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高莽先生的緣分
有一天，我從書架上找出高莽先生的幾本譯著，翻開那本厚重的《墓碑天堂》，他清秀的題簽赫然入目：敬贈給我的老師、老友、老同行祝勇兄雅正。被尊稱為師，我深感慚愧。但寥寥幾行寫于2009年春節的字跡，卻勾起我對高莽無盡的懷念。
高莽1926年出生于哈爾濱，17歲時在哈爾濱《大北新報》上發表了屠格涅夫散文詩《曾是多么美多么鮮的一些玫瑰》的譯文，那是他生平發表的第一篇譯文。此后，他一生致力于俄羅斯文學翻譯，翻譯了帕斯捷爾納克自傳《人與事》，萊蒙托夫、舍甫琴柯、葉賽寧、阿赫瑪托娃、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曼德爾施塔姆、葉夫圖申科等人的詩作。我聽別人講過一件軼事，有一次戈寶權先生出訪蘇聯，途經哈爾濱，召集了七八位翻譯家參加一個座談會。等了半天，只有高莽一人來了。戈寶權有些生氣，問其他人怎么還不來？高莽問，還有誰？戈寶權念了參會者的名字。高莽不好意思地說，這些都是我的筆名。
高莽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俄蘇文學翻譯、研究、編輯和文化交流事業。1997年，俄羅斯總統訪華時為他頒發俄羅斯政府獎章，也是在這一年，俄羅斯作協吸收他為名譽會員。2011年，中國翻譯協會授予他“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我初識高莽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印象中是通過中國社科院外文所鄭恩波老師的介紹。出現在我眼前的高莽，身材高大，戴一副眼鏡，說話有喉音，聲音渾厚而溫和。他外表最具標志性的特征，是一頭蓬亂的頭發，一副怒發沖冠的樣子。他的頭發永遠梳不整齊，或者干脆不梳理，順其自然，就像他的個性一樣。
高莽當時住北京西三環紫竹橋邊，與我單位只有一箭之遙，有時下班從單位出來，一拐彎就到了高莽住的那棟板樓。那些年，不知去了多少次他的家，一聊就是大半天。當時，社科院住房緊張，他的房間很小，與他的名聲不相配。丁聰等許多大家也住在那個樓里，情況相似。他帶我看過他的臥室，一間很小的房間，他只睡一張窄窄的單人床，騰出空間放置書籍資料，還有許多外國名家給他畫的肖像。
我最迷戀那些書籍，大部分是俄文原版書，盡管一字不識，它們的裝幀卻令我愛不釋手。還有一些俄文畫冊，里面的圖片令我震撼，其中有我熟悉的俄羅斯作家的個人照、生活場景（包括故居）照，還有手稿、書影。高莽晚年撰寫了大量有關俄蘇文學的散文隨筆，有三本分別收入我主編的叢書中，它們是《白銀時代》《俄羅斯大師故居》《墨痕》。因為我看過這些畫冊，就特意請他從中選了大量圖片，圖文互證。后來我把《白銀時代》和《俄羅斯大師故居》寄給柏楊先生，他從臺北打來長途電話，談對這兩本書的喜愛。除了故居，高莽還把他拜謁俄羅斯84位文學藝術大師墓地時的感受都寫進了《墓碑天堂》一書，其中有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愛倫堡、馬雅可夫斯基、葉塞寧、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前文提到的那段題簽，就寫在他贈我的《墓碑天堂》扉頁上。
高莽還是畫家，年輕時畫過漫畫，后來改畫人物，以作家藝術家肖像為主。有時開會，他就在隨身帶的筆記本上不停地畫，別人以為他在記筆記，那么認真投入，其實他在偷偷地給與會者畫速寫。日積月累，他的速寫本上，留下胡愈之、曹靖華、錢鍾書、楊絳、季羨林、茅盾、巴金、艾青、田漢、蕭軍、蔡若虹、華君武、曹辛之這些名家的影像。他把他畫的速寫拿給我看，我最喜歡巴金的速寫，寥寥幾筆，非常傳神。畫中的巴老背著手低頭走路，好像在思考著什么問題。巴老在旁邊寫了字，“一個小老頭，名字叫巴金”。我把我的好朋友、上海巴金故居紀念館的周立民介紹給高莽，周立民把高莽畫的巴金像印成了一組明信片，作為紀念館的文創。
