫作者和作家。納博科夫《文學講稿》中說：“文學是創(chuàng)造，小說是虛構。說某一篇小說是真人真事，這簡直是侮辱了藝術，也侮辱了真實。其實，大作家無不具有高超的騙術，不過騙術最高的應首推大自然。大自然總是蒙騙人們。從簡單的因物借力進行撒種繁殖的伎倆，到蝴蝶、鳥兒，動植物的各種巧妙復雜的保護色，都可以窺見大自然當中無窮盡的神機妙算。小說家只是效法大自然罷了。”

而效法大自然，這個觀點與中國的“道法自然”不謀而合。盡管如此，我覺得自己所寫的詩文，都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然之法”，如果勉強算，那也只是一個亦步亦趨的跟從者而已。而木葉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詩人，他走的是自己的詩歌之路，無論從形式還是詩句，包括意象的創(chuàng)造和詩歌整體上的精神性等。從機場到市區(qū)的路上，我們聊了很多，都是關于詩歌寫作的，我強調的觀點是，不是詩歌有什么問題，而是詩人一定存在問題。木葉大致是贊同的。興致正高的時候，目的地到了，細雨仍在繼續(xù)，把合肥路邊諸多的法桐也淋得有些僵硬或者兀自入迷。原本要再喝點酒，但我實在不能喝了，人到了五十歲的年紀，肉身一再提出警告，從前以為強如鋼鐵，不可一世，自以為完好，但在各種醫(yī)學儀器之下，已經(jīng)變得如破敗棉絮或者千瘡百孔的老架子車一般。索性只吃了幾只餃子，加上醋，味道讓我想到河南乃至整個北方，有一種溫暖與妥帖之感。

合肥的夜晚，靜得只有自己，也可能是住處僻靜的緣故，倒也覺得，處在鬧市之中能夠有一個安靜的環(huán)境，而且是一個人獨處，這樣的時光中年之后就非常難得了。古人說，靜能生慧，躺在床上，有點想寫詩，但又無法下筆。只好看著烏黑的窗外，以及遠處鋪展的輝煌的燈火，我想，燈火之處，便是人間，燈火深處，更是人間的生活。窗外的草木茂密，看不清楚到底有哪些種類，但草木垂顧的地方，一定土質肥沃，也一定是生靈密集與蓬勃之地。人說人和草木同氣連枝、互為比照，端的是偉大、確鑿的說法。《黃帝內經(jīng)·靈樞·歲露》中說：“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古來人們就以為，人和一切，哪怕一顆露珠，也都是天地造化的奇跡，同時也與天地萬物相比照和呼應。《莊子·逍遙游》中說：“夫草木之蕓蕓，豈獨人而已哉？”身處靜謐的夜晚，而且是外省的合肥，陌生之感是有的，而最隆重和入心的，則是“淡泊”“自在”以及“空明自在”。

次日天晴，陽光有些溫情，也有點熱的感覺。白晝的合肥坦然、豁然，一派明媚。雖是冬日，但也透射著一股漫天漫地的清朗之氣。這一座立于南北之間的城市，南淝河和東淝河合稱，也是“合成”之地，當年苻堅的前秦在此兩次遭遇慘敗的戰(zhàn)爭，便是有名的“淝水之戰(zhàn)”。苻堅、謝玄、桓沖等人在此創(chuàng)造的歷史，至今為人津津樂道，“草木皆兵”“風聲鶴唳”“投鞭斷流”等成語由此誕生，為后來者寫文狀物，提供了極其簡略的概括詞語和“典故”。而在此之前，“構木為巢室，襲葉為衣裳”的華夏第一人文始祖“有巢氏”，開創(chuàng)了人類建造房屋用以休養(yǎng)生息之先河。而項羽的九江王國，盡管只是曇花一現(xiàn)，可因為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而使得這個失敗的千古英雄，至今為人念想不已。項羽身上所體現(xiàn)的英雄主義及悲劇性，是典型東方式的，他的失敗并非不會用人，而是性格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似乎從西漢的劉邦開始，歷來成王敗寇的斗爭，都是知識分子始終斗不過無賴，貴族難以取勝流氓的傳統(tǒng)。

