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學》2024年第6期｜陳蔚文：一次別離
１
“今天路過老師大，穿過校園，看到幾個穿校服的孩子，個頭與兒子相近，不覺心里難過。別的同齡孩子還在父母身邊，每天放學回家，他已去外地上學。同時覺得自己未免善感，不該如此，匆匆出校園。”
二○二一年初秋日記中的一段。兒子乎乎十五歲去滬讀書，開始住校生活。中考后的決定有些突然，之前從沒想過他這么早離家。也因突然，有些猝不及防，及至他走，仍未恍過神來。家里一下空蕩，以前他在家時，我總抱怨沒有多少自己的時間，要忙著對付他。能不出的差盡量不出，能推的活動盡量推，有時去下健身房，一下課便以沖刺速度往回趕……這些，都不需要了。上緊發條的時間驟然陷入停頓。家里沒有個孩子在等著，不需要看班群。
時間大塊地空了出來，空得有些刺目，空得如夢魘的午后，空得讓我與自己的相處無所適從。
他十五歲了，是個大孩子了，會照顧好自己。你當年不也這年紀離家住校了嗎？
是啊，就因為當年這年紀離家，遭遇了各種不適與困惑，甚至別扭痛苦，所以才擔心他。
那是你，你怎么知道他不會過得比在家更自由開心？
我還擔心他的貪玩，手機放開，能管好自己嗎？
與其擔心，不如相信。有時父母最擔心孩子的事情往往會成真，因為你的不信任一直在向孩子投射。
我知道，可……
類似對話，不停發生在我與乎爸，以及我與我之間。
最初的本能的情緒——擔心、難過、不安之后，我逐漸地冷靜一點。
我看到“分離”帶來的負效應，看到自我消失的逼近，也突然意識到，“分離”像死亡一樣，原來是需要學習與面對的。
２
注視這“分離”，我看到過去的歲月里，與孩子的高度連結，也是這個時代許多家庭的模式：操心（焦慮）的母親加忙碌（缺席）的父親。法國作家班博說，“要養育，要教育。要去廣場公園玩，要采購，要做菜。所有這一切，沒有人會去感謝你。年輕的母親和隱形關聯。因為和隱形相關，她們變得無處可見。無所不能，無所能。”
某個階段，最能看見“無所不能”母親的是孩子，孩子和母親形成一個內部閉環的世界。當孩子成長、離去，缺失感到來，將母親吞噬。孩子，是母親的重要依附。與其說，孩子需要母親，不如說，母親需要孩子對她的需要。
兒子去滬后的第二個月，我舊疾復發住院，或許與情緒有關。出院后，因為不便爬樓，我們遷去了一套有電梯的房子。那套市區老房，原本是借住父母的。老房完成了使命，越來越荒疏。我隔三差五地從老房帶些物件去新居，傷感忍不住圍襲，房里熟悉的氣息，使昔日浮現，蒙灰的物品宣告一段時光的封印。
在這套老房里，一個孩子成長，從童年走向他的青春。我們老去，去向離得不遠的暮年。
豐子愷先生說，“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極緩的方法來隱蔽時間的過去與事物變遷的痕跡，使人誤認其為恒久不變。是的，在兒子離家前，我沉浸在“恒久”的錯覺中，在夾雜著一個孩子帶來的忙亂里無暇想太多。
在充塞著太多回憶的老房，房間被荒置的陰涼中，我看到自我傷感的荒謬。時光必然前行，無法回溯。不可能像古巴小說家卡彭鐵爾的小說《回返根源的旅程》那樣，一個男人在倒敘中后退，退回到中年、青年、童年、嬰孩，一直回溯到母體內。那就像要求飛禽變回雀蛋、毛氈變回草原上的羊群、桌椅變回樹木一樣荒謬。
路，沒有返程。
３
“我們將他養育至其自身的最高處，我們注視其間所有的發生”，這個“最高處”便是孩子某天脫離父母的時刻。
對父母來說的分離，對孩子可能是逃離。逃離管束，去向自由。而父母，只需承認他是他自己，除了肉身曾是你的一部分，他已與你無涉。
許多悲劇因不承認他是他而起。曾在母胎里的事實會讓父母覺得孩子不僅是身體，他的精神也永遠是自己意志的一部分。因為曾生養他，不接受分離，即便他在地理上與你拉開距離，父母仍然放不下操控的心。
讀到寫羅蘭·巴特與母親的一則隨筆。一九七七年十月，法國作家、思想家羅蘭·巴特的母親在經歷疾病折磨之后辭世。母親的故去，使巴特陷入極度悲痛之中。他甚至想到過自殺。
