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7月4日，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向全球發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這是在AI的第三次浪潮中，對未來的預言。今日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有如此重要的地位，“863”計劃功不可沒。

中國的人工智能技術起步晚，足足比世界晚了一個周期，錯過了第一次浪潮。直到1986年，在863計劃中下設了代號為306的智能計算機主題后，才開始奮起直追。20世紀90年代，國際人工智能研究進入低谷，“863-306”主題通過持續投入，在高性能計算機、智能接口、智能應用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也成為曙光、科大訊飛、拓爾思、漢王、中科星圖、寒武紀等一大批高技術公司的源頭。

更重要的是，“863-306”是人才的大熔爐，當年參與項目的年輕人，很多成了今天國內人工智能領域的領軍人物。

863計劃

20世紀80年代初，中關村科技城逐漸恢復了生機，中國科學院院士們也從設施陳舊的“特樓”（新中國成立初期，用于引進歸國科學家的家屬樓）紛紛搬進了新建的大塔樓。

1986年2月的一個夜晚，無線電電子學家陳芳允敲開了光學家王大珩家的門。這兩位都是“兩彈一星”的功勛科學家，他們的談話，翻開了中國科技發展史上的重要一頁。

“高科技問題事關國際上的國力競爭，中國不能置之不理。”登門到訪的陳芳允憂心忡忡，顯然已被這個問題困擾多年。

1983年，美國總統里根發表電視講話，公布了“星球大戰計劃”。蘇聯和東歐迅速制定“科技進步綜合綱要”與之針鋒相對；西歐17國簽訂“尤里卡計劃”；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學技術振興政策”。新技術浪潮沖擊著整個世界，連印度、韓國都在跟進，而中國科學界，卻令人不安地保持著沉默。

陳芳允登門前，剛參加了一個軍工會議，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當時經濟實力薄弱，在科技發展方面應采取“拿來主義”，先搞一些短期見效的項目。

“在關系到國力的高技術方面，首先要爭取一個‘有’字，有與沒有，大不一樣。真正的高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說到這里，兩位老人都很激動。陳芳允提議道：“我們是不是聯名給中央領導人寫封信，這樣事情更好辦一些。”王大珩說：“這個主意好，我看，咱們干脆直接給鄧小平同志寫信。”

在這之后的一個月，王大珩始終處于亢奮之中，他知道，自己執筆的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關系到中國未來的一件大事。

王大珩起草的初稿陳芳允看了、改了，聯合簽名的還有陳芳允的兩位“特樓”老鄰居——核物理專家王淦昌、航天專家楊嘉墀。

據楊嘉墀回憶，在各種討論會上，他與王大珩、王淦昌、陳芳允等科學家觀點相近，大家一致認為：“盡管當時我們的經濟實力還不允許全面發展高科技，但爭取在一些優勢領域首先實現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心里急啊！”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楊嘉墀時常夜不能寐，沒有項目就留不住人，梯隊青黃不接，用當時科委領導的話說，“這樣下去，也許再過幾年我們的年輕科學家和國際同行連交流都不夠資格了。”

科學家們心里清楚，如果走正常途徑，這封信不知要經多少人批示轉送，不知什么時候才能送到最高層的案頭。

急中生智，王大珩想到了鄧小平的女婿張宏。從來不“走后門”的王大珩，走了他此生最大的一個“后門”，請張宏把信盡快送到鄧小平手里。

3月5日，也就是收到“關于追蹤世界高技術發展的建議”的第二天，鄧小平在信上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根據鄧小平指示，1986年4月，全國數百位科學家齊聚北京。高科技意味著高投入，高投入到底有沒有回報？誰也不敢打包票。

其間，國務院的張勁夫約見了四位倡議者，問他們該撥多少經費？4位科學家誰都沒先作回答，沉默許久后，王淦昌才艱難地說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全國人民每人少吃兩個雞蛋，一年2個億就行。”盡管用2億元發展高科技是杯水車薪，但一想到當時國內的經濟條件，再多，他們也難于啟齒了。

