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不知從何時起，“精神狀態(tài)”變成了當代青年三句不離身的社交話題。諸多新詞熱詞應運而生，包括但不限于：EMO、破防、內耗、躺平、擺爛、情緒價值、發(fā)瘋文學、MBTI……如果文學是精神風向標，那么，我們能否在當下青年寫作中讀到足夠敏銳的時代反饋？能否經由這些作品通往總體性的精神圖景？在這個意義上，杜梨的中篇小說《三昧真火》無疑帶來了驚喜。

作者將其對當代青年精神癥候的在場觀察，淬煉為一個外冷內熱、水火相容的女rapper形象，她野蠻生長的生命軌跡讓那些關于精神狀態(tài)的無病呻吟都像為賦新詞強說愁。她叫陳娜迦，來自福建小鎮(zhèn)，十七歲職高畢業(yè)，學過美容美發(fā)，為逃離原生家庭來北京奮斗，累得像狗，勉強糊口。她白天在奶茶店打零工，晚上變身地下嘻哈歌手，她住在大興廢棄工廠改造的公寓樓，與北京交通路況實時battle；她曾在夜幕中短暫擁有自己的flow，也曾在網絡空間遭遇鍵盤復仇，天亮之前，她必須交出水晶鞋，穿回山寨A貨，繼續(xù)為弟弟奔走；在這個加速主義的城市里，她來不及抒情，沒時間交友，她終將被嘈雜的音樂聲淹沒，但我們在杜梨的文字里聽見了她的低吼。

請原諒我的韻腳。因為我想用最嘻哈（Hip-Hop）的方式，邀請你們進入這篇小說的情緒節(jié)奏。

嘻哈女聲的文學意義

總是逃避四處祈求哪個神明會發(fā)慈悲顯靈

看業(yè)火燒干他青春我在深淵內默念手足情

慘綠的盛夏我在咱厝里看遍山燒出的紅云

無可奈何我背井離鄉(xiāng)去冰天雪地躲避瘟神

小說《三昧真火》的文學形式頗具新意，作者讓充滿對抗性的嘻哈唱詞成為敘事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敘事推進方式令人想起中國古典戲曲文本，但在美學風格上卻大異其趣：從未含蓄典雅，永遠直露粗糲。嘻哈音樂誕生于美國紐約黑人貧民區(qū)，它并不負責創(chuàng)造優(yōu)美意境，相反，它是街頭的、世俗的、抵抗的，它要求演唱者用最本真的聲音直接表達最赤裸的欲望，它出自淤泥，卻開不出蓮花，如果能綻放，也只有惡之花。

陳娜迦就是這樣一朵惡之花。當作者將她設置為小說主角，我們已經讀出了一種屬于新北京作家的新立場。正如其散文佳作《在頤和園，我為人民服務，人民千姿百態(tài)》一樣，杜梨試圖用文字記錄這座城市里無法被攝影鏡頭捕捉的廣袤勞動者群體，這些人在小紅書的美景里隱形，卻在她的文字中浮現(xiàn)。這一次，在《三昧真火》中，杜梨寫下的是沒有編制的人，是零工經濟時代的非雇傭勞動者。事實上，嘻哈歌手的酷炫夜間生活很容易讓我們忽略其白日打工人身份，然而，從收入來源辨析，陳娜迦只能算是業(yè)余音樂人，她在奶茶店陽臺上晾曬的工作服已經說明了一切。小說的一處細節(jié)令人印象深刻：“她在打雪頂咖啡時，總是想象雪頂咖啡的頂端是乞力馬扎羅或是珠穆朗瑪峰，都是她還去不了的地方。”這正是寫作者對北京的獨特發(fā)現(xiàn)。

當然，陳娜迦的意義還在于其性別身份。一方面，嘻哈音樂圈是典型的男性世界，對女性并不友好。如果一位女歌手想要在這樣的場子里一戰(zhàn)成名，她必須首先化裝成男性，她必須足夠強韌，足夠冷酷，她必須擱置她的溫柔，學會當面?，指著鼻子罵，這樣才能收獲行業(yè)尊重。小說里，她的音樂偶像都是美國男性嘻哈歌手，而她的合伙人楊青桃、NeZha李也都是男性，她在這個男性世界里摸爬滾打，她必須學會男性的生存邏輯，用男性的方式戰(zhàn)勝男性。這是典型的“花木蘭”式困境（戴錦華語），而嘻哈也就成為了一種關于性別處境的隱喻。但另一方面，陳娜迦依然是東亞女性，她依然承擔著“長姐如母”的儒家倫理重負，她依然是某種“秦香蓮”，掙不脫、逃不過對弟弟的道德責任。正如電影《我的姐姐》（殷若昕導演，2021）所揭示的，“扶弟魔”不是女性個體自主選擇，而是中國傳統(tǒng)性別文化規(guī)訓的結果。于是，姐姐陳娜迦也只能在她的音樂里尋求性別表達的精神空間。她盡管怨恨憤怒，但似乎別無選擇。