從母親逝去的翌日，他開始寫《哀痛日記》，歷時近兩年。母親的形象沒有隨著寫作而淡化，反而愈加清晰，悲痛也如此，“我剩下來的生活，一直到死，一定都是壞得無法形容”。
隨筆的作者感嘆，巴特母親用一生守護著兒子，“她不但是巴特的生活締造者，而且是巴特的靈魂的養育者和庇護者”。
但，突然覺得有哪里不對。在這段因兒子離開而自我審視的日子里，我對“母愛”或說過度的母愛有了審視與警惕。能否說，至少在“分離教育”方面，巴特的母親并不成功？而這是親子關系中重要的一環。
“他制造假象，復制過去，他不能接受與母親分離的事實。”從某種意義上，巴特在情感上還是個孩子，對母親的極度依賴使他像個尚在哺乳期的嬰兒，他無法獨自面對一件原本正常不過的事：任何人都必須面對生老病死。
我的一位報社舊同事曾采訪過一位經商男子，男子母親去世后，他每夜去母親的墓前待上幾個鐘頭，他怕母親孤獨。幾個月后，他扔下妻兒，在家中自縊。
是不是因為俗世生活里的其他痛苦？我問舊同事。他說，據他了解，應沒有，主要是不能接受母親的離去，父親去世早，他和母親感情一直很好。
這樣的“孝”讓人不知說什么，就像巴特對母親之死的痛苦。
不止是巴特，搜下文學史上的作家們——
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巨著《追憶似水年華》中的主人公馬塞爾，對母親懷有依依不舍的深情：他很嬌慣，臨睡前一定要媽媽來吻他，向他道晚安，給他讀喬治·桑的小說《棄兒弗朗索瓦》。這正是普魯斯特本人的真實寫照。一九○五年九月，普魯斯特因母親去世而深受刺激，住了六個星期的醫院，他覺得自己“不再擁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之后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失眠日益嚴重，以至于為了隔絕噪音，不得不把臥室墻壁加上了軟木貼面。
英國作家約翰·拉斯金被定義為維多利亞時期的天才，擁有大批擁躉。他母親是一名極端虔誠的信徒，從小就給拉斯金灌輸宗教思想，希望他以后能進入教會。拉斯金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后，母親在附近寄宿，她雄心勃勃地希望他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致使他的大學時光生趣全無。拉斯金二十九歲的時候，依從母親的愿望，與一個女孩結婚。但這女孩卻一直愛慕著另一位畫家，兩人的婚姻只持續六年便結束了。
拉斯金在回憶童年時期時寫道：“沒什么是我可以去愛的。”
“她對拉斯金的‘愛’，讓母親（MOTHER）這個詞變成了窒息（SMOTHER）”。
愛—窒息，這對詞也常會混淆。包裝成愛的窒息，像偽裝成植物的蛇，有看去和愛一樣的表征，內里卻是越纏越緊，令人透不過氣的扼殺。
親密是人類的基本需求，而親密一旦逾界，會從一條溫柔緞帶變作繩索。
４
健身房的俞姐說，她有四年多沒見到在美國求學的兒子了。四年中，兒子從美東到美西讀研，談了戀愛。這些變化她都是通過和他電話，還有他的朋友圈了解的。
孩子總歸要長大離開的，她說。讓她難過與遺憾的是，母親疫中因病離世，兒子沒能見到把他帶大的外婆最后一面，在視頻那頭失聲哭泣。
另一位歐陽姐，女兒在香港工作，女兒希望她過去幫忙帶孩子。歐陽姐說，我不去，我在這兒有自己的生活，去人生地不熟的香港，我只能當女兒家的保姆。
換了我，一定會去吧？孩子需要我，我多半會放下一切，聽從他的召喚。
她們為什么可以接受分離？
在心理學上，分離焦慮往往和不安全感有關。童年時，父親在“空八軍”服役，大概每兩三個月有一次探親假。我并不希望他回來，甚至害怕。每次他將回的消息都使我憂心仲仲。他逼我背乘法口訣表，因母親的告狀而毫不留情地懲罰我——像是彌補他因為不在家對妻子的虧欠。
一個孩子能犯什么天大的錯呢？不聽話又能頑劣到哪兒去？大抵功課不夠好，放學沒按時回家，在父母眼中，這些全是應當懲罰的過失。
父母分離帶來的后果就是母親因勞累積攢的怨氣，還有父親對我們加倍的嚴厲。
