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前言

《天涯》2024年第3期的“散文”欄目推出“普通人在塵世”小輯，陳年喜、南焱、王善常和劉先國以質樸之筆寫塵世百態，面對漫漫人生路上的生老病死、愛恨情仇、苦難救贖，普通人唯有相互依靠、相互支撐。

現推送王善常的《塵埃之下》。作為勞動者的王善常用其質樸的文字，記錄了8位工友在塵埃之下的喜怒哀樂……

塵埃之下

王善常

胡大錘

2005年12月的一天，胡大錘凍死在了他的小屋里。他佝僂著身子，側躺在炕上，兩腿蜷著，雙臂緊緊地抱在胸前，那樣子就像一只脫水的蝦米，又像一個子宮中的胎兒。人生不過是一個圈，他只用了不到五十年的時間，就匆忙地把這個圈畫完了。因為畫得很潦草，不是很圓，所以令人唏噓。

胡大錘是個站大崗的，就是在勞務市場等活兒干。佳木斯的勞務市場在長安橋下，那里站大崗的多得像一窩螞蟻，雇主可以在那找到任何工種，木匠、瓦匠、水暖工、電工、油漆工，還有力工。胡大錘沒有技術，只有力氣，算是力工，在站大崗的人中屬于最低的一等。但他和別的力工不一樣，別的力工啥活兒都接，他卻只干砸墻的活兒。他去站大崗只帶兩樣工具，手里拎著一把大鐵錘，腰里別著一把小手錘。胡大錘這個名字就是從那得來的。胡大錘砸墻確實有兩下子，只要雇主給他指出來，不管是大洞、小洞、方洞、圓洞，他都能分毫不差地砸出來。他認為他這也算是技術活兒，因此他難免會對其他的力工有那么點看不起。可是誰家能總砸墻呢？所以他有時站了一天也攬不到活兒，午飯錢倒是花了二十多塊。

胡大錘每天的午飯是固定的，一大碗安徽板面，四杯散酒。他喜歡吃安徽板面，面里可以加干豆腐卷、火腿腸、鹵雞蛋和獅子頭，十塊錢一大碗面，連飯帶菜都有了。白酒一杯二兩半，四杯正好一斤，一杯兩塊錢。

胡大錘是個貪酒的人，一天必須喝三頓酒，要不就渾身乏力，沒有一點精神頭，連小手錘掄起來都費勁。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我這么大一棵人參，要是不用酒泡著，早該干巴了。他早晨通常都不吃飯，想吃飯也沒人給他做，他媳婦早在十多年前就跟別人跑了。沒人給他做飯，他自己也懶得做。他起來后，太陽都老高了。他隨便洗一把臉，或者干脆不洗，就騎上破摩托車直接往市里跑。到了勞務市場，他心里就有底了，也就不著急了。他停好摩托車，進了勞務市場旁邊的那家安徽板面館子，他得喝兩杯酒。他早晨只喝酒，不吃面。因為前一晚喝酒的原因，他早晨都很不舒服，胃里火燒火燎，腦袋昏昏沉沉，嗓子里直惡心，根本吃不下去飯。他早晨喝酒是為了透一透。只要兩杯白酒下肚，他就精神了。板面館子的老板早就認識他了，他一進屋，馬上就給他接了一杯白酒。他也不坐下，站在柜臺前一仰脖，把酒就干掉了。干掉一杯酒后，他抹一把嘴，哈出一口酒氣，又把杯遞給老板，老板也不問話，直接再給他接一杯，他再一口干掉，然后轉身出去，開始等活兒。早晨的酒錢他都不給，留著中午一起算。

胡大錘后來不站大崗了，砸墻的活兒少，供不上他吃喝，就像他說的那樣，再干下去他會被餓死。他找到了我，想讓我把他介紹到工地干活兒。那時我正在工地干鋼筋工，我一問，我們鋼筋組正好缺小工，于是他就進了我們工地。進工地前我特意跟他說了規矩，讓他千萬不能喝酒。工地不比勞務市場，有人管著，喝酒不但會耽誤活兒，更主要的是有安全隱患。我又給他舉了個例子，上個月有個瓦匠中午偷偷地喝了酒，砌墻的時候跑線了，最后被工長攆走了。他急忙點頭，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證，他早晨和中午都不喝，就晚上喝。

但他早已染上了酒癮，頭幾天還好，幾天后就不是他了。他開始偷偷地喝起酒來。午飯時，我們都到工地門口的幾家小飯店吃飯，只有他跑到離工地比較遠的一家小吃店去吃，在那他能喝兩杯酒，不會被工地的人發現。每天午飯后，我都能在他的身上聞到熏人的酒味。我就跟他說，你別喝了，你這樣喝不是給我找麻煩嗎？我給你安排到這，好大的面子，你要是不守規矩，工長咋看我？他口上連連答應，說一定不喝了，但沒兩天，他身上的酒味就又出現了。

終于有一天，他被趕出了工地。他是鋼筋組里的小工，平時負責搬運鋼筋，有時也會用切斷機下料。那天他用切斷機下料時，因為喝酒的緣故，操作不當，右手的食指被擠了一下，指甲登時就被擠掉了，鮮血呼呼地往外淌。還好，他只是指甲被擠掉了，并沒傷到里面的骨頭。工長說什么也不用他了，這次是擠掉了指甲，下次說不定就是指頭甚至是整個手掌被切下來，如果真的那樣，誰能負起責任？

