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面朝大海，背靠大陸。一片古老的土地，一種詩意的棲居方式。此地人耿介忠義、豪爽豁達、謙和風趣，被譽為“自然之子”。他們經歷過磨難，卻從未消沉迷失，始終保有中原文化的底色，有“最有做中國標準人的資格”。山的剛毅，海的浪漫，這里的景色醉心又療愈。文學的復興，美酒的醇香，從這里傳來的消息格外令人喜悅和振作。在山海之間，文化與經濟，相互激蕩，彼此生發，共同書寫著北緯37°的美談佳話。

一

煙臺，是彼岸的一盞燈火，與她熟稔、神交已久。一海之隔，是我生活的城市。與煙臺有著相似的出處，因海而生，因港而興，還說著相同的方言。

兒時承歡祖母膝下，常聽她講“海南家”的故事，“煙臺”這個名字，在她口中有一種古老蒼勁的腔調，目光里有一種質感濃稠化不開的東西，長大后才知那是歲月滄桑和思念。

童年最入心的地理概念，除了北京天安門，就是煙臺蓬萊閣。中國古代神話的發生地，西邊是昆侖山，東邊是蓬萊閣。我是在奶奶炕上長大的孩子，童年的夜晚從不寂寞，奶奶給我講故事，“八仙過海”總也聽不夠。蓬萊閣是幼年孕育想象力的搖籃，這種能力的培養在那個年代是稀缺的。

奶奶還常給我講“闖關東”，這不是故事，是人生，是她和“海南家”幾輩人的命運，既有動人的神話，又有駭人的苦難。煙臺，一個多么神奇的地方。長大后，我要去看看。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移民風潮，山東人“闖關東”是東北人最熟悉的歷史。童年的夜晚明亮如晝，奶奶的嘆息悠長沉重。年幼不諳世事，終究無法體會長者心底的鄉愁。

一個地區，因一段特殊的歷史，而被賦予一種特定的情感。多少年后，我寫大連方言文化，將目光投注這個緯度，心底泛起莫名的情愫。

我所在城市的出版社，策劃了一套文化叢書叫“品讀大連”，將方言列入其中。我是方言這個選題的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了解到，大連話源于山東話，確切地說，大連話與煙臺話同屬膠遼方言登連片，是漢語北方方言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品種，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具有鮮明特色。

與煙臺的神交，再度開始。方言隱藏著我們的身世和命運，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被方言不動聲色地記載。大連人十之八九祖籍是山東。“海南丟”的鄉愁情懷，可歌可泣，是中國移民史最悲愴的篇章。

誰會把故鄉忘了呢？那里的自然風光、生活習俗和人文景觀，不思量，自難忘，融入基因，刻進血脈。無論走多遠，都難以更改。“海南家”的燈火在心里，在夢里，從不曾熄滅。

寫方言這些年，我采訪過不少老輩“海南丟”及其后代，這不僅令我完成了寫作，也培植了我做人的信念。他們職業不同，經歷各異，卻都不折不扣地繼承了齊魯人廣為流傳的美德。這些親歷和見聞，使我相信錢穆先生的說法真實不虛：“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臘般，則在中國首先要推山東人。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標準人的資格。”瞧瞧，錢先生指名道姓夸的是咱山東人。林語堂先生對北方人的贊賞，也令人想到山東人。在他眼里，北方人身材挺拔魁梧，性格開朗幽默，喜歡吃大蔥，愛開玩笑，這說的不就是咱山東人嗎？北方人吃苦耐勞，心思卻很單純，林語堂十分肯定地說：“他們是自然之子。”

那些年，每當我在山東人那里得到幫助，就會想起兩位先生的話。

晚秋時節，有機會到煙臺，實屬難得。我們去看外面的世界，無論步伐多么矯健，其實都甩不掉身后那個現實。

二

在賓館安頓好之后，三人結伴去煙臺山。時值黃昏，海霧彌漫，路面濕漉漉的，遠處的燈火溫馨朦朧，潮水聲隱約入耳，淡淡的鄉愁從心尖掠過。這就是我兒時“熟悉”的、想象的煙臺嗎？

老建筑，是煙臺山的魂。邊走邊聊，一種陌生感和敘事意味強烈的景象進入眼簾，這些老建筑風格迥異，于晚秋的花木中參差隱現，無不洋溢著濃郁的異域風情。這是亞洲保存最完整、最密集的近代外國領事館建筑群。它像一部大書，緩緩地翻開展現在眼前。

溯流窮源，港城舊影，卻原來，煙臺的身世記載于此。

徜徉煙臺山，我也是歸來的游子。兒時在祖母身旁聽到的故事，如一把種子撒進稚嫩敏感的心田，化為“家山”一般的記憶。多年耕耘方言文化，終有機會探訪方言的源頭地，這種體驗讓我深感圓滿。