小學的寒暑假，父母常讓我和姐姐回浙中老家。父親把我們送上車，由在老家鐵路工作的二姑父來接。總是深夜到達，父親事先告知姑父我們的到站時間。黑黢黢的站臺上，旅客快走光了，我和姐姐守著行李等待。姑父也許有事耽擱，也許他一直是那么漫不經心。
在遠離家的站臺上，我們像兩只戰戰兢兢的小鳥。因為與家的分離，因為等待的惶恐，那一刻，我們原諒了平素急躁的父母。
再后來，從小庇護我的外公去世，這位慈祥的老人即使生活清苦，承擔著一大家子的重負，也毫不吝惜地讓我挑自己喜歡的玩具。他離開那年我十歲，寒冷的冬天，目送他的靈車拐過小街，我頭頂的天空缺掉一大塊，余下的那塊布滿陰雨。
不論哪種形式的分離，都是件糟糕事，這是成長中各種“分離”告訴我的。
那些分離帶來的不快記憶使我懼怕分離，它制造了截斷、靜滯與孤獨。
成年后，我看各種心理微博和書籍：
“分離的痛苦常常是因為它喚起了一個人心底深處曾被徹底剝奪，但不允許再被剝奪一次的東西。”
“對那些有過分離創傷的人來講，分離不僅僅是接受一個事實，更重要的是安撫那顆銜接了過去痛苦經驗的破碎心靈。”
有次看本書，作者是位女性，丈夫去世時孩子還很小，她不想把傷心帶給孩子。她告訴孩子，爸爸去了忽星球，但一直會守望著他，如果他想爸爸，可以和爸爸說話，爸爸能收到。
“爸爸，我很想你，現在我和媽媽要準備睡覺了。媽媽今天做了我最喜歡的番茄牛腩，她說這也是你最喜歡的菜。媽媽還給我買了一輛新的小汽車，因為我很乖。明天下午，媽媽會接我放學，帶我去游泳。爸爸，我會跳水了。爸爸，我在新幼兒園里很開心，我的好朋友叫叮當。爸爸，我很想你……”孩子躺在小床上，最后一句話說完，房間里突然安靜了，只能隱約聽見窗外風拂過樹葉的沙沙聲。母親捏緊了被子，腳趾頭都緊緊地摳住了床單，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
她在教給孩子如何面對分離，以他這個年齡能接受的方式。
“此時，如果我也由著自己的性子任情緒宣泄，那我們倆一定在抱頭痛哭了。長此以往，‘爸爸’這個話題將成為一顆催淚彈。但是，如果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或許一切都將不同。我想，這是一個母親必須擁有的堅強和勇氣。”
她從不對孩子說，“將來你一定要好好愛媽媽啊”“你會一直陪著我嗎”“我老了你別丟下媽媽啊”，諸如此類讓孩子給出承諾的話。
“正因為我是單親媽媽，我更不會說這種話。”
她教會孩子面對至親的離去，那是這個小男孩成長中最重要的功課。
５
在動物的世界里，幼崽總是早早與父母分離，開始獨立生活。比如鳥類，有些雛鳥一長出稚嫩翅膀，就會被鳥媽媽丟出巢穴，迫使它們學會飛翔。
有些還不及成年，便要與父母分離，比如鮭魚，生下魚卵后老魚死去，魚苗吃著浮游生物，獨自從淡水河游向大海，途中它們會遭遇危險，有可能喪生。但這不會改變它們的模式。鮭魚的生命周期與整條河的生命周期息息相關。
在廣闊的自然中，許多動物與父母分離后，再也不見。即使再見，恐怕也是多年以后，不一定能相互認出。
比起動物們，人類的孩子與父母共處時間應當是最長的。真正的分離多在青春期后，如果前期沒有建立分離意識，很可能青春期后的分離只是形式上的分離，父母與孩子仍是共生狀態。
“父母從第一親密者的角色中退出，讓位給孩子的伴侶和他自己的孩子，由當事人變成局外人，最后父母走完人生旅程，徹底退出孩子的生活……而檢驗一個母親是否真正具有愛的能力，就看她是否愿意分離，并且在分離后繼續愛著。”
心理學家的這段話，精準地擊中我。“是否愿意分離”，是考驗一個母親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兒子去滬后我的傷感是否也證明我不算一個合格母親？
我依賴著孩子對我的依賴。當有一天，他不再依賴時，我失落至極。在這看似不舍的母愛中，難道沒有摻雜“共生”的潛意識？