因此，《三昧真火》的性別洞察是深刻的，它具有一種女性寫作者的性別自覺，卻沒有陷入性別自戀。作者能夠跳出簡單的受害者思維，試圖發(fā)現(xiàn)性別議題的社會結構性困境，再用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篇小說的閱讀體驗讓我回憶起初聽《鏡中人》（Vava、艾熱、萬妮達演唱，2022）的強烈感受：“我是天馬行空/卻處處都被局限的你/我是真誠坦白/卻又不得不說謊的你/我是寒冷的深夜/加快步伐回家的你/我是渴望發(fā)光/卻一步一步退后的你/我是充滿希望/一次一次被瓦解的你。”這首為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勇敢發(fā)聲的音樂作品，讓我意識到嘻哈女聲的文學意義，而《三昧真火》則再次印證了女性說唱內蘊的文學能量。

《西游記》、刺頭聯(lián)盟與青年精神肖像

你在怡紅院做你的紅樓夢，我在花果山大話我的西游，閩南的熱天我在工廠的流水線，太上老君的熔爐里我歷經淬煉。再說一遍，老子去西天取的是真經，不信看我現(xiàn)在三打白骨精！

小說《三昧真火》與古典名著《西游記》的互文性是顯而易見的。故事的表層線索是《西游記》嘻哈音樂專輯制作，底層邏輯是陳娜迦的自我生命追索，而《西游記》則為她提供了一種形而上的青年成長精神空間，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孔大山導演，2021）也是如此，不得不說，這也許是當下青年創(chuàng)作者共享的某種集體無意識。經由制作流程，陳娜迦與《西游記》里的三個男性角色相遇，分別是孫悟空（楊青桃）、哪吒（NeZha李）與紅孩兒（小弟陳力源）。我們不禁追問：娜迦與《西游記》的關系又是什么？

小說多次提示，陳娜迦的神話原型正是觀音身邊的南海龍女（Naga），這一形象經由唐代佛經漢譯從天竺傳入。也就是說，小說《三昧真火》是以《西游記》邊緣人物觀音龍女為中心的故事新編，近乎同人寫作范式。這種“無名之輩”的小人物視角折射出“下沉年代”的青年精神之變，也可與近年來頻繁出現(xiàn)的“打工西游”類文藝作品構成精神共振，例如動畫片《小妖怪的夏天》（《中國奇譚》系列之一，於水導演，2023）、小說《太白金星有點煩》（馬伯庸，2023）、網絡短劇《大王別慌張》（金哲勇導演，2024）等。

但是，與上述“打工西游”不同，杜梨《三昧真火》的精神氣質并非甘愿臣服于系統(tǒng)的“打工人打工魂”，而是對“天庭”秩序的反抗。換言之，這篇小說是把龍女與孫悟空、哪吒、紅孩兒放置于同一人物譜系之中，他們共同構成了一組叛逆者群像，他們之間甚至是同構關系。援引小說里的高贊音樂評論：“這首歌聚齊了天庭三大刺頭。”我想，正是陳娜迦串接起這樣一個“刺頭聯(lián)盟”：那些不為系統(tǒng)秩序所容的年輕人正在用他們的歌聲宣示其存在。進一步說，如果把“刺頭”理解為一種字面意義上的發(fā)型，那么，陳娜迦們與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李一凡導演，2019）里留著五顏六色刺猬發(fā)型的留守兒童、工廠青年并沒有什么分別。正是作為共同體的“刺頭”給了他們繼續(xù)生活的勇氣，反過來說，他們也需要以足夠鮮明的姿態(tài)昭告天下——或許只有如此，他們才能被真正看見。

