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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紹興:向水而生
    來源:解放日報 | 徐渭明  2024年07月03日08:28

    都說水是無形的,但紹興人用總長10887公里的6759條河流,外加湖堤、海塘、池坎,在827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為水打造出千姿百態的模樣。

    都說水是無味的,但紹興人把水摻進糯米里,加曲、發酵,釀造出馥郁甜美、風味醇厚的黃酒,激發出這片土地千百年來經久不衰的詩情才氣。

    都說水是柔弱的,但紹興人從水流里悟得韌性,在山水間錘煉風骨,每當國家民族有難時,“我以我血薦軒轅”的仁人志士層出不窮。

    神州大地上,臨江臨河面海面湖的城市有很多,但恐怕沒有一座城市像紹興一樣,與水有著那么親密的血肉般的聯系。在紹興,水是城市的肌理,也是城市的靈魂。

    此刻,我正站在鑒湖中央的一座石拱橋上。我的前面,是一條略有不規則弧度的水上石板路,朝著夕陽那端不斷延伸著。湖面泛起金光,窄窄的石板路面也有斷斷續續的光斑閃爍,如一個個飄忽的歷史斷面。

    這條蜿蜒于湖上的石板路,是令中外學者刮目相看的古纖道,為浙東運河紹興段所獨有。這條看上去泛著古意、略顯滄桑的水上路橋,是世界遺產大運河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遺存。

    其實,紹興建城史以及2500多年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征服水患、善用水力、巧借水勢的水利史,而浙東運河在紹興千年不息地流淌,正是紹興向水而生的一個歷史側影。

    公元前490年,“入吳為奴”的越王勾踐從吳國回到越地,開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臥薪嘗膽、勵精圖治。他令范蠡從山谷遷出到海邊高地,筑成勾踐小城和山陰大城,又采納計倪“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的建議,對潮汐出沒、鹽堿澇漬的沿海地帶進行大規模改造。改造的第一步,便是開掘山陰水道。爾后,又組織人力修筑海塘,拒咸蓄淡,開辟出糧食產區富中大塘。《越絕書》卷八記載:“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山陰水道解決了當初越國沼澤遍地交通難的問題,暢通了糧食基地富中大塘、冶金基地煉塘與越國都城的交通聯系,為越國的崛起提供了物質基礎。

    讓勾踐想不到的是,當山陰水道掘下第一鍬土的時候,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運河之一的浙東運河便開啟了燦爛的篇章。山陰水道之于浙東運河,有如邗溝之于京杭大運河、鴻溝之于隋唐大運河,書寫著中國古人的治水智慧。

    到東漢,“鑒湖之父”馬臻登場了。這位見識過都江堰的四川人一到任紹興太守,便詳考農田水利,組織了13個縣的民工,將山陰古城東西兩面的龐雜水體整治修建成周長358里的鏡湖,山陰水道的一段成為鏡湖的組成部分。此湖上蓄山洪,下拒咸潮,使紹興周邊9000余頃良田得以旱澇保收。

    我曾行走在紹興大地,尋覓山陰故水道遺跡;也曾對著地圖,查看浙東運河在紹興一帶的走向。密集的藍色河流圖標,時常讓我迷失目標。于是我請教專家,專家的回答讓我豁然開朗:紹興是浙東運河的樞紐,因此這一帶的浙東運河包括城內運河、護城河、山陰故水道等水體。

    原來,流經紹興的浙東運河,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一條水道,而是一個偌大的水網體系。在這個體系內,航運、漕運、水驛以及調節水位等功能一應俱全。

    由此,我聯想到關于紹興與浙東運河的一個故事和兩組數字。

    故事來自15世紀的朝鮮文官崔溥。1488年,崔溥在濟州島出差公干,獲悉父亡,忙登船奔喪。哪知遇到風暴,所乘船只反向漂到現今浙江三門地界。登陸時,他與同伴被當地百姓誤認為是倭寇,附近的官兵又沒有確認他們身份的權限,于是只好遞解他們到寧波,然后坐船沿浙東運河到達紹興。

    崔溥的待遇至此來了個大翻轉。駐紹興的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黃宗、巡視海道副使吳文元、布政司分守右參議陳潭接見崔溥一行,審了他遞交的事件陳述狀紙,驗了他隨身攜帶的官印和文書,認定了他朝鮮官員的身份。三位官員與崔溥暢聊,“飽以餐飯”,臨別又贈送他豐厚的禮物。自此,崔溥一行享受著外交禮遇一路前行,并受到明朝皇帝接見,后經陸路返回朝鮮。

    崔溥對熙攘繁華的紹興城留下了深刻印象,用“阛阓之繁,人物之盛”來描述它,并把它與周邊城市進行了比較。

    這一比較,引起了當代紹興學者的關注,他們查閱典籍對明清時期紹興人口進行了考證,得出的結論是:明末紹興府總人口保守估計達460萬,太平天國武裝進入浙江前紹興府人口更多達478萬。紹興穩居當時浙江人口第一大府,依托浙東運河發展起來的人口紅利明顯。