為了把經費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從1986年3月到8月，國務院先后召開7次會議，組織124位專家分成12個小組，進行了反復的探討與論證。最后，通過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

1986年11月18日，這一計劃正式公之于世。這意味著，中國科學家將集中精力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化、能源、材料7個領域的15個主題中發起沖鋒。

由于這項計劃醞釀于1986年3月，也被叫作863計劃。根據計劃，中國將在15年中投放約100億元人民幣，這在尚未取消布票的中國是一筆巨款。于是，有人質疑：糧食都不夠吃，還拿出這么多錢搞什么高科技？還有人說：美國一家大企業一年的科技投入就是30多億美金，相當于100多億元人民幣，中國拿這點錢投入15個主題，不是開玩笑嗎？科學家們無暇回應，在他們眼里，863計劃是中國的國運之戰，堪稱新時代的“兩彈一星”。

“積極跟蹤國際先進水平”“發揮現有高技術骨干的作用”“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難以再起”……如今，當人們重讀四位老科學家起草的初稿，許多重要的判斷仍不過時。

306主題

863計劃的一大特色是實行專家負責制。7個領域15個主題都成立相應的專家委員會，科研經費通過主題專家組直撥課題組，評審、立項過程也都是由專家集體決策，極少行政干預。

把科學家推到決策和管理的第一線，讓科研工作一改過去由行政部門主導，條塊分割，課題重復的弊病，也讓一直埋頭書桌的科學家們，不得不抬起頭來，面對計劃經濟時代不曾有的問題——不是具體怎么做，而是選擇做什么？

首任863計劃聯合辦公室主任馬俊如說：“領域的選擇是從戰略角度出發的，要突出前瞻性、先進性和帶動性，必須為21世紀著想。”當時，生物技術被列在863計劃首位，讓生物學家都連呼“沒想到”。因為直到1980年，中國現代生物技術的產值還是零。

信息領域更是瞬息萬變，中國科學家朝什么方向發力呢？在信息領域的三個主題中，智能計算機主題，代號“863-306”，排在第一名，算是爆了個“冷門”。

中國的人工智能研究可謂先天不足，不僅開始晚，整整錯過了第一次浪潮，而且一開始就處于爭議的漩渦中。

“人工智能”一詞，不僅長期以來被認為帶有濃烈的唯心主義色彩，還一度因此廣受批判，甚至和特異功能者糾纏不清。很多人覺得“機器怎么會有智能呢”，因此需要在哲學意識形態上進行辯論。因此，中國人工智能學會沒有掛靠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而是掛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AI界的最高獎項，使用了數學家吳文俊的名字，以紀念他在1979年開宗立派，翻開了中國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頁。但吳文俊卻一直想“劃清界限”，強調自己研究的是“數學機械化”，而不是“人工智能”。

中國最早從事AI研究的學者大多有數學或哲學背景，加上當時特定的社會環境影響，使一部分計算機領域的學者遠離了人工智能領域。

直到1985年，費根鮑姆撰寫的《第五代——日本第五代計算機對世界的沖擊》一書在我國熱銷，這才在大眾中普及了人工智能與計算機的關系。

書中寫了一個讓人熱血沸騰的故事，日本政府計劃在十年內投入4.5億美金，造出“第五代計算機”，掀起一場技術革命。淵一博教授作為主導者，優選了40名35歲以下的年輕人，組建日本ICOT（新一代計算機技術研究所），他們的目標是，研究出智能計算機，也就是現在各大巨頭們正在競相嘗試的AIPC（人工智能電腦）。

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就已經開始了對人工智能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績。福島邦彥在1980年實現了“神經認知機”模型，也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卷積神經網絡”的雛形。