合肥市區(qū)的外觀，大致與其他城市無異，當代城市的發(fā)展，是一個由一時興起到規(guī)整有序，再到強調特色的過程。坐在車上，可以看到，丘陵崗地、低山殘丘、低洼平原構成了這座龐大城市的原初地形地貌，這令人聯(lián)想到古中國的外在特征。河南、安徽、河北、山東、陜西部分地區(qū)，構成了中原文明的底色。神奇的河圖洛書、《易經(jīng)》、有熊氏、盤古開天、三皇五帝、女媧摶土造人乃至國家的最初形態(tài)的締造，由此而蔓延開來的中華文化，其特有的原創(chuàng)性、奠基性和開放包容姿態(tài)，使得中國這一實體和概念越來越廣闊、寬大、深刻、獨特與雍容。距此不遠的淮河與秦嶺一起，被稱為南北分界線，氣候這個東西很神奇，總是以無形的方式，進行著強大的運作。

河流與山脈及其流集而成的灘涂和盆地、淺丘與低地等，是人類逐河而居、擇良地而棲的理想家園。但對于我個人而言，在合肥，第一個記起的人，好像是包拯。這一位先輩（先賢圣哲皆如是）在民間吃水很深，我小的時候，就聽村里的老人不斷講他的故事。嚴格意義上說，是傳奇。《宋史》的記載反倒很是簡略，“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鍘美案》《貍貓換太子》《陳州放糧》等各種流派的戲劇，以及后來的電影、電視劇等，對包公這一文學形象的宣揚無所不用其極，早些年，我在西北之地，金超群、何家勁等人主演的系列電視劇《包青天》一時間萬人空巷。在我家鄉(xiāng)河北太行山中，就連大字不識一個的農人，也都知道包拯可以晝審陽、夜審陰，并且牽強附會地說，包拯和寇準、八賢王等都是忠臣，也都幫著楊家將說話，為了大宋江山而殫精竭慮，奮不顧身。而且，說的時候，每一個人都頭頭是道，津津有味，眼睛里迸發(fā)著神奇、欽敬與贊慕之光。而且堅信，包拯之所為，全然真實不虛，并非演義和虛構。他們說，包公剛直不阿，對咱們老楊家很好。包公和龐太師那些奸佞是死對頭，一心為了朝廷，還當過宰相。

如此等等，都是民間演義在起作用，而民眾最喜歡的，就是這類的夸張、牽強附會與勾連生發(fā)。包拯在民間儼然神一般的存在，其傳播深度和廣度，遠超狄仁杰、海瑞等同一類別的歷史清官形象。另一個則是李鴻章，他生于合肥的磨店街道。李鴻章為清末“中興四大名臣”之一，也是洋務運動代表人物，西方人以“東方的俾斯麥”譽之，其當世爭議與后世爭議似乎至今沒消停過。慈禧言其為“輔佐中興，削平大難”“匡濟艱難，輯和中外”之能臣，梁啟超著《李鴻章傳》，對其大加褒獎，不吝美詞好言，可謂至極。而特立獨行的辜鴻銘則批評說：“長江下游的中國人，像蘇格蘭低地人一樣，機靈、精明，是講求實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勞，貪婪鄙吝——比如李鴻章帶有蘇格蘭低地人機靈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個便士’或中國所謂‘碎銀’看得極重。”

歷史總是有著自己的特定語境，至于當時真實現(xiàn)狀，唯有當世人才能看得清楚，用之者當然應予贊美，不利者則悍然反對甚至唾棄。歷史也從無定論，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書寫者的價值判斷和個人趣味。歷史是歷史書寫者的態(tài)度和看法，并非歷史之歷史。這句話說起來似乎有些拗口，但事實應當如此。嚴格意義上說，所有的歷史都只是其創(chuàng)造者和經(jīng)歷者的時間和時空“感受”，不可能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如湯因比所說：“我也對歷史事實感興趣，但并非對他們本身感興趣。而是把它當成線索來探究其背后的東西，探尋神秘宇宙的本質和意義。”（《人類的明天會怎樣？——湯因比回思錄》）

湯因比的“探尋神秘宇宙的本質和意義”，顯然是當下年代的顯著特征，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從根本上超越了人們的預想。去參觀量子計算研究所時，盡管對量子計算及其諸多的門類有所了解，但我還是震驚了。量子的定義是，“一個物理量如果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單位，則這個物理量是量子化的，并把最小單位稱為量子”。

