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90年前，中華民族偉大的英雄史詩——兩萬五千里長征開始了。40年前，一個平均年齡73歲半的美國“老年團”，全程自費，沿著紅軍走過的路線，歷時74天，完成了自己的長征。

第二年，“老年團”的所見所聞凝成一本書，《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以下簡稱《長征》）面世，感動世界。其作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自稱“好事之徒”，曾被蘇聯禁止入境，惹得五角大樓雷霆萬鈞，偏偏對長征念念不忘，惦記了足足40多年，終于戴著心臟起搏器完成夙愿。

1937年，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只用了一個章節書寫長征，他意猶未盡，“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索爾茲伯里完成了好友的心愿，他不僅重現了舉世無雙的長征史詩，還看到了新長征路上中國的開放、包容與自信。

“好事之徒”的“麥加圣境”

“40年前的今天，我們正在過草地。早晨出發時太陽熾熱，沒一會兒狂風大作，雨雪來襲，瞬息之間，太陽又鉆出來，然后又是雨雪交加……染白的草地一直鋪到天邊……”見到張援遠的那天，他對1984年的“長征路”記憶猶新，點滴細節信手拈來。

張援遠曾任中國駐新西蘭和比利時大使，1984年，他還是外交部翻譯室的一名普通譯員。工作多年，陪同外賓擔任翻譯是家常便飯，唯獨這一次，讓他終生難忘。因為他陪同的是一個美國老年團，三名團員平均年齡73歲半——正好是他如今的年齡，他們要重走長征路。

老年團的核心人物是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時年76歲。張援遠看得很清楚，他的右胸前有一個微微突出的方塊，那是早年的心臟起搏器。他還記得，索爾茲伯里每天要吞下一茶杯藥片，至少有三四十粒。“這個老頭兒真是拼了老命來長征。”

最初接到任務時，張援遠并不知道，索爾茲伯里把中國稱為“兒時及今心中之麥加圣境”。在他心中，中國已存放了半個多世紀。

七八歲時，母親牽著索爾茲伯里的小手，一次次走進一家中國人開的鋪子。鋪子窗戶上的黑色漢字，店鋪里鮮紅欲滴的荔枝，一串串的蒜頭辮子，還有茶葉、檀香彌漫的氣味，在幼小男孩的心靈中，刻下了一個迥然不同的遙遠國度。一個神秘、浪漫、令人激動的去處，像磁鐵一樣吸引著他，他想“我定要去看看”。

1929年圣誕前夕，明尼蘇達大學化學系學生索爾茲伯里畢業在即，寫信給紐約的姨媽：“我已經大致決定要到中國或日本去找工作。”他的“中國夢”不是信口胡說，而是有備而來。在實習的一家報社，索爾茲伯里得知，有一位在東方辦報的前輩，每年都回到明尼蘇達，為他的報紙挑選大學畢業生。一位同事已經答應幫他引薦，21歲的青年高興得如同登上了九重天。可是，第二年，翹首以盼的前輩沒有歸來，經濟大蕭條耽擱了他的回程。

禍不單行，主編校報的索爾茲伯里因觸犯校方，慘遭開除。大學肄業趕上大蕭條，“就業難”的壓力驟然襲來，中國肯定是去不成了，他決定進合眾社當記者，還勸慰自己，可以通過合眾社到中國去嘛。

中國是索爾茲伯里的目的地，但他似乎“搭上了一艘慢悠悠的航船”。倫敦、北非、中東、莫斯科，二戰的硝煙把他的腳步引往世界各地，偏偏中國一直錯過。最接近的一次，合眾社新聞部長決定讓他從莫斯科前往重慶，他已到了加爾各答，正在等候飛越駝峰時，報社又把他派到了紐約。

中國遙不可及，但索爾茲伯里的“中國夢”卻一天天具象為一件事——長征。他在莫斯科遇到了埃德加·斯諾。一個深入前線，發出《列寧格勒被困九百天》的傳世報道，一個突破封鎖，用《西行漫記》告訴世界真實的紅色中國，志同道合的兩位同行擦出了火花。索爾茲伯里早已讀過《西行漫記》，與斯諾的交談，讓他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些名字愈發著迷，對中國紅軍的長征壯舉更是神往不已。