放在今天，我們都知道，神經網絡理論，以及由此發展而來的機器“深度學習”是AI大模型的地基，日本在技術上算是“起了個大早”。可是，以當時的算力、算法和數據積累，神經網絡技術猶如癡人說夢。

因此，淵一博在技術路線上，拋棄了尚處于發展初期的神經網絡，以舉國之力，押寶在“專家系統”上。

所謂“專家系統”，就是基于邏輯程序語言，來模擬人類專家解決某些領域問題的計算機程序系統。和“深度學習”不同，在“專家系統”中，機器的所有認知都要靠人來“投喂”。

日本“五代機”計劃，被稱為“科技界的珍珠港事件”。緊接著，美國與歐洲各國急起直追，在世界上掀起了第二波人工智能的研究浪潮。

費根鮑姆寫道：“淵一博和他的同事們是一批‘科學武士’……他們意識到‘信息’是一種新的國家財富，他們根據美國十五年前開始研究人工智能的歷程，決定立即采取實際行動，而不是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的無聊爭論。”

“每當讀到此處，我總是心潮澎湃、思緒萬千，中國該怎么辦？”作為863計劃信息領域專家委員會成員的汪成為說，“我曾不止一次深情地讀這本書。”

863計劃研討時，正值第二次人工智能浪潮的高點，科技界充滿樂觀情緒，因此對標日本“五代機”的智能計算機主題（代號“863-306”），成了整個計劃中被寄予厚望的主題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順勢而為地走“五代機”路線，看似順理成章、無可非議。但作為306項目的專家組組長，作為一個軍人出身的戰略科學家，汪成為始終都在提醒自己，需要以“走一步看十步”的眼光來考慮問題。

1988年12月，日本召開“五代機”第二階段成果展示會。汪成為敏銳地感到，與大會的對外宣傳的材料相比，淵一博對“五代機”的定位和展望比7年前的預言低多了。

這次會議還邀請了圖靈獎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雙獎得主西蒙，汪成為聽了他的報告，發現他似乎在回避一個敏感的問題——能否按預期設想實現日本“五代機”的最終目標。

在單獨請教時，西蒙說：“總的來講，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進展，以往我過于樂觀了。建議你們很好地接受美國、歐洲、日本的經驗教訓。有些事不必重復地再做一遍了。”

這次交流，讓專家組意識到，“不一定就是‘五代機’，而是尋找更多的可能性”。

果然，到1992年年底，投入8億美元，組織富士通、NEC、日立等8家企業聯合研發的“五代機”以失敗告終，ICOT也解散了。這成了人工智能領域進入漫長寒冬的標志性事件。

1993年，汪成為再次見到了淵一博教授，并誠懇地向他請教領導日本“五代機”的經驗。倆人漫談了一下午，“略帶一點悲壯的色彩，但這絕非淵一博教授一個人的責任”。

回看歷史，日本入局雖然早，但在豪賭階段，由于在科技路線上押錯了注，帶偏了整個AI界。“五代機”失敗后，日本AI領域人才流失，全面斷層，錯過了后來的AI革命。

中國的幸運則在于，早在1990年，“863-306”主題就成功避雷，選擇了另一條路。

確定方向

“863-306”是863計劃中，取得成果最多的主題之一，但它的開局卻慢騰騰。

專家組發現，相對于缺錢，還有個更嚴重的問題：我們對世界信息領域的發展、動態和關鍵技術進展知之甚少。

“智能計算機”的“智能”含義，到底是什么？中國與國際水平差距多大？在現有條件下，如何讓有限的科研經費發揮出最大作用？面對差距與新技術研發，我們是先“收復失地”，還是先“開拓疆土”？

帶著這些問題，汪成為去請教了老領導錢學森，并請錢學森到專家組和全體成員交流。

汪成為回憶：“錢老十分謙虛地說他不是計算機專家，是來向大家學習的。然后剖析了人工智能的本質和關鍵之處，結合中國的國情，提出了應該從11個方面開展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究，即人工智能、腦科學、認知心理學、哲學、與形象思維有關的文學詩詞語言、科學家關于科學方法方面的言論、社會思維學、模糊數學、并行運算、古老的數理邏輯、系統理論及系統學。”