共生，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種生物現象，是生物適應環境的一種策略。但移植進人類關系，它往往兩敗俱傷。它與控制糾葛一處，不分彼此。共生是以愛的名義，卻造成事實上的侵犯。
女友說起母親，一位全身心為兒女操勞的女性，把對兒女的付出奉為人生至高意義，但在這愛中的“共生”傾向令兒女們不無沉重。女友自己成為母親后，與女兒關系融洽。有一天女兒遠去異國，工作定居，有了伴侶——“從女兒有伴侶那刻，感覺她真正地離我遠去了”，那陣子她像身體被抽空了一部分，無比失落痛苦。但她走了出來，不再像她的母親那樣，以孩子為全部重心。她寫作，學英語，四處旅行，為自己而活。一個不包含孩子的自己。
６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離別是中國古詩詞中的關鍵詞，僅唐代離別詩中出現大量名作，傳誦至今。
離別是鄉愁，是美學，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它指向的是團聚，是天倫。
人生，往往卻聚少離多。
“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但去莫復問，白云無盡時”“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古人的離緒，付與明月，付與杯酒，付與一葉孤帆，付與馬背上遠去的身影。今人的離緒，付與呼嘯的高鐵，付與氣流震顫中的飛機，付與等待回復的微信。
兒子去滬后，微信回復總是很遲，常精煉到一個字“嗯”。
正常!朋友們說，我家的也這樣。“嗯”字表明他很忙，表明孩子朋友圈日益擴張，父母退居一隅，要錢時才會想起。他會愈走愈遠，直至“用背影告訴你，不必追”。
追也追不上，這注定是個分離加速的時代，南來北往的求學、遷徙、移居，都必然帶來分離。
離別，這種原本憂傷蝕骨的情感，被現代性的加速以及各種不確定在逐步稀釋。古人的離愁別緒已被置換語境——在那個物質與交通都尚不發達的年代，每次別離都承載了忐忑與風險。一個人出門后，唯憑書信聯絡。書信萬一中斷，便意味失聯。即使如李白這樣欲上青天攬明月的豪爽漢子，也常向友人表達“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的曲婉離情。一國之君李煜面對離別，更是滿腔“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的惆悵。
當分離已是普遍化與常態化，當無數流動與離別布滿大地，無數具身體交錯、摩擦的聲響加總在一起，趕赴各自命運時，猶如一片強光將遠近事物溶解成一片跳蕩的虛影。
多年前，齊秦唱過的歌《離家的路》中，昏黃的燈光不停掠過身旁延伸到無窮遠處，車以不變的速度把燈與燈之間的空間填補——這一幕，早已是時代常景。站臺、機場，人們南上北下，交錯擦肩。
或許因為通信聯絡的便利，見面變得不那么迫切。親戚孩子在南方，高鐵返鄉時間不到四鐘頭，卻已有兩年多沒回過家，因為工作忙，后來因為疫情，與父母的語音、視頻替代了見面。還有位朋友，因工作與妻子分居南北，主要聯絡方式是微信。“沒什么，不少住在一屋的夫妻也靠微信聯系”，朋友的話，是玩笑也是事實。
“情之所至，一往而深”，這種描述多么古典。事實上，現代社會人與人的黏合度變低，與物——譬如電子載體的黏合度越來越高，手機成為人須臾不離的一部分。
兒子對于手機的依賴無疑遠勝對我們的依賴。他正暢享獨立后的自由，網絡向他打開了一個眼花繚亂的世界，一個飛速旋轉，充滿物與聲光電的魔盒。
７
電影《美麗人生》中猶太父子在集中營的分離，《東京物語》中父母與子女的分離，《泰坦尼克號》中情侶的分離，《死亡詩社》中老師與學生的分離，《忠犬八公》中人與狗的分離……幾乎所有優秀電影中都貫穿著分離，各種離別主題的電影仿佛可以拼接成一部跨越時空的大電影。
電影使分離具有了詩性，現實中，這“詩性”卻往往是種殘酷。
烏克蘭，小城哈爾科夫的一位姑娘聯系不上在基輔的男友，她焦急地在網上求助，等來的消息卻是愛人已參戰陣亡。他們原準備幾月后結婚。
