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天我和各位編輯同仁就“樂為他人做嫁衣”的話題交流一下我的編輯生涯。剛才主持人說我在《文藝報》做過十年編輯，我算了一下，實際上我的編輯生涯幾乎四十年，我現在七十歲。第一個十年應該是做見習編輯，那時我在云南邊疆當兵，由于嘗試著寫一些軍旅詩，被《云南文藝》借調到編輯部負責編輯詩歌，我經常離開軍營到地方的招待所里住著，嚴格地說是見習編輯，但在當時算是工農兵業余作者幫助工作。這是我編輯人生的第一個初級階段，我作為一個炮兵戰士對軍旅生涯生活的理解由文字過渡到了文學編輯，直至怎么改稿子，怎么約稿子，怎么編稿子。記得七十年代后期，八一建軍節到了，《云南文藝》要我負責編一個軍旅詩歌的專輯，我就給軍營的文學伙伴們發出號召，向他們約稿，好玩的故事發生了：第一個投稿的是誰呢？是現在的著名導演陳凱歌。我們是一個師的戰友，所不同的是我在炮兵團，他在步兵團，凱歌和我就文學有過許多通信。他在信紙上一下子寫了八首詩，從他的軍營駐地宜良寄到昆明，我選了一首詩叫《投彈》，因為陳凱歌的文筆很好，對步兵投彈要領的詩意闡述濃郁，這應該是陳凱歌公開發表的第一首詩吧，盡管后來他不再寫詩，進入了另一個藝術領域。入選我編的這個八一軍旅專輯的還有楊浪，一個活躍的媒體人，曾擔任過海航文化傳媒的老總，他對詩歌的愛好保持到了今天。在當年做見習編輯的過程中，我知道了一本期刊出版的工作流程，包括三審制、各種校對符號的使用等等，都是我在云南軍旅時期向地方的文藝工作者學到的。

十年之后，就回到剛才主持人說的《文藝報》十年的正式編輯生活。我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談到過《文藝報》特殊的編輯崗位，給我的人生留下特別深刻的一種痕跡，以至于現在跟大家談一些編輯趣聞的時候，都離不開《文藝報》的十年生涯。那時《文藝報》有兩個主編，馮牧和孔羅蓀，我二十七歲當編輯，是當時最年輕的編輯，我們文學評論組有八個人，這八個人后來出了很多著名的評論家，比如著名的評論家雷達和現在很活躍的報告文學戰線的李炳銀，他是報告文學學會的常務副會長，李炳銀比我大一歲，我們倆是當時《文藝報》最年輕的編輯，這個當時是一九七八年，我們兩個不足三十歲的年輕轉業軍人面對的都是資深的老大學生，比如謝永旺、陳丹晨、劉錫誠、吳泰昌和至今仍在孜孜不倦撰寫散文的閻綱。

在《文藝報》十年的編輯生涯中，我最幸運的是被組織推薦到文學講習所培訓，我所在的班就叫“評論編輯班”，按照序列是“文講所七期”，文講所現在叫“魯迅文學院”，是文藝界有名的“黃埔軍校”。八十年代初辦的文講所七期是當年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指示辦的，因為他作為一個《文藝報》的老主編敏感地意識到一個全新的文學時代來臨，一個繁榮的創作大潮涌起，而期刊是極其重要的陣地，期刊能否達到和滿足時代的要求，它的人員結構和編輯素質至關重要，這是我對評論編輯班創辦初衷的個人解讀。在《文藝報》工作中，有一個與其他報刊不同的特殊規定，就是編采合一，既當編輯編稿，還要當記者采訪并提出分管領域的選題，所以我作為一個文學評論組的編輯，同時又是三個領域的記者。第一個領域是詩歌，當時的詩歌非常活躍，我要參加所有的詩歌活動，閱讀大量的詩集，針對詩歌界有什么問題拿出選題；第二個領域就是兒童文學，我現在進入這個本行正好和當時的任務有關，要參加所有兒童文學的筆會、頒獎會、研討會；第三個領域是少數民族文學和民研會的活動。那時候我一個人負責三個方面，忙著采訪、建立各種聯系，所以我聯系的作家面比較廣，組里其他同志也都有各自的分工和定位，比如李炳銀負責報告文學、散文和紀實文學，雷達負責中短篇小說，閻綱和孫武臣專門負責長篇小說，我們文學評論組的組長劉錫誠負責抓全面，劉錫誠是一個極其認真負責的領導，他的專業是俄語，但是由于有了北大的學歷，加上新華社工作的經驗，所以他在我的編輯生涯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引領作用。