    另一組數據,來自近期的一篇報紙文章:如今,全長101.4公里、涉及21個鎮街的浙東運河紹興段流域,以占10%的市域面積,產出占全市20%的地區生產總值,滋養了占全市30%的人口。

    陽春時節,在紹興黃酒發祥地東浦的黃酒小鎮,來自天南地北的游客,正在觀看釀酒師傅為春榨結束做的黃酒封壇;數十公里外的新昌天姥山中,也正有一群游客簇擁著橫板橋村紹興黃酒生活館的一張八仙桌,看一壇黃酒開啟。

    這是一群外地來此采風的青年作家,他們人手一碗“開甏老酒”,徐徐舉起,對著攝像鏡頭齊聲說:品越韻佳釀,走唐詩之路!

    曾讓李白夢游的天姥山,是“浙東唐詩之路”的重要節點。而作家們的這句采風主題詞,瞬間把紹興黃酒、唐詩之路、紹興流韻十足的文化特性三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恰可深深勾起人們的探究欲。

    毫無疑問,黃酒是紹興歷史悠久的一張名片。當年,勾踐為富國強兵,出臺了獎勵生育的政策,這政策與黃酒也相關。據《國語·越語》載:“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二子,公與之餼。”

    自勾踐時代至今,紹興黃酒已經釀制了2500多年。在那么漫長的歲月里,散布在全國各地的黃酒釀造漸漸式微了,而紹興黃酒依然獨步天下。

    緣何如此?紹興人說:“汲取門前鑒湖水,釀得紹酒萬里香。”

    原來,還是水的功勞。不過我相信,比水功勞更大的,是喝著鑒湖水成長的一代代紹興人。

    紹興人釀酒也喝酒。當地一篇新媒體文章寫道:黃酒對于紹興人來說,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我誠以為然。真的,黃酒這種在漫長的時光里慢慢陳釀出來的瓊漿,時刻慰藉著紹興人的生活,慰藉著紹興人的靈魂。

    我曾觀摩過紹興黃酒冬釀的場面。秉持千百年習俗,立冬這一天,紹興黃酒開始投料發酵。傳統的釀酒技藝,遵循天時,又在技術上不斷改進,歷經浸米、蒸飯、落罐、發酵、開耙、煎酒等幾十道工序,循季雕琢,冬夏交疊。

    面對著熱烈的冬釀場面,我不由想到,紹興人是把水和稻米之間的關系琢磨得最透的人群,如同數學高手:如果把水米結合做成飯視作一次方程的話,那么,用水和米釀制成酒,便是二次方程,再把酒與山水結合產出才氣詩情,便是三次方程了。

    20世紀末,曾有學者對《全唐詩》作過細細統計,提出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地理概念:到過越中的唐代詩人共有451位,約占收載詩人總數的1/5,他們留下的關于浙東的詩歌多達1500多首,從而形成了一條以唐詩為主題、唐代詩人的水陸交通行跡為紐帶的詩歌文化線路——“浙東唐詩之路”。

    這條詩路的西段與浙東運河西段重合,抵達紹興后,則依托一湖(鑒湖)一溪(剡溪)向兩盆(剡中盆地和沃州盆地)三山(會稽山、四明山、天臺山)延伸,以水路為主,輔以陸路。詩人們陸陸續續來到這里,或峨冠博帶,或青衣布衫。他們泛舟水道,感受水天一色;他們登臨山巔,笑看云霞明滅。悠悠懷古之情,秀麗山水勝景,和著黃酒濃釅的醇香,觸發著他們的靈感。于是,他們在行進的小舟上,或驛站的涼亭里,寫下了許多至今讓我們仍心儀不已的詩句。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李白說。

    “越女天下白,鑒湖五月涼。”杜甫說。

    “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孟浩然說。

    有學者撰文指出“唐詩之路”的繁榮與紹興黃酒分不開,甚至有學者提出了“黃酒誘惑”的概念,把它認定為“唐詩之路”形成的原因之一。在我看來,“唐詩之路”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浙東山水的神奇靈秀,比如魏晉風度和山水詩的吸引,比如道教佛教文化在浙東的興盛,等等。黃酒只是誘因,卻又是詩情不可或缺的催化劑。

    從這個意義上說,“唐詩之路”是鋪陳在浙東大地上由水、酒和詩相互交融出的詩意。

    每次參觀三味書屋,我總會在屋外的烏篷船碼頭邊站一會,看窄窄的水巷里烏篷船穿梭的樣子,看船槳沾起的水花飄飛的樣子。烏篷船曾是紹興水鄉流動的生命,是紹興人千百年來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我總覺得,烏篷船槳的起落里,或許隱藏著紹興人秉性中與水互動、向水而生的基因密碼。