和錢老一樣，汪成為也說，自己是在“863-306”主題組成立后，才開始接觸人工智能的，屬于剛入門的小學生。做這項工作的領導，除了謙遜之外，他還堅信兩句話，第一句話是“不了解世界，就不可能了解發展的趨勢”，第二句話是“不了解中國，就不能優化戰略部署。”正是這種實事求是的原則，使得“863-306”主題一直處于反復的研討之中，沒有匆忙上馬。

到哪里去找一位既懂人工智能，又懂中國國情的帥才呢？這時候，在美國普度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在人工智能領域內已小有名氣的李國杰，進入了專家組視野。

“我考上兩次大學，又兩次被踢出來。”“十年動亂”讓李國杰的求學生涯頗為坎坷。1987年初回國時，他已經43歲，“大器晚成”中包含著各種苦澀。

回國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計算機所，兩三年間，整棟樓只有他家沒有煤氣罐，全樓的人都看著他一家人去拉蜂窩煤塊，他也沒有覺得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來得比人家晚，沒有煤氣罐也很正常”。

1989年3月，專家組決定建立國家智能計算機研究開發中心（以下簡稱智能中心），以便集中力量完成863計劃的任務，1990年1月李國杰成為7人專家組的新成員，負責籌辦智能中心。

“我在美國三個月就能發表一篇論文，被稱為‘論文機器’，但是回國30多年來，我的主要的工作是‘選擇做什么’。”

“技術創新的關鍵在選題。”李國杰院士對記者說，他這些年的體會是，相對于“知道怎么做”，正確“選擇做什么”更重要。

智能中心成立后不久，李國杰就率隊訪問了美國。

他們首先拜訪了世界級權威西蒙，并請教他，人工智能領域未來十年在哪個方向能取得重大突破？西蒙的回答讓他們大吃一驚，“未來十年人工智能不會有什么重大突破，但可能有上千小突破”。

在卡內基梅隆大學，著名美籍華人教授孔祥重更是直言不諱地表示，他不贊同863計劃對標日本“五代機”，明確建議國內應像中國臺灣一樣從鼠標、顯示器、板卡做起，甚至當面質問李國杰：“你在美國讀的博士，怎么也跟著瞎起哄？”

考察團一路走下來，發現Apple和IBM 生產的臺式機性能不斷提升，美國研發的重點是個人計算機、高速工作站、超級計算機和互聯網，日本側重的“專家系統”，根本就是自說自話。

AI發展方向撲朔迷離，不同背景的科學家眾說紛紜，但國家的研發投入在當時又極其有限，難以支持很多前景不明的探索方向。到底該怎么辦？1990年5月，一場決定“863-306”戰略的研討會在北京飯店召開。

除了上百名中國學者，會議還邀請了美國總統科學顧問許瓦爾茲教授、神經網絡理論的奠基人之一霍普菲爾德教授、日本“五代機”的重要參與者田中英彥、美國南加州大學黃鎧教授、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華云生教授等。

這次會后，專家組決心從“為國解憂”出發，加強研發我國的計算機基礎設施。硬件上重點發展高性能計算機（也就是今天中國人引以為豪的超算），軟件上通過智能接口的研究，實現人機智能交互，同時在農業專家系統等智能應用上下功夫。

基于此擬定的《863-306的發展計劃綱要》，是一個重大的戰略主題轉移，就像是一艘大航母在確定的路線上，突然90度轉向。

方向對了，就成功了一半。科技部原部長朱麗蘭對“863-306”專家組贊譽有加：“專家組對于計算與通信（網絡）、人工智能、模式識別、機器翻譯、大規模檢索這些關鍵問題的技術發展方向有很準確的預測和判斷。同時，有效的組織和高效的執行力，使306主題科技成果豐碩，大部分直接轉化成生產力和戰斗力。”