我進入《文藝報》是一九七八年，正好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文藝界百廢待興，在“文革”中壓在文藝界頭上的“文藝黑線”“黑八論”全部推翻了，這批文化人得到解放，然后才有了八十年代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但是它的先導應該是從文藝界開始的。比如劉心武一九七七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發表之后帶來了一種改革開放的先聲，因為他提出“救救孩子”，通過在作品中塑造像謝惠敏一樣的典型人物向人們提出了啟蒙的要求和呼喚。劉心武的《班主任》一戰成名，緊接著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成為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詩歌界還有白樺的《陽光，誰也不能壟斷》、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祖國啊，我要燃燒》、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從解放軍的排長直接轉業到《文藝報》成為一個編輯，又要求編采合一，我需要認真地大量閱讀，向老同志們學習，參加文講所評論編輯班。我們班里的同學大部分是刊物的主編、副主編和編輯，現在基本都退休了，但是當時我們屬于年輕的力量。

《文藝報》的十年是對我編輯歷練特別重要的一個階段。那時我去冰心家組稿，親眼看她用圓珠筆在復寫紙上寫，一式三份，很快一篇千字文章寫完了，她把原稿留下，把中間那頁給我，第三頁留個底，這一幕使我對冰心老人敏捷的文思留下極深的印象。還記得我和雷達去訪問丁玲，因為快到三八節了，需要一批女作家亮相，但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丁玲就給我們一個下馬威，老人家很厲害，她說：“我從來不賣一個‘女’字。”一句話讓雷達我們兩個目瞪口呆，不知說什么才好，但丁玲畢竟是丁玲，不會讓后生晚輩難堪，話題一轉談起了別的，最后在和諧快樂的氣氛中我們完成了這次采訪。還有一次我曾騎著自行車到趙樸初家取稿子，那是一篇對《天安門詩抄》的詩歌評論，趙樸初當時住在西絨線胡同，取原稿的過程順利無比，放到現在趙樸初的原稿應該是很珍貴的文物了吧。

在《文藝報》工作十年之后，我被調到中國作協辦公廳當了三年多的副主任，分管的也是秘書處，這期間我為去世的作家起草唁電，為過生日的作家起草賀詞，雖然工作內容和編輯無關，但是我有一次特殊的經歷。當時秘書處一個整理檔案的老同志拿來一份手稿，說這是《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留存手稿，但是不能確認是誰的手稿，讓我幫助確認一下。經過仔細觀察，我發現那是豐子愷寫于六十年代初期的散文《上天都》，手稿上面的字很大，粗獷有力的筆跡依附在好多張手稿上，《上天都》是很有名的散文，寫的是爬黃山。后來我把原稿拿回家看，因為豐子愷是我在文講所研究的論文題目，我很喜歡這個作家，也很崇拜他，我看了一晚上，確定這就是他的原稿，第二天交回了秘書處，現在這份珍貴的手稿也許在現代文學館吧。由于編輯工作，我無意中接觸了很多作家的手稿，在《詩刊》當主編時，李瑛先生的很多詩稿都給了我，當時沒當回事，現在進入電腦時代，突然發現作家們的手稿居然這么昂貴。一個小故事，二十多年前，我給《中國文化報》寫過一篇散文叫《聽琴》，我和陳建功聽了一場古琴獨奏，回來我就寫了這篇散文，一共九頁稿紙，寫完之后就寄給《中國文化報》，我沒留底稿。后來在三四年前，當時《中國文化報》的副總編王洪波告訴我，《聽琴》的手稿在網上拍賣，一張四百元，九張一共三千六，問我要不要，我說當時我的稿費才二百塊錢，還讓我拍個自己的手稿，我不要了，誰愿意買誰收藏吧。這是當編輯的一個趣聞，那時候我們有很多作家的手稿，包括茅盾、巴金、冰心等等。

