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晏杰雄（主持人語）：本期讀書會研讀劉慶邦最新長篇小說《花燈調》，這部作品入選了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攀登，是一種思想高度與藝術高度的雙向奔赴，意味著不僅要有反映時代真實性的現實主義品格，也要求有超出平均數的藝術品格。首先，這是一部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作品，是劉慶邦親赴貴州高海拔貧困山區定點深入生活的成果。小說講述了駐村第一女書記帶領高遠村村民攻堅克難實現脫貧目標的動人故事，采用細膩的寫實文筆，不僅描繪了親歷的農村貧困現實，揭示農民傳統因襲性格，也寫出了以扶貧干部為代表的新時代踔厲奮進精神。與此同時，這部小說也體現了劉慶邦自覺的藝術經營效果，調動了一位資深小說名家多年積累的藝術經驗，并結合新時代現實做了文體上的新探索，如塑造了第一書記向家明、轉業軍人周志剛等一批時代新人形象，在宏大敘事框架中加入了普通人的兒女情長、日常生活素材與地方文化風俗書寫，豐富和深化了傳統現實主義藝術傳統。我們著重討論作家如何處理同時代現實經驗、塑造有血有肉的時代新人以及創造現實主義小說新境界。

丁梓楊：實筆現真實 微筆寫大事

《花燈調》通過一個駐村書記幫助村子脫貧致富的故事，串聯起村落中的各色人物、各個層面和中國社會脫貧攻堅時期的場景，是對歷史與時代的忠實記錄。《花燈調》以真實筆觸再現了脫貧攻堅歷史一隅，讀者透過這一隅，能夠感受到脫貧攻堅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以及其深刻意義，可謂實筆現真實，微筆寫大事。

在后記中，劉慶邦明確表示他“想寫一部記錄新農村現狀的長篇小說”，并且在寫小說之前，作者就設想“最好能找到一位脫貧攻堅工作中的駐村第一書記，以第一書記為主線，就可以把整部小說帶動起來”。小說主人公向家明及脫貧攻堅陣地高遠村，現實中都有具體可考的原型，他們分別取材于謝佳清和芝麻鎮竹元村。真實取材的基礎上，劉慶邦在敘事過程中絲毫不見夸大，他細膩真實地寫出了脫貧攻堅中駐村第一書記面臨的困難。

向家明作為主人公，是全文的靈魂和核心。她符合我們通常對英雄人物的定義，她在國家脫貧攻堅事業中沖鋒陷陣，勇于負責，多次患病仍堅守崗位，并獲得了全國脫貧攻堅貢獻獎。向家明具有英雄的價值與意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者，這樣的英雄人物，作者卻將她塑造得平民化、生活化，沒有將“高大全”的光環簡單加在她頭上。盡管是在脫貧攻堅這個巨大的歷史課題之下，但她更處于生活化的場景中，她需要平衡各種社會關系，需要調節開展工作中與村民的矛盾，需要為了簽合同逼迫自己喝酒，這是符合日常大眾生活的，是合乎世俗人情的。作者筆下的向家明不再具有絕對優勢的社會地位，形象也不再高大完美，但這樣的人物才更真實，也更能表現出真實的歷史和多數人的歷史。

向家明在高遠村艱苦奮斗，帶領村民完成脫貧致富的任務具有超越個體的民族性意義。“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作者清晰認識到了文學作品中英雄形象的特殊審美功能，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新時代英雄的獨特形象。向家明是全國五十多萬名駐村第一書記的縮影，通過描寫向家明，以小見大地反映國家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歷史進程。

宋濤：心靈奧德賽與境界的升華

《花燈調》中的向家明形象，正是對王國維“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的生動詮釋，她的人生軌跡清晰地展現了這三種境界的層層遞進與緊密相連。小說中，人物不是模式化的扶貧干部，而是充滿矛盾、復雜多面的立體人物，三境界的層級輸出彰顯作者精湛的人物塑造技藝。向家明既有堅定信念和使命感，也有生活壓力和困擾，這種復雜性使她貼近現實，容易引發讀者強烈共鳴和情感認同。

在劉慶邦精心描繪的高遠村與向家明的故事里，第一重境界的描寫猶如一幅冷色調油畫，深遠而沉重，將“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絕望感渲染得淋漓盡致。作者將“高遠村”的貧窮與破敗比作朽爛的“破漁網”，為故事奠定沉重基調，也為向家明的未來挑戰鋪墊。向家明內心的掙扎與絕望被細膩呈現，這種絕望并非消極，而是基于現實的無力與迷茫。此描寫展現了村莊的貧困和向家明內心的無助，為其后續第二境界中的扶貧工作埋下伏筆。