曙光乍現

智能中心，設在中科院計算機所里，是一座只有幾百平方米的兩層小樓。簡陋的小白樓里，幾十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誰都沒有計算機研發經驗，卻被賦予了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從無到有，研發高性能計算機。

汪成為深知有限資金的管理原則，絕不能“撒把胡椒面，碗碗掛點味”，必須給智能中心吃“偏飯”，因為高性能計算機既是計算機領域里的“基建”又是“核彈”。

成立智能中心前，專家組舉行了兩次軍民需求研討會，主要議題是：“什么是我國最緊迫的需求”和“什么是我國當前的發展瓶頸”。

最讓人意難平的，是“玻璃房子”的故事。

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計算機技術遠遠落后于美國。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實施禁運，我國企業只能以極高的價格引進少數低端的產品，而且必須把計算機安裝在一個透明機房里，機房鑰匙由美國監管人員牢牢控制。這意味著，我們要在他人的監控下，才能使用所謂的高性能計算機。

時任國家科委高新司司長冀復生回憶說，起初306主題并沒有把高性能計算機列入其中，然而專家組認為，高性能計算機是將來整個國家計算機方向的一個制高點，更是各項科研工作的基礎，必須迎難而上。

頂著“智能計算機”的帽子研制高性能計算機，李國杰雖然經常被質問：“你們研制的計算機的‘智能’體現在哪里？”但他以滿足市場需要為科研目標的想法，從未動搖。

該項目最終上馬，是在專家負責制下由科學家力推的結果。然而限于經費，國家也只給了200萬元的啟動資金支持。

吃了“偏飯”的智能中心，成立兩年，卻沒能拿出什么成果，“不少人在等著看笑話，我的壓力非常大”。

起初是缺人。由于高科技人才奇缺，智能中心只能自己培養剛畢業的“小白”。這兩年，科研人員天天埋著頭，一行行地讀UNIX操作系統的源代碼，讀了幾百萬行。

團隊逐漸成熟，但研發的生態環境和產業鏈條件仍跟不上，有時只是因為缺一個很小的零件或者一個軟件，導致整體研發停頓半個月甚至幾個月。

李國杰想出一個奇招——把6名核心人員派到美國硅谷“洋插隊”。出發前的誓師大會上，黑板上貼著“人生能有幾回搏”幾個大字，這句話后來也成了曙光和中科院計算機所的座右銘。

“洋插隊”的條件比想象中艱苦多了，他們6人租住一棟民房，客廳就是工作間，擺滿了機器；臥室都沒有床，就在地上放一個床墊，每天爬起來就工作，至少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紀念863計劃5周年時，研發尚處于黎明前的黑暗階段。科技部組織一些科研人員在人民大會堂看文藝演出，舞臺背景上“新時代的曙光”幾個字觸動了李國杰，從此，項目以“曙光”命名。

“曙光1號”問世了，運算速度達每秒6.4億次。更令人振奮的是，“曙光1號”問世后不久，西方國家即宣布解除10億次計算機對中國的禁運，“玻璃房子”的恥辱徹底成為歷史。

在199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專門提及“曙光1號”。863計劃的提議人王大珩院士更是對此激動不已，他在一份給中央領導的報告中指出：“曙光1號”的誕生，其后續創造出的價值和當時歷史階段的作用，不亞于“兩彈一星”。

恰逢鄧小平對863計劃提出“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新要求，時任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到智能中心參觀時，號召智能中心當敢死隊，像當年劉鄧大軍一樣殺出重圍。