胡大錘不得不再去站大崗。因為醉酒，他失去了不少活兒，雇主剛和他搭了兩句話，他身上的酒氣就被聞到了，誰會雇一個酒鬼去家里干活兒呢？因為貪酒，他失去了不少活兒，失去了不少活兒他就上火，就更得靠喝酒解愁，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到了最后，他索性就破罐子破摔，站大崗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掙的錢連吃飯都供不上。尤其到了冬天，裝修的人家少了，勞務市場里冷冷清清，砸墻的活兒有時好幾天也遇不到一次。這期間有人攛掇他一起去掄大板鍬卸煤，可他嫌埋汰嫌掉價也沒去，最后耍了賴，干脆待在家不去勞務市場了。沒有錢買煤取暖，他就靠喝酒暖身體。一喝喝到半夜，然后和衣而臥，佝僂在冰涼的炕上。

胡大錘死了。他生前我曾勸過他，讓他少喝酒，對身體有害。他當時滿不在乎，說他身體壯得像一頭牛，最起碼能活七八十歲，死離他老遠了。他的話說得太滿了，死神聽到了很不爽，就提前對他下了手。

我和幾個工友一起把胡大錘送到了火葬場，骨灰也沒要。他直接化成了一縷煙，消失在了人世間。

老楊

我和老楊在家紡路口的朝鮮館子里喝酒。鹵豬蹄，涼拌牛腱子肉，外加一個小火鍋。這幾個菜挺硬，是老楊花的錢。他動不動就請我喝一頓。他說他要錢沒啥大用，他光棍一個，自己吃飽全家餓不著。

窗外的天暗了下來，不知從哪忽然就滾來一大團黑云，地面起了一層薄薄的風，許多塵土和塑料袋貼著水泥路面疾跑，像受到了驚嚇。

老楊大我十歲，一直單身。他的姑奶是我的太奶，按理我該管他叫叔。他十八歲的時候不聲不響地離開家，去了山東，在別人的漁船上捕了二十多年的魚，又在建筑工地干了十年的鋼筋工。家里人不知道他去哪了，那么多年沒有音信，都以為他死在了外面。后來他爹死了，他娘也死了，他才回來。那年他正好五十歲。他在異鄉揮霍掉了大把的年華，卻沒有混出一點名堂，最后不得不赤手空拳，帶著一身疲倦重回了故鄉。

他回來的那年我正在鑫富源工地干活。我已經干了兩年的鋼筋工，因為能看明白圖紙，正給一個包鋼筋項目的人扒票。他找到我，先細論了我倆之間的親屬關系，又請我吃了一頓燒烤，才說明他的意思。他想進我們的工地干鋼筋活。我在鋼筋組里說話當然好使，第二天他就進了工地。

馬上就要下雨了，街上的人四處亂跑，像灶臺上的螞蟻。

你等我一會兒，我出去一趟。他一口干掉杯中的酒，向外走去。

大叔你去哪？我在后面問他。

他轉回腦袋，嘻嘻地沖我笑，眼角和脖子上都是深深的褶子。我去放松放松，他說。他神秘地眨了一下眼睛。他的眼睛很小，眼白發黃，左眼的眼皮上長著一個米粒大小的黑痦子，像落了一只小蒼蠅。

走出飯館的門，他先抻著脖子向天上看了一眼，開始用雙手拍打衣服。他衣服上落滿了灰塵和黃色的鐵銹，他一拍打就竄起一股細小的塵煙。我們上午還在工地，下午沒活才出來喝酒的，所以我們都還穿著工作服。拍打完衣服，他向街對面走去，斑白的頭發在風里一起一伏，如被霜打過的茅草。街上的人都急匆匆地跑，只有他慢慢地走，腳步拖拖拉拉的，像是肩上扛著很重的鋼筋。

我向對面看去，是一家足療館，曼麗足浴。我知道他去干什么了。

天越來越暗，像是黃昏。街上已經沒有人了，只有一只粉紅色的塑料袋在空氣中打著旋。忽然一聲炸雷，嚇得我一哆嗦，震得飯館櫥窗的玻璃嗡嗡地響。瓢潑大雨落了下來。

我一邊喝酒，一邊發揮我的想象力，想象著他如何走進足療館，又如何同老板娘交涉。他應該很害羞，因為他穿著帶有一身鐵銹的工作服，這讓他失去了自信，口氣難免軟弱，沒有底氣。想到這，我又喝了一口酒，接著往下想。他被一個妖艷的女人領到一個小房間。房間是用膠合板隔離出來的，很局促，也不隔音……

沒想到剛十分鐘他就出來了。我笑了笑，有點鄙視他。

他立在足療館的門口，憂傷地看著天，雨下得正大。他沒有冒雨往這邊走，也許他怕把自己澆成落湯雞。我放下酒杯專注地看他。他貼著墻，躡手躡腳地走到足療館旁邊的建材商店的雨棚下，那里雨澆不到他。他慢慢地蹲了下來，摸出煙盒，抽出最后一支煙叼在嘴里，把煙盒捏扁，丟在腳前的水流里。煙盒在水中打了一個轉，順著水流漂向了遠處。他又在上衣口袋里翻打火機。左邊沒有，右邊也沒有。他站起來，手伸進了褲兜，掏出了打火機，把煙點著，又蹲了下去。

