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吹來蒲公英
30多年前的那個盛夏，父親被查出患了癌癥。身為醫生的父親，瀕臨崩潰，茶飯不思。
母親和我陪著父親到濟南接受治療。讓我困惑的是，父親放著大醫院不去，第一站帶我們到濟南第二機床廠職工醫院。多年后我才理解，他這樣做，只是因為清楚自己的病情并為今后埋下伏筆。他的身體和心靈最初自這兒出發，父親離開這兒時26歲，待到歸來時52歲。
父親的同事們聽說父親來了，紛紛從各自的工作崗位聚集到那間放滿設備的檢查室，男男女女擠了一屋。他們叫著他的名字，拉著他的手，瞧上去既親熱又興奮，屋子里到處迸濺著熱烈的火花，仿佛他此趟來不是接受治療，而是重訪故地走親戚的。
只有我發現，母親躲在一個角落悄悄抹著眼淚。
一
父親與其他人乘專車離開濟南，經鄭州、過武漢，進株洲和衡陽，入柳州，三天四夜后，到黔南都勻市，火車最后停在了清泰坡車站。東邊的黔桂鐵路蜿蜒不見首尾，西邊的劍江日夜奔流不息，由濟南第二機床廠一分為二遷入的都勻機床廠（后更名為東方機床廠）拉開了建設的序幕。
時間是1966年9月，恰逢中秋節，單身的父親與那些拖家帶口的同事一起在綠皮火車上、在“哐當哐當”的節奏中度過了那個中秋。
父親在世時，從未跟我說起過他乍到都勻機床廠的生活，我也沒問過，但我想象那種生活一定簡陋而艱苦。機床廠選定倉促上馬又匆忙下馬的都勻鋼鐵廠舊址當廠址，廠區到處破破爛爛，一片荒涼。不少職工居住在棚屋中，早晨到劍江邊掬一捧河水洗洗臉，然后步行去沙包堡鎮上的小飯店吃飯。廠里后來才建了一個小食堂。
在機床廠的日子，我家經常有來自山東的花生米吃，因為我們有位老鄉伯伯。他姓任，也是從濟南第二機床廠支援三線建設來都勻的，長我父親幾歲，又矮又胖，望上去像一粒飽滿結實的花生米，我們孩子都叫他“花生米伯伯”。他和我父親都喜歡穿藍色帆布工作服，仿佛是將帆布質地的機床廠穿在了身上。有一次，“花生米伯伯”來我家吃飯，他拈一粒恰到火候的油炸花生米，害羞似的輕抿一小口老鄉自釀的苞谷酒。他很快臉紅了、話稠了，好像在說自己的母親，說著說著就肩頭聳動著掉淚了，我父母在旁邊不住地勸他。
聽父親說，“花生米伯伯”的母親在山東農村，他每年總要回去一兩趟探望母親，微薄的薪水都換作了一張張窄窄的車票。回來時沒啥好帶的，就背上一布口袋花生米。辛苦背來了，自己卻舍不得吃，分送給老鄉一些，剩下的就裝進提包里，隨身帶著逗逗我們，賺得一串甜甜的“花生米伯伯”和脆脆的笑聲。到都勻7年后，他終于走累了，索性在那個中秋節留在了母親身邊，就像一粒花生米在千萬只殼中尋尋覓覓到了自己的那一只，他也回到了生他養他的故土。
父親真替他高興。為歡送他，父親叫上七八位老鄉，到都勻市里的照相館照了張合影留念。照片中每一個人都穿得利利落落，精神面貌清清爽爽，他們一律頭發烏黑、眼睛明亮，我憑此認定他們是一群內心純凈的人。
二
照片上有一位許伯伯，他是父親在機床廠職工醫院的同事，也是山東人。
許伯伯有3個兒子，他的大兒子一家和三兒子后來想方設法調到了我鄰近的城市，那里離許伯伯的老家很近。后來從職工醫院退休后的許伯伯與老伴投奔老大一家，由于買不起房子，就和老大一家住在一塊兒。過了幾年，許伯伯的老伴病倒了，猝然人事不省，成了植物人；許伯伯也突發腦出血，幸好搶救及時，意識和說話都沒受影響，卻從此坐上了輪椅。老大和老三都上著班，只好將因為工廠破產一次性買斷工齡后四處奔波打工的老二寧子叫來照顧他倆。
