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0年正月初一的中午，我們家依然吃餃子，還沒吃完就聽到嘈雜的鑼鼓聲，父親往嘴里填餃子的速度明顯加快。

“開始了。”

我點點頭，吃餃子的速度比他更快。

不一會兒，父親就牽上我的手循著聲音走出院門，遠遠地看見胡同口的歪脖大槐樹下站著一群人。走近了，看清打鼓的是隊里的會計斜眼兒老金——老金看人歪著頭，眼睛吊吊著，但算賬不“斜”，很準，他打的鼓全不在點上；打鑼的是小學教員德清叔——他既會拉手風琴又會拉二胡，每當周末，學校里就交替傳出這兩種樂器悠揚的聲音。前年，他本來要去縣師范上個學，行李都打好了，一出門，看見隊長拘束不安地站在大門外，說的話卡在嗓子眼兒里。

“去上學是好事啊，是好事……”

德清叔笑得有些尷尬地繞過隊長，見煥章叔推著快散架的自行車立在面前，急忙搭話。

“怎么沒去收啊？”

煥章叔有四個小白楊一樣的兒子，光靠地里的莊稼吃不上飯，就干起了東奔西走收鴨毛雞毛的活兒，每天一大早就出門，不知道今天為什么還沒走。

“這個，什么，那個——來送送你。”

煥章叔說得更訕訕，欲言又止。

告別了煥章叔，德清叔繼續去和街坊四鄰告別，轉了一圈回到家，端起二胡咿咿呀呀拉了一中午，起身又解開了行李。

“到了那里誰會聽我拉啊……”

德清叔打鑼也好，但是鼓點明顯跟不上他的節奏，所以他微微皺著眉頭，不停地斜睨一眼老金。

還有幾個半大的孩子在打小鼓小鑼，也全不在點上。

斜眼兒老金瞅見了父親，急忙顛顛地奔過來，迫不及待地把鼓槌往父親手里一塞，如釋重負。

“就等你了，快開始吧。”

父親也不謙讓，接過鼓槌，走到白皮紅肚的大鼓跟前，兩腳分開站定，挺挺胸，威風凜凜地看看四周，高高舉起右手，吸氣，低頭，起落。

“咚布隆咚鏘咚布隆咚鏘，咚布隆咚鏘鏘咚布隆咚鏘……”

德清叔眉開眼笑起來，斜眼兒老金也眉開眼笑起來，對漸漸簇擁過來的更多的孩子們下達著命令：

“鬧玩意兒了，鬧玩意兒了，快回家把人喊出來吧……”

在魯西北，鬧玩意兒就是耍秧歌的意思。為什么把“耍”說成“鬧”呢？由來已久，說不清楚。每年的鬧玩意兒都是這兒最隆重的一件事兒。

鬧玩意兒的隊伍由幾部分人員組成：

首先是“打家伙”的，就是敲鑼打鼓伴奏的。這其中，鼓手最重要——父親是隊里首屈一指的好鼓手。他是吃公家飯的——在縣城的化肥廠上班，平時不在，但從臘月二十八到正月十五，他一定都在，因為要打鼓。他不但準時準點，而且加班加點，風雨無阻，即便家中來了拜年走親戚的客人，酒菜上了桌，他也得把最后一槌打完才趕回家來，總惹得母親不滿。

“就為了那聲‘好’，看把你積極的！”

父親不急不惱。

“這不是一個人的事兒……”

最不重要的是打小鑼的——鑼分大鑼和小鑼，大鑼助威，越是熱鬧的時候越發揮作用，小鑼一響則意味著散場了。

其次是扭秧歌的大多是小媳婦，尤其是當年嫁進來的新媳婦。這是在婆家拋頭露面最隆重的場合。誰家新媳婦秧歌扭得好，就會被美名傳揚，反之則會成為談資笑料；也有即將出嫁的大姑娘。等到了嬸子大娘的年紀，就很少出現在扭秧歌的隊伍里了。斜眼兒老金的兩個閨女都不會扭，但老金年年哄著她們參加。

“不難看，大膽地扭！得帶個頭兒樂和樂和啊。”