關于“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單位”，我覺得這一定義可能為時尚早，只是在表達和確認人類科研目前的最新成果及其認知。在這里，我不由得想到“微塵”這個看起來有些詩意的詞語，量子最小，而人類也是宇宙之最小；人體的最小是細胞，細胞的最小是分子。在物理學當中，分子再往下分是原子；原子再往下分就是電子和原子核，原子核又可以分出質子和中子，又可以分成夸克；夸克之后還有亞夸克；在亞夸克的下面，是一種場。

這個“場”又是什么，可能還可以再往下分，甚至是無窮盡的。在量子面前，人類有些自謙意味的“微塵”自稱還是一個巨大的單位，相對于量子、夸克，還是有些自高自傲的意味在內。其實，地球都不過是宇宙的一粒微塵，人在其中，連夸克都算不上。我猛然覺得，人生真的很空茫，我們以為偉大和不朽的，在宇宙和物質的神奇面前，其實都不值一提。這令人沮喪，也叫人警醒。瀏覽之間，我驚嘆，也只能驚嘆，對于科學技術，我是門外漢，關于最新科技，大都屬于道聽途說與自我能力上的想當然，并不十分了解，更不確鑿。

科學技術的細分及其探索，我總是感到恍惚，同時也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甚至整個人類都是茫然無措的，也都在“物質”面前無足輕重。普凡大眾只是在科技面前歡呼，運用，并且?guī)е环N炫耀的心理，但事實上，我們對萬物的本原和規(guī)律等越是清晰，人類的命運可能會越來越受其左右，甚至被反制。

這個世界太過奧妙、神秘，它的存在似乎是一個巨大幻象，但處處堅硬，可觸可感，絲毫不覺得虛無。可宇宙和地球，乃至人，以及人的一切，看起來都那么實實在在，丁是丁卯是卯，可其中的“虛空”部分，即人眼難以看到的，又是那么多，而且充滿各種匪夷所思的玄秘主義。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認為宇宙是虛無的。佛家的《金剛經(jīng)》中也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我的理解是，宇宙本是空無的，虛空一片，并不存在什么實質性的物質。而佛家所謂的“相”，是指一切事物存在和顯現(xiàn)的特征。兩者之間似乎沒有關聯(lián)，但似乎又有些聯(lián)系。

人總是在不斷地刷新對宇宙萬物的認知，借助更多的工具，使得“身外身內”的一切逐漸顯形，并為之命名。我倒以為，人類的探索沒有止境，也不可能有盡頭。相比量子計算和量子光學等，我更在乎量子力學和量子糾纏。關于量子糾纏，人們對它的定義是，“當幾個粒子在彼此相互作用后，由于各個粒子所擁有的特性已綜合成為整體性質，無法單獨描述各個粒子的性質，只能描述整體系統(tǒng)的性質，則稱這現(xiàn)象為量子纏結或量子糾纏”。

這個定義令人似懂非懂，充滿不確定性，甚至無法表述“量子糾纏”的真正含義。應當說量子糾纏的詭異性決定了它的科學性，盡管，量子糾纏是由“EPR佯謬”推導出來的，而EPR則是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和羅森三位科學家名字的首字母。

量子糾纏的發(fā)現(xiàn)，甚至證實了世上原本存在的諸多詭異、荒誕之說的正確性，比如，吸引力法則、千里托夢、第六感、預兆等存在的必然甚至神秘性。也從科學的角度，證實了老子“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等哲學層面上的論斷的正確性。萬物之間肯定時刻有著某種緊密而且極其秘密的溝通和聯(lián)系，無論距離、時間，也無論特征、原理等等。因此我以為，量子糾纏乃是人類迄今為止最為智慧的科學發(fā)現(xiàn)，量子糾纏證實了“情志”“意念”等虛無之物的實際存在及其可感性，甚至，它有可能改變從此之后人們認知和掌控事物的理念和方法等。

在安徽省量子計算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科大訊飛公司的參觀，改變了我對合肥的概念式的理解。此前，我以為合肥是一個農業(yè)城市，其他都是點綴，而量子計算包括AI在內的研究及其成果，使得合肥忽然有了一種當代和前沿的意味。我也相信，這種科技的研究，不僅使得中國的量子力學、光學、計算等方面的研究漸漸雄長，也使得這座城市具備了奇異的光亮。就此，我在網(wǎng)上搜索到一條消息說，“記者從安徽省量子計算工程研究中心獲悉，截至1月15日上午10時，我國第三代自主超導量子計算機‘本源悟空’已為全球用戶成功完成33871個運算任務。全球60多個國家遠程訪問‘本源悟空’人次突破35萬次。（《科技日報》2024年1月15日電，記者吳長鋒）”