雨一直下，我隔著雨幕看著他瘦弱的身影。使勁抽完最后一口煙，他垂下頭，腦袋像夜色那樣沉，額頭離膝蓋只有一拳遠。滿天都是雨點子。他可憐巴巴的，像一只被猴群拋棄的小瘦猴子。

老楊跟著我一連干了三年的鋼筋活，后來建筑行業興起了外墻保溫，工資高，我就改了行。他看我掙錢多，也想干外墻保溫，托了好多人，勉強找了一個師傅肯帶他。誰知他卻有恐高癥，第一天上吊筐就嚇得不敢站起來，閉著眼睛，兩手緊抓著護欄在吊筐里晃蕩了一上午，下午說什么也不上去了。

2010年，佳市的樓房幾乎蓋飽和了。老楊好長時間沒找到活，就又去了山東，找了之前的老板，在那面干起了鋼筋工。那之后我一直沒有看見過他。有一年過年的時候他曾給我打過一次電話，說他在那邊干得挺好的，又說他給我找了一個大嬸子，準備結婚。

2015年冬天，我從別處得到消息，說他在山東得了腦溢血，很嚴重，沒兩天就死了。

武大貴

2007年冬天，工地的活兒停了，我在家閑不起，就托人安排找到雙鴨山市的金山糧庫，去那裝火車。

糧庫的裝卸工都欺生，每去一個新人，他們都要故意使使壞，好驗證一下，這個新來的人是生手還是熟手，活兒怎么樣，也算是給新人一個下馬威。我第一天扛袋子，兩個搭肩的就調理了我。我還沒到垛邊，袋子老遠就沖我飛了過來，速度快，力道大，像一發炮彈。我之前沒扛過麻袋，頂多是在家秋收時扛過幾次小膠絲袋子。我雖在工地練出了一身的力氣，但對于扛麻袋的技巧卻一點也不懂。看見麻袋飛過來，我慌忙中一貓腰，卻忘記了低頭，麻袋撞在了我的腦袋上，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雖立刻就爬了起來，但其實卻受了傷，沒多大會兒，我的脖子就疼了起來，應該是抻到了肩膀和脖子間的一條肌肉。但那天我還是咬著牙堅持了下來，因為我明白，如果當時我退縮了，那我就無法在裝卸隊站住腳，弄不好就得卷鋪蓋回家。

后來時間長了，我和那些裝卸工也都熟悉了，我發現他們其實都是可愛的人，即使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有小小的惡習，也都值得原諒。他們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每個人身上都有許多故事。

金山糧庫的裝卸工都是外地的，住在糧庫的宿舍里。這里有一個叫吳大貴的裝卸工，我剛來時，搭肩調理我的那兩個人里就有他。他人高馬大，干活兒是把好手，但腦袋反應有點慢，給人的感覺有點呆愣、愚鈍。大家都拿他不識數，不但平時愛取笑他，還總讓他多干活兒，有什么跑腿的事也都支使他干。還有一個人，姓趙，是一個光棍，和吳大貴是一個地方的。據說趙以前混過社會，在他們那兒有一點惡名。裝卸工都說趙和吳大貴的媳婦有一腿，這事其實吳大貴一開始并不知道，但架不住大家平時總用這事說笑，甚至把他的名字都給改了，叫烏大龜，平時喊他都是大龜大龜地叫。當然，我一次也沒有管他叫過，雖然我剛來的時候他調理過我，但后來我發現，他并不是一個心眼壞的人，他當時只是按著裝卸工慣常的做法試探我，和人品并沒有關系。

吳大貴看上去有些傻，其實心里也有數，但他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所以別人調笑他，他就一直忍著，只是越來越內向了，一天也不說一句話，一看就是憋了一肚子火。

后來終于有一天，吳大貴爆發了。起因是趙那天說要請大伙兒喝啤酒，他讓吳大貴跑腿去買。當時宿舍里加上吳大貴一共是十五個人，但趙卻只讓吳大貴買了十四瓶啤酒。吳大貴把啤酒背回來后，趙就挨個兒把啤酒分了下去，十五個人十四瓶啤酒，他誰都給了，就是沒給吳大貴。吳大貴等分完了啤酒才弄明白，原來沒有他的份。雖然他平時不喝酒，但那不等于他不會喝，他只是舍不得花錢。可是那天他給趙跑腿，付出了勞動，按理說趙應該給他一瓶，但趙就是沒給他。吳大貴越想越生氣，這分明是拿他不識數，把他當成了傻逼。他尷尬地看著趙他們樂呵呵地喝啤酒，看了一會兒，站起身，走出了宿舍。他一出去，趙他們就樂了，他們以為吳大貴是不好意思了，但沒用多大會兒，吳大貴就回來了。他黑著臉，兩頜上的咬肌像剛出水的蝦一樣跳個不停。他進屋后一言不發，直接走到了趙的身后，像鐵塔似的緊貼著趙的后背站著。趙回過頭問，你啥意思？吳大貴說，沒啥意思。趙說，沒啥意思就滾遠點，別站我身后，我覺得別扭。吳大貴不再說話，伸手入懷，他立刻掏出了一把菜刀。菜刀剛抽出來，他的另一只胳膊就抱住了趙的腦袋，菜刀眨眼間就架到了趙的脖子上。大伙兒一下子就驚住了，原來吳大貴剛才出去是到廚房拿菜刀。趙也嚇壞了，但他畢竟是混過社會的，關鍵時刻他沒有慌，他破口罵道，操你媽，吳大貴，你他媽的敢和我玩刀，我玩刀的時候你還淌大鼻涕呢。趙罵吳大貴，吳大貴并不還嘴，只是拿刀的手上加了一分力氣。刀刃在趙的脖子上壓出一道凹痕，凹痕里滲出一絲血跡。趙的臉立刻就白了。他哪里還敢罵吳大貴，不但不敢罵了，而且還說起了軟乎話。趙說，大貴，有話好好說，你別動真格的，這可不是鬧笑話的。但無論趙怎么說好話，吳大貴還是執意要殺了他，我們在一邊勸也都不好使。后來趙不住地求饒，又保證自己再也不去他家了，吳大貴才決定不殺他，但吳大貴卻提了一個要求，就是讓趙當眾喊他一聲爹。