又是200萬元啟動資金，“曙光”邁上商業化之路，成為863計劃中最早實現產業化的項目之一。“當時的曙光公司猶如盧溝橋事變中的29路軍”，李國杰說，“‘曙光1號’剛推出時，只能給IBM 服務器當B角。幸虧在哈爾濱以北，偏僻的三間房鐵路編組站，作為A角的IBM服務器出了故障，曙光才有了替代A角的出頭之日。”

2010年6月，“曙光6000”系統排名世界第二，拉開了中國持續霸占超算排行榜前三名的序幕。隨著“曙光”不斷迭代，30年內性能提高近100億倍，不僅消除了與國際上的10年差距，也成了中國超算行業的頂梁柱。

有一段時間，IBM 服務器在中國市場上的平均折扣大到不可思議的“94%off”，即標價100萬美元的服務器只賣6萬美元，后來干脆退出了中國市場。曙光服務器參與市場競爭，迫使外國產品降價，僅這項經濟效益就遠超過國家對曙光研發的投入。

像是一次地殼運動的擴張新生，曙光服務器的誕生，還引起了連綿不斷的山脈延伸。李國杰2000年后帶著弟子啟動了“龍芯”的研發，而“龍芯”研發者胡偉武的學生陳云霽與弟弟陳天石一起攻關，發布了寒武紀芯片，寒武紀公司成為全球第一個量產的商業AI芯片公司。

三代人血脈傳承，波瀾壯闊的畫卷隨之展開。“做市場化導向的研發，不做論文和獲獎導向的研發”，這是李國杰在深圳理工大學曙光書院給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忠告。

訊飛燎原

和“兩彈一星”計劃不同，863計劃專家組的專家不是封閉的，更不是固定的，他們來自不同的單位、部門，“腦袋在863，屁股在原單位”。

在那個通信和交通并不發達的年代，許多北京以外的專家，往往接到通知，已經是開會在即，他們常常是買張站臺票就登上火車，而且一站就是十幾個、幾十個小時。

1992年，36歲的高文剛拿下東京大學的博士，就被選入“863-306”專家組，成為整個863計劃15個專家組中年齡最小的成員。從哈工大到北京，一趟就是30多個小時，招待所沒有浴巾，洗完澡只能晾干，研討會開完，常常連盒飯都沒有，無論多有名氣的專家，在組里都是這個待遇。

為注入新觀念和保持創新能力，專家組成員每3年要換掉三分之一左右，最多只能干三屆。1996年換屆時，高文接替汪成為院士擔任“863-306”專家組組長。

新老交替時，汪成為面授機宜：“在課題布局上，要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穩住一頭就是要穩住重點攻關課題的團隊，要給他們吃偏飯，讓他們心無旁騖，不要為五斗米折腰，不要為課題經費不足犯愁。放開一片，就是一般性的研究鼓勵大家多參與，要“普惠”到盡可能廣泛的高校和研究所。

高文說，他擔任組長的幾年中，壓力最大的就是穩住一頭。“當時重點保證的課題，專家組幾乎是不砍經費的，申請預算要多少只要核實了、只要資源調整得過來就優先保證。為了執行這個政策，需要頂住來自上面（科技部）和下面（其他高校和研究所課題組）的壓力，其難度可想而知。”

不過，和現在動輒上億的重大課題經費比起來，幾百萬、一兩千萬雖不算什么，但在當時作用巨大。高文記得，當時幾個重點保證的課題經費并不多，像中科院自動化所的手寫漢字識別系統（現在漢王集團的主打產品前身），東北大學的工程圖紙識別系統（現東軟集團的早期主打產品之一），中國科技大學的語音合成系統（現科大訊飛的主打產品），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的全文檢索系統（現拓爾思公司主打產品），課題規模都是每年幾十萬元。

每位專家組成員還有每年20萬元的“先斬后奏”經費，遇到好的課題和團隊時，可以先給其項目資助，等其課題任務書提交后，再在專家組全體會議上報告并得到正式認可。

“對急需立項的項目，有些不到一個月就可以把經費劃撥到課題組。”李國杰說，信息技術變化很快，如果為了申報項目等兩年，風口可能早已喪失了。雖然每年306專家組掌握的經費可能只有幾千萬元，但有單獨的賬號，便于靈活機動。

