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口“三義”
友人之邀,重慶小聚,恰逢周末,山城沸騰,樓江相映,一派繁華景象。滿鼻誘人的麻辣,滿耳歡樂的笑語,滿目人潮的涌動,即使是步行亦儼然無法自由進退,雙手自然而然地保護著身體以免被撞到或是碰到他人,被前擁后擠的人流推著前行。友人大聲地對我說:“當下網紅就是這般火爆,若兄想尋個安靜之處,不如順長江上游走走,有一義渡古鎮頗有意趣,如何?”
“義渡古鎮?聽此名定有故事。”
友人笑道:“要得!”
“義渡”,崇德向善的義舉之魂
雖然“義渡”只是一種“小小的行善”,但大渡口人民記住了那段“小善大義”的歷史,作為一種精神,代代延續著、傳頌著。
坐在車上友人并未向我介紹山城夜景,而是講述著大渡口——“義渡”的故事。
所謂義渡,就是免費渡行人過河的船只。在沈從文的小說《邊城》中,主人公翠翠的爺爺就是做義渡的,他每天載人過河,不收取任何費用。而從史料記載得知,義渡最早出現在宋代,真正興盛是在清代。清人入關之后,政局穩定下來,義渡慢慢興起;到了乾隆時期,義渡事業達到頂峰。
在北京從來沒有聽過“義渡”這個詞,為什么會在南方出現“義渡”?
南方長江水域河湖多,蜿蜒曲折,再加上降雨頻繁,經常給行旅造成不便。官渡不能遍布各地,是“義渡”興起的一個原因。再者,官渡多設置在交通要道,而在一些人口眾多但偏僻的地方,卻沒有官家的渡船,一些以牟利為目的私渡又價格太高,這就為“義渡”的出現提供了條件。最重要的一點,民間積德行善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有著公益慈善之心的鄉紳,富有后,便愿意拿出一部分錢資助“義渡”事業。
任憑汽車在江邊飛馳,岸邊風景五光十色,我們談興正濃。“在民國《巴縣志》中曾記載,清朝乾隆年間,大渡口‘義渡’已成風尚,人稱義舉,慈善已成風氣,鄉紳紛紛出錢。清道光時,有鄉紳捐錢置船二艘雇人推渡,1867年正式命名為‘義渡’。在清朝時可以如此有情有義,說明當時的社會風尚人心向善,富不強橫,好善樂施,多愛美名。當下的人們或許認為這‘義渡’是件太小的小事了,但當時對兩岸的百姓意義重大。”
“義渡”是仁義之舉,所以流傳下來了。
也并非一直如此。斷斷續續的,流氓地痞加無賴,官者見利忘義,數次廢除義渡歸為己有。但是大渡口的義渡精神已經根植于百姓心中,至今在傳承。歷史上大渡口區境內曾數次設立義渡。如1899年,在九宮廟有一殘碑,記載:九宮廟因設廟會,修橋補路所余金銀租米,屢生弊端,巴縣正堂張判將所剩財物,購船一只,雇船夫一人,以食米一斗五、工資錢六十文,于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正式義渡。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跳磴鄉濟米義渡會在龜亭溪捐置木船一只,設義渡,每年給渡夫薪資。1927年,縣人張姓在吊二咀(今釣魚嘴碼頭)捐置木船兩只,設義渡。1939年,珞璜和白沙沱民眾捐募置田業30石,木船兩只,設義渡。
“兄弟你對義渡如數家珍,莫非……”
“我是大渡口人。后來父母調到渝中區教書,我十歲才離開大渡口。爺爺奶奶和父母,經常談起大渡口的‘義渡’。在大渡口區博物館,有一塊刻于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的石碑,保存完好。碑文記述了巴縣跳磴鄉濟米義渡會在龜亭溪捐置木船設立義渡的史事,對‘義渡’管理的規定,在維護鄉村秩序、道德風俗等方面有一種正效應。”
“我對義渡的管理規定很感興趣,有這方面的資料記載嗎?”