1936年，斯諾抵達陜北時，長征已是“完成時”。只用一個章節書寫長征的斯諾，顯然意猶未盡，“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索爾茲伯里雄心勃勃，總有一天他要成為斯諾筆下的那個人。可他沒想到，這一天，足足等了四十多年。

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訪蘇聯，索爾茲伯里作為《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找到中國大使館，留下一封給毛主席的信，請求訪問中國。從那以后，他每年都寫一封信給周總理或者中國外交部，不斷重復這一愿望。

1958年，中國人民的密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寫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似乎很快就能爭取到機會，讓索爾茲伯里去北京，很快又不了了之。

終于，1972年，尼克松訪華帶來了新的希望。然而，尼克松帶了70多名隨團記者，索爾茲伯里卻不在名單上。“因為他在美國當局心中是一個不討好的人，他自稱‘好事之徒’。”張援遠告訴記者。

二戰期間，索爾茲伯里在莫斯科的報道兩頭不討好，斯大林恨不得攆走他，美國人說他是布爾什維克。1960年，一篇名為《恐懼與仇恨籠罩伯明翰》的報道，因揭露種族歧視掀起軒然大波，伯明翰市不惜耗資數百萬，要治他以誹謗之罪，第二年這個城市果然鬧出了一場種族大暴亂。1966年，越戰正殷，美國總統宣稱美軍戰機投彈精準，“只炸鋼鐵和混凝土”，索爾茲伯里卻深入越南腹地，發回一線真相，“民眾炸死，房屋盡毀”，惹得五角大樓暴跳如雷。

在回憶錄中，索爾茲伯里寫道：“倘若一個新聞記者不是‘好事之徒’，那就不如改行去搞成本會計。”這樣一個“好事之徒”，自然不會輕易放棄最初的夢想。

1972年6月，尼克松訪華4個月后，索爾茲伯里終于如愿踏上中國的土地。從香港進入深圳海關時，索爾茲伯里主動把包提到檢查臺上，動手打開，準備接受嚴厲而繁瑣的海關檢查。沒想到，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笑著對他說：“海關檢查通過了。”他幾乎不敢相信：這就是危險的紅色禁區嗎？

在北京，索爾茲伯里夫婦住在前門飯店。在他們眼中，“這地方邋遢得驚人，住滿了軍人和華僑，鋪著骯臟的桌布，還有著一些快樂而漫不經心的服務員。”“我們夜里不能打開窗子，因為隔壁化學工廠的煙氣太難聞了。”然而，一切都抵不上初到北京的興奮，“我終于到中國了。我在北京，這夢想了一輩子的神秘大都。”

“我們是發了神經病”

第一次訪問中國，索爾茲伯里當然沒有忘記長征。1972年6月16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歡迎美國客人，他對索爾茲伯里表達了歉意：“對不起，我們沒有能早日接待你。不過，你以反對蘇聯聞名，當時我們擔心這樣做可能會影響我們和莫斯科的關系。”

索爾茲伯里知道這是“十分高明的外交辭令”，他表示了感謝。然后不失時機地提出：“我非常想尋訪當年長征的路，和那些幸存者們談一談。”可周總理不置可否，只是用揣摩不透的探詢目光看著他。

許多年后，索爾茲伯里才理解周恩來的目光，他自嘲道：“我太天真了！難怪周恩來會以蒙娜麗莎式的笑意看著我。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還遠未結束。”

不能尋訪紅軍長征的足跡，他決定先到中國看一看。從中國東北的地下城，到內蒙古的沙漠，從絲綢之路上的綠洲，到新疆的邊境地帶，甚至從拉薩踏過漫長的石頭路，一直行至珠峰腳下，索爾茲伯里夫婦幾乎走遍了中國，除了風景名勝。

他同時還在世界各地搜集長征的相關史料，中國、蘇聯、美國、日本……如果只有中文版，他就雇人翻譯成英文。有一位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幫他摘譯了《彭德懷自述》等書，如今，這位留學生已是蜚聲國內外的中國政治與中美關系研究專家，他就是《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一書的作者楊炳章。