高文行使的第一個“先斬后奏”權，就是發現中國科技大學王仁華教授的研究思路非常好，想法很新，當即同意資助他20萬元從事研究。

當時，語音合成研究的主流做法是參數合成，雖然占用內存很小，但是合成效果不好，不自然，一聽就是機器合成語音。王仁華領導的語音評測實驗室是智能中心在中科大的分中心，他提出，可以使用播音員錄音的基音片段，加以處理，形成較為自然的合成語音。

“先斬后奏”的20萬元到賬后，王仁華讓學生唐滌飛、劉慶峰研發了新的語音合成系統。王仁華稱這個系統為“KD-TALK”，KD為“科大”首字母。

KD-TALK于1995年參加了國家的863語音合成評測，其音節清晰度、單詞可懂度、單句可懂度等指標均為全國第一。

1998年，劉慶峰帶隊參加在北京的863語音合成評測，在自然度評測中獲得了三分。五分是播音員水準，四分是普通人發音表現，而三分則是用戶可以接受的水平，這是當時語音合成系統在自然度上獲得的最高分，“也是唯一達到可實用階段的系統”。

微軟中國研究院對國內人工智能人才的培養做出過重要貢獻。1998年，李開復牽頭創辦微軟研究院時，曾力邀25歲的劉慶峰加盟，但劉慶峰謝絕了微軟學者獎學金和加入微軟實習的邀請，一邊讀博士，一邊創立了人工智能語音公司——科大訊飛，他的創業班底就來自王仁華的語音實驗室。

十幾年后，微軟亞洲研究院時任院長張亞勤在海南博鰲論壇期間很感慨地說，劉慶峰是這么多年來唯一拒絕過微軟學者獎學金的人。

如今的AI大佬劉慶峰則在多個公開場合都提到，企業的發展，得益于早期863計劃的課題支持和技術評測。

讓他難忘的，還有“863-306”對人工智能的愿景。2014年，科大訊飛發布“訊飛超腦”計劃。2015年全國“兩會”，劉慶峰牽頭提出《關于制定國家人工智能戰略、加快人工智能布局的建議》。2017年，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人工智能再次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并連續3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回想創業之初，整個公司呈現出一種浪漫的“革命樂觀主義”。“燃燒最亮的火把，要么率先燎原，要么率先熄滅”，劉慶峰這句讓人熱血沸騰的話，既有緊迫感，又有蓬勃的斗志，是他們一路走來的信念。

2023年，科大訊飛的認知大模型得名“星火”，就是那時埋下的種子發了芽。

芯火相傳

經過三個五年，站在21世紀的起點上，863計劃在各個領域都交出了喜報。回顧“863-306”最大的收獲，李國杰說“這段歷史就是用大事來凝聚人才、造就人才的歷史”。

在863計劃的項目中，年齡絕對是競爭的優勢，甚至有許多項目是專門面向年輕人的。因此，一個奇特現象屢見不鮮：排名最前的往往是“無名小輩”，而一些知名專家，甚至院士都排到了后面。

李國杰記得，某知名大學曾要求以單位領導作為項目負責人，被專家組拒絕后，還質問道：“你們還要不要黨的領導？”汪成為組長反問他們：“國家863計劃是鄧小平批示啟動的，專家管理機制是黨中央24號文件規定的，請問執行24號文件是不是黨的領導？”這場爭論，也反映出讓年輕人獨當一面的阻力。

863專家組還有一條硬性規定：成員年齡不能超過60歲。這在今天算不得什么新聞，但在1986年，其震動無疑相當于一枚重磅炸彈。

有的老同志想不通：“文革”耽誤了我們的科研生命，現在剛工作不久又被切下去了，公平嗎？雖然想不通，但他們都讓位了，因為如果這樣考慮問題，就會耽誤更多年輕人的科研生命，這樣一代一代耽誤下去，年輕人永遠都沒機會。