德清叔的妹妹和開小賣部的劉長腿的閨女都很會扭：挺胸抬頭，面帶微笑，目光不歪不斜，曼轉腰身，輕抬腿，步步踩在鼓點上，每年她倆都是領隊；隊里的赤腳醫生劉瘸子——她不瘸，只是走路愛顛腳，每年也會出現在秧歌隊里，扭起來根本看不出顛，她平時都把頭發塞進那頂白帽子里，只有扭秧歌的時候才摘下白帽子，露出又密又黑的兩根麻花辮，真粗；老劉家的閨女秀紅，身高一米五開外，橫向卻有半米，也愛熱鬧，每年都走“花場”——走花場很復雜，走好了，很出彩，有斜插、交叉、四對扭、五人湊、六人團、八大家……這是衡量一個玩意兒隊水平高低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大家都往東，獨她往西，大家都往前，她又一人往后，扭到哪兒哪兒笑聲四起，她還不自知，錯得認真和執著，最后，笑得大家都扭不下去了——即便這樣，她年年也都會出現在玩意兒隊里，直到出嫁。

再有就是打傘的。通常是四個，也有的是六個，不會超過八個——倘若秧歌隊里有八個打傘的，圍觀者就不住嘴地慨嘆：

“可真不得了！”

打傘的都是精壯的男勞力，他們吃著玉米面餅子地瓜面窩頭，卻身強體壯，寬肩細腰大長腿，一站一株小白楊，穿著統一的服裝——秧歌隊里唯獨打傘的統一服裝，一看就颯爽利落，威風凜凜；手中拿傘——不是尋常的雨傘或者遮陽傘，是類似舞臺上皇帝出行身后太監們打的那種傘蓋，有些重量；站隊的時候，分列隊中，各自引領一隊扭秧歌的；到中場，扭秧歌的會停下來，讓他們集中表演——這是力氣活兒，騰挪跳躍，翻轉蹦跳，動作統一，要領一致，是凸顯技術的時候。

打傘的一般“世襲”，每每父子之間的交接都很隆重。

父親：真要打？

兒子：真要打。

父親：打傘得下真功夫！不能馬虎！這是給自己臉上貼金，也是一個隊的體面，能行？

兒子：能行。

今年上場的還是父親，明年就成了兒子，那些嬸子大娘們就嘖嘖稱奇。

“真好看——”

稱贊的是技術也是人。

一場表演還沒結束，那些保媒拉纖的就已經開始打聽打傘小伙子的生辰八字，張羅著某一樁姻緣。每年春節四里八鄉鬧玩意兒都會成就幾對青年男女。

鬧玩意兒一定少不了扮丑兒的。丑兒一般是男人扮，鼻子上抹了一團白粉，兩頰涂了胭脂，穿著戲臺上“彩旦”——媒婆子的服裝，手中必定搖著一把扇子，最最關鍵的是一定是梳著高高翹起的發髻，招搖顯擺。我們隊扮丑兒的是煥章叔。為了收鴨毛雞毛，他時常騎著自行車跑遍附近幾個縣，幾天回不來。但每到過年鬧玩意兒，他比誰投入的心思都多。他本人生得鐵塔一樣，人高馬大，面皮黑不溜秋，說話粗聲大嗓，白粉往往遮不住他黑紅臉膛的底色，看上去就十分滑

稽；兩只耳朵上用線掛兩個通紅的小辣椒，一走亂搖；別人扮丑兒頂多是在高翹的發髻上插一朵紙花，他卻總獨出心裁：或拴一個微型的小風箏——人一扭動，風箏就會飄，或用細鐵絲系一只紙扎的小鳥，顫顫巍巍，有一年居然把未出滿月孩子的一只小繡花鞋頂在了頭上，爆笑全場。

每年，大家都預猜煥章叔會把什么弄到頭上呢。

不過，今年煥章叔可能參加不了玩意兒隊的表演了。

還有一個重要角色是“先生”——穿著工整，舉著一把黑布遮陽傘，在秧歌隊走完花場，打傘的還沒表演之前，鑼鼓靜音，他款款上場，步履似神仙走個來回，然后朗聲開口：

“五谷豐登年年好，又是一年春來早啊……”

小鑼小鼓伴奏：“咚布隆咚鏘，咚布隆咚鏘，咚布隆咚鏘鏘，咚布隆咚鏘……”

“今年喜事多，家家戶戶掛紅燈啊……”

前前后后大概要說十多句的樣子，他隱回隊伍里，大鼓敲起，歡騰又來。

我們的“先生”一般都由小學校長擔任，每年鬧玩意兒的詞兒都是他自己寫的，寫完了鄭重其事地找德清叔，抑揚頓挫地念給他聽。德清叔聽完馬上挑刺兒：

“怎么忘了煥章家的二小子考上縣一中了？”

校長立刻顛顛兒回到屋里，皺著眉頭琢磨好了詞兒，工工整整地加進去，再跑回來：

“還有遺漏？”

“大家伙兒不還給湊了錢交學費嗎，是不是也得寫上……”