時間一年年過去，紅軍長征的親歷者相繼逝去，索爾茲伯里期盼的消息依然杳無音信，他不禁懷疑：尋訪長征之行能否實現？一直等到1983年8月17日，中國方面打來一個電話：您對長征之路還感興趣嗎？

索爾茲伯里驚喜萬分，除了重讀《西行漫記》，一切都拋諸腦后。夫人夏洛特卻驚恐不已：半年后自己就要過70歲生日，索爾茲伯里已經75歲，還戴著心臟起搏器，還有74歲的杰克·謝偉思，幾年前犯過一次心臟病，也將與他們同行，天知道他是怎么說服妻子和家庭醫生的。

夏洛特是索爾茲伯里的第二任夫人。1958年的一個風雪天，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索爾茲伯里鎮的一家書店，“雙睛碧澈，酥胸高聳，步履間似有仙氣”的夏洛特，治愈了索爾茲伯里的婚變創傷。六年后的1964年4月，兩人結婚，索爾茲伯里的2個孩子與夏洛特的4個孩子相親相愛，雙方組成了一個新的大家庭。

夏洛特喜歡織毛衣、養花種草，享受母親、妻子和主婦的身份。她嘴上說著不想成為了不起的世界旅行家，身體卻一次次與丈夫遠走天涯。索爾茲伯里對妻子不吝贊美：“在這大千世界里，我再也找不到比夏洛特更好的旅伴了。”

所有的旅行都不如長征冒險，夏洛特甚至覺得丈夫有點“精神錯亂”。可她又深深理解，這將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她記得1971年的一次手術，從手術室被推出來的索爾茲伯里，還沒從麻醉狀態中完全清醒，含混不清地對醫生念叨著“長征”，他連做夢都想去。

1973年，索爾茲伯里偶然結識了謝偉思——一位有名的“中國通”。謝偉思出生在成都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他的父母在那里創建了基督教青年會，青年陳毅還曾在那兒學習英文。大學畢業后，謝偉思登上美國外交舞臺。1935年，這位年輕的美國駐昆明副領事看到了佯攻昆明的紅一方面軍。1944年，作為美軍觀察組的一員，他前往延安，并在中共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晚宴上，第一次零距離接觸毛澤東。當時大多數使團成員對毛澤東的湘潭口音聽不懂，而一口四川方言的謝偉思卻如魚得水，做起了翻譯。

精通中文的“中國通”與研究中國多年的戰地記者，友情迅速升溫。一次，謝偉思邀請索爾茲伯里，一起沿著長江徒步旅行。后者立刻回信，“推銷”他的長征計劃——這可是“旅行的一大妙計”。隨后幾年，兩人一碰到機會，就向中國官員鼓吹他們的計劃。

索爾茲伯里回憶：“我知道得越多，就越想搞清毛澤東及其共產主義運動的艱苦歷程。我得從頭入手，這就是長征。是長征，使這個運動得以誕生，形成了它的格局，凝聚了它的精神，并確立毛為這個運動的領導。我確信，長征是我們時代的一首史詩。”

夏洛特只能向丈夫的熱情妥協，取消了計劃中的意大利之行。她在去往北京的飛機上寫道：“我想我們是發了神經病，不管我們是否會活著回來。”

“能想到的最難的問題”

1984年3月1日，索爾茲伯里夫婦從美國飛抵北京，謝偉思半個月后跟他們會合。在北京逗留一個月，索爾茲伯里忙著向老同志和黨史專家提出“自己能想到的最難的問題”，夏洛特則弄不清頻繁出現的軍隊番號，長征對她而言，似乎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和事件”。

3月6日，他們在軍事博物館見到了副館長秦興漢。在夏洛特的日記中，秦是“一位英俊的將軍”。而在索爾茲伯里眼中，秦是他早已相中的長征向導。

秦興漢將軍今年剛過完百歲壽辰，精神矍鑠，激情不減當年。他捧出一本相冊，向記者回憶往事。1983年，秦興漢陪同美國記者漢森，訪問了長征的一段路程。索爾茲伯里從報上獲悉此事，重燃信心，給認識的所有中國人寫信：如果漢森先生能去，或許我也能去。此次中國之行前，他又特意拜訪漢森，漢森向他推薦了長期從事軍史研究的秦興漢。