回到小說中，無論是標題里的“三昧真火”，或是歌詞里的“業(yè)火”，都可被理解為“下沉年代”的怒火，這種憤怒情緒的根源正是社會經濟狀況的急速變化。與同樣以神話人物形象驅動的小說《少女哪吒》（綠妖，2015）相比，《三昧真火》終于走出了青春成長敘事的高考創(chuàng)傷，帶領讀者看見那些沒辦法走入高考考場的青年人。在這里，杜梨對于階級身份有著充分的自省，她筆下的憤怒不是宣泄，而是一種冷峻的質詢，有著英國電影導演肯·洛奇的味道：女主角那雙假香奈兒白山茶花拖鞋，似乎與電影《我是布萊克》（肯·洛奇導演，2016）里關于中國山寨球鞋及其抵抗性的討論形成呼應；具體到無編制非雇傭勞動者，又延續(xù)了電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肯·洛奇導演，2019）的零工經濟困境。也正如陳娜迦所遭遇的曲解一樣，當野蠻生長的嘻哈音樂企圖進入公共領域，其地下憤怒情緒必然被重新修辭化，變得中性，變得面目模糊。于是，《西游記》的人物群像自然成為這個“刺頭聯(lián)盟”不約而同的情緒編碼策略。

一切形象學都將通往自我形象學。“陳娜迦”或可看作九〇后作家杜梨為這一代人繪制的精神肖像。故而，“地下”（underground）也就不只是音樂場景，更是“以下犯上”的青年文化生態(tài)。那些不能被系統(tǒng)秩序歸類定義的精怪形象，恰恰寄寓著批判性的政治潛能，他們與當下青年共享相近的主體位置。不是一切神話重述都稱得上“故事新編”，但在杜梨筆下，我們感受到了一種久違的、絕決的撕裂，她的寫作是在魯迅的延長線上。

“南水北調”：新北京作家與新南方視點

一年仔倥倥，二年仔孫悟空，三年仔吐劍光，四年仔愛膨風，五年仔上帝公，六年仔閻羅王，閻羅王……

小說結尾處，陳娜迦遭受的謠言災禍終于平息，正如《西游記》里孫悟空用觀音菩薩的南海凈瓶澆熄了紅孩兒的三昧真火。一場業(yè)火過后，卻是春風吹又生，她似乎在借來的楊枝甘露里，感受到了福建老家的神秘召喚。這真是新北京作家杜梨的“南水北調”之術，用以拓展新北京文學的地理疆界與文化資源。與之相仿，閩南語童謠《一年仔倥倥》貫穿全篇，如撲面而來的咸濕海風，吹來了新南方寫作的地理性、海洋性與臨界性（楊慶祥語），讓新北京故事獲得了難能可貴的南方視點。

我想，這種寫作方向是富有啟示性的。“北京文學”不能永遠在旗人故事或老北京兒話音里打轉，它需要內部更新，需要更具流動性的動力機制。為此，我們應該馳騁想象力，在“跨”（trans-）的視野中重新定義“北京文學”，用跨城、跨域、跨國的間性地理坐標，回應大國時代的首都文學建設。我愿意把《三昧真火》與孫睿的小說《游樂場》（《當代》2021年第5期）放在一起，二者共同展現(xiàn)了新北京作家群的新地理意識，并重點討論了北京勞動者精神返鄉(xiāng)的社會議題。在精神返鄉(xiāng)的觀照視野下，北京的濾鏡不復存在，我們得以在新北京作家的筆下重新勘探這座城市的邊緣地帶及其彈性。太多作品習慣書寫“北京值得”，但是，理想意義上的“北京文學”應該容得下“北京不值得”。

從《游樂場》到《三昧真火》，這大概是“下沉年代”才會浮出地表的北京文學地圖。更為珍貴的是，杜梨、孫睿等作家身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卻能跨越本地身份局限，與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共情，這實在令人感動。在這樣的作品中，他們經由自己筆下的外地人視點，反觀這座生于斯長于斯乃至習焉不察的城市，并且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這不是推己及人，而是由人到己的文學智慧。

透過漫天的資本泡沫，這些新北京作家們洞見了不分你我的相似境遇，他們以文學為酒杯，致敬無名的人，敬他們的沉默和每一聲怒吼。

作者簡介：

白惠元，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北京市廣播電視與網絡視聽青年創(chuàng)新人才。著有《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xiàn)代中國的自我超越》，另有編劇作品。曾獲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中國文藝評論優(yōu)秀作品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