校長再次轉身顛顛兒地回屋——總要這么顛顛兒地來回折騰四五次，詞才算寫好。大家有時候都說他寫得好，有時候也搖頭。

“之乎者也都是些啥？”

“還能說啥，不就是夸獎年頭好，日子順嗎？”

“年頭哪里好了？哪里順了？”

聽者馬上一臉嚴肅：

“你這話說的，難道你今年不比去年過得順溜些啊？難道你越過越倒退啊……”

說者若有所思，琢磨片刻，點點頭：

“也是。我越活倒是越帶勁兒……”

說者一臉幸福滿足的笑，會一直笑到年尾的……

有幾年，我們玩意兒隊里出現了跑旱船的：一人假扮船娘，用彩綢把一只紙扎的小船斜掛在肩頭，船中間鏤空，人站在里面；船外是染了白鼻子掛著幾綹山羊胡子的老艄公——扮船娘的是大隊文書大水，艄公是大隊上看羊的老錢。老錢孤寡一人，看見小孩子從身邊走過，就領著人家去劉長腿的小賣部買水果糖。

“叫我一聲爺。”

“爺爺。”

老錢滿臉樂開了花，扭頭吩咐劉長腿：

“快拿糖。”

好像糖就是他自家的似的。

有年冬日的黃昏，老錢沒精打采地來到小賣部，盯著劉長腿看了半天，說：

“明天早上務必到我家來一趟。”

劉長腿以為他要還錢——每次買糖，老錢都是先賒賬，十天半個月結一回，也沒往心上放，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想起老錢的事，急忙去找老錢，推門一看，老錢穿著送老的衣裳倒在炕上，已然去世多時。枕頭邊上兩摞錢，一摞是糖錢，一摞用來辦理后事。

大隊上出面張羅了老錢的葬禮，非常隆重，那八個打傘的抬棺，斜眼兒老金、大水、劉長腿、德清叔等人打幡，煥章叔正在十多里外的鄰鄉收雞毛，聽到消息后連夜趕了回來，頭上戴著鬧玩意兒的行頭出現在扶棺的人群中。

“老錢愛熱鬧啊，再讓他熱鬧一回吧……”

劉長腿等人剛剛止住的淚又稀里嘩啦出來了。

沒有了老錢的艄公，大水也就不再扮船娘了，那只做工精致的紙扎彩船被擱置了，漸漸蒙了塵。

還有一年，玩意兒隊里出現了“劉海砍樵”：劉媒婆的大兒子扮演嬌羞的女子坐在驢背上，德清叔的弟弟扮演劉海，拿著鞭子在驢后面起勁地攆。第一次彩排，德清叔歪著腦袋一直瞅了好久，找出了問題。

“你該坐在驢背上啊，怎么成了坐在驢腚上呢？”

眾人哄堂大笑。

劉媒婆的兒子自己也笑。

“是老高把空隙扎得這么靠后啊，我自己都覺得別扭。”

老高是這里唯一會用木頭和高粱稈扎牛扎馬的，他嘿嘿一樂，回家就爬到家中的棗樹上劈樹枝，準備重新做一副跑驢架，可能是心急，也可能是上了歲數，一個不留神摔下來，折了腳脖子，倒在炕上唉聲嘆氣。

“今年的玩意兒算讓我給耽誤了，哎——”

劉媒婆的兒子聽說后，連夜自己鼓搗了大半宿，修正了跑驢坐處，端端正正地坐到了驢背上，第二天駕著跑驢來見老高，老高一看，咧著嘴樂了：

“行，放心了。”

老高摔斷了腿，大家都惦記著，這家送一碗餃子——專門包的，那家送一塊臘肉。你送幾個饃饃——幾乎沒有人家可以常年吃饃饃，一般都是玉米面餅子，所以饃饃很珍貴。我送一碗大醬——自家做的，用料各異，做法一致，味道也就大同小異，齁咸。德清叔坐在老高的炕邊，先是用手風琴拉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老高搖搖頭：

“來段咱們的。”

德清叔急忙顛顛兒地跑回家又取來二胡，拉了一段《二泉映月》，拉得七零八落，老高卻連連說好，吩咐家里人：

“把長腿送來的那半瓶高粱大曲拿來……”

第二年，劉媒婆的大兒子去當兵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愿意騎驢。“劉海砍樵”就沒出現在玩意兒隊里。

我們這兒總共不到三百口人，斜眼兒老金對每家每戶都熟悉得很，在鑼鼓打得喧天的時候，他抱著幾大捆彩紙提著一兜子蠟燭挨家挨戶地送。

“初五就‘會燈’啊，趕緊的——”