一個地區，有了海洋和碼頭，就有了更多的故事和可能性，歷史敘述也有了縱深。歷史上，煙臺是較早開埠的港口城市，當各國軍人、商人、學者、技師、傳教士紛紛登陸，這座秀美靜謐的小城就失去原有的模樣。外來者帶來武器與設備、種子與技術、咖啡與美酒，不同文化價值觀之間的碰撞、沖突和融合，從這里開始起筆，一段深重的歷史記憶生動地留在煙臺山。

從煙臺山下來，漫步至賓館，晚宴開始。

餐廳的燈光柔和宜人，每個人的臉色都那么溫潤喜悅，眼神也是生動明亮的。以文學的方式去看世界，總是如此美妙，讓人充滿感激。

當然，這個初秋的夜晚，我們也品嘗了美酒，對“醇香”“微醺”有了別樣的感知和解讀。

三

與歷史人物的邂逅，像解題一樣走進他的人生，是需要緣分的。

走進張裕酒文化博物館，看見清末民初華僑領袖張弼士先生的畫像，一簇熾亮的火苗瞬間在心底燃了起來。作為一名致公黨員，我對中國歷史上一代代華僑精忠報國的功勛熟稔于心，由衷敬仰。

讓時光的車輪轔轔回返，推開19世紀70年代那扇黯然喑啞的大門，一個歷史事實兜面而來。晚清政府陷入經濟困境，百業凋敝，災荒之年更是凄慘，啼饑號寒，民不聊生。南洋僑商這個群體此時進入晚清政府的視野。“南洋”是明清時期對東南亞一帶的稱謂。與山東人“闖關東”一樣，閩、粵兩地人“下南洋”持續時間之久、歷經之艱辛，也在中國近代移民史上留下濃重一筆。

1859年深秋，“下南洋”的大潮中出現一位廣東少年，他就是18歲的張弼士。家鄉大埔人稠地狹，災荒頻發，父老鄉親只好漂洋過海，異國求生。多少人，未及成年即為游子。這份苦楚，若非親歷，難與外人道也。

以長期的勤勉力和精湛的經營之道，張弼士逐漸在東南亞扎根，數十年后，成為赫赫有名的華僑首富，被美國人稱為“中國的洛克菲勒”。

每當國內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清廷就派遣專員深入南洋華僑社會勸捐。張弼士是捐款大戶。除了賑災捐，還有海防捐、贊助軍餉等等，若有呼召，必有應和，以傾注全力、散盡錢財而心安快慰。

“政府依若長城，百姓奉如生佛”，這樣一位華僑領袖踏上仕途也是一種必然。19世紀90年代初，清政府駐英公使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途經檳榔嶼時，特意去拜訪張弼士。交流中，龔照瑗問：“西人操何術而能使南洋諸島商務隆盛若此？”張弼士的見解令其大開眼界，像一個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公使又問：“君致富又操何術？”這次會晤交流的含金量高，末了，公使緊緊握住張弼士雙手，深沉懇摯地說了這樣一句話：“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現中國貧弱，盍歸救祖國乎？”張弼士回應：“吾懷此志久矣。”

鴉片戰爭以后，救亡圖存是中國人最緊迫的使命。過去我常思考，一個國家危難之際，知識分子對于這個國家意味著什么。這是自然界的一個現象：當夜色來臨，群雁棲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較大的安居中央，較小的在外圍守夜站崗，防御人類或其他動物的侵犯。雁之最小者，睿智聰明，性情機敏，承擔警戒工作，被稱為“雁奴”。在風起云涌的時代敢于發聲、開啟民智的知識分子也是“雁奴”。一個出色的知識分子，會成為一個國家的啟蒙老師，甚至會改變一個國家的歷史走向。

走進一代僑領張弼士的人生，我發現，思想啟蒙固然重要，但實干興邦的力量更令人震撼。“大丈夫若不能以文學致仕，揚名顯親，亦當破萬里浪，建樹遐方，創興實業，為國外華僑生色，為祖國人種增輝，安能郁郁久居鄉里耶？”將國外的商業思想、先進技術帶回來，敢于革除弊政，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張弼士身上也有雁奴之精神。

國家要發展，經濟必須強大，實業救國是他一直不變的政治主張。“寧為雁奴死，不作鶴媒生。”奔波海外，無論經歷多少困苦，他始終不忘宿志。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清政府開始在海外設立領事館，這是當時護僑的重要措施。清朝政府對貢獻突出的僑商賞賜官銜，不少華僑走上了“商而優則仕”的道路。其中就包括張弼士。19世紀90年代初，他被委任為檳榔嶼副領事，從此便與清政府保持著密切關系。

家國乾坤大，只有與國家聲息相通，心靈才能獲得長久的平靜，如溪流奔向海洋，雄鷹回歸藍天。

檳榔嶼是馬來西亞西北部一個小島，以華人為主，風光秀美，商業繁榮。他一心撲在這個小島上，調解華僑內部糾紛，保護華僑利益，深受華人社會稱道。轉過年，他升任新加坡總領事，更加勤勉投身政務，是清政府護僑保商政策的國外執行者。