最后趙真的就喊了吳大貴一聲爹，不喊也不行，那次吳大貴真急眼了，他要不喊估計吳大貴會毫不猶豫地把他的腦袋切下來。這事已經過去十多年了，但我一直真切地記得，不久前我還根據這事寫過一篇小說，名字叫《叫我一聲爹》，我要表達的意思是，底層人也有自己的尊嚴，他們的尊嚴一樣不可侵犯。

潘大發

我和潘大發在一起干了三年的鋼筋活。潘大發這個名字是他爹絞盡了腦汁才想出來的。他爹本想靠這個吉利的名字，一舉扭轉幾代人貧困的局面，但事與愿違，潘大發不但沒有發大財，反而更加貧困了，直到三十多歲，也沒成家。

潘大發人長得粗壯，像栽在土里的一截粗木樁子，這使他干起活來毫不費力氣。同樣六米長的25號螺紋鋼，我們一次頂多扛三根，他卻能扛六根，而且腰不塌，腿不軟，連大氣都不喘。我們都夸他能干，他卻說，我這輩子就攢力氣了，發大財看來是不行。他說這話的時候，總要咧著紫色的嘴唇笑，臉上看不出對命運的抱怨。

民工都喜歡買彩票，潘大發也不例外。

我們在平安新城干活時，工地對面就有一家彩票站。有一次我聽彩票站的老板和別人閑聊。他原先生意很不好，本打算把彩票站兌出去的，誰知時來運轉，街對面搞起了建筑。搞建筑就會有許多民工，而民工都癡迷于買彩票，他的生意竟然一下子紅火了起來。我常常能從他的眼睛里看出一抹不易被人察覺的輕視。也不怪他，我其實心里也很清楚，買彩票的人就是異想天開的傻瓜。也就是說，我們民工就是傻瓜。

潘大發買彩票沒有耐心研究電腦彩票的各種走勢。他說他一看那些數字腦袋就會變大。他更喜歡買即開型的刮刮樂彩票。按他的說法就是，還是這種彩票過癮，中不中獎大拇指一刮，當時就見分曉，不用揪著心等開獎。

他刮彩票的時候我見過一次。剛開完工資，我們許多人合伙出去喝酒，喝完酒就去了彩票站。他先買了五張刮刮樂。他買的時候不讓老板動手拿，而是自己親自去盒子里挑。他認真地翻動著一排彩票，像算卦時虔誠地在簽筒里尋找著能預示自己命運的竹簽，小心而謹慎。他先在中間抽了兩張，又在靠兩邊的位置各抽一張，抽最后一張的時候，他猶豫了很久，抽出了一張又插了回去，這樣來回兩三次，直到老板的臉上現出了不耐煩，他才選中。

彩票到手，他撅著屁股在玻璃柜臺上刮。他的拇指又黑又粗糙，像一截干樹枝，手指肚上還纏著一圈發黑的膠布；指甲好長時間沒剪了，指甲縫里藏著一道黑色的泥垢。

他用骯臟的指甲在彩票的刮開區一點點地刮，從一角開始，像一條蠶在小心地吃著一片寶貴的桑葉，唯恐幾口就吃完了。刮開區里的圖案慢慢地露出了一角，是一個黑桃，他興奮起來，眼睛放著光，加快了刮開的速度。又露出一個方塊，他有點失望，眼睛里的神采瞬間黯淡下去，三下兩下把剩余的部分都刮干凈，沒中獎。他小聲地罵了一句，把這張丟在地上，又拿出了第二張。

刮第三張的時候他中了獎。他的手顫抖著，原地跳了起來，激動地大喊一聲，中了。他中了二十塊錢。他把中獎的彩票啪的一聲拍在柜臺上，豪邁地說，再給我換五張！那天他足足花了將近一百塊錢，雖然中了幾次小獎，但又都被他換成了彩票。最后是我強拉著他走出彩票站的，否則的話，我估計他還會買下去。

他耷拉著腦袋跟我往工地走，邊走邊后悔，發誓說，今天手氣太臭，見好就收好了，以后就買五張，不中拉倒，多買不是人。

那之后，潘大發繼續買著彩票，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每次都花很多錢。我知道他上個月剛回村相了一次親，對方別的不要，就要城里的一套房子。可我知道，雖然他這些年在城里不知蓋了多少幢高樓，但他連一平方米都沒有。

我有時候就猜測，也許他一直在偷偷地幻想著，有一天他的大拇指能刮出一套城里的房子，好把那個女人娶進去。

我也買彩票，其實我和他一樣，都是窮人。我們窮人都想改變，但也都清醒地知道，單靠出力氣賺錢，我們一輩子都難以翻身。對于我們來說，通往富貴的路都被堵死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寄幻想于彩票，雖然機會十分渺茫，但畢竟彩票能給我們帶來一夜暴富的美夢。