扭秧歌的要舉花燈，花燈得自己扎：用木頭扎一個高四十五厘米、寬二十厘米左右的梯形燈罩，有把手，四面糊上白粉蓮紙。幾乎所有人都會在紙上貼上喜慶的剪紙圖案：喜鵲登枝、雙蝠送喜、花開富貴、年年有魚等，即便手再笨拙的，也會剪兩個紅燈籠圖案貼上去；燈罩里面有一根鐵釘，供插蠟燭；罩子上捆綁幾根樹枝，樹枝上系各式各樣五彩繽紛的紙花——等到蠟燭點燃，燈火搖曳，雜花生樹，就“亂花漸欲迷人眼”了。

我們胡同里的三奶奶手巧，會扎花，大姑娘小媳婦都來求她扎花。三奶奶放下家里的所有事兒，盤腿兒坐在炕頭上，不急不躁。一整天下來，她輕聲喊兒媳婦：

“快來攙我一把，直不起腰來了……”

不用到大年初五，初三下午，歪脖槐樹下的鑼鼓就響起來了，伴隨著鏗鏘的鑼鼓聲，扭秧歌的紛紛舉著各自精心設計扎制的花燈，打傘的舉著嶄新的傘蓋——每年都是新布料縫制，三三兩兩地聚集過來，這時候隊長會出現，他抄著手站在那兒，看人聚集得不少了，就高喊：

“咱走起來吧——”

人們就“走”起來，誰該站在什么地方，誰該打頭陣，都約定俗成。

天上飄起了雪，刮起了風，使得嚴冬的寒更加濃重，嘴里呼出的熱氣在胡茬上、在眉毛上凝成了白，這些都阻擋不了人們的心氣兒，歡聲笑語和鑼鼓點把隆冬趕到了窮途末路。

經過大年初三初四的演練，初五正式“會燈”：該扮上彩妝的扮上，該系上彩綢的系上——五顏六色，各式各樣，實在沒有綢子，拿一條新床單或新被面扎在腰上的也有，扭

動起來，呼啦啦打開一大片，該包上頭的包好，單等夜幕四合，父親鼓槌落下，一個狂歡之夜就開始了，直到月上中天。

那時，星星都被凍瘦了，可還是不忍離去，靜靜地伏在天幕上，俯瞰著這里的熱鬧和繁華。

從初六開始，玩意兒隊就要去“串燈”。老金等人張羅車輛，或五六輛膠皮轱轆大馬車，或幾輛拖拉機，玩意兒隊的成員們興高采烈熱熱鬧鬧地坐上去，一路歡聲笑語。到了地方，我們下車站隊排序，調動情緒，整理妝容，待鼓聲一起，盡情地開扭，把我們這兒最熱烈和最隆重的盛情送給四里八鄉。往往是玩意兒隊還沒完全進“場”，成員們就已經被拽走幾位——鄉里鄉親，難免有七大姑八大姨，得讓鬧玩意兒的來家吃頓熱乎飯，這是禮俗，也是真實的熱情。十里外的閣老莊和我們這兒很有淵源，幾乎家家戶戶都和這里沾親帶故，秧歌隊一到，領隊的老金就直接高喊：

“該走親戚的抓緊去，吃飽喝足了咱們再開始……”

不這樣也不行，因為，轉眼工夫，秧歌隊就七零八落所剩無幾。玩意兒重要，情分也重要，老禮老面兒更重要……

串燈一直要進行到正月十四。

正月十五上午，玩意兒隊要做最后一次表演，叫“散燈”。

人們忽然想起煥章叔。

“唉，沒有煥章，就是少點兒熱鬧……”

“也不知道煥章以后還能不能再扮丑兒……”

煥章叔的肝病已經到了晚期，父親去看望他回來說，人瘦得已走了形。

斜眼兒老金卻說煥章叔會出現在散燈表演上。大家無一不驚奇：

“真的？還能行嗎？”

斜眼兒老金肯定地點點頭，兩手在臉上一搓，順勢捂住了眼睛。

……

“咚布隆咚鏘咚布隆咚鏘，咚布隆咚鏘鏘咚布隆咚鏘……”

聽，鼓聲又響起來了。

【王海濱： 紀錄片導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作家協會會員，愛奇藝簽約作家。文學作品在《中國作家》《北京文學》《山花》《時代文學》《湖南文學》《兒童文學》《讀友》《少年文藝》《北京紀事》《讀者文摘》《海峽》《電影》《牡丹》《小十月》等發表；出版散文集《清水無香》《北京人》，長篇小說《朝花夕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