因腿部靜脈曲張，秦興漢一開始婉言謝絕。索爾茲伯里不罷休，從北京出發到江西前幾天，再次通過總政治部提出此事，秦興漢這才答應。不過，他沒想到，剛到第一站，索爾茲伯里的問題就讓他有點尷尬。

參觀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后，索爾茲伯里提問：南昌起義消滅敵人一萬多人，那么自己隊伍傷亡多少？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回答不知道。索爾茲伯里當即不客氣地批評，這么大的事，全世界都聞名，應該有個數字。

隨后，一行人乘面包車前往井岡山，索爾茲伯里開始了他的“車上座談會”——他拒絕乘坐地方政府特意提供的舒適小轎車，只坐寬敞的面包車。因為只有這樣，一行五人和地方領導才能坐進同一輛車，方便路上邊走邊談。“每天車一開，他就開始問問題。”張援遠和秦興漢都對“車上座談會”印象深刻。

為了應付索爾茲伯里的刁鉆問題，秦興漢戒了多年的煙又重新抽上了，常常燃起一支煙，說“讓我想想”，實際是借此緩沖時間。

改革開放還沒幾年，一些地方此前甚至從未對外國人開放過。有時，一些被訪者只敢說一些客套話和自認為正確的話，這時候，謝偉思會悄悄地向張援遠眨眼睛，索爾茲伯里則直接表達不滿，這種耽誤時間的套話，就不要給我翻譯了。

而對于每個含糊的細節，他從不怕耽誤時間，堅持“打破砂鍋問到底”。長征中為李德擔任翻譯的伍修權，撰文回憶過接受索爾茲伯里采訪時的一個細節：

他那次訪問我時，忽然向我提出了一個很具體的問題——李德的面部膚色如何？我說他是歐洲白色人種，面色自然是白的。作家又問：“那么他有沒有發紅的時候？”我說那自然也會有的。他馬上又問道：“在遵義會議上紅過沒有？”我說紅過。他緊接著追問道：“你能不能說說，他在什么情況下發紅，又在什么情況下發白？”我想了想道：“在我的印象中，博古發言的時候，他有些臉紅；到毛澤東發言時，他又轉而發白了。”作家一聽就高興地說：“好，有了這個細節，就把李德當時的心理狀態反映出來了。”現在我們在《長征》中果然讀到了這個生動細節。

或許是預料到采訪的尖銳甚至敏感，剛到中國，索爾茲伯里就鄭重其事地提出，全程費用必須自己支付，“如果接受了中方的‘款待’，所記述的公正性就會受到外界的質疑。”張援遠向記者回憶，飛機票、路費、住宿、吃飯，統統由他們自己負擔，“到了外地，每天我都要幫他結賬，他們當時拿的外匯券，有些地方見都沒見過，我得先給換成人民幣，結完賬，把外匯券揣兜里，回到北京再上交。”

一行5人就這樣走過了江西、湖南、貴州、云南、四川、甘肅和陜西。一天的行程結束，暮色降臨，連30多歲的張援遠都覺得有點吃不消，但索爾茲伯里真正的“戰斗”才剛開始。在中國西南的偏遠山區，一臺老式雷明頓打字機開始噼里啪啦響起來，那是自1942年倫敦戰場就陪伴索爾茲伯里的工作伙伴，他用打字機整理白天的所見所聞和采訪所得。夜已深，張援遠一覺醒來，打字機的奇特聲音還在空氣中回蕩。

皎平渡突發心臟病

皎平渡，因紅一方面軍從這里渡過金沙江北上而聞名于世。如今的皎平渡口已成庫區，一座大橋橫跨川滇兩岸。但40年前，崎嶇江岸上的峭壁和巖礁，還是當年紅軍長征時的模樣，人們只能徒步或乘騾子前往渡口。從來沒有外國人來過這片險地，索爾茲伯里非要親自到現場去看看，他說，“只有親自走過、看過，才能深深地理解紅軍，理解長征。”