平安新城完工后，我和潘大發再也沒見過面。我希望他現在不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彩票上，更希望他找到了一個肯和他同甘共苦的女人，一起過著平淡的生活。

張宏

2006年，在樺南建高層的時候，我們的伙食很差。米飯是拋光后的陳化糧，一股霉味，不敢在嘴里多嚼。菜是稀爛賤的大頭菜或老茄子燉成的湯。當然這湯里也放油，小米粒大小的幾十點金黃的油花，浮在菜湯表面，顯得十分珍貴。

就是這樣的飯菜也不夠吃。全工地的瓦工、木工、鋼筋工和小工都在一個伙房里吃飯。最初的時候所有人都排隊打飯，但人太多，隊伍排得太長，輪到最后一個人的時候都快干活了。工人們就有了意見，那些排在后面的，就開始抱怨，甚至罵娘。掌勺打飯的人很倔，來了脾氣，撂挑子不管了，誰有能耐誰往前搶，搶不上槽的活該。也不怪他脾氣大，他是工長的小舅子。

在開飯時，上百號人端著塑料小飯盆蜂擁而上，像飼養場里的牲口一樣拼命地往前擠。這樣一來就極容易引起矛盾和爭執，好比非洲大草原上的動物一樣，為了一口食物，常常要發生慘烈的爭斗。

在這個工地，瓦匠和小工都是樺南本地人，木工和鋼筋工是外來的。

一天午飯，吃的是燉豆腐，算是改善伙食。我們鋼筋組的張宏那天很幸運。他長得瘦弱，平時打飯的時候像一片樹葉一樣，在人堆里被擠過來擠過去，即使有時離鍋邊很近了，也會被別人擠出來。但那天他卻迷迷糊糊地被擠到了鍋邊，正好前一個人打完菜，剛放下勺子。他大喜過望，急忙伸手去抓。不巧的是，他的手剛摸到勺子，另一只手就把勺子搶了過去。當時張宏并沒有去看搶他勺子人的臉，要是看了估計那天也不會打起來。他當時一雙眼睛正盯著鍋里白嫩嫩的豆腐呢，心里也許盤算著，這么好的菜，一會兒要不要偷摸地喝兩口酒？

到手的勺子被一只手奪了去，任誰都會覺得憋屈。張宏的怒火一下子就沖上了腦門。他想都沒想，張嘴就罵了一句，媽了個逼，一點不講究。他罵完就后悔了，因為他罵完人后就抬起了頭，就看見了搶他勺子人的臉。那人是個瓦匠，本地人，一臉橫肉，光著膀子，胸前刺著一條張牙舞爪的青龍。張宏認識他，整個工地的人都認識他。據說他曾在社會上混過，還坐過大牢。

張宏后悔不已，剛想道歉，但已經晚了，一小盆豆腐湯不歪不斜，正好扣在了他的腦袋上。他還沒有反應過來，緊接著臉上就又挨了一記重拳。他像廢紙片子一樣飛了起來，鼻孔里噗呲噗呲地冒著血泡。人群忽地散開。

瓦匠并不罷休。他曾經混過社會，也算有過臉面，但現在他不得不在工地里撅著屁股砌磚，這讓他很委屈，也很憤怒，就像一個炸藥包，隨時都會爆炸。瓦匠不斷地用腳去踢張宏。張宏無聲無息，像一截破木頭，抱著腦袋在地上滾來滾去。

看見張宏挨打，我們鋼筋組的人一擁而上，兩個人把張宏扶起來，另一些人沖上去，拉住了瘋狂的瓦匠。

瓦匠被我們控制著，嘴里罵聲不斷，遙指著張宏，叫囂著說，明天就找人廢了你。

那天下午，有本地好心的小工告訴張宏，瓦匠認識樺南縣黑社會大哥，估計用不上兩天，他們就會找上門來。他提醒張宏要小心些。

當天晚上，張宏沒有去吃晚飯。我們回來時看見他已經打包好了行李，正坐在板鋪上抽煙。

我一會兒坐晚上的火車走，他說。他的臉腫得像豬頭，眼睛只剩了一條縫，看上去十分陌生。

別走，怕啥，他們要敢來咱們一起上，咱不能讓他們欺負死。大家紛紛說，義憤填膺。

張宏說，不了，我不能連累你們，出來干活都不容易，我走了，他們要是來了也不會為難你們。說完，他掏出煙，挨個給我們發，又親手給我們點上，然后扛起了行李走出了工棚。他的行李很大，這讓他本就瘦弱的身體顯得更小了。我們沒有再勸他，站在工棚外目送著他遠去。夜色越來越濃，他單薄的身影不一會兒就融進了夜色里，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湖中。

老李

外墻保溫就是給樓房外表貼上一層泡沫保溫板，這樣冬季室內的溫度就不容易散失，起節約能源的作用。現在北方幾乎所有新建的樓房都在采用這種工藝。這工作其實在建筑工種里也算是一門技術活，不像鋼筋工那么累，雖然有一定的危險性，但工資一直相對較高。