“有的。記得在三篇文章里讀過。”友人說著翻看手機。我接過手機,一則《義渡定章》映入眼簾:“一個姓丁的知縣發的告示,為義渡的管理規定。具體內容明了:每年冬月(即農歷十一月,以下均指農歷月份)、臘月(十二月)、正月(一月)和二月,每運載三十人過江收取制錢二文。每年九月十月和第二年的三月四月,每運載二十人收取制錢三文。每年的七月八月和五月六月,每運載十人收取制錢七文。來往客人應遵照此規定給錢渡江,如有不遵守的情況,送官府追究。”
“這是收錢的呀,不算是‘義渡’吧?”我疑惑地問。
“‘義渡’,分為兩種,一種是前面所說,不收費的,這是另外一種是收費的,但收得少,半收半送。義渡定章,就是規定,主要解決的是渡江運價不可亂漲價的問題,扼制強取豪奪,是對渡口進行有效管理,它規定了不同季節時的運價,是根據長江水的枯榮把一年分為三個季節。其中寒冬和初春時節水量最少,此為長江的枯水季。最熱的五六七八月水量最大,此時是長江的豐水季。介乎這兩者之間的時期水量不大不小,是長江的尋常季。枯水季便宜,豐水季價高,而尋常季則比枯水季略高。它規定了不同季節的運載人數量。枯水季可載三十人,尋常季可載二十人,而漲水的豐水季則只能載十人。它雖然是由義渡會所定,但由知縣頒行,有種官方賦予的強制性。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義渡定章》實際是一份對傳統渡口進行管理的文獻。”
“義渡”,表現為千百年來這里的百姓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的美德。雖然“義渡”只是一種“小小的行善”,但大渡口人民記住了那段“小善大義”的歷史,作為一種精神,代代延續著、傳頌著。
友人之語直刺吾胸,“小善大義”,不恰是當今社會需要宣揚的精神要義嗎?“義渡”之舉看似事小,實乃意大;堅持善小而為之,實為大善。天下大勢,無外乎“民心民意”四字。自有清一代,便崇尚“以民為本”。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三日(1710年11月23日),在對戶部的諭旨中,康熙帝論述了他的施政方略與錢糧蠲免(減免租稅)、錢糧蠲免與國家積蓄、紓緩民力的關系。“方朕八齡踐阼之初(即位、登基之意),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臣無他欲,惟愿天下治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歲矣,此心,未嘗一日少釋。每思民為邦本,勤恤為先;政在養民,蠲租為急。”
“民為邦本,勤恤為先”的廉政思想,不僅鑄就了全國大一統的全盛局面,成為封建帝王中的佼佼者,被后人稱之為“守成之君,開創之主”,更為全國大小官吏立下了一條訓誡:清朝能統一江山,永不要忘記“無民豈有國,無民豈有官,無民更無商”的思想。故而,富人不攫奪民生,官員不欺壓百姓,愛民敬民恤民,方是興國正道的思想,在當時蔚然成風。
友人如數家珍地一路介紹,大渡口歷史悠久,文化沉淀厚重。馬王場舊石器時代遺址、楊家嘴新石器時代遺址,見證了重慶市主城區早期人類的活動遺跡。大渡口區位于重慶市中心城區西南部,長江大渡口段西北岸。東南與巴南區、江津區隔江相望,東北、西南與九龍坡區毗鄰。它位于重慶主城兩山、兩江之間。兩山,為中梁山、銅鑼山;兩江,乃是長江和嘉陵江。由江與山為之自然環抱,不僅環境優美,自古也是交通要沖,大江兩岸,百姓互通有無,談婚論嫁,船只是唯一交通工具。當有人以賺錢為目的時,有義商挺身而出,以義為先,擺渡不收費用,使得大渡口孕育出上善若水的仁義之風,從此“義渡”百年不變,舍財為民、舍身為人的思想和英雄情懷亦百年得以賡續。
一路暢談,我對“義渡”有了深刻的理解。“義渡”,承載著無數大渡口人的歷史記憶,成為一代又一代大渡口人對鄉愁的寄托,是大渡口歷史文化的象征,也是大渡口人心中的一座地標。
“義鋼”,抵御外侮的鐵鋼之魂
抗戰時期,重鋼承擔了全國械彈三分之二的份額,鋼鐵產量一度占到抗戰大后方鋼鐵總量的90%。
“這‘義渡’精神真的很神奇,大渡口區一直在賡續著這種精神。而且它的影響力一直在增容擴大……”友人的話再次將我的好奇心點燃。
“我給你講一個龐然大物‘義鋼’的故事,再講一個發生在現在大渡口年輕人舍生忘死‘義人’的故事。”
此時的天空,幾顆明亮而碩大的星星和一片小小的星星靜靜地看著我們,似乎也在聆聽著我們的談話。我猜想著,友人講述的“義鋼”與“義人”故事,會不會是天上的哪顆明亮的星宿?