《文藝報》十年和中國作協辦公廳三年工作之后，我又重新當起了編輯。那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離開中國作協辦公廳到大型文學期刊《中國作家》當副主編，原來的副主編雷達調到創研室當副主任。《中國作家》的主編就是我在《文藝報》的老主編馮牧，兩個副主編是我和章仲鍔，章仲鍔號稱北京“四大名編”之一，北京“四大名編”的組合方式有點像“揚州八怪”，“揚州八怪”是由十五個畫家組成的一個創作團隊，“四大名編”中我記得有章仲鍔、周明、《十月》的張守仁和《人民文學》的副主編崔道怡和王朝垠，還有龍世輝等六個人，他們都是資深的編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能編能寫能抓稿子。章仲鍔從作家出版社副總編和我一起調到了《中國作家》，我們倆配合馮牧主編，一起工作了整五年，我們在的時候是雙月刊，現在《中國作家》已經變成三本了，主編也換了好幾茬，馮牧之后有陳荒煤、楊匡滿、何建明、艾克拜爾·米吉提、王山和現在的程紹武。

我在《中國作家》這個崗位上正好編了五年文稿，從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九五年四月，這五年一直協助馮牧編《中國作家》，我很愛編這種文學刊物，期間遇到了很有意思的事。昨天收到的這本《中國作家》里有一篇《蕭立軍訪談錄》，蕭立軍是我當副主編時候的編輯部主任，我們倆是好朋友，他比我小一歲，他講到了在《中國作家》編莫言的稿子《透明的胡蘿卜》，莫言那時候一點名都沒有，后來他成為諾貝爾獎的獲獎者，蕭立軍非常詳細地講了一個編輯和一個無名作者怎么成為好朋友，又怎么給他開研討會，然后莫言怎么寫了《紅高粱》，兩人還一起騎車，突然遇上車禍，莫言被卷在底下差點沒死了，所以他倆是生死之交。昨天看到這篇《蕭立軍訪談錄》，我回想起和蕭立軍在《中國作家》的五年，我們一起編了好多有趣的稿子，比如編過周濤的《游牧長城》，是一篇很長的散文，還編過李松濤的長詩《拒絕末日》。曾經有一位吉林的作家投了一篇非常好的關于抗聯的稿子，寫的是楊靖宇，那個時候九十年代還沒有英雄主義，但是因為他很了解抗聯歷史，把楊靖宇最后的犧牲寫得非常感人，然而文章的標題叫《沒有輝煌》，我說這可以作為重要的稿子發，但是名字必須改兩個字，蕭立軍問改哪兩個字，我說把“沒有輝煌”的“沒有”去掉，改成“步入輝煌”，意思是走進輝煌里，后來拍成的電影也用了“步入輝煌”這個名字，這就是編輯點睛的作用，“沒有輝煌”有一種垂頭喪氣的感覺，改成“步入輝煌”就不一樣了。還有《萬家訴訟》當時也是我們那發的，作者是我的同學陳源斌，后來他把版權賣給了張藝謀，改成了《秋菊打官司》。

那個時候《中國作家》發表過一系列的作品，都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從王安憶的《小鮑莊》到莫言的《透明的胡蘿卜》，此外像林希、李貫通、葉兆言、徐坤等都在《中國作家》閃亮登場，詩歌、散文、報告文學也佳作迭出，比如《馬家軍調查》《塔克拉瑪干：生命的輝煌》和張健的《輝煌的悲愴——南迦巴瓦峰的誘惑》，寫的是中日聯合攀登梅里雪山，遇到雪崩，很多人犧牲了，還有一篇文章就叫《梅里雪山祭》，意為祭奠這次登山。后來隔了很多年，二〇一六年我終于有機會去了一趟梅里雪山，云南的省委副書記、我的老領導、中國作協原來的副主席丹增陪著我到那個地區專門看梅里雪山，在那里我才知道這座雪山是藏族的圣山和神山，是不能攀登的。那是一次非常慘烈的中日聯合登山的失敗的事情，而報告文學就是我們這發的，發完之后，我記得研討會上作者張健也來了，他原來是體育報社的，還有幾個登山的運動健將，他們的名字都出現在當年登珠穆朗瑪峰的課文里。我注意到他們好幾個人的手指都是殘缺的，因為登山時的條件艱苦，手指被凍掉了，但是生命保住了。“山友”這個詞也是那時我才知道的，登山的叫“山友”，還有戰友、工友、學友，現在大家共同旅行叫“驢友”。研討會還討論了關于向往崇高追求的生命最高價值點的時候是一種什么樣的形式，通過《梅里雪山祭》研討了關于人與自然以及人類終極命運的話題，這都是當編輯時遇到的一些事。