高莽母親告訴他，以后畫男人都畫得年輕一些，畫女人都畫得漂亮一些，這樣大家看了都會高興。有一次我去高莽家，他讓我坐一會兒，取出速寫本給我畫像，沒幾分鐘就畫完了。我一看，像歸像，但還是美化了，比我自己好看。人都喜歡被美化的自我，正如今天用手機拍照，都喜歡加上美顏功能。我不能說畫中人是我，只能說是理想中的我。“童言無忌”，高莽聽了也不怪罪。相反，我們聊天總是有說有笑，洋溢著歡聲笑語。或許因為都是東北人，骨子里有點幽默的天性，彼此間談笑風生，令我至今懷念。
后來，高莽搬去東三環的農光里，我住西四環，幾乎要橫穿整個北京城才能到他家，見面機會就少了，差不多一年半載才去一次。每次去，高莽都格外高興，一定要留飯。他住紫竹橋時，趕上飯點兒，我不知蹭了多少頓飯。到農光里后，每次我去，高莽和夫人孫杰更不讓我走，每次必留我吃飯。孫杰眼睛看不見，做飯的任務全落在高莽女兒小嵐（我稱嵐姐）的肩上。我起初極力推辭，時間久了，幾乎成了一家人，也就習慣成自然。在高莽家吃飯，更能體會到他們一家人的其樂融融。我特別喜歡聽他們父女對話，輕松、機智、幽默，有點脫口秀的意思，透著父女間的熟稔與和諧。
孫杰當時已失明多年，高莽每天都要給她點眼藥水，數十年如一日，從不耽誤。有時他跟我說著話，說著說著就去給老伴點眼藥水了。他是那般專注，跟畫畫時一樣。除了點眼藥水，他還給她讀書、讀報、講天下事，成了她的眼睛。
高莽和孫杰都屬虎，他把他們的家命名為“老虎洞”。華君武給他們畫了一張漫畫，就是一只公老虎給一只母老虎點眼藥水。我忘了問他們是哪一年結的婚，但我知道他們至少在1947年就認識了。那一年，21歲的高莽翻譯完《保爾·柯察金》劇本，該劇在全國各大城市上演，首演扮演冬妮亞的演員就是孫杰。假如從那時算起，到上世紀90年代末，他們已相識半個世紀了。漫漫人生中，他們一起經歷了多少風霜雨雪，實在難以想象。但經歷了如此漫長時光的磨礪，他們的感情絲毫未損，愈發深厚，不能不令人敬佩和感慨。
與高莽相識20多年，他不知給我寫了多少信。2000年11月8日，他在寫給我的信中說：“寄上咱們在美術館拍的照片兩張，留作紀念。關于《人與事》，你問問新聞總署的版權單位……我請人問問他兒子……問候你的小寶寶！問候夫人與全家！”我和高莽去中國美術館做什么，我已想不起來。20多年過去，這兩張合影，也不知去向了。但高莽信中說的《人與事》，我還記得。高莽曾翻譯過蘇聯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的自傳《人與事》，以“烏蘭汗”筆名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出版時間是1991年。2000年，其版權已過期，我想張羅此書重新出版，請高莽征求帕斯捷爾納克兒子的意見，于是有了信中所說的版權一事。
我為高莽寫過一篇文章，叫《作家的畫夢》，發表在光明日報社主辦的《書摘》雜志1998年第6期上。這一年我出版了三卷本《祝勇作品集》，其中有一卷《智慧的痛苦》，寫我熟悉的老一代文化人的命運，其中有馮亦代、黃宗英、劉紹棠等，也把這篇收入其中。高莽看到《書摘》上的文章，半開玩笑地說：“你這么一寫，我覺得自己還挺了不起的。”
2002年，我的作家朋友劉元舉任《鴨綠江》雜志主編，邀請我開一年專欄。剛好我與北京的一些文化老人作了一些對話，就拿給《鴨綠江》發表，其中有一篇《與高莽對話》。次年，我把這些對話交給花城出版社出版，這就是《提問者祝勇》一書。當時，我請高莽提供了一些俄羅斯作家的珍貴圖片，高莽在2003年4月10日給我寫的信中說：“祝勇：找了7張與你的文章有關系的照片，現寄上，請查收。這些照片中的人物，在你的《對話》中都提到過。如需要選用風景，記得我借給你的俄羅斯風景畫展的畫冊中，可挑選幾張風景畫。祝好！”
我的這些文章、書籍中的精美插圖，皆有賴于高莽狹小書房中的“資料寶庫”。