“‘義鋼’,是我們重慶人對重慶鋼鐵廠的尊稱,它就坐落在大渡口區。”
重慶鋼鐵廠前身是國民政府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第四所。工廠為抗戰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為新中國鐵路、軍工產業的發展和鋼鐵工業的進步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抵御外侮的見證,也是中華兒女奮發圖強、建設美好生活的見證。
大渡口有如此“義鋼”,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大渡口之幸,是可永載史冊的輝煌。
1890年6月,在湖北武昌三佛閣,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為鐵廠購機、設廠、采鐵、開煤的工作機構——湖北鐵政局。細心的人發現,牌匾上的幾個大字竟然是由新任湖廣總督張之洞親筆題寫的。日后,由它過渡而來的一個企業,就是大名鼎鼎的漢陽鐵廠。漢陽鐵廠,就是重鋼的前身。從漢陽鐵廠到重鋼的百年歷程,是一個企業的發展演變史,更是中國鋼鐵工業坎坷前行的縮影和寫照。
漢陽鐵廠是當時亞洲最早、最大的鋼鐵廠,人稱“20世紀雄廠”,但在內憂外患的近代中國,卻生不逢時、命運多舛。1924年,漢陽鐵廠停產,配套礦山落入日本人之手,成為日本制鐵所的原料輸出基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天津、上海相繼淪陷。東北、華北等地的鋼鐵廠相繼被日軍控制,或是被日軍炸毀,中國鋼鐵工業基礎遭受重大打擊。國民政府軍政部以“前方抗戰需要,自行鑄造鋼件甚急……亟需借用漢陽鐵廠”為名接收了漢陽鐵廠,計劃重新開爐煉鋼以供軍用。然而1938年的春天,由于武漢也朝不保夕,決定將漢陽鐵廠遷移。
從1938年3月開始,鋼鐵廠人員冒著日機的轟炸,隨炸隨修,日夜不停,一直堅持到武漢撤守。為保存中國工業實力,支援抗戰,鋼鐵工業西遷便成為當務之急,刻不容緩。為搶在日軍攻陷武漢前,將漢陽鐵廠的機械設備和鋼鐵物資轉移。在短短7個月的時間里,共從漢陽鐵廠等處拆卸設備器材5.68萬噸,占到整個西遷物資的半壁之重。
抗戰時期,重鋼承擔了全國械彈三分之二的份額,共生產各種槍彈超過8億發、步槍超過800萬支、捷克式輕機槍超過100萬挺,鋼鐵產量一度占到抗戰大后方鋼鐵總量的90%。除提供鋼材供各兵工廠制造武器外,還試制、制造過飛機炸彈、迫擊炮彈、德式磁質地雷、避彈鋼板和卡賓槍用鋼料等半成品武器,是抗戰時期后方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被贊譽為“國之楨干,厥在鋼鐵”,為抗戰作出不朽貢獻。
80年前那次悲壯的搬遷,是為了躲避日寇侵華戰火,保存中國工業一點寶貴的血脈,延續民族生存的希望。“鐵血西遷”的悲壯故事,記載著一段關系中國民族工業火種和希望的歷史。
2007年,這一次是“重鋼”為生態環保而主動搬遷。重慶人民用復雜的心態歡送“國家的棟梁”。2011年,重鋼完成環保搬遷,離開了大渡口。“它沒有走,廠址在,精神在,傳說在……”百姓的話,是出自肺腑的,那份民族記憶、肩負家國重任的“義鋼”精神,永遠在大渡口傳承。
“‘重鋼’,是中國鋼鐵文化的一面旗幟,是鐵血鋼魂,是抗戰之魂,是民族復興之魂。”我感慨大渡口有著如此厚重的歷史積淀和榮耀。
“義人”,師愛永恒的時代之魂
友人感慨地說,王紅旭已經不是第一次救人了,有過六次救人的事跡。
“‘義人’同樣會打動你。”友人為他的家鄉人自豪中,透著一股心酸。
這“義人”是?