誰人不起故園情？作為漂泊海外多年的僑商，張弼士深知華僑的內心世界，他們渴盼與祖國的聯絡，心有歸屬，情有依傍，才能心無旁騖投身事業。他建言，在海外設立領事館，這只是護僑的第一步，華僑歸國后的生存發展也要有保障。

張弼士受到李鴻章的賞識，于1896年被調回國內督辦一系列重要商業項目。1903年初春，經過深思熟慮，他向清政府遞交一份“振興商務條例”，奏請設立商部。中國頹敗的根本在于商業缺少競爭力，要走出困境必須振興商務。

這一年秋天，清政府商部正式成立，隨之頒布護僑、招商、引資的配套政策。重農抑商的時代格局開始發生改變。

華僑資本是民族經濟的重要來源。“振興商務條例”共12條，涵蓋各個重點民生領域，每個領域均落筆在“招商”議題。將在海外賺的金磚一塊塊搬回家，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將國外的經營思想帶回去。

后來，張弼士在煙臺創辦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其時，他已在國內開辦數十家企業，涉及領域相當廣泛，與民生息息相關。而張裕葡萄酒很快在國際上獲得極高聲譽，開創了中國近代葡萄酒工業化生產之先河。

“商”是他核心思想，“興墾”也是他極力主張的富國理念。然而，他的“興墾觀”，不是傳統、單一、粗放型農業墾殖，而是將農、工、商、路、礦集結起來的系統工程。“振興商務條例”有7條涉及農業，“今天下窮苦極矣，不興商務，天下之民幾無生路。興商務，不興農務，則根本已失”。顯然，興農才是興商的根本。他這一觀點當時在煙臺被詮釋得無比生動。

洋流涌入，西風東漸。他亦深知傳統墾殖之弊端，建議招商投資興辦新型種植業，注重對先進科技的引進。也正是有這番見識，他選擇在煙臺創辦葡萄酒業。煙臺，是一個神妙至極的地方。西方列強選擇在煙臺開埠，那些理由令人痛心疾首。我們要將國外的東西引進，在自己的地盤上大干一番。從1896年冬天起，他從海外采購葡萄秧投放煙臺，“聘名師，采各種葡萄自種自接”，所產葡萄全部用于張裕釀酒公司。這位理論與實戰兼資的實業家，在煙臺證實了農工商一體化的發展之路，開創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先聲。

制度變革的力量，是多么驚人。但是，變革又怎么可能一帆風順呢？這位商人官員的每一次出場，總是帶著一個又一個緊迫的議題。他是晚清招商引資政策的推動者、建言者與執行者，也是一代華僑“致力為公”、精忠報國的標志性人物。

了解張弼士的商業思想，再來看煙臺的葡萄酒產業，就多了一種歷史眼光。煙臺為葡萄酒產業立法，誰阻礙、破壞產業發展，誰就會受到法律制裁。這令人想起張弼士在晚清社會倡導實施的那些“硬手腕”，體現了這座海濱城市改革發展的決心與胸襟。

在人世間，選擇一座城市安居，總是帶著一份心意，一種憧憬。怎樣生活才是安居？如何規劃才有詩意？走過煙臺，我找到了答案。請俯下身來，像看雨水如何滲透土地、春苗如何萌發新芽，去了解這座城市的歷史。如初來乍到一般，懷著滿滿的敬意和興趣，去探訪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奮斗過的先賢。他們的思想和功績，他們的生活方式，都值得細細品讀；他們摯愛國家、造福社會、追求真善美的思想境界，如同文學，都是這座城市的精神財富。

清晨要離開煙臺，我還有一樁心事，沒有去拜謁冰心先生。時間頗緊，那就從冰心紀念館門口走一趟吧。“煙臺是我靈魂的故鄉，我對煙臺的眷戀是無限的”，如此深摯，不知先生會不會近鄉情怯不敢相問？與先生遠遠地打了招呼，從半山腰往下走，一道和煦明麗的晨光迎面撲來，抬頭望去，遠處的山海，如詩如畫。此時此刻，我這個外鄉人內心也生起“無雙畢竟是家山”的眷戀與惆悵……

【董曉奎，職業編輯，中國致公黨黨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散文《放牧心靈的草原》獲大連市政府“金蘋果”文藝優秀創作獎，散文《弱德之美》獲第十屆冰心散文獎，文化隨筆集《連語尋趣·大連方言》獲2021年度大連文藝界“十件有影響的作品”。擔任選題策劃、責任編輯的作品《讀城，作家寫給城市的情書》《陳忠實：永遠的白鹿原》《三訪文壇“老祖母”冰心》《永生的秦牧》《土地夢》在遼寧省期刊編輯作品征集評獎活動中榮獲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