但高莽的居住空間的確過于逼仄，他70歲生日時，俄羅斯駐華大使要去他家道賀，他不敢將大使先生領到家里去，以免露怯，只好約在紫竹院公園門口見面。搬到農光里后，居住條件略有改善。他的書房，有兩壁書柜，一張寫字桌。窗下那張大寫字桌也作畫案，所以書房也是畫室。畫案邊一張單人床，可作沙發，請客人坐，畫室就成了客廳。晚上用來睡覺，客廳就成了臥室。高莽是跨界大師，橫跨文學、翻譯、學術研究、繪畫諸界，繪畫又兼及油畫、國畫和速寫，但他的跨界都是在這間小小居室完成的。尤其是畫畫，往往需要一個寬敞的空間，有良好的光線。住紫竹院時，他的房間光線不好，就盡量借助日光多干一點，天光一旦昏暗下來，他就干不成了，開著燈也不行。農光里的房間稍大，但畫大畫也很受限制。有一天，我去看高莽，他興奮地告訴我，剛剛完成了一幅大畫，是丈六的水墨長卷《贊梅圖》。“梅”，是梅蘭芳，在他身邊，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蕭伯納、布萊希特、塔伊洛夫以及唱《伏爾加船夫曲》的夏利亞賓，當然還有梅耶荷德。上世紀50年代，高莽陪同梅蘭芳訪蘇，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館里漫步，梅先生對他說：“梅耶荷德最懂中國戲曲，你將來要畫畫，請將我和梅耶荷德畫在一起。”把梅蘭芳和這些杰出的俄羅斯戲劇家、歌唱家畫在一起，成為他的夙愿。農光里的房間狹小，宣紙鋪展不開，他只好匍匐在地，畫一點卷一點。不能退遠觀看，掌握比例和透視都是一件難事，但他已經習以為常，積累了一套經驗。幾乎整個夏天，他都躲在悶熱的小屋里作畫，從早上起床一直畫到夕陽西沉，用他自己的話說，比上班還忙。這幅畫卷后來陳列在梅蘭芳紀念館里。
高莽九十大壽時，他的好友、作家魯光贈他一詩，詩云：“老虎九十不出洞，寫畫人生不放松。待到高兄百歲時，老友相聚喝一盅。”
2017年，高莽91歲。我去看他時，正逢孫杰住院，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我們聊了很多事，告別時我讓他寬心，說一定會有驚無險的。他說和我聊得高興，讓他一時忘了難過，但一提到他老伴，心里就又難過起來。我心疼高莽，也為孫杰懸著心，但幾乎什么忙也幫不上。沒想到相隔半年多，兩位老人相繼離世。我們舍不得，但人壽終有限，他們畢竟不能永遠陪伴我們。
2021年，南開大學教授、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谷羽給我打電話，想編一本紀念集，紀念高莽先生逝世五周年。在電話中，我得知了一件事。谷羽當年準備翻譯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世紀之交的俄羅斯文學（1890至1920年代初）》（后來出版時改名為《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史》），高莽找到敦煌文藝出版社購買了版權。谷羽想請他主持翻譯，高莽卻極力推辭，寫信說：“到了你這個年紀，應該做一件大事了。”谷羽便請他做顧問，并給這套書畫插圖。沒想到的是，高莽不僅畫了38位詩人和作家的肖像，而且每一幅都多畫了一份，寄給他保存，說以后再翻譯其他作品時可以做插圖使用。谷羽對我說：“誰都知道，當今的國畫家都是以平尺論價，動輒上萬元、幾十萬元每平尺，高莽卻無償送給我那么多肖像畫，這是何等的無私與慷慨。”說到高莽的人品，沒有人不景仰贊嘆。
這部《“老虎洞”的藝術家——高莽紀念文集》后來于202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認識高莽，還有他的家人，是我此生最幸運、最美好、最值得珍視的經歷之一。他的學問、人格、品性，都令我無比敬重。我很想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