他叫王紅旭,是一名年僅35歲因救助落水兒童而犧牲的小學體育老師。
2021年6月1日,傍晚時分,重慶市大渡口萬發碼頭長江段附近,大人孩子們在歡天喜地游玩著。因為是兒童節假期,大人小孩都喜歡在碼頭邊上嬉水、挖沙、筑城堡。
大渡口區育才小學的體育教師王紅旭,也帶著夫人和孩子在碼頭附近游玩。忽然,前方傳過來“娃兒落水了”的焦急呼救聲。王紅旭反應極其靈敏,以百米沖刺的速度跑到江邊,只見一女孩被沖入距離岸邊數十米的江水中……緊急關頭,王紅旭顧不上脫掉衣服,縱身跳入江水之中。緊接著,重慶巴南區典雅小學體育老師許林盛也跳入江水中,后來張廣榮也跳入江中參與施救。
事發江段水流湍急,江邊的馬波、王顯才等人迅速組織其他群眾,以手拉手、搭人墻的方式,自岸邊延伸至江水中,配合王紅旭、許林盛、張廣榮開展施救。
一個人,兩個人……一共八個人,他們自發地手拉手組成人梯。此時王紅旭已經救起一個女孩,遞給了他身后的許林盛、張廣榮,轉身又游向已被江水沖遠了的另一個男孩。在救起男孩回游過程中,因體力嚴重透支,他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孩子,耗盡全力將小孩推給了許林盛。
最終,兩名落水兒童被成功營救上岸。游在最后的王紅旭因體力不支,已無法游至岸邊,因距離問題,搭起的人梯也無法將他拉住。在其妻子和孩子的目光中,他漸漸地被江水吞沒了。
我的眼睛濕潤了,“他舍身救人,成就了別人的家庭,卻失去了自己完整的家,他的妻子和孩子如何面對丈夫、爸爸在自己面前被無情的江水淹沒的現實呀……”
友人感慨地說,王紅旭已經不是第一次救人了,有過六次救人的事跡。妻子常常回憶王紅旭說過的話,“我是在義渡長大的,‘義’就是一種道德的標準,就是隨時可以舍身取義。”王紅旭以胸懷大愛的師者仁心,鑄就師愛永恒的精神豐碑,而人梯精神亦可贊頌。
我仰面而涕,心如刀割。王紅旭救人是自發的,是在一瞬間爆發出來的,是他平日愛學生的體現,這是他深藏在內心的人性光輝的閃現。我尋找著天上那顆王紅旭的星宿,發現了一顆從來沒有見過的亮晶晶的星星。我輕語著,就叫你“舍身取義”星吧。“舍身取義”幾個字,我說出口來如此輕松,王紅旭做起來如此義無反顧,但旁觀者是否可以感同身受,是否也可以隨時為他人、為國家、為民族舍身取義?
友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訴我,王紅旭被授予“時代楷模”稱號后,在教育界引起不小的反響。大家都在議論一個話題:王紅旭作為一名老師,他多次舍身救人的舉動,體現了教育事業的本質——一棵梧桐樹,生長迅速,可以綠化一片街道,被稱為“行道樹之王”;一個純凈的靈魂,他的行動與呼喚,可以喚醒另一個靈魂乃至一群靈魂。
我素無熬夜習慣,竟然夜半仍無倦意,仍然被友人講述的“三義”故事激蕩著,感動著,久難寐之。打開電腦,敲擊著此時此刻的心境:大渡口之行,因了“三義”精神之感染,才徹悟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真諦。不來大渡口,永遠不會知曉這里藏著中華民族傳統的大義。
“三義”精神的內核是“人梯”精神
“義渡”(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唐·李白《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這個“義”字的前提是,沒有任何利益驅使。幾個鄉紳聯合起來,像人梯一樣,一個接著一個地出資出物造船免費擺渡,成為永遠的美談。
“義鋼”(不畏義死,不榮幸生——唐·韓愈《張中丞傳后敘》),一代又一代的重鋼人,像人梯一樣前赴后繼,重鋼雖然搬遷了,但它在國家、在民族、在大渡口人民中心,永遠屹立。
“義人”(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凡幾度——唐·駱賓王《從軍中行路難二首》),王紅旭舍己救人的精神,帶動他人一同入水救人,或手拉手,自發站成一排,結成“救命人梯”,匯成一道見義勇為的人性暖流。
這是一架以忘我精神鑄成的生命之梯,承載的是血肉之軀。歷史上,這架“人梯”曾經佇立于城墻下,佇立于洪水中,佇立于危崖、絕壁、險灘,如今,它又佇立在湍流洶涌的長江大渡口,佇立在鋼鐵博物館,佇立在大渡口人民的心中。每一次佇立,都立起一座豐碑。
此“三義”,誕于大渡口,衍于大渡口,名于大渡口,亦必將隨江水而流,傳頌于華夏神州。文至此似意猶未盡,隨奉四行小句——
路見危難舍身前,我死他生心無怨。義渡再添英雄曲,大義之江永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