    現在上下烏篷船的人,除了船家,基本上是游客。但我知道,在曾經的漫長歲月里,乘坐烏篷船的絕大多數是紹興人,因為烏篷船是水鄉澤國與外面世界勾連的唯一載體。

    作為交通樞紐、運河重鎮,地勢低平的紹興一直是遠近人們羨慕的“高地”:市場繁榮造就的“財富高地”,文化昌盛造就的“人才高地”。在鑒湖水的滋養下,在充裕物質的支撐下,紹興古城人才輩出。

    烏篷船見證了這一切。歲月長河里,烏篷船槳欸乃著,漾出一層層經久不息的歷史漣漪。那些熠熠生輝的名字,烏篷船依稀記得——實在太多了,總有掛一漏萬的疑惑:王充、王羲之、謝靈運、賀知章、陸游、徐渭、章學誠、趙之謙、蔡元培、魯迅……

    還有許許多多的名字被記錄在各式名冊里,不為人們知曉。據官方統計,紹興歷史上出過27名狀元、2238位進士,這數字可謂卓爾不群。其實,更多坐著烏篷船遠走五湖四海的,是數以萬計的“紹興師爺”,這樣專業性、集群式的人才輸出和文化輸出,在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

    特別讓人矚目的是,偏居江南一隅、遠離政治中心的紹興名士,時常具有引領時代的智慧和擔當。“浙學開山之祖”王充,在近2000年前就以《論衡》亮出了“無神論”;謝靈運寄情山水間,成了中國“山水詩派”鼻祖;賀知章的“一花引來萬花開”,開啟盛唐詩風;蔡元培高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旗幟,開創了一代學術風氣;魯迅高喊著“救救孩子”,終成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小小烏篷船,竟也載得動壯美的文筆和厚重的思想。

    要論對紹興人秉性影響最深的,還要上溯到勾踐以行動鑄就的“膽劍精神”。

    從字面上理解,“膽”指向的是臥薪嘗膽,喻示著一種忍辱負重的奮斗姿態;“劍”指向的是披荊斬棘的越王劍,象征著一種勇往直前的奮進姿態。這種精神在一代代的傳承中不斷豐富著,家國情懷、擔當意識、銳意進取等內涵也漸漸融入其中,成為紹興人奮發圖強的文化養分。

    歷史奔行到20世紀初,突然顯得力不從心。千瘡百孔的中國,踟躕在專制和民主的十字路口。

    大江南北的紹興優秀兒女行動起來了。先是秋瑾、徐錫麟、陶成章們,為推翻清廷、創立共和努力建功,繼而是周恩來、俞秀松、宣中華們,傳播馬列主義、創建黨團組織為革命作出貢獻。

    風起云涌的那個年代,他們的事跡太多,在此僅以秋瑾為例。本來,秋瑾是可以過著錦衣玉食生活的。本來,秋瑾也是可以不回紹興的。只是作為光復會骨干的秋瑾覺得自己有責任回來,用一場起義來喚醒故鄉民眾的圖強和革命意識。大時代的風云里,有紙醉金迷,也有刀光劍影,而她,選擇了后者。她是“鑒湖女俠”,她肩擔同時代女子無法理解的使命。

    可惜,與她相約起義的徐錫麟在安慶兵敗被害了。其實她是有時間撤離的,受命抓捕他的縣令李忠岳敬佩她,刻意拖延了三天;離大通學堂不遠處,就停著可讓她遁跡的烏篷船。但她不走,她端坐著,看驟起的狂風吹亂暑天的烏云。當她決定留下來慷慨赴死的那一刻,她應該想起了譚嗣同被捕前的豪言,想起了徐錫麟視死如歸的面容。

    我讀過秋瑾的一首詩,與酒有關,更與膽劍有關:“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讀完此詩時,我的耳邊恍惚響起了紹劇的高腔,激昂,豪邁,蕩氣回腸。

    現在,在紹興城里,高亢的紹劇很少聽到了,但水巷依舊,烏篷船依舊。烏篷船穿梭在水巷,拉扯著水網,拉扯出越中的多少俠骨柔腸?拉扯出紹興的多少風流桀驁?

    初夏來臨時,我重訪紹興。站在廣寧橋上,粽香撲鼻。綠樹掩映的水岸邊,一隊游學的少年從八字橋那邊走來,帶隊的小伙子聲音洪亮地給少年們介紹著紹興的歷史。待走到廣字橋堍,小伙子指著縱橫的河道和臨水的民居,說要教給少年們一首詩。

    我細聽小伙子的朗誦,知道詩作者是陳橋驛。

    陳橋驛是當代紹興籍學術泰斗,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他一生與“水”打交道,先是集大成式地研究酈道元的《水經注》,后又為被低估的浙東運河地位呼吁正名,從而為包括浙東運河在內的大運河申遺成功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陳先生的詩這樣寫道:

    紹興之名天下知,半城河港半城詩。

    會稽山上傳禹跡,投醪河邊犒越師。

    蘭亭修禊書集序,沈園邂逅題壁詞。

    承前啟后賴持續,藍天碧水無盡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