5月8日早上5點，住在會理市通安鎮的一行人便在燭光中起了床，匆匆用過早餐，就開始了前往金沙江皎平渡的徒步跋涉。15公里的碎石路雖是下坡，卻越走越險，為確保安全，大隊行走緩慢。索爾茲伯里左右搖晃，重重地摔了一跤，夏洛特驟然感覺膝蓋不能彎曲了，旁邊陪同的年輕人想幫忙，卻無從下手，只好同情地說，“you are crippled（你們瘸了）”，不知為什么，夏洛特感覺這個詞用得特別好玩，特意在日記中寫道，“他說對了。”

謝偉思因從小登山，身手敏捷，邊走邊拍照，最年輕但略微發福的張援遠竟然有點追不上他。他們兩人最先到達江邊渡口，在皎平渡北岸的接待站，邊吃飯邊等大隊人馬。沒想到飯都吃完了，還不見索爾茲伯里夫婦的身影。張援遠開始擔心，下午2點左右，人終于到了，狀態卻不好。張援遠記得，索爾茲伯里“眼睛都沒光了”，含含糊糊地嘟囔：“I'm finished，I see my Long March is crumbling。（完了，我眼看著我的長征要垮掉了。）”

他趕緊找人給索爾茲伯里測血壓，安排休息吃飯。夏洛特倒在床上，整整睡了一個下午。而索爾茲伯里卻堅持去了江邊，他找到當年幫助紅軍渡江的老船工張朝滿，問東問西。這才有了《長征》一書中滿是細節的渡江故事。

所有的船都給藏起來了……他們在江邊找到了一只半沉在水中的小船。紅軍從貨商那里買了布，把漏水的地方都堵上，希望能就此在水上行駛。他們后來在江對岸又找到了一兩只船。這么一來二去，總共弄到了五條船，兩條是四川那邊的，三條是云南這邊的……

他們又運了一兩船戰士到達對岸四川地面，在那里他們對當地的厘金局據點發起了突襲。他們把厘金局的大門敲得梆梆響，因為紅軍戰士不會說當地方言，就讓船夫們用四川話叫道：“你們不開門的話我們就走了，不交稅了。”聽到這里，門一下子開了。紅軍一涌而入，里面有幾個人正在打麻將、抽大煙，他們很快被解除了武裝。紅軍戰士發現了（里面繳獲的）五千銀元稅款，這些錢被他們沒收進了“抗日儲備金”中。

第二天的返程路卻是上山。渾身僵硬的索爾茲伯里夫婦實在走不動了，只能借助擔架和騾馬。“我騎著一頭騾子，馬鞍破損，用繃帶紗布綁著（我們沒有任何繩子），沿著金沙江北岸上方3000英尺（約900米）的燧石小徑前進。”在會理吃晚餐時，索爾茲伯里自我感覺好了很多，端著杯子難掩興奮：“我們來到皎平渡才真正體會到紅軍長征的偉大！”

不料，那天半夜，他突然覺得渾身發冷，夏洛特讓他服用了阿司匹林，喝了開水，給他蓋上房間里所有的毛毯。他出了一身大汗，虛弱不堪，脈搏也不規律。在第二天的日記里，夏洛特像是對人大吼：“關于這次旅行我一直害怕的事情終于發生了。哈里森的心律不齊，疲憊不堪。”“我們根本就不該進行這次旅行。”

“沒有救護車，山路太顛簸，我們就弄了一輛面包車，把座椅拆了，然后用4把椅子當腿兒，把擔架固定在椅子上懸空，讓他躺在車里。”張援遠回憶，就這么將就著，5月10日，趕到了西昌，立刻給北京打電話匯報。

會理的兩位醫生整夜陪著索爾茲伯里夫婦，西昌的四位醫生帶來了一臺新式日本機器，驗血、做心電圖，結論是索爾茲伯里的心臟病發作了，不排除心肌梗死。“那天晚上是最緊張的，他夫人找到我們說，他可能不行了。”張援遠至今有些后怕，當時每個人都提心吊膽，“先不要說這個項目怎么辦，就說這個人怎么辦，在這兒搶救，還是轉到成都？”