第二重境界的展開，則如同一張細膩的素描，線條雖輕，卻蘊含著深深的執著與堅定，將“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執著與奉獻描繪得入木三分。向家明的工作被喻為四季不敗的花朵，象征著她對扶貧事業的不懈追求。向家明的形象并非單一、扁平的，而是一個充滿復雜性的立體人物。她既是攻堅指揮者，也是病人；她既有著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追求，也有著對生命的敬畏和對家庭的牽掛。在這一境界，她展現出扶貧工作者的堅定執著，為高遠村帶來希望。第二境界里，向家明在扶貧工作中的付出與成果，成為其進入第三境界的關鍵。

第三境界的描繪，宛如一幅精致的水彩畫，色彩鮮艷且輕盈流轉，精準捕捉了“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驚喜與滿足。她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前兩重境界所積累的堅持與付出之上。這一境界為其角色增添色彩與層次，深刻揭示了扶貧事業的意義價值。向家明的扶貧經歷與人生三境界相互呼應。她將城市的前沿理念、豐富資源和創新模式引入鄉村，同時注重保護和發揚鄉村獨特的本土文化特色，為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強勁動力。

總之，在《花燈調》中，作者憑借其精湛的文學筆法，通過向家明這一形象，構建了一個深刻且多維的文學世界。向家明在高遠村的扶貧經歷，不僅是對人生三境界的精彩詮釋，更在文學的領域中樹立了一個具有高度研究價值的典型。向家明扶貧路上的曲折與探索、迷茫與堅持，到最后的豁然開朗，這一過程的變化既展現了人性的堅韌與成長，也反映了新時代背景下扶貧工作者的偉大奉獻與不懈追求。

郭昕怡：史詩敘事下的人性溫情

《花燈調》是一幅記錄山鄉巨變的壯麗畫卷，是一首反映社會發展的宏偉史詩，也是一曲婉轉細膩的花燈調，細致入微地描畫了駐村第一書記背后的艱辛與淚水，流露出史詩敘事下的人性溫情。在《花燈調》中，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向家明的三次哭泣。這三次流淚的經歷，不僅是小說情節的關鍵節點，更是向家明這一英雄式人物內心深處的情感流露，凸顯了她身為駐村第一書記的堅韌與隱忍。

向家明的第一次哭泣發生在她剛到高遠村不久的時候。當向家明為了摸清情況在村莊里四處走訪時，面對高遠村實至名歸的貧困，她不免有些猶豫和灰心，但水窖旁“吃水不忘共產黨”這七個簡單的大字卻讓她的眼里“漸漸涌滿了淚水”。這一刻的淚水，是感動的淚水，是她從黨和人民的信任中汲取力量的表現，是她決定留下來幫助高遠村戰勝貧困的決心。回想起前輩共產黨人的熱血奉獻，向家明的淚水落在泥濘的土地上，變成擲地有聲的誓言，激勵她不畏艱難地踏上改變村莊命運的道路。

第二次哭泣發生在高遠村脫貧攻堅的緊要關頭。向家明被確診為子宮癌前期病變，忍不住撲進丈夫郝思清的懷里嚎啕大哭。這一刻的淚水，是無助的淚水，是她最脆弱一面的真實展現，既有她自恨于身體不能支持扶貧工作的懊喪，也有她作為一個普通人對于死亡和病痛最原始的恐懼。這次哭泣，不僅使她的英雄形象更加豐滿、立體，也深刻體現了向家明作為一個扶貧攻堅干部在面對個人病痛和扶貧使命沖突時的矛盾與掙扎，使她后續面對村民隱瞞病情、保守治療的選擇更顯堅守之偉岸。

第三次哭泣發生在向家明為了給高遠村村民爭取利益，和高粱酒廠毛經理喝酒時。不能飲酒的向家明為了毛經理一句簽訂種植合同的承諾，在宴席上硬著頭皮喝下敬酒，難受得“臉色發白”。身體不適加上心中委屈，她的眼淚一下子“順著眼角漉漉地往下流”。這一刻的淚水，是委屈的淚水，既有對身體狀況的隱忍，也有迫于村莊未來希望而屈從的辛酸。最終，她成功為高遠村爭取到了種植基地合同，使得村里的高粱種植收益翻倍。這次哭泣，不僅體現了她在困境中的堅韌，更展示了她作為駐村第一書記為了村民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無私。