《中國作家》的五年編輯生活過得很快，也很快活，為此我曾專門寫了一篇散文叫《快活五載》，記錄了自己五年完整的編輯生涯。后來我從《中國作家》副主編的崗位調到了中國作協創聯部當主任，繼而擔任作協書記處書記，我的編輯生涯按理說應該終止了，因為這個崗位是行政工作，但是冥冥中命運注定我的編輯生涯還在延續。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有一本內刊《作家通訊》，是給每個會員專門印制的，當時印數五六千本，現在已經高達萬冊之多，作為內刊這應該是一個很高的印數，我因為兼任創聯部主任，同時成為《作家通訊》自然而然的終審，一審十幾年一直到調離，所以這個時期我的編輯生涯是隱形的編輯，或者說是無名英雄，現在這本內刊已經交給了《文藝報》。

在中國作協書記處這個崗位上，我又有過多次兼職，除了創聯部主任、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長、中國詩歌協會副會長，還兩次出任過《詩刊》主編，這是向社會公開的主編頭銜。從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二年，我到《詩刊》兼了五年的主編，因為我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沒有免掉，當時配合我工作的是葉延濱和李小雨。兼了五年主編之后，在二十一世紀初，中國作協進行機構改革，對下屬期刊出版社實行集團化，我就從《詩刊》出來了，吉狄馬加也從《民族文學》出來了，金堅范從《文藝報》出來了，我們幾個人原來兼職的工作崗位，或者說我們曾經指揮的部隊統一交給新成立的作家出版集團領導張勝友書記指揮。需要補充的是，我是在詩歌界很熱鬧的時候進了《詩刊》，當年還和《太原日報》打了一場官司，做了很多活動，恢復了“青春詩會”，又創造了“青春回眸”和“春天送你一首詩”等一些詩歌品牌。

本來以為我的編輯生涯就這樣結束了，沒想到二〇〇九年《詩刊》的主編、我的接班人葉延濱退休了，另外一個常務副主編李小雨也到歲數了，她是李瑛的女兒，比我大幾個月，這時候找不著主編了。當時的黨組書記李冰動員我再去《詩刊》當一回主編，我說上次當主編的時候，翟泰豐書記說我當一年主編就回來，但是我一下干了五年。李冰書記說：“我跟翟泰豐同志不一樣，你就干一年，把局面打開，找到人之后就回來。”結果去了之后，我接了葉延濱，他比我大三歲，原來是他接我，現在我接他，我們倆好比打麻將的對倒胡。這次我在《詩刊》又兼了五年主編，《詩刊》終審的稿子我每次都看，編前會都得參加，我在《詩刊》前后加起來正好十年。到二〇一三年八月，我正式離開《詩刊》，就此結束了我的編輯生涯，所以我有將近四十年的編輯經歷，對“樂為他人做嫁衣”這個話題非常熟悉，因為這幾乎是一生認真投入的工作。

現在回想我的這種經歷，我想對年輕的編輯們說，編輯這項工作還是很有意思的。記得八十年代末，中國作家協會專門為全國文學編輯生涯二十五年以上的老編輯頒發榮譽證書，還請韓美林做了一批特別漂亮的鈞瓷的紀念品，上面刻著字，因為編輯生涯二十五年在當時來說是非常少見的老編輯了，中國作家協會給老編輯頒獎說明對編輯工作的重視。每次作家協會頒發各種獎項的時候，責任編輯的名字一定要寫在上面，而且獲獎責編要和領獎人同時登臺，也會得到一個證書，這是我親身經歷的，文學編輯非常受尊重。雖然你為他人做了嫁衣，但是穿著嫁衣的“新娘”還是對你充滿感恩，這是一種難得的互相尊重的社會風氣，同時要有組織系統保證這些做嫁衣的人值得擁有這份榮耀，所以在評編輯職稱和晉級的時候，獲獎的責編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格認證，別的單位我不知道，作家協會系統是一直這樣做的。

