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在，人未遠 ——任繼愈馮鐘蕓的藏書
每年四月底的某二天，清華圖書館老館的大庫面向校友開放，鱗次櫛比的黑色書架一排緊挨著一排，上面擺滿了沾滿塵土的一摞摞書，散發出舊書特有的霉腐味。好多老校友到那二天會朝圣般涌向老館大庫，來聞一聞積存近百年的沉郁舊氣。那天，我目睹有個頭發花白的校友，站在過道中間，突然駐足朝著舊書長吸一口氣，然后心滿意足地道：還是那股老味道！
我沒有受過清華圖書館百年舊氣的熏陶，無法體味此刻校友來這里的心緒。穿行在黑色書架之間，只感覺那一刻，我與來過這里的前輩學人同聚在一個空間。
楊絳坐過的小書桌依舊擺在老庫二層靠窗的地方。好事者在桌前豎起一個易拉寶，說明楊絳曾在此觀書。來這里的校友會在書桌前坐下來，暖暖座，安安靜靜拍一張照片。楊先生走了好幾年了，因為這張桌子的存在，好像她從來沒有走遠過。
2011年任繼愈后人以任繼愈和夫人馮鐘蕓的名義，把他們生前的藏書捐給清華大學圖書館。圖書館曾在新館四層設立“任繼愈文庫”對外開放。去年冬天文庫移入老館大庫二樓，從人間重返深閨，位置就在楊絳坐過的書桌一側，有同時代人的書桌相伴，似乎也不寂寞。
上萬冊藏書，伴隨這對學者伉儷走過漫長的讀書生涯，那些穿過指縫的時光，散落在一本本書上，無聲地見證了他們與書相處的日子。現在他們的主人駕鶴遠行，他們看過的書被送進他們曾經讀書的地方，或許正應了那句老話：書比人更長壽。書在，人未遠。
一
要不是那本吳冠中《生命的風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1998年6月版）上面的題識，想不到作為哲學史家的任繼愈會關注畫家吳冠中：“第七屆國際圖書博覽會購。一九九八年九月二日，任遠同往”，下面鈐有“任繼愈章”。
二十世紀整個九十年代的藝壇，吳冠中一直是焦點人物，他創作的水墨畫連續多年是在世中國畫家畫價最高紀錄的保持者。1993年的吳冠中假畫案幾經起落，到1996年塵埃落定。1997年吳 冠中發表的文章《筆墨等于 零》更引起畫壇的軒然大波。這幾年又是吳冠中文章寫得最多，文集出版最多的幾年。作為畫家，他的畫展不斷在國內外亮相。
任繼愈那年已經八十二歲了，仍在女兒的陪伴下興致勃勃前往圖書博覽會。《生命的風景》當年6月出版，是吳冠中的個人自傳，出版社推介這本書“以獨特的人生視角審度了半個世紀以來一個中國畫家尋求生命價值和審美理想的歷程”。也許因吳先生一直在輿論漩渦中，任先生大概想了解這位只小自己三歲的同時代人，才買了這本書。
那次博覽會，據任繼愈的書跋，他還買了《李銳論說文選》。書跋文字與吳冠中的那本相似：“一九九八年九月二日購，第七屆國際圖書博覽會，與任遠同往。”任遠是任繼愈的女兒。鈐印與吳冠中那本相同，完全沒有書跋文字常見的那種起伏，也沒有流露些許情緒。不過，這兩本書的內容，已表明他那個時期的讀書趣味，一些廣受社會關注的人物，他們的書也進入他的閱讀視野。吳冠中的書在他的藏書里不止一本，還有《短笛無腔》等。
任繼愈那種接近重復的書記文字多次出現，如1993年5月4日，北大95周年慶，任繼愈作為校友被邀入住燕園。當時北大西門南邊圍墻周六、周日有一個自發的書市，規模非常大。任也曾去那里淘書，買過《吳宓與陳寅恪》《陳寅恪詩集》，兩本書上留下兩段一模一樣的書跋：“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值北京大學九十五周年校慶，校園中書攤林列，因購得此書。又之志。”另一例是1986年9月在北京琉璃廠書展買得孫楷第《滄州后集》和許姬傳《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二書的書記文字也相同：“任又之，于北京琉璃廠書展，一九八六、九。”
一年后的5月4日又有任繼愈在北大買書的記錄。錢鍾書的《談藝錄》上留下了一行文字：“任又之一九九四年五、四于北京大學售書廣場。”證實連續兩年的五四節，任繼愈都是在北大度過的，而且都留下了在北大買書的記錄。
二
任繼愈留在書上的批注并不多，似乎很吝嗇自己的筆墨。出現這種狀況也許與任繼愈的讀書習慣有關，也緣于他晚年視力衰退，他曾把自己的書齋“潛齋”戲稱為眼科病房。翻閱文庫里的藏書，至少給人的感覺是這樣的。
眼目所及，見到兩本書有他正面寫出的意見。其一，馮爾康、常建華著《清人社會生活》（天津人民社1990年7月版），任繼愈記有：“任又之，一九九一年一月收到。本書保存了一些有史料價值的資料。”其二，羅爾綱《湘軍兵志》（1984年,中華書局），任繼愈在書封面批注：“此書有兩點可取：①曾國藩的治軍思想（宗法制）。②曾國藩用兵費用有參考價值。此外湘淮軍之后，逐漸形成軍人主管地方政權，為后來北洋軍閥割據開了壞的先例。”
