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當深挖一塊土地
“文章學”這幾年在學界熱了起來，最初是古代文學研究者深潛其間，后來現代文學研究者也注意于此，相關的言論已經不少。新文學的出現，是遠離舊的辭章、向域外文學學習的嘗試，但也有許多人堅持古老的文章之道，結合口語與翻譯語另尋新徑。一些京派學者和作家的隨筆就是這樣的。這涉及文脈的問題，在古風與時風之間如何攝取其中的元素，也左右著趣味的走向。如今人們從“文章學”的層面回望漢語書寫的奧秘，其實是古今互滲話題的延伸也說不定。
許多好的散文與隨筆，都是小說家、畫家、學者寫出來的。自然，也有例外者，像新疆的李娟，她的文章很好，那是天籟，與民國的作家蕭紅一樣，常人難以企及。汪曾祺說他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這說明他更看重小說的寫作。不過，汪曾祺是研究過文章之道的，他的散文和小說在辭章上都有古風，尋常之中掩藏著六朝的飄逸和明人的散淡氣。他也覺得，好的小說家，散文與隨筆也不能馬馬虎虎的。
自從西學東漸，我們的漢語書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是修辭功能與先前不太相同。周氏兄弟的文章好，就是在舊式文章里融進了新音，句子和詞組更為靈活，已經遠離了桐城派的樣子。所以，新文化運動以后，文章寫得好的差不多都是翻譯家，他們以母語對應新的文章樣式，表達自然就有所變化。記得夏丏尊在翻譯日本作家國木田獨步的作品后有一篇后記，文章就很有磁性，意思在起伏的韻律中跳來跳去，美感就出來了。葉圣陶也喜歡翻譯，他的散文也就別具一格，既避免了京派的書齋氣，也無海派的散漫。他編輯過國文課本，知道行文的節制，沒有詞語泛濫的毛病。我過去曾留意過民國的散文史，談及彼時的文章，除了周氏兄弟外，影響較大的還有廢名、郁達夫、梁遇春等。比如梁遇春只活了二十幾歲，卻留下不少好的文章。他生前主張隨筆寫作不必太用力氣，否則有堆砌之感。梁氏覺得胡適讓年輕人用力寫文章，其實有些問題，參之西洋作家的經驗，文章是率性而為的，他對于蘭姆的推崇其實也有幾分這樣的原因。
梁遇春不愧是文章高手，本乎心靈，深味詩學，思想游走在中外之間，古今也不隔膜。他受到英國文學的影響，現代性的語義卻不顯生硬，那些談莎士比亞等人的文字，看不到徐志摩式的歐化語義，倒是讓人想起六朝的古風。所以廢名就說出這樣贊美的話：“秋心的散文是我們新文學當中的六朝文，這是一個自然的生長，我們所欣羨不來學不來的，在他寫給朋友的書簡里，或者更見他的特色，玲瓏多態，繁華足媚，其蕪雜亦相當，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秋心年齡尚輕，所以容易有喜巧之處，幼稚亦自所不免，如今都只是為我們對他的英靈被以光輝……”
不知為什么，后來的散文隨筆寫作，沿著類似路徑探索的不多。到了20世紀40年代，文章越發長，辭章變化很大，思想卻稀釋了起來。延至20世紀90年代，此風亦盛，大的歷史散文和厚厚的歷史演義都頗流行了一時，但在辭章上有所創意的有限。加之學術論文的寫作與隨筆作家增多，隨意和粗糙的語言流行了起來。小說可以寫史詩，散文隨筆就不可以嗎？后來的大的長篇散文流行，與此類風氣有關。文章千古事，做歷史的記載者和時代精神的見證人，大概已經深入人心。
洋人的散文隨筆也各式各樣，限于條件，我讀得很少。印象里俄國的赫爾岑是能夠寫宏文的，他的《往事與隨想》就包羅萬象，思想與藝術之光流溢。巴金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翻譯它，也有精神寄托在。那書從作者少年寫起，連帶出各種革命風暴，不愧是一部鴻篇巨制。不過巴金自己的隨筆都不長，沒有去追隨自己心儀的作家那么潑墨為文。他晚年的《隨感錄》就受到赫爾岑的影響，但都是小小的隨筆，故事簡約，思想也是簡約的。對比兩者的寫作風格會發現，中國人似乎不會寫這類厚厚的書，因為思維方式有點不同。張中行《流年碎影》是回憶錄里有厚度的一種，但也是小品的連綴，并無小說家的故事敘述。而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卻仿佛小說家的著作，畫面感與哲思紛至沓來。這大概與文化背景有關，赫爾岑的書是俄文與法文交織，思想也是反差性的轉動。所寫之事與所思之文，相得益彰。中國人的思維好似不太這樣。我們看王國維的書和魯迅的書，短章多一些，有點像小品文，背后的意思總還是與洋人有別的。
札記與感言的好處是言簡意賅，不被宏大敘述所累。另一方面，不言之言也在其中，有隱喻意味也說不定。傅山的文章都在千字之內，好像含著無量之思，和他的書法一樣，是滋味無窮的。知堂一輩子都寫短文，大抵覺得該說的也都在幾句話里，不必一一道之。但有的時候也覺得是他在埋藏些什么，要將真話隱去。這或許也是文章戛然而止的原因。過去有人說是一種消極，但作者自己以為未嘗沒有憤世之處。所以中國文章要帶一點捉迷藏意味，單看字面，不易都知道的。錢鍾書《管錐編》的一些詞條好像也是這樣。
錢鍾書晚年寫作，為什么選擇了文言而非白話？說起來就有多種解釋。我個人認為，是有意抵抗流行的書寫吧。他對于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些文字表達似乎一直有所不滿，他的趣味是學衡派的。學衡派的文學主張是反對進化論，以為古代的舊文學與舊思想自有存在的理由，不可淹沒其價值。這對于新文化人進化的文學觀，是一種糾正。現在的學界大抵是認可這一點的。不過學衡派的一些老人，文章大多不行，有學術抱負而無審美才華。錢氏不同，他既不標榜派別，也不喊什么口號，是默默行走在文化的路上、文章也高于學衡派的人。學識有之，文筆亦佳，就顯得洋洋乎壯哉。他給我的啟示是，不能墨守一方，當環顧上下左右，且深挖一塊土地，方能站得穩，又看得遠。可惜這一點，我們這代人很少有人做到。
對于“文章學”的話題，十多年前我在《寫作的叛徒》一書偶爾涉獵過，那是舊歲的一點痕跡，如今我正在重新編訂、增加許多篇章，將以《表達者說》為名重新出版。寫作帶出職業腔是不好的，我自己也不能免俗。有時也希望自己能夠擺脫舊的積習，不在慣性的路上走。但似乎一直沒有離開舊徑，蹣跚間都是老氣。這也使我常常厭惡自己的表達，覺得平庸者居多，也有生硬的痕跡。巴金曾希望作家要敢于講真話，要有一種情懷，看似簡單的道理，做起來是很難的。克服自己的惰性，并敢于正視虛偽的作態和虛偽的表達，在今天已經是不輕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