“863-306”主題，無疑是年輕人的天下，200多名科研人員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專家組一直將培養青年一代作為“863-306”的重大戰略決策之一，智能中心的“小白樓”就是20世紀90年代計算機界的“人才特區”。

1992年進入智能中心的白碩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進入智能中心有三大開心事：第一是全新的機制，從來沒看見過哪個單位有如此輕裝的行政和后勤。第二是先進的裝備，我們用的是當時最好的工作站、通暢的局域網、最齊全的資料。第三是學術制高點的位置，智能中心是‘863－306’的根據地，在這里我結識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

有人把智能中心比喻為信息領域的“黃埔軍校”，因為這里經常舉辦各類培訓班，邀請中外前沿專家授課，并對周邊院校開放，聚攏了一批“蹭課”學員。

說起請世界級專家來中心，李國杰感慨，“現在都沒有當時那么大的膽量”。邀請RISC之父帕特森教授時，帕特森回信詢問他飛機票是買頭等艙還是公務艙，李國杰這才知道大學者過來講學是不坐經濟艙的，但智能中心無法報銷，只好請人家自己出錢。再比如，知識工程之父費根鮑姆要游覽長江三峽，買了重慶到宜昌的頭等艙，智能中心也無法報銷，能做到的，只是派白碩全程陪同游覽。

從1990年到2004年，每年在智能中心工作的員工只有幾十人。但一個小小的智能中心，竟然出了3個院士。借調到智能中心，合作攻關“曙光1000”的不足10人團隊，又出了3位院士。除此以外，智能中心還出了10多位局級科技領導干部，幾位國際知名的學者，10多位科技公司總裁，這些公司的市值最高時超過5000億元。

高影響力的人物為何如此密集地涌現？關鍵是“信心”和“信任”。

當年派去“洋插隊”的青年，沒有一個是“學什么、干什么”的。這么個看似“業余”的團隊去美國做高性能計算機，普林斯頓大學的李凱教授給李國杰一個建議：“你一定要相信他們能做出來，如果你表現出一丁點不放心，他們就一定做不成。”

“曙光1號”和“曙光1000”的兩大功臣：樊建平的博士論文是中文字體的自動生成，但在智能中心啃了兩年UNIX源代碼后，他做成了中國第一個并行UNIX操作系統；曾嶸的碩士論文是計算機圍棋軟件，他做成國內第一款蛀洞路由芯片。

給年輕人提供舞臺、壓重擔最成功的案例莫過于“龍芯”了。“2001年開始做龍芯CPU，當時我們的所長李國杰院士給了我100萬，我們拿100萬元人民幣做了一個原型系統，然后就拿那個成果找科學院匯報，要了500萬，加上計算所匹配500萬，總共1000萬，做了個‘龍芯1號’。”胡偉武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用看似輕松的口吻，描述了中國計算機產業“無芯”歷史的終結。其實，“龍芯”的小名叫“狗剩”，是在國家沒有立項的條件下，靠七八個主力做出的成果。

人工智能的發展有波峰也有低谷，現在AI大模型炙手可熱，但對那些“863-306”的親歷者來說，冬天卻更漫長些。在世界人工智能困難和蕭條的漫長冬日里，“863-306”把人工智能的基礎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究部分保留下來，通過對當中優質項目的支持，使我國仍然保持著一支相對穩定的人工智能隊伍，這一點尤其難能可貴。

今年4月13日，曾任“863-306”主題專家組組長的高文院士榮獲“吳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獎”。2023年，他在為《中國人工智能簡史》一書撰寫的序中說：“今天國內人工智能界的領軍人物，許多是‘863計劃’等主題的專家。可以說，‘863-306’是人工智能人才的大熔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