任繼愈對于大多數藏書的看法，后人無從知道，只能通過與文庫中同時間藏書的題寫方式與鈐印來作一些推斷。任繼愈在1987年至2005年擔任北京圖書館（1998年12月更名國家圖書館）館長期間，獲得過很多職務性贈書，也得到過不少同行或同學或老朋友的送書。他對于贈書的反應不太相同，常見的幾類：一類是簽名，并記下收書的年月日；另一類除了簽名及簡單的記述，還加蓋自己的姓名章；更多的是不著一字。當然他在書展、書市、圖書博覽會自購的書，一定是他感興趣的。如果按這幾類推斷，約略可以看出任繼愈對書的看法。比如《李一氓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任繼愈記：“任又之2001.8.20”，還加蓋了“又之珍藏”。《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選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版），該書為周一良贈書，鈐“一良敬贈”，扉頁印有“謹以此書獻給周一良先生八十八華誕”字樣。任繼愈自記：“2001.10.15.收到，故人友誼，可感。又之志言。”唐弢《創作漫談》（浙江文藝出版社），任自記：“任又之一九八六.四.于北圖售書部。”
以上所列這些書的簡單記錄以及鈐印，包括如何得書，其實已粗粗勾勒出任繼愈對一些書的印象，有的盡管沒有評價，評價自在其中。此外像《金克木人生漫筆》，在目錄的“讀書篇”，用紅筆對其中三篇文章——《讀〈西伯戡黎〉》《讀〈聲無哀樂論〉》《再閱〈楞伽〉》，在篇名上做了標記。對金克木的另一本學術隨筆《文化卮言》（上海文藝社1996年版），則加蓋了印章。當年北大的那些老學者的學術隨筆紅極一時，無論是反思還是批判性的，品讀高齡學者的書成為讀書界的一種風氣。
三
任繼愈夫人馮鐘蕓出身于一個顯赫的學術家族。父親馮景蘭是地質學家，中國礦床學的重要奠基者。大伯馮友蘭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姑姑馮沅君是文學史家，馮鐘蕓堂妹馮鐘璞（宗璞）是作家。哲學家張岱年是她的堂姑父。
1938年馮鐘蕓就讀于西南聯大中文系，受教于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羅常培、羅庸等老師，1941～1943年任西南聯大附中語文老師。1943年受聘任教西南聯大中文系，是當時聯大極少的女教員之一。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1946年西南聯大完成其歷史使命后北歸，恢復原清華、北大、南開三校，馮鐘蕓至清華大學中文系，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至北京大學，歷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與主講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代文學。
馮鐘蕓的任教履歷，使她擁有眾多研究中國文學的學生，其中不少成為知名學者，活躍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馮藏簽名本，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她的學生，昔日的老學生出成果，都恭恭敬敬呈上一本，上款敬稱恩師、師或者先生，如金開誠《文藝心理學論稿》、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張炯《文學真實與作家職責》、張少康《文賦集釋》、劉天壽《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講》、袁行霈《中國文學概論》等。她的老師輩出書，也會鄭重其事簽名相贈，如游國恩主編的《離騷纂義》、林庚《西游記漫話》、吳組緗《宋元文學史稿》等。李廣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送給馮鐘蕓的《論文學教育》，直呼其名：“給鐘蕓，廣田51.4.26”。字寫得極其浪漫流利，雖是漢字，卻有拼音文字的灑脫，“廣”字的飛揚與“田”字的收束，形成猶如音樂旋律的收放，顯示經過了“五四”的那代文學家特殊的豐采，令人一看難忘。同行同門的饋贈也不在少數。程千帆每值新著出版，總不忘千里投贈，藏書中程的簽名本最多，達八九種之多，如《程千帆沈祖棻學記》《文論十箋》《沈祖棻詩詞集》《兩宋文學史》《校讎廣義》（三種）及《被開拓的詩世界》等等，通常是夫婦雙款，或“繼愈先生鐘蕓夫人賜教”或“鐘蕓、繼愈先生教正”，最見古典文學教授的敦厚古雅。歷史學家王永興是任繼愈西南聯大的同學，贈書上常寫“又之兄鐘蕓姊”，可見彼此關系親近。張芝聯送書，總是把馮鐘蕓放在任繼愈前面，紳士風度，也見于上款。馮的藏書中有一部分是其年輕時讀過的《女神》（郭沫若）、《韓愈志》（錢基博）、《蘇聯民間文學論文集》《文學底基礎知識》（以群）等等。更多的是專業方面的書籍，如陳寅恪的幾種著作。陳寅恪是馮鐘蕓的老師，后來馮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教的就是中古文學史，她對陳寅恪的書格外珍惜，藏書中有上古版的《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二編》，都包了書皮，還在后一本書的扉頁用鋼筆注明“1981.4.重慶”，另外也在書皮上注出書名與著者。