還好，11日，醫生帶來了好消息，可以排除心肌梗死。接待人員決定盡快到成都搶救，一行人買了火車票，帶著滿滿一箱醫藥用品和氧氣袋，等在候車室。火車正在進站，意外再次發生。前方200公里的地方隧道塌方，一列貨運火車被堵在山洞里，出不來了。

火車坐不成，只能坐飛機。第二天就有一架飛機去成都，可這會兒哪還買得到機票？經過多方協調，“我們生生地把飛機上原來的乘客請下來，請求他們幫忙把機票讓給了我們。”

總算到了成都，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的一位陳醫生來給索爾茲伯里檢查身體，夏洛特驚訝地發現，這位醫生不僅可以直接英語對話，不久前還去過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還有另一位王醫生，剛從巴黎歸來，他在巴黎發表了一篇關于心臟病問題和治療的論文。夏洛特不由想起1972年見到的中國醫生，那時他們國際交流的唯一方式是閱讀醫學雜志。

更讓夏洛特意外的是，給紐約的私人醫生打電話溝通后，醫生告訴她，中國醫生迄今采取的一切治療措施都是正確的，去醫院進行觀察和休息也是明智的。夏洛特終于相信，索爾茲伯里的心臟沒有受到任何損傷，而是由于疲勞和脫水，導致心臟缺血缺氧，輸氧和服藥就能治好。

5月18日，索爾茲伯里出院，夏洛特壓抑一周的情緒全都傾瀉在日記里：“這對我們是一次難得的經歷。我們的美國醫生不這樣。他們將病人交給醫院醫生或一些護士，留下一些醫療器械，就回家去了。這里有經驗的醫生則住在醫院里，以便隨叫隨到。”“星期三，會理來的杜醫生和陳醫生來向我們告別……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抱住她突然哭了起來……”“她們救了哈里森，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假如她們不在會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么事。”

回國后，索爾茲伯里夫婦特意寄來5000美金和一些醫療器械，捐給了西昌醫院。有意思的是，他們似乎不知道，在西昌為索爾茲伯里診治的四位醫生中，有兩位實際是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的軍醫，為了方便與北京聯絡，接待組還用過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的紅機。住在西昌的最后一晚，夏洛特寫道：“這里有空軍的基地，一定是個空軍基地。我們聽到過幾次飛機突破音障的轟鳴聲。哈里森說那些都是戰斗機，他過去以為中國沒有這種飛機。我看很可能他們現在什么都有了。”

為劉志丹失聲痛哭

“我還能走下去嗎？”身體略有好轉，長征念頭又在索爾茲伯里的腦袋里復生。其實，索爾茲伯里住院期間，秦興漢和張援遠已經商量了備用方案：讓謝偉思代替索爾茲伯里，繼續走完剩下的路。誰知謝偉思一聽，連連拒絕：我怎么能寫出這種書來？他要不走，我也不走了。

現在索爾茲伯里自己提了出來，兩人只好打電話向外交部請示。外交部指示，既然他愿意的話，咱們做好服務工作，做好醫療工作，還是讓他走下去。

出院后，在醫生護士的陪同下，索爾茲伯里一行繼續長征。跨過瀘定橋，走過雪山草地，1984年6月8日，他們終于到達陜北吳起鎮，完成了“長征”之旅。站在毛澤東指揮“割尾巴戰斗”的地方，頭發花白的索爾茲伯里沉思良久，自言自語說了“偉大”兩個字。而后，在吳起鎮毛澤東住過的一所房子前，他與秦興漢拿起紅軍用過的大刀，合影留念：“我終于完成了我的夙愿。”在秦興漢家的客廳里，記者看到了這張照片，這也是《長征》一書英文版的封面，一度頻繁地在國外各大報刊露面。