在合肥的夜間，與幾位同行的朋友聊天。其中的俞勝，乃是多年好友，其近年來在小說上的發(fā)力和成果，令人矚目。我也覺得，文學創(chuàng)作，可能還是小說能夠包容更多，尤其是我們這個時代，人心的復雜性與精神的深廣性等。李云是詩人，同時小說和劇本也叫人嘆服不已，事實上，每一個寫作者都不應當是單一的，一個文學體裁操持久了，可能就會越來越窄小甚至自以為是。文學的本質是敞開的。趙宏興晚上來見大家，閑聊之余，我也衷心地夸贊他是我最為佩服的刊物主編之一，這個年代，不在于我們做什么，而是有自己基于整體性的判斷之后，堅持的自我主張。趙宏興之前寫散文詩和散文等題材，近些年的小說雖然量不太大，但好的作品，都是以一頂百的。徐迅是我的散文老師，當年教育我甚多，我也從他的作品中，獲益至今。小說家余同友也是多年故交，其作品也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極為扎實。

也沒想到，會遇到魯院同學高鵬程和杜懷超，2013年在北京魯迅文學院，我和高鵬程都是學習委員，兩人感情甚篤。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作品自不必說，性情極其柔婉、真誠。這些年，我們也斷續(xù)見過幾次，但也極為有限。可在我的內心，始終把他作為胞弟看待。杜懷超是一位散文家，其作品搖曳多姿，語詞極為茂盛，近些年來的成就也堪為翹楚。此外的陳先發(fā)，起初無意中讀到他的詩頗為驚艷，因此，有一段時間尤其關注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他的寫作特點就在于其詩句所能抵達的生活深度和精神深度，用一種回旋切入的方式，賦予了詩歌應當具備的哲學意蘊及其發(fā)散性。我也以為，優(yōu)秀的詩歌不需要過分闡釋，評論家的各種賦予在很多時候不是在加強，而是在減弱。胡竹峰早聞其名，見其人，儼然翩翩才子者也。一伙人坐在往桐城的車上，心情安然。沿途都是初冬，大地開始寥落，但密集的村鎮(zhèn)，使得江淮之地一派當代的模樣。

所謂當代，我以為就是“我們所在的年代”，而不是釋義中“過去的那個時代”。今天的中國，無疑是最好的一個時代，主要體現(xiàn)在，大地對人的包容與妥帖的安置，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安全感與溫暖感。這可能是人類最基本的要求。沿途的車輛不是很多，馱載貨物和人的車輛，呼嘯而去或者呼嘯而來。由此，我也覺得，人畢竟是物質的，物質構成了人的俗世生活，基本需求甚至尊嚴，物質往來越多，則更顯得繁榮與多彩。正如康德所認為的那樣，人的美好生活應該是理性的生活，人們應該按照理性原則行事，追求道德和智慧。不僅要有物質上的富裕，還要有精神上的充實和滿足。

桐城就要到了的時候，我內心有些激動，激動的原因，源自“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和劉大櫆等人的發(fā)軔，后有姚鼐等人為其賡續(xù)。《清史稿》卷二百九《列傳》說，“其（方苞）為文，自唐、宋諸大家上通太史公書，務以扶道教、裨風化為任。尤嚴于義法，為古文正宗，號‘桐城派’”。無論戴名世、方苞、劉大櫆還是其后世扛鼎者姚鼐，其理念“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以程朱而上接孔孟；以唐宋八大家為圭臬，上接《史記》《左傳》之文統(tǒng)。這種復古主張的文學流派，固然限于其當時環(huán)境之原因，然其中也有強烈的排他性和門戶之嫌。

文學創(chuàng)作是要開放的，不拘一格的，倘若畫地為牢，唯我獨尊，便有了封閉甚至孤芳自賞的種種嫌疑，對其自身的發(fā)展進步絕無益處。正如福克納所說，“對于自己寫的東西，絕不能有滿意的時候，總是會有改進的余地，總是要追求自己力所能及的更高目標。不要滿足于比你的同輩或前輩好一些，要寫得比你自己好一些”。可以明確看出，“桐城派”形成及其發(fā)展，多囿于外因，有清一代，大抵是文化、思想和信仰上極為逼仄的一個時期，戴名世及姚鼐等人的主張，既反映了古代知識分子精神出路狹窄，作詩為文空間不足的實際，又有在視野和胸襟上被轄制的無奈。但無論怎么說，“桐城派”之上接孔孟之道的理念，我是認同并且贊許的，不僅他們的年代，即便現(xiàn)在，適度地回到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和老莊及孔孟的道統(tǒng)，可能對增強當代文學的原創(chuàng)性是有所裨益的。