為了多賺錢，我毅然決然地扔掉了在我腰間掛了三年的鋼筋鉤子，干起了外墻保溫。

夏天在向陽面做外墻保溫最遭罪，人像烤箱里的地瓜，幾乎能被烤熟。

給建設銀行家屬樓做外墻保溫時，正碰上高溫天氣，每天都三十攝氏度以上，有一天甚至達到了三十七攝氏度。

那天早上就十分熱，剛伸手干活汗水就濕透了衣服。從十三樓望出去，遠處的樓房和樹木在悶熱的空氣中泛著水一樣的波紋，不斷地顫動著，扭曲著，模模糊糊的，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樓。天上一片云都沒有，應該是被太陽烤化了。天空白茫茫的，像無影燈下危重病人的皮膚。太陽不是很大，白得不敢睜眼去看，敵敵畏一樣毒。它似乎在緩慢地轉動著，每轉動一圈，就射出來成千上萬支細若牛毛的毒針，扎在人的皮膚上，鉆心地疼，像被蜂子蜇了一樣。

干到九點多的時候，相鄰吊框里的胖子老李實在受不了了，他摸出手機給工長黑子打電話。手機在他的褲兜里沾滿了汗水，閃著濕漉漉的黑光。

不行咱放假得了，太熱了，他對著手機說，同時俯身看著樓下的黑子。黑子正光著膀子坐在樓下的陰涼處。

不能放假，甲方著急完工驗收。黑子從陰影中站起來，一邊對著手機說，一邊沖著樓上的老李比劃。

國家不是規定超過多少攝氏度就不讓在室外干活了么？老李不甘心，繼續說。

那是指國家正式工人，你是么？黑子急眼了，在樓下跳著腳喊。

我熱得實在受不了了。老李的臉上不住地向下淌著汗，幾縷濕頭發從安全帽下露出來，貼在腦門上，像被牛犢子舔過一樣，黏糊糊的。

那你就回家，明天別來了，以后也別來了。黑子用手點指著老李，對著手機大聲吼叫著。

老李無聲地掛斷了電話，罵了一句娘，轉過身接著干活。他灰色的襯衫全濕透了，粘在肥胖的背上，像蒙著一板剛點完鹵水的豆腐。

天越來越熱，頭發絲粗細的風都沒有，空氣是黏稠的，感覺像融化的瀝青。我機械地干著活，身上像箍了一層濕熱的黏泥，別說抬胳膊了，就連喘氣都很艱難。用鋸拉保溫板時，保溫板白色的碎末被熱氣托了起來，落在我汗濕的臉上，粘住了，癢癢的，像有許多小昆蟲爬來爬去。頭發里都是汗，安全帽是塑料的，一點都不透風，還不敢摘下來——如果看見誰不帶安全帽，安全員就會當場開票子，罰款一百元。

保溫板是白色的，貼在墻上就像一面鏡子，不斷地把陽光和熱量反射到人的臉上、身上，吊筐里的溫度應該超過了四十攝氏度。我看見老劉不停地在喝水，用不上倆小時一大塑料瓶水就見了底。每喝完一瓶，他就求小工再給他灌一瓶。樓下有自來水，雖然是溫熱的，但總比沒有強。

天太熱，表針都懶得轉，越著急下班，時間就過得越慢。汗水吱吱地從毛孔里鉆出來，匯成小溪，不住地往下淌。我的腦袋像剛洗過一樣。有些汗淌進了眼睛里，火燒火燎地疼，像是辣椒水。我手上沾滿了粘板膠，黑乎乎的，根本沒法擦汗。我不得不來回扭著脖子，再勾著腦袋，用臉去蹭肩膀上的衣服，就當是擦汗。最難受的是大腿根也出汗，濕漉漉的，稍一邁步就發出咕嘰咕嘰的聲音，好像褲襠里藏著一只蛤蟆。

下午更熱，就連吊筐上的方鋼護欄都被曬得滾燙，身子不敢挨上去，一碰就能把肉燙熟。

兩點的時候老李下了吊筐。他太胖，實在熬不住了，雖然他有一個正在讀大學的兒子在等著他的錢花，但他確實顧不了那么多了。

媽了個逼，老子不干了，再干命都沒了。大不了明天不來了，以后也不來了。他嘟囔著，笨拙地下了吊筐，從窗子爬進樓里。他的臉像萎靡的向日葵花盤，眼皮是腫的，好像哭了一天一夜。

老李拎著工具筐下了樓。我從吊筐上看著他。各個吊筐上的人都看著他，眼睛里都一定像我一樣，帶著許多的羨慕和敬仰。

在樓下，老李和黑子爭吵了一會，就慢吞吞地向他的自行車走去。他耷拉著腦袋，仔細地把工具筐綁在自行車的后貨架子上，上了車。但他剛蹬了兩下，就停了下來。他歪著身子，先用一條腿支著地面，兩手把著車把，慢慢地把另一條腿從大梁上艱難地抽下來，蹲下身去，用手去捏車轱轆上的車胎，捏完前面的，又捏后面的。他的兩個車胎好像都癟了，應該是被太陽曬爆了。他早晨沒有考慮周全，自行車放在了太陽下。

他沮喪地在太陽下蹲著，一動不動，我甚至疑心他被太陽曬化了，站不起來了。

過了好半天，他終于掙扎著站了起來，推著自行車走出了工地。他的影子又矮又小，但卻十分沉重地拖住了他的身子，讓他走得十分緩慢。他拖拖拉拉地走，身影慢慢地消失在了燥熱的空氣里。那以后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他應該是被蒸發掉了。