說到編輯，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倒霉的“霉”字，一般人習慣寫霉變的“霉”，但是校對出身的副主編章仲鍔老跟我說，倒霉的“霉”是木字旁門楣的“楣”，意思是如果這家的門楣都倒了，這家肯定衰敗到了極點，但是后來都寫成霉變的“霉”。因為他們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來的所有大學生都受過嚴格的訓練，先做半年校對員再當編輯，所以對每一個字都非常仔細。由此我又想起逛潘家園的時候買到了一批很便宜的老地契，乾隆年間的也有，一百塊錢一大包，有山西的、河北的，這些老地契的字寫得特別好，當年鄉村知識分子的毛筆字都特別好，我在欣賞書法的時候突然發現有意思的兩點：第一，比如張家要把地賣給李家，空口無憑，立此為據，但是所有老地契都不是“空口無憑”，是“恐口無憑”，恐怕說的不準，必須立此為據，就像“倒楣”的“楣”是木字旁門楣的“楣”；第二，那個時候土地之珍貴，居然可以量化到一分、一厘、一絲、一毫、一忽，真是寸土寸金，一絲一毫已經很細了，一忽可能就是一小條，后來我查了一下，古代度量衡真的有一忽，現在已經不用了，但是在老地契上都有。有時候知識的吸收很廣泛、很寬泛，尤其是在文字方面。

所以做個編輯，一方面要掌握常規操作，比如校對符號，作協所有期刊專用的筆記本后面都有一套完整的編輯使用的校對符號。還有一個重要的就是不同報刊的負責人由于對編輯和寫作認知的不同，所帶出的隊伍也有所不同，比如《文藝報》的老主編馮牧主張編采合一，倡導每一個編輯要成為一個好記者，同時要求分管的每個編輯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研究者，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這是馮牧當年給我們《文藝報》的編輯們，尤其是年輕的編輯提出的一種要求，所以我開始學習寫評論、寫詩歌評論、寫兒童文學，我的好朋友雷達后來成為非常著名的評論家，帶博士生，曾任小說學會會長，但是四年前去世了。鼓勵一個好編輯要成為一個好批評家、好記者，如果能成為一個好的作家當然更好了，但是一般搞理論的編輯成為作家的不多，成為散文家的很多，像雷達以前不寫散文，后來開始寫散文，寫得特別好，他的《皋蘭夜語》寫家鄉、寫童年記憶，因為他的哲理性和思辨能力非常強。而作家協會另外一個刊物《人民文學》的主編葛洛就是另外一種要求，他后來也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還是我的老主編馮牧在延安魯藝的同學，他認為編輯就是編輯，不主張編輯寫作，所以《人民文學》的編輯就老老實實地編刊，出了很多名編，像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但是《人民文學》出來的作家和評論家不如《文藝報》，同樣都是作家協會的兩個正廳級的單位，而且主編任命都經過中宣部，然而這支隊伍帶兵的領導的要求不一樣，包括葛洛寫小說當年在延安特別有名，很多作品成了名篇，但是他不寫了，也要求所有人都不寫，專心當個好編輯。

我想好多出版社也和這兩家刊物一樣，但是《詩刊》不一樣，《詩刊》的編輯好多都是著名的詩人，比如當年《詩刊》的編輯鄒靜之，后來電視劇寫得特別好，還有著名詩人李小雨、梅紹靜、葉延濱。由此可見一個刊物的刊風、社風、報風因為領導者的要求不同，帶出的隊伍肯定也不一樣，比如當年黨組書記張光年，就是《黃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他是《文藝報》老主編出身，對《文藝報》特別有感情，他要求我們一二九學習制度：一年十二個月，一個月在家自己讀書，兩個月出去采訪調研，九個月上班做好工作，這是我當年在《文藝報》親身經歷的一二九制度，現在應該都做不到了。《蕭立軍訪談錄》也寫到他當年在文化部的《文藝研究》當編輯，是林元老先生帶他，蕭立軍也被嚴格地訓練，尤其對作者如何無私地幫助。

