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著一顆心來
有一年陪客人去黃山，在光明頂的一座小亭子里躲雨。這座亭子叫“行知亭”。在山頂光禿禿的山巖之上建一座亭子，殊不易。亭子形制簡潔，四根石柱，四個飛檐。廊柱有聯：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
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這是陶行知的名言。
亭外石道邊，還立一石碑，是行知先生手跡：
行動是老子
知識是兒子
創造是孫子
我們知道，先生二度改名，先“知行”，后“行知”。
我曾多次去安徽歙縣的陶行知紀念館，每每感嘆，先生學養之深厚、精神之高潔。先生雕像后面的墻上有十二個大字：“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正是先生一生的寫照，對教育事業無私奉獻、傾盡心血。這又讓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師。我上高中時剛恢復高考，此前上小學、初中的近十年里我們幾乎沒讀書。班主任徐老師和他的愛人謝老師都教我們班。我們晨讀，他們夫婦在教室里來回巡查；晚上自習，他們坐在后面。徐老師說：“我們十來年沒有書教，如今趕上一個好時代，我們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識一下子都教給你們。”正是在徐老師班上，我懂得了學習的重要，成為一個好學的青年。我一生對徐老師和謝老師充滿感激。
近得一冊《陶行知詩歌集》，言短意深，無事即翻兩頁。行知先生的詩歌不是天上的月亮、水中的花朵，他說：“要說大眾的真心話，要講大眾的心中事。”這冊詩集收有詩作近千首，首首都為人民而歌，為教育而歌，為喚醒民眾而歌。在動蕩的年代，這些詩歌保存下來十分不易。據陶行知的學生方與嚴回憶，1930年4月，曉莊學校被封，先生遭通緝，先生怕他的詩稿也遭劫運，便請學生將詩稿復寫五份，存到北京、漢口和上海的銀行保險箱里，還寄了一份到香港。1945年12月，先生要去參加昆明“一二·一”運動死難烈士祭禮活動，恐遭不測，于是在臨行前的早會上，他說了這么一番動情的話：“我于昨天一晚，已把我的破布爛棉花的詩稿整理好，馬上可以交一份給郭富昌同學拿到他父親主持的安慶書店去印行了。其余幾份，可以寄到各處托友人保存。我是可以交代了，無顧慮地去參加祭禮了！”由此可見，他愛自己的詩歌如愛自己的生命。我們現在能讀到這一本《陶行知詩歌集》，該感到多么慶幸。
行知先生多才多藝，不僅喜歡詩歌，還喜歡戲劇。看白韜先生寫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學說》，寫先生在曉莊學校時成立了曉莊劇社。他自己帶頭參加戲劇活動，排練了田漢的《南歸》《蘇州夜話》《生之意志》，在《蘇州夜話》中飾老畫家，在《生之意志》中飾老父，都演得惟妙惟肖。他們不僅在校內演，還到城里公演，引起很大反響。
行知先生極有童心。在《陶行知全集》書信卷中，有多封寫給兒子們的信，其中有一封是這么寫的：“恭喜你們又得了一個小弟弟。你們可以給他一個名字。好不好？若是好，就請你們取一個名字供他吧。我現在寄幾塊糖給你們吃。好不好？若是好，就請你們吃吧。”這封信的標題就叫《用小桃的筆法寫信》，看了之后不禁要失聲笑起來。他不僅向大眾學習，他還向孩子學習。
還有一封也是寫給兒子們的：“你們兩個人真好，你們寫給我的信都收到了。多謝得很，因為南京打仗，信在南京擱下了，到前天才收到……孟祿夫人前天從美國到上海，送了兩盒玩的東西給你們……你們每人都要寫一封信謝謝孟祿夫人，收到了就寫，要寫你們心里的話。寫好了寄來，我給你們翻成英語，一齊寄到斐利濱（菲律賓）去給她。斐利濱是什么地方呢？請阿姑教你們。不曉得的就可以寫信問問孟祿夫人。好不好？若是好，就問她。你們寫給孟祿夫人的信，要自己寫，寫在好紙上，要寫得干凈。”先生仿佛是為教育而生，生活中無處不體現出一個教育家的用心。
這里要宕開一筆。行知先生1915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是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學生。杜威先生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教育理念，行知先生起初對此深信不疑。后來，行知先生在南京郊外的曉莊創辦鄉村師范學校，摸索中國教育的出路。在實踐中，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強調社會生活對教育的作用，教育存在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應使教育和整個社會生活血脈相通。
近又得先生一冊《齋夫自由談》，文字生動有趣，見智慧，有思想、才學，近一個世紀后的今天讀起來一點不隔，是那么親切。《胡適捉鬼》《比牛頓大一倍》《世上三等人》《生難殺易》《大胖子》《拆臺》《陽歷鬧的亂子》《五毛錢的總司令》《如是我見》……每篇短短幾百字，讀后都令人莞爾。
每每涵泳于陶行知先生的光芒，都讓我感到幸福，因為這是與偉大靈魂的一次次相遇。
想起行知先生著名的“四問”——我們每天都要問一下自己：
我的身體有沒有進步？
我的學問有沒有進步？
我的工作有沒有進步？
我的道德有沒有進步？
自己雖然很渺小，但一直在努力，也希望自己能每天進步一點點，努力做一個高尚的、有情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