歷時74天，走過萬水千山，索爾茲伯里的收獲自不必說。在那本舉世聞名的著作中，他不僅寫了人們耳熟能詳的艱難險阻，譬如只剩下三分之一木板的瀘定橋、“只有神仙才能飛過去”的雪山、表面五彩斑斕實則暗藏殺機的“魔毯”草地，還關注中國革命經受過的挫折和教訓，寫了“擔架上的謀劃”、毛澤東重新掌權，以及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的“黑暗與光明”。他寫道：“這個故事是一部史詩，不僅僅是因為淳樸的戰士和指揮員在長征中所體現出的英雄精神，而且也因為長征本身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中國革命的熔爐。”

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理事尹均生評價《長征》，1936年，斯諾采訪紅區時，王稼祥曾對他說：“斯諾先生，我們黨內的路線斗爭，遵義會議的情況，你回去寫報道的時候，就不必多寫了。”因此，《西行漫記》中沒有遵義會議的只言片語。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填補了這一空白。張援遠也有類似的說法，當時國內還沒有一本關于長征的書達到這樣的層次，就連他自己接到任務時也不懂，“以為就是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這么一個故事”。

秦興漢告訴記者，很多外國朋友對長征有個誤解，以為紅軍長征開始時，就擬定了北上陜北的計劃。但索爾茲伯里一開始就有清晰的認知，他為發生在哈達鋪的故事，取了一個小標題“家”，他寫道：

毛澤東到底要把軍隊帶到哪里去？到達哈達鋪的時候他依舊沒有清晰的頭緒。……紅軍先頭部隊到達的時候已經直接去了哈達鋪的郵局。他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占領過郵局了。在那里他們找到了國民黨的報紙，毛澤東和他的指揮員們如饑似渴地吸收著上面的內容。他們感到歡欣鼓舞，早在兩河口跟張國燾一起開會時聽到的傳聞居然是真的！

而對他的夫人夏洛特來說，曾讓她困惑不已的番號和地名，已經變成了滿懷的感慨。她在《長征日記——中國史詩》的后記中寫道：“長征的意義，我是深切地領會到了。如果不是沿著長征的路走一遍，沒有見到那些開會的地方、戰場、長征中跨越的高山、草地、江河，沒有和一些幸存者交談，決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我現在理解到：長征如何鼓舞著中國人中年輕一代，他們要怎樣生活才無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們的精神永葆青春。長征區分了善與惡，區分哪些人是要為國出力，哪些人要的僅僅是權勢。”

夏洛特的想法有點獨特，她說自己可以理解苦難的年代窮人揭竿而起，但更想搞清楚，為什么紅軍隊伍中有不少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分子？在西安見到劉志丹遺孀和女兒的那一刻，她覺得自己理解了。

劉志丹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有一年陜北大旱，莊稼沒有收成。地主們四處張貼告示，要求佃戶照常交租。劉志丹家里也讓他這么寫，他說這真是胡扯，老百姓什么吃的都沒有，哪有糧食交租？他去找佃戶一起抗議，把自家的東西沒收充公。

劉志丹是老百姓的英雄，可是，1935年秋，在陜甘根據地的“肅反”中，他曾蒙冤被捕。命懸一線時，中共中央到了陜北，毛澤東救了劉志丹。獲釋后的劉志丹，第二年率軍東征，犧牲在戰場上，年僅34歲。

他的女兒劉力貞告訴索爾茲伯里夫婦，父親犧牲的時候，穿的是母親親手縫制的軍服，口袋里只有半根鉛筆、幾根沒有抽完的香煙。他留下了一把手槍和一匹馬，這兩件東西被母親送給了需要的人。“父親唯一的遺產就是他的精神。”張援遠逐句翻譯劉力貞的話，夏洛特聽著聽著，忍不住掉眼淚，最后失聲痛哭。“這是采訪中唯一的一次。”張援遠說。

《長征》終于“煉成”

1985年10月，《長征》一書在美國出版，立即引起轟動。《時代》周刊的編者按寫道，“他們經受了空前絕后的考驗，那時的苦難使這些堅強的幸存者征服了全中國……長征這樣史詩般的事件可能有助于說明共產黨中國領導人的品格。”《長征》很快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僅在索爾茲伯里家的書架上，就有20多種不同版本。1986年，紅軍長征勝利50周年前夕，該書在中國翻譯出版。