大奎

外墻保溫屬于高危工種，雖然多是在吊筐里施工，還有安全繩和安全帶的防護，但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幾次傷亡事故。干外墻保溫的人都一直抱著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危險不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那年在沿江新城干活，樓層很高，但用的卻是最早的手扳壓葫蘆式吊筐。這種吊筐相對來說安全系數要差一些，但租賃費用低，所以不少施工單位都愿意租用這樣的吊筐。

一天下午，我們正在干活，大概是十一二層樓的高度，忽然聽到樓下有人大喊，快來人啊，有人掉下來了！聽到喊聲，我們趕緊放下手中的活，把吊筐升到窗口，急忙跳進樓里，又沿著樓梯往樓下跑。

掉下來的是大奎，在這個工地剛認識的，我沒和他說過幾句話。他長得胖，皮膚也白，乍一看不像出體力的，如果穿上西服，扎上領帶，別人會以為他是什么領導或是老板。大奎愛說，嘴總不閑著。中午吃完飯，大多數人都會找一個涼快的地方瞇一會兒，只有他不睡，坐在那說個沒完。他最多的話題是他正上初中的兒子。他對他的兒子充滿了無限的期望。

沿江新城屬于豪華住宅小區，最小的戶型都二百多平方米。記得有一天我從吊筐上進到樓里去方便，正好碰到大奎下來抽煙。他在一個兩層的復式房里，樓上樓下挨個房間轉來轉去地看，邊看邊感嘆。感嘆完了他對我說，我頭拱地也得讓我兒子考上大學，以后好當個大官，也弄一套這樣的房子住，我也好跟著享享福。

大奎是從十二樓掉下來的。他在扳動壓葫蘆的時候壓葫蘆忽然就出現了故障，吊筐的一面忽然急速地下滑，幾乎上下垂直地立在了半空中。當時和他同一個吊筐的小濤被安全帶吊住了，而他的安全帶卻似乎因用的時間太久，有些老化了，沒有承擔住他沉重的身體，在急速下墜的慣性下，一下子斷了，他就從十二樓的高度摔了下來。

我們圍著大奎看。他側臉趴在水泥地上，兩只胳膊向兩側自然分開，一腿伸直，一腿微蜷，好像一個淘氣的胖小子玩累了，趴在床上睡覺的姿勢。要不是他的腦袋旁邊淌了一地的血，我疑心他過一會兒就會一翻身，打個哈欠，揉著惺忪的睡眼爬起來。

人越聚越多，不大一會兒，承包保溫工程的老板開著一輛破面包車來了。他下了車，腳步踉蹌地往人群里走，大伙紛紛后撤，給他閃開了一條通道。他是一個小老板，據說今年才開始承包外墻保溫，已經干完兩棟了，掙了不少。但干這一行最怕出事故，死一個人不但一年白干，還要倒貼上不少。

叫沒叫救護車？他一邊走一邊問，腦門上全是汗，臉色蒼白，腮上的肉不住地抖。

還叫啥救護車，人從這么高的樓上摔下來，還有個好，登時就沒氣了。有人回答他。

聽了這話，他的大腦里一定是變成了一片空白。他眼睛瞪得溜圓，但眼珠卻是灰色的，沒有一絲神采。望著趴在血泊里的大奎，他的嘴一張一合地動，可怎么也說不出一個字來。

接近黃昏的時候，一輛三輪車突突地開進了工地，車上呼啦啦下來男女老少十幾個人。一個女人歪斜著身子往樓前跑，腳下像踩了棉花。那一刻她的眼睛好像失明了一樣，看不見腳下的路，剛跑幾步，就被什么東西絆了一下。她一跤跌在了地上，兩手一支，順勢爬起來，繼續跑。她太著急了，但是腿腳卻跟不上，于是身子就一直向前傾，好像隨時都會再次撲倒在地上。

終于，她跑到了大奎身邊，收住了腳步，愣怔了幾秒，大叫一聲，像一個空麻袋一樣癱坐在了地上，腦袋無力地掛在了胸前，睡著似的。同來的兩個婦女急忙扶住她，不住地搖晃。好半天，她才醒過來。

我們知道，她就是大奎的媳婦。她被兩個女人夾在中間，上半身左晃一下右晃一下，雙手富有節奏地拍打著自己的膝蓋，閉著眼睛嚎啕大哭。她的哭聲干癟而削厲，像一根細竹竿在空氣里到處揮舞。那一刻，她的哭聲穿越了人群，穿越了夏天金黃的陽光和溫暖的風，飄到了遙遠的地方。

那天我還看到了大奎的兒子。一個瘦弱單薄的身影，在人群里顯得無助而孤單。他站在他母親的身后，兩手垂在腿側，胸脯一聳聳地動，不住地哽咽著，好像隨時會背過氣去。我眼睛濕潤起來，心里默默地為這個可憐的孩子祈禱著，希望他好好學習，考上大學，當一個大官，買一套復式的大房子。

可是我也知道，即使他買了這樣大的房子，大奎也住不進去了。

張姐

2014年夏天，我跟著小陶的工程隊，在第一加油站旁邊的小區內給兩棟舊樓做外墻保溫。我不太愿意干這樣的活。如果是新樓，我們可以隨時從窗口跳進樓里方便或抽煙，下班時也不用費力地把吊筐放回地面，從樓里的樓梯直接走下去就行。舊樓不同，因為樓里有住戶，他們既怕我們骯臟的鞋踩黑他們潔凈的地板，又怕我們這些陌生人覬覦他們寶貴的財物，幾乎沒人愿意給我們開窗子。