他們都是先賢，有著古代知識分子的風骨和操守，也有著濟世安民的俗世理想，作詩為文乃至作畫，其實是他們內心和精神的另一種表達。而桐城派的形成及其源遠流長，實在是一個奇跡，也足可效仿與推崇。由此，在參觀的時候，我的內心仍舊是激動的，也覺得，方苞和姚鼐等人在百年之前，尤其是世界面臨巨變之際的詩文創(chuàng)作，當是彼時一個有著燦爛光華的奇跡。

不才如我者以為，這種奇跡應當加以延續(xù)，尤其在我們的年代，并非要復古，也不是封閉，而是在開放包容，兼容并蓄之中，重新對中國的古文傳統(tǒng)加以審視、借鑒和發(fā)揚。很多年來，我以為，不僅在文學藝術上，我們在“西”的路上走得太久了，盡管也有諸多的燦爛與豐收，但傳統(tǒng)上的缺失，使得中國文脈有些落花流水、西風殘照之感。呼喚一種體現(xiàn)中國氣派的大的胸襟、氣象和境界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與其成果，大概是需要更多人來實踐的。文學按照西方的四分法久矣，學“西”也學得太久了，以至于沉湎，甚至將之奉為不二之法，我覺得是不夠科學的。

王國維《人間詞話》說：“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chuàng)調之才多，創(chuàng)意之才少耳。”這句話放在當下依然合適。也覺得，在中國文學批評之間，王國維乃是真正結合中西的大家。只可惜，如此人杰，于今少之又少矣。

細雨之中，游覽著名的六尺巷，想到張英，這個人的做法，其實反映了民眾之間互謙互讓的美德。我們家也經(jīng)常遇到這樣的事情，但并非張英所說的“讓他三尺又何妨？”，很多民眾在日常生活的矛盾和沖突中卻不是自我覺醒使得你讓我退，而是得寸進尺。這也說明，彼時的桐城民眾，道德修養(yǎng)極高，至少是明理知世的。張英還有一個比他聲名顯赫的兒子，那便是雍正和乾隆時期的重臣張廷玉。張英詩中的“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倒是體現(xiàn)了一種大的胸襟和氣度。其子張廷玉主修的《明史》，也是其畢生功績之一。

桐城之地，大別山東段余脈逐漸走低，丘陵扇面展布，傾降平緩；平原阡陌縱橫，素來為“七省通衢”。大山與江河，丘陵和平原，使得這一片地域得天地自然之靈氣，江河山脈之雄魄，當然人才輩出。其街道規(guī)整有序，干凈整潔。并且，桐城的飯菜也間雜了南北之味道且還有獨創(chuàng)。孟德斯鳩說：“氣候的權力強于一切權力。”我以為是正確的，很多的人和事物的秉性、趣味乃至其生長與存在的狀態(tài)和規(guī)律，都是氣候在起作用。桐城，包括其臨近的安慶，近代以來的人才、雄才與偉才，一時間世不二出，僅科學家就濟濟滿堂。

匆促幾天，對于我來說，收獲卻是頗豐的。人在大地上行走，其本質上是致敬自然，是向天地之間的人間表達愛意的。合肥和桐城，我都是第一次來，以至于離開時候，心里是有些不情愿的。然而，人在俗世之中，最需要的，可能是完成和恪守眼前的生活。由桐城去合肥新橋機場的路上，安徽大地平坦遼闊，途中所見之草木，黃色或者紅色，在逐漸變陰的天空下，以自我的姿態(tài)懸掛和搖曳。忽然想起李白《同吳王送杜秀芝赴舉入京》中的詩句：“秋山宜落日，秀水出寒煙。”初冬的安徽大地，空氣清冽，煙雨空蒙，在村鎮(zhèn)和城市、曠野之間無限延展，且充滿了新鮮與粗礪的意味。此等情境，我也不由得想起了王陽明《立春日合肥道中短述》一詩：“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晚生。野塘水輕綠，江寺雪初晴。農事沾泥犢，羈懷出谷鶯。故山梅正發(fā)，難寄欲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