1987年5月，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訪美時，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對他說，他對《長征》這本書非常感興趣，“我從那本書里知道了楊將軍的過去”。已故“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對張援遠說：“索爾茲伯里的這本書很重要。”

為什么偏偏又是一個外國人寫的長征，感動了世界？除了長征永不過時的魅力和索爾茲伯里深厚的采寫功底，不得不說，這個美國老頭兒趕上了好時機。

長征行程即將結束時，索爾茲伯里說過一句話：“我犯了一個錯誤，我在40多年前就應該來。”謝偉思聽后若有所思：“晚也有晚的好處，現在中國提倡實事求是，各地介紹的情況和史料都比較客觀、實際。”

對中國正在發生的改變，索爾茲伯里深有感觸。張援遠向記者透露了此書出版的幕后故事，1984年不到年末，索爾茲伯里就按章節陸續把書稿寄來，張援遠和同事先把書稿譯成中文，再交給專家領導審閱。專家領導給出修改建議后，張援遠他們再翻譯成英文，寄給索爾茲伯里。這樣的過程有時會反復多次，所有的郵件都在張援遠那里周轉，“那還是一個沒有電腦、沒有電子郵件、打不起長途電話的時代，一年多的時間，索爾茲伯里前前后后給我的信有上百封，我復他的信有三四十封。”

1985年，《長征》終于“煉成”。索爾茲伯里原本以為，書中的某些篇章和斷語會遭到中方反對，要求改寫甚至刪掉，但是這種事情完全沒有發生。中譯本出版后，他專門找人翻譯對比，想看看中方有沒有對原文進行刪改，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幾乎沒有動他的東西”。張援遠說：“全書完整出版翻譯，是索爾茲伯里沒有想到的，他對我方的開放、包容和自信印象深刻。”秦興漢則透露，有些問題他們當時也沒有把握，還是楊尚昆和黃華同志指示，只要大的方面符合史實，一些小的問題就不要管他了。

在名為《天下風云一報人》的回憶錄中，索爾茲伯里說：“這次長征不僅使我重溫了中國半個世紀的歷史風云，還給了我一個難得的機會深入觀察今日的中國。”“興旺的市場城鎮，雨后春筍般新蓋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似的電視天線，涂紅嘴唇的姑娘匆匆來往于稻田之間運稻谷，五千年來，農村從沒見過那么多的錢。”

眼花繚亂的索爾茲伯里還看到，大理正在發展旅游業，這個城市吸引了一些年輕的歐洲人，有一對英俊的北歐夫婦、一個金發飄逸的女人和一個留著紅胡子的男人。在貴州山區的路邊，三個十一二歲的女孩正在出售家庭手工藝品——小木椅、凳子、小桌子、砧板、木盤和搓衣板。似乎任何由農民種植或制造的東西都可以出售，“在我看來，這比我1972年在北京百貨公司看到的還要多。”

身為女性的夏洛特則發現，在經過的村莊里，多數姑娘與城里的姑娘穿著一樣的衣服——漂亮合身的長褲、襯衣或夾克衫，常常穿高跟鞋。“我所看到的婦女中至少有一半是卷發的。”

這一切，都讓索爾茲伯里對“打不倒的小個子”鄧小平興趣愈發濃厚。他向每個人打聽鄧小平的情況，并把《長征》一書的最后一章留給了鄧小平。他對中國的新長征無限憧憬，“長征舉世無雙，迸發于其中的英雄主義火花燃起了擁有11億人口的民族的夢想，使中國沿著無人能夠臆測的命運一路向前。”

1992年，索爾茲伯里在給一位中國友人的信中寫道：“我這次去中國要辦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著鄧小平南巡的路線走一走，看看廣東、深圳和上海。”可惜，這一次，他的愿望變成了終生遺憾。1993年5月，索爾茲伯里夫婦又一次駕車出游，夏洛特開車，副駕上的丈夫照例查看著地圖。忽然，她發現旁邊許久沒有響動，扭頭一看，索爾茲伯里的腦袋向前低垂。在羅德島高速上疾馳的汽車里，老頭兒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