任繼愈后來在與學生交談時，說陳先生有遺民情結。他回憶在西南聯大讀研究生時，與陳寅恪住同一棟樓，領教過陳先生的脾氣：有天晚上，鄧廣銘和另一位先生在樓下，討論一個問題，聲音很大。陳先生剛睡下，聽見樓下有人大聲喧嘩，非常生氣，就用拐杖使勁敲打地板。鄧先生他們就停止討論，四周頓時安靜下來。任繼愈的藏書里，有眾多與陳寅恪有關的書籍，光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20年》就有三個版本，這似乎在證明，他晚年有興趣通過閱讀傳記，進一步了解他有過接觸的史學家陳寅恪。
四
任繼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藏書家，他的藏書大部分純粹出于閱讀與研究的需要。大概是這個緣故，從他和夫人馮鐘蕓的藏書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在時代下的閱讀與專業閱讀，他們是受時代眷顧的少數人，但他們的閱讀仍然無法置身于歷史之外。他們留下來的書，保留了一代人的讀書痕跡。比如藏書中有全套精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斯大林的各種中文文本，以及毛澤東以及同時代政治家的文集及各種單行本。還有不少政治人物的傳記、回憶錄與歷史檔案以及時人的思想史研究著作，推測這是文集以外的延伸閱讀。還有魯迅的著作，那個年代過來的知識人鮮有不讀魯迅的，文庫中魯迅文集、魯迅選本以及各種研究魯迅的專著占了不小的比例。藏書也反映20世紀至21世紀之交二三十年學術界的一些動向，如許多在世或去世的名學者的文集、全集相繼問世，紀念已故學人的專集也成為一時風氣；另一個現象就是以慶祝某名學者八十或九十大壽的名義出的論文集漸多，顯示學術上的薪傳與脈絡。
清華圖書館在介紹任繼愈文庫時說：“這批藏書涵蓋了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數量多，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
任繼愈的研究涉及哲學史、宗教史與史學，他藏書的重頭戲不言而喻是那些專業書。文庫中收藏的人文社科類圖書，數量之眾不亞于一個專業圖書館。以儒學為例，除了二程、張載、朱熹、王陽明、陸九淵、王夫之、戴震等重要人物的原著、年譜外，還有大量前人今人、東亞學者的圍繞儒學家、譜系、儒學思想、傳播及其實踐應用寫下的專著，涉及經典校勘、文獻比較、法義辨析、思想解讀等各個方面。藏書是探索一個學者思想研究的原點。任繼愈的專業藏書里，與儒學并稱的佛道二家的經典、教理、教史及其他文化遺產研究類圖書也特別多。此外，藏書量極大的還有諸子百家的經典與研究類書籍，包括了古代邏輯學因明學研究專著與考古新發現的經典文本等等，包含文史哲、思想、宗教、美學等領域，展示其廣闊的閱讀視野。就文庫陳列來看，外文書不多，能見到的是日本學者的原版書與少量的俄文書。顯然，這與任從事的專業研究與所處時代背景都有關。
馮鐘蕓的藏書則呈現一個文科教授閱讀、教學與研究的面貌，一方面是通貫性質的，從《詩經》到現當代經典詩文集都有收集；另一方面是專精，其專攻仍放在中古文學史。文庫中數量不少的當代知識人的隨筆，似乎證明這對學人伉儷熱心關注當代知識界的流向與現實生活。
任繼愈的藏書，其生前就曾選擇一部分捐給家鄉山東平原，但無疑清華圖書館的任繼愈文庫仍是他們夫婦倆藏書的精華。他們一生買書、藏書、讀書、著書，與書相伴的歷程，構成他們學術生命中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他們一代知識人的精神映照。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書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重要的文化資源怎樣對他們發生影響，包括他們又是通過怎樣的途徑，實現從閱讀向學術成果轉化的，藏書不僅關聯著他們的心理變化與學術情感起落，閱讀與選擇也隱含了作者的某種情懷。在這個意義上，藏書寫滿了他們背后的文化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