有一天，我的吊筐在六樓出了毛病，卡在了那里。小陶說明天才能來人修，讓我先下樓。

我憂愁地看向正對著吊筐的窗戶。窗玻璃上映著我污濁的影子：衣服上沾著保溫板的碎末，臉上掛著灰塵和汗珠。一分鐘后，無計可施的我硬著頭皮把臉靠向了窗玻璃，又舉起一只手罩在眼上，向里看去。屋子很大，地面鋪著金燦燦的地板，墻上掛著像紙一樣薄的電視，一個穿著睡衣的女人正仰躺在沙發里看《非誠勿擾》，她的兩只腳交叉搭在茶幾上，白嫩的腳趾一勾一勾地動，像幾條白胖胖的蠶在晃著腦袋。

我深吸了一口氣，屈起食指輕輕地敲了兩下玻璃。她沒有反應，似乎被電視吸引住了。我等了一會兒，又敲了兩下，聲音比剛才大了些。她轉過腦袋看向我，兩道又細又長的眉毛跳了兩下。我沖著她比著手勢，告訴她我想從她家下樓去。她懶洋洋地把身子從沙發里拔出來，走到窗前，把窗子開了一條細縫。

大姐，我的吊筐壞了，我想從你家下樓去。我趕緊說，臉上帶著謙卑。

我還沒說完，她就嘭地把窗子重新關上，臉上帶著不可觸犯的慍怒，轉身重新回到了沙發上，繼續看電視里的一個禿頭和許多美女。

我傻愣愣地站在吊筐里，正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樓下傳來了張姐的聲音，你等著，我上樓去叫門。我低頭看時，張姐已經進了單元門。

不到兩分鐘，我看見屋里的女人懶洋洋地站起身，走向了門邊。門開了一尺多寬，露出了張姐的腦袋。一開始張姐的臉上是討好的微笑，但沒過一會兒，也許是女人的拒絕惹怒了她，她的表情激動起來，嘴里滔滔不絕地說著我聽不見的話。終于，那女人轉回了身子，嘴里嘟囔著，很不情愿地翻出了一沓報紙，從門鋪到了窗邊。我知道，張姐成功了。

張姐是負責給我上料的小工，人很勤快，只是太瘦弱了，胳膊上沒有多少力氣，用滑輪拽一桶三十多斤的膠很吃力。每當她給我上料時，我都會暫時放下手里的活，轉過身來，幫著她往上提繩子。她省了不少力，為了感謝我，隔三差五就會買一瓶冰水給我提上來。

張姐的兒子剛考上哈爾濱的一所大學。她對我說，她兒子想要一部蘋果手機。我試圖說服她，告訴她小孩沒必要買那么貴的手機，能用就行。又說我女兒也在上大學，用的是一千多塊錢的聯想手機。她嘆了口氣，說之前為了鼓勵兒子好好學習已經答應了他，現在無論如何也得買。

后來張姐出了車禍，是八月末的一天。那兩棟樓完工了，我們趁中午轉工地，去佳西交警隊后身的一棟住宅樓。我們一起往小區外走，張姐騎著電動車，馱著四只膠桶，從一個小丁字路口直接就上了友誼路，想要騎到對面的慢車道上。也許她太著急了，沒有注意來往的車輛，剛一上道，就被一輛飛馳而來的面包車撞上了。我那時正在她的后面，耳邊只聽見一聲刺耳的剎車聲，一抬頭，就看見張姐倒在了路上，滿地都是電動車的碎片。我趕緊跑過去。看見她正用雙手支著地，皺著眉，努力地想爬起來。但她似乎很累，身體里的力氣已經被抽空了，無法克服地面的引力，試了兩三次，她放棄了，重新躺回地面。

你感覺哪撞壞了？我問她。她茫然地搖搖頭，閉上了眼睛。我不放心，在她身上仔細查看了一遍，除了左手和額頭有些擦傷外沒見到有什么血跡。我稍稍放了心，應該不太嚴重。

這起事故張姐的責任要大些，她沒注意瞭望，直接逆向橫穿道路。面包車司機很沮喪，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張姐，報了警，想了想，又叫了救護車。

我掏出手機，問張姐，姐夫的電話是多少？

她睜開眼，連忙搖頭說，先別打，應該沒啥事。她兒子今天去哈爾濱報到去了，她丈夫陪著去的。我想了想，終于沒有再問。她一定是不想讓她兒子知道她被撞的事。

警車和救護車遲遲不來。太陽很熱，地面有些發燙。我摘下我的手套，墊在了她的頭下，又側蹲在她的腦袋旁，替她擋住刺目的陽光。她一直不肯睜開眼睛，很困的樣子，臉上好像新長出了許多皺紋，如同撒了一把碎釘子。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我看見有一滴眼淚從她的眼角流了出來，順著臉慢慢地向下淌，最后掉到了路面的塵土里，不見了。

其實那天張姐傷得很嚴重，左腿的腿骨斷成了三截，盆骨也差點全碎。

王善常，黑龍江佳木斯人，中國作協會員，黑龍江作協第七屆簽約作家，2016年開始文學創作，作品見于《北京文學》《清明》《四川文學》《廣西文學》《星火》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