“無數波浪從四面向我們襲來”，如歌德詩中所說。波浪猛烈處，帶來不可測的離散。決定人們命運的，是更強悍與莫測的人類事務。
各種分離，終會在時間里凝固成記憶。
外部傳來越來越湍急的波濤聲，它拍打沿岸，卷起白浪，我努力從一己分離的漩渦中拔身，兒子成長的時光如影子穿閃而過。稚氣的話語，童真的小臉，那些時光有如波紋閃爍的水面，陽光傾泄而來。當兒子進入中學后，時間進入了另種維度，時代列車駛入另條軌道，那被繁榮的物質文明、科學革命與大數據掌控的現代生活，產生了巨大變道。
兒子近年的學習生活有如盲盒，線上線下間來回切換。二○二二年三月上旬的一個中午，班群突然通知停課。
這一停課，直接進入暑假。半年時間，朝夕相處。突然多出的幾月相處可喜，然后，這相處除了三餐，基本隔著一扇臥室門。他關門在小世界中，手機和電腦使他擁有了一個遠高于父母的世界，使他有足夠理由沉浸其中。
他在我們身邊，只隔一堵墻，我卻仍清晰地感受到分離——原來，分離并非是地理距離，而是一個生命走向全然獨立后不再對你發出交流邀請。
對總是試圖以“正確的人生”影響他的家長，你說什么對孩子都如深海雷達被干擾的沙沙聲。
他拒絕“正確”，只想一個人待著。有著“○○后”代際清晰自我的他，除了吃飯洗漱，睡前偶在運動APP上打卡，很少走出那間開著空調，拉著窗簾開著臺燈的臥室，如密室修行者。
他的床頭柜上堆著《被討厭的勇氣》《蛤蟆先生去看心理醫生》等一堆自購的心理學暢銷書，我在書房閱讀心理學，他爸在臥室刷教育有關的心理學視頻。整個家庭彌漫著濃厚的心理學氛圍。
兩代人，一個青春期，一個靠近更年期，都在找尋指引和答案。
在心理學上有個說法，叫“精神上的弒母（弒父）”，意思是斬斷與原生家庭的共生關系，孩子才能展翅翱翔。黏膩的、帶有侵略性的“愛”，會讓孩子在成年后無法背負責任，繼續賴在嬰兒的殼里。
英國心理學家西爾維亞說，“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愛都以聚合為最終目的，只有一種愛以分離為目的——那就是父母對孩子的愛。”
那扇從早到晚關著的臥室門，似一個驚嘆號：勿擾！心理學家說，為什么關門？因為他要解決父母高度聚焦的問題。他想通過這樣的形式，拉開父母過度關注的空間距離。
“孩子的走神可能只是冠名了他完全的在場”，他和父母曾相融的世界，變作了兩個平行世界。
我想起小時候給他講托馬斯和朋友們遠行的故事，他說，媽媽，長大了我不想去好遠的地方，說著他眼睛紅了，用被子蒙著小腦袋。那時我想，無論他今后在世界哪個盡頭，我們仍會無比親密，無話不說。我想，我才不愿葬在什么冰冷公墓，我希望將來孩子有個院子，院中有樹，就把我葬在樹下好了，這樣我能一直守望著他。
后來，我聽一位女友說起前婆婆，為兒子操各種心。前婆婆患病去世前，甚至把兒子要念的悼詞都替他寫好了。這個兒子，也就是我女友的前夫，婚后常用他母親的標準要求妻子，口頭禪是“我媽”。
“他需要找一個替補的母親，一個能永遠接住他的容器，而不是妻子”，女友離婚了。
我想起自己曾經的愿望，葬在能看見兒子的樹下——我和那個婆婆其實差不多，把愛變為了一種戲劇性的、自我感動的痛苦，一種讓孩子背負壓力的東西。
顯然，這不是愛的真諦。
在那個所謂愿望背后，是個始終有一部分未成長，害怕孤獨與分離的小女孩。如此懼怕分離，是為自己索求一些愛的補償，那自童年彌漫的空洞。
當看清這點，與童年之間聯結的隱秘咒語被顯露，繼而有了被解除的可能。我和那個小女孩，應當揮手告別了，也與那個我一廂情愿共生著的小男孩揮別——他已長大。
離家的近兩年，在我們視線之外，他不停吸納與消化著各種時事，時代的波動將世界賦予一種飄旋的碎片形狀——那已非童年萬花筒中帶有夢幻感的晶體碎片，卻是更粗礪的碎片。不時開啟的網課通向喧嘩外部，當一只蝴蝶扇動翅膀，引發的可能是一場大范圍颶風。即便它停下翅翼，人們心中仍存有顫動。