其實當時好多著名的作家所寫的名著后邊都有一些無名編輯的影子，比如《林海雪原》就是四大名編之一龍世輝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有些想法都是他給曲波說的，后來他調到作協當作家出版社副社長，曾經講過當年編《林海雪原》的過程。楊沫的《青春之歌》也是責任編輯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以及“三紅一創”，《紅巖》《紅旗譜》《紅日》和《創業史》，好多都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老編輯們很認真地全力以赴地投入而產生的作品。至于有些文盲的作家所寫出的名著，比如高玉寶的《我要讀書》，因為他當時沒文化，責任編輯需要投入大量的努力。還有很有名的作家陳登科，他后來是安徽省文聯主席，當時他的文化程度也很低，投的稿子有些就是畫的符號，比如他的《活人塘》，責任編輯要猜這是什么字，再給他確認，后來陳登科成為著名的作家，聽他講起當年怎么投稿，往事歷歷在目。這些名作家是站在為他人做嫁衣的無私奉獻的這些優秀編輯的肩膀上，才有了后來輝煌的名著和傳世的代表作，編輯如果沒有奉獻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光想著自己成名成家，甚至如果自己心態不好，把別人好的構思借用過來都有可能，這種事好像這些年比較多。

所以當一個好編輯是一種人品的修煉，個人文化修養的提升，同時還要有火一樣的熱情，對你的作者、對你的來稿者，不管他的地位、他的閱歷、他的身份如何，只要是你的作者，就一視同仁地無私地幫助他，只要他的作品有可能成為一種成品，你都努力地讓它成為成品，努力地幫他進行加工，完成最后創紀錄的一跳，作者可能會終生感謝這個編輯。

記得我在云南當兵的時候，冒冒失失投稿給《云南文藝》，后來我意外收到用稿通知，短短的一封編輯來信，說我的軍旅詩準備選用，這個消息曾讓我驚喜若狂。編輯部來信上面的字體十分特別，字和字排列起來像被風吹倒的麥田，傾斜得厲害，后來我被借調到雜志社，才知道這封用稿信出自一個叫劉綺的女編輯，她的愛人是昆明軍區著名的畫家梅肖青。我特別感謝劉綺老師，她也是寫兒童文學的作家，《一只小風猴》是她的代表作，這么多年劉綺老師一直和我有聯系。一九九一年我陪著汪曾祺他們到云南，當時我在《中國作家》當副主編，第一個活動就是組織“紅塔山筆會”，“三老”汪曾祺、李瑛和馮牧都是七十歲以上，我那時剛四十出頭，帶著他們到云南，十五個日夜走邊疆，還有陸星兒、黃蓓佳等一大批作家，是紅塔山煙廠的褚時健請我們去。那次我才知道劉綺跟汪曾祺居然很熟，我大吃一驚，他們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昆明。劉綺告訴我，她父親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她七歲的時候汪曾祺他們正是二十來歲的大學生，那時她是個小演員，號稱中國的秀蘭·鄧波兒，在西南聯大的學生里特別有名。劉綺十七八歲的時候是地下黨的區委書記，后來當了一個編輯，是我生命中第一個引導者和貴人，所以我每次到昆明肯定會見她，她到北京我們也常見面，只是劉綺老師現在已經去世了，我非常懷念和感激她。命運就是這樣，有時候會突然有一個無形的手拉了你一把，讓你的夢想變成活生生的現實，讓你把不可能成為鉛字的作品變成鉛字問世，這種欣喜和快樂對于一個業余作者來講，是一種莫大的激勵，他眼前將開展無限的可能性，我們每個編輯都有這種放大的神器，看你怎么對待你的來稿、對待你的作者，這是至關重要的。

作為編齡四十年的老編輯，這是我跟大家談的感悟和故事。最后我想說到自己當年在文講所七期畢業典禮上寫的一首《編輯之歌》，我曾經朗誦給丁玲、馮牧這些編輯前輩，在詩中我談到左拉、別林斯基都曾是編輯，也談到巴金、丁玲、葉圣陶都是編輯，他們值得我們自甘清貧、兩袖清風地進行一種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后來我看到鄭逸梅寫的一則文壇逸聞才知道，清末著名案件“楊乃武與小白菜”的主人公楊乃武最后選擇的職業也是一名上海《申報》的編輯，我不禁笑了起來，生活和命運就是這樣有趣。

（本文為作者在童趣出版社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