3年前，我專程到鄰近城市看望許伯伯和阿姨，我覺得我是在替我父母看望他倆。他倆都比我父母年長，他們從同樣的地方來到那座陌生的山城，自此有了相同的經歷，也成為三線建設記憶中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人這一生，在時代的感召下，激情燃燒地投入和參與到一個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歷史大事件中，擁有一段共同的難忘記憶，至少在當時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因為這經歷和記憶，寧子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之間超越了鄉情、友情與同事情，成了相親相愛的兄弟姐妹。老一輩的感情也潛移默化著我們這些子弟，比如說，寧子和我、我和散落在各地的其他人，都有著與生俱來的親近感，我們也是兄弟姐妹，在我們身后，站著我們當年風華正茂的父母，他們是我們的強大背景。
那天，寧子在車來車往的馬路邊等我，上車領我去家里。穿過客廳，進入臥室，許伯伯正坐在輪椅上等我。我已經快40年沒見過他了，我的記憶仍舊停留在他30多歲時，他濃眉大眼，白襯衣的第一顆扣子直到最后一顆扣子都扣得嚴嚴實實；而眼前，年過八旬的他明顯衰老了，嘴巴也癟了，套著一件汗浸水洗得變了色的白色老頭衫。我一下子想起，我的父親不在人世快30年了，淚水禁不住涌了出來。
阿姨躺在床上，閉著眼睛，一動不動。她一天到晚都是這個樣子，依靠鼻飼維持生命。不知為什么，我總覺得她知道我的到來，她在心里反復念叨：是惠泉家的老大來了。接著，她胸中掀起洶涌波瀾，百感交集，又無比安靜地沉沉睡了。她曾是機床廠托兒所的保育員，名副其實的阿姨，見證過我的成長。
我挨著許伯伯坐下，聽他講過去那些事兒。從走近他開始，我便聞到他身上散發的濃烈氣息，這也是屬于我父親的氣息。我記事兒起就熟悉這氣息，它深深地烙在我童年的肌體上。他說起父親臨離開機床廠時跟他的對話。那些話語，讓我吃了一驚，我真的沒法將它們與父親懦弱、平淡、呆板、固執的日常形象聯系到一起，我甚至懷疑那不是我父親說的，但我立刻否定了自己。
三
不久后，阿姨去世，許伯伯也在2023年1月1日去世。當寧子告訴我此噩耗時，我正走在回家路上。當時我就想，許伯伯和父親他們那一代人帶著他們的個體記憶，像一片片樹葉一樣陸續凋零了。
許伯伯有意無意地選擇在新年第一天告別這個世界，這當中也許蘊含著某些難以言表的隱喻與象征。他們青年時懷揣著理想，被一列綠皮火車從濟南第二機床廠拉到都勻機床廠。火車的色彩仿佛是他們青春的膚色和旗語。他們老了又追趕著鄉愁，被一列火車拉回了山東，卻再也不是那列曾經的綠皮火車。他們是一朵朵蒲公英，時代的風將他們吹到貴州，在高原扎下根來，一天天地學會將他鄉變作故鄉。一個個青春就像一粒粒種子，同樣被時代的風裹挾著，落在群山的褶皺間，追隨河流的腳步四下飄零，用盡氣力也開不出一朵謙卑的花。只是許伯伯比我父親幸福，他比我父親在人世間多享受了30年親情，也讓寧子弟兄仨可以隨時隨地面對面地叫一聲爸爸。
近十幾年，我回過都勻三次。東方機床廠徹底破產了，偌大的廠區以三線博物館的名義被開發作了商業綜合體。三線工廠有自己的內部代號和代碼郵箱，這在當時代表著它們的特殊地位，如今僅留下一個個空洞如彈孔的數字。反倒是我們這些當初散養長大的三線子弟，每逢聚會總習慣以居住的樓號來認對方。這些數字仍然清晰地活在我們的記憶中，仿佛是一個個接頭暗號，一經說出便能重啟我們共同的記憶。
從前樓到后樓，我穿行在那些式樣單一、面目晦暗的居民樓間，外墻裸露的紅磚愈來愈黯淡，終有一天會讓人辨不出色彩。陽光照在上面，摸上去溫暖如紅磚剛出窯時，我仍然相信父輩的熱血在里面燃燒和沸騰。
路上，我遇見一個個人，他們有的與我父母熟悉，看著我從出生到成長；有的僅僅看見我，憑著我的長相，脫口就問：“你是王大夫的兒子吧？你家父親還好嗎？”我覺得好神奇啊，隔了30年，他們竟然還能通過站在面前的我，一下子想到我的父親。但熟悉或認識父親的人會越來越少，直到有一天，我再來這兒，會成為一個陌生的闖入者。
自1966年9月至1984年6月，父親一個人來了，又領著一家四口走了，度過了一個人的成人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