小說中提到流淚的地方還遠遠不止這些。淚水漣漣，貫穿了向家明的扶貧駐村歷程，成為她成長和蛻變的見證。這些淚水不僅展現了她在面對重重困難時的堅韌不拔和無私奉獻，還突顯了她在遭遇挫折時的人性脆弱與情感真實。正是這些哭泣的瞬間，將她的堅韌、勇氣與責任擔當交織在一起，使得她不僅是一個扶貧干部，更是一位充滿人性光輝的女性。那淚水中富含溫情的敘述揭示我們，新時代駐村第一書記并非是“高大全”式的刻板英雄形象，而是一個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有喜怒哀樂的、活生生的人！這些細膩的情感描寫為宏大的敘事注入了溫暖的力量，在廣闊的時代畫卷中勾勒出動人的心靈風景。

周智鵬：現實傳統與浪漫傳統的相互映照

作為一種根植于中國鄉村現實的文學傳統，鄉土文學以其深刻的社會洞察和豐富的情感表達，形成了現代鄉土文學的兩大類型，即現實傳統與浪漫傳統。現實傳統始于魯迅，魯迅通過對鄉村社會和人性的深刻剖析，揭示了農村社會的種種弊端；浪漫傳統以沈從文的創作為代表，其以散文化的優美筆觸深情描寫湘西鄉村生活，字里行間透出淡遠的詩意。

在《花燈調》中，劉慶邦首先繼承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小說描繪了貴州遵義地區一個貧困村——高遠村的脫貧攻堅戰，展現了駐村扶貧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對他們來說，扶貧不只是經濟扶貧，而是全方位的扶貧。在小說中，有一個叫王安新的留守兒童，遭遇親情的缺位、經濟的貧困，最最重要的，是失學的困境，但是在向家明等村干部的幫助下，她從一個不會說“謝謝”的木訥女孩，蛻變成了敢于在舞臺上表現自己的人。通過對這一過程的具體講述，劉慶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農村貧困的深層原因以及脫貧工作的艱難，使得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現實意義。與此同時，劉慶邦也延續了現代鄉土文學的浪漫傳統，通過對高遠村日常生活的細膩描繪，展現了鄉村的淳樸與美麗。如向家明帶領村民種植核桃，依照核桃的生長規律，為了讓第二年的收獲更加豐滿，第一年結出的果實需要被剪掉，向家明和村干部們剪掉了第一年的掛果，雖然略有遺憾，但是未來的曙光已經顯現，未來的豐收已經被揭示，這是獻給一切奮斗者最好的禮物。這種描寫不僅體現了作者對鄉土的熱愛，也傳達了對鄉村生活的美好愿景。無論是村民的日常勞作，還是節慶時的花燈表演，都充滿了濃郁的鄉土氣息和人情味，使讀者能夠感受到鄉村生活的質樸與美好。

新時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脫貧攻堅取得偉大勝利，鄉村振興穩步推進，鄉村現實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也引發鄉土文學傳統發生變革。高遠村在脫貧攻堅戰中，從基礎設施建設到村民生活水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對鄉村變革的書寫，對鄉村振興事業的頌揚，在中國的鄉土文學傳統中具有開疆拓土的意義。《花燈調》通過描寫外部力量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展現了國家政策、現代化建設對鄉村社會帶來的深刻變化。這種現代視角的引入，使得小說在鄉土文學的基礎上，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征。

在敘事技巧上，《花燈調》也有獨特之處。劉慶邦在創作中表現出了敘事結構的多元化和創新性。小說不僅僅是對鄉村生活的簡單再現，而是通過復雜的敘事結構，將多個時間、空間和人物線索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立體的鄉村生活圖景。以向家明這一核心人物的視角，串聯起高遠村脫貧攻堅過程中的種種事件和人物，展現了鄉村社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種多元化的敘事結構，不僅豐富了小說的內容和形式，也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審美價值。

中南大學芙蓉讀書會隸屬于中南大學人文學院，由中國作協會員、博士生導師晏杰雄教授擔任指導老師，成員有中文系本科生、碩士、博士、青年教師等百余人。讀書會與學院所開設“新世紀小說研究”課程結合，對國內最新原創文學作品進行跟蹤研讀，重點研讀湘版新出長篇小說，旨在提升師生文學原創能力和鑒賞能力，從文學發生機制提升基本文學素養，形成中文專業自覺和對文學現場發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