面對波動，不可能讓他退回溫室，反而要加速分離，加速他的獨立，以應對八方來風。連植物，都懂得分離的重要，看看蒲公英吧，它為了分離，甚至自帶獨特“飛行機制”——在蒲公英種子上方的空氣會形成一個“分離渦環”，是由其種子毛茸茸的冠毛所形成的一種環形氣泡，這種渦環有助于蒲公英與種子本體分離，讓種子飛得更高，更遠……
８
飯后，我們邀他下去走走。“不去”，他必然這么答。電腦鍵盤閃爍炫光，流行樂回響，屏幕上閃動若干對話窗口。
我們在小區走著。話題圍繞兒子，討論不斷翻新的疑難。這疑難不僅是兒子的，也是一代人的，在一個知名醫學公號上看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發布的《世界兒童狀況》報告中提到每年全球有四點五八萬名青少年結束自己的生命，相當于每十一分鐘，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殺。一項國內的研究顯示，存在自殺意念的青少年竟高達百分之二十三。”
各種壓力，來自社會、學校和家庭，或者說社會的壓力加劇了后兩者——學校與家庭的焦慮，焦慮又轉化成施加給青少年的壓力。成績，成為許多父母與孩子之間僅存的，也是最易引起沖突的話題。
兒子做出離家去滬的選擇，難道不是為擺脫管束，去向自由？而父母的不愿分離又有多少是不舍那份“控制”，擔心孩子的“失控”？
自父母那輩沿襲下的教育焦慮沒有緩解，反在遞增。我們一面反感父母的“教育”方式，一面卻在不自覺地因襲。
在分離焦慮的背后，還藏著“控制焦慮”——我是否有勇氣承認這點？
要從痛苦的泥淖中掙扎出，必須改變觀念。別為與孩子的共生尋找各種理由，別以任何名義去干涉、控制孩子成長，允許他試錯，允許他“拋棄”我們。
被“拋棄”的我們相互鼓氣：相信孩子，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分離的力量——讓孩子更好地成為他自己。
夜晚的小區安靜，鄰居們自覺保持散步距離，有貓忽從小區路邊冒出，一路跟隨。想起蔣勛先生寫有段時間，他住進鄉間一處獨棟農舍，有一只流浪貓常會陪他散步。“中央山脈黃昏時滿天紅霞，田野盡頭九號線公路路燈亮起，我跟它說‘回家好嗎？’它就跟我往回走，然后不知不覺消失在暗下來的田野間。”
“我很懷念這只貓，懷念每個黃昏一起走路卻兩無罣礙的關系。回想起來像是自己老去時一段淡淡的黃昏之戀。”
與貓，與人，與親人，皆如是吧。同行一段后，各自前行。
分離是痛苦的，它是熟悉體驗的消失，是消失后人要面臨的孤獨。同時，分離也藏著能量，它有助人看到生命實相，省惜當下。
《西游記》第四十回中悟空說：“一葉浮萍歸大海，為人何處不相逢”——嬉笑怒罵的行者竟也是通達智者，明白所有分離都指向另一種形式的匯合。
從另一個角度說，所有的匯合也必將分離。各有歸途，不必執念。
曾有媒體發起一個征集：如果人生即將到達終點，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銘是什么？在近四千個回答中，有個回答印象深刻，“已進入自然程序。”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從出生那刻，人即在不斷的離開之中。
那是個本質憂傷的過程，也是洞見與接受的過程，是那喀索斯打破那面自我映照的湖鏡，讓水奔流而出，通向大海……
人，終將從各種分離走向自然。
暑假結束，兒子回到校園。他很少提及在集體中度過的個人生活，我們也不問，知道在看不見的地方，成長正發生。也許有一天他愿和我們回顧些什么，也許再不提及，都沒關系。
我的成長也在發生，在近兩年中，艱難地學習與完成著分離。
感謝那曾令我傷心痛苦的別離。
此時初夏，空氣中涌動花樹濃烈的芳香，又一次穿過老師大校園，看到那些穿著藍色校服，個頭與兒子相近的男孩，淡淡一笑，曾經分離帶來的傷感已平復，心里涌起對他們、對兒子的祝福。
再過幾個月，他十七歲了。我該回到十七年前，回到那個沒有附加的自我，對他說，“兒子，媽媽就送你到這兒，往后的路，自己好好走。我們都努力過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