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軒：《五月》之風——懷田中禾先生
從事文學編輯、批評寫作數十年，在文壇上識人頗多，交友不少。有的人曾經過從甚密、朝夕相處，但后來漸行漸遠；有的人只是偶爾相識或幾面之緣，卻心靈相通，成為師生、知交。我與田中禾先生就屬于后一種。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田先生是《山西文學》的忠實作者，與刊物保持了十幾年的“交往期”。我曾是刊物的一名編輯，與他有著緊密的聯系，后來又有數天的接觸、交往。就在這書來信往、短暫交集中，我們成了師生、朋友。閱讀他的作品、信簡，能感受到他純凈、溫厚、超拔的精神品格，一脈清泉流到了我的心里。
回顧1985年，那真是《山西文學》的“田中禾年”。而他是河南作家，并非山西作家。我1982年從山西大學中文系調回忻州，在《春潮》雜志做編輯，我和同代人經歷了新時期文學的濫觴、發展。到了1985年，新時期文學已在悄然分化、變遷。那年5月，田先生的短篇小說《五月》發表于《山西文學》第5期。主編周宗奇特為小說寫了一則熱情洋溢的編稿手記，曰：“讀著《五月》，一股純真之氣撲面而來。最可貴的就是作者完全從自己所觀察到、所理解到、所熟悉了的生活出發，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幅當今農民的多層次、多色調的生活圖畫……正是通過這些充滿生活氣息和泥土芬芳的活生生的圖畫，使人們在一種美的享受之中，清醒地認識了當今的農村現實。”
上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時代，刊物發行量巨大。《五月》像溫煦的夏風，在山西文壇、三晉土地上涌動，乃至刮向全國。之后，《小說選刊》轉載，《新華文摘》轉載；《山西文學》發表雷達的《〈五月〉的感想》，《紅旗》刊登張石山的《成熟在豐收時節——讀田中禾的〈五月〉》。我當時所在的忻州地區，作家、文學青年都在傳閱、談論《五月》，山西省作協的作家、編輯到各地市下鄉，所談所議也是田中禾和他的《五月》。此前，田中禾已獲得平反，進入河南省唐河縣文化館工作，發表了一批短篇小說、詩歌等作品，但并未引起太多的關注。一位外省作家在《山西文學》發表作品，受到如此“厚待”，似乎從未有過。再說山西文學自有其傳統，譬如鄉村題材、地域特色、跟蹤現實等等，《五月》之所以受到編輯、讀者的“追捧”，一定有著更深層的原因。
此時我已投身文學批評寫作，細讀了《五月》，深感這是一篇非同一般、內涵特別的小說。在這篇以改革開放為背景的農村題材小說中，作家并沒有一味地歌頌農村的新政策、新氣象，而是提出了農村、農民所面臨的新挑戰、新問題，突破了主流小說的思維模式。小說寫了眾多不同代際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從城市歸來的香雨，作家突出了人物身上混沌的人性特征，即社會性與自然性的膠著與矛盾，使人物顯得格外自然、逼真、豐滿。藝術形式上則運用細膩、真實、從容的寫實主義方法，并賦予自然、人物一種詩情和畫意。它是現實主義的，但又突破了現實主義，它是浪漫主義的，而這種浪漫主義又是蘊藏其中的，它甚至有著現代主義的某種內核與色彩。這樣的小說，與山西的鄉村小說是息息相通的，又超越了山西的許多作品。當時就有論者把田中禾歸為新寫實小說作家。然而其作品的復雜性，新寫實理論也是難以涵蓋的。
緊接著到了1986年，《山西文學》第10期推出了田中禾的中篇小說《秋天》，同樣是頭條，另一位主編李國濤也加了編稿手記，說：“《五月》之后，田中禾畢竟不負眾望，再一次為《山西文學》的讀者們拿出自己的扛鼎之作，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到作者在努力而可貴地突破著自己。”這部小說以年輕考古者在河南盆地發掘漢墓為線索，展示了一個農家三代五口人在農村變革中的不同人生狀態與命運遭遇，小說同樣用了新寫實的手法，斑駁陸離，發人深思。
田中禾是從《山西文學》脫穎而出的，但他也沒有慢待自己故鄉的刊物，如《莽原》《奔流》等，且沒有忘記向全國知名文學刊物“沖擊”，如《人民文學》《上海文學》等，他屢屢在這些刊物的評獎中獲獎。
1988年4月，姍姍來遲的1985—1986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揭曉，田中禾的《五月》作為19篇中的首位獲獎，山西文學界與河南文學界都對他表示祝賀。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評委宋遂良后來發表文章稱，對評委們一致將田中禾的《五月》列在獲獎篇目的榜首，由衷地感到欣悅。
我是從1985年開始喜歡上田中禾先生的小說、散文的，只要在報刊上看到，就會悉心閱讀，收藏起來。后來得知，他上高中時就出版了詩集；從蘭州大學中文系退學，落戶城郊農村，一邊參加生產勞動，一邊自修功課、堅持寫作；特殊的年代，因在給同學的信中針砭時弊而遭難；進入新時期后，重新執筆，一鳴驚人……這些故事給田中禾先生增添了傳奇色彩。他的文學作品，既有對現實社會深刻、獨特的洞察，又有誠摯、濃郁的文人情懷，還有立足西方現代哲學、文學的形而上思索。他的感情、思想、境界是我格外向往、愿意走近的。
給田中禾老師寫評論，是在1989年。那時，我已調到山西省作協，在《山西文學》做編輯。當時我收集、閱讀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感受很多，也有一些疑問，于是給田老師致信。他很快回復，謙虛地說：“如果你打算就我的東西寫點什么，那是你的事業，一則不能不表示感謝，二則也許這種交流對作者是有好處的。一二年前，有幾位評論家聯系寫評論，我多所婉謝，因為實在沒什么可評。”接著他講述了自己的一些創作經歷，開列了一個較詳細的作品目錄。
經過幾個月時間的筆耕，我完成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田中禾和他的“人性世界”》，發表在《上海文學》1990年第8期。另一篇是《合金式文學——談田中禾小說的藝術表現》，發表在《小說評論》1991年第2期。這是我費力較多的兩篇評論，對一個作家的深入研究，也使我得到了提高。我把評論的復印件寄給田老師，他在回信中說：“文章寫得真誠、扎實而有悟性。”看得出，他對我的評論是滿意的。
從1989年到2023年，在30余年的歲月中，我和田中禾老師的交往不過是開會時的幾天相處，編輯和作者之間的書來信往，以及節日時通過郵件、微信互相問候，但我們如水的君子之交，是那樣誠摯、純樸、溫暖。萬萬沒有想到，2023年7月，向來健康、樂觀的他突然因病離世。斯人已逝，每每想起田中禾老師，便會懷想1985年的《五月》之風，那是溫煦而又充滿力量的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