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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金特繪俞第德像。資料圖片

羅曼·羅蘭。資料圖片

中國詩歌自17世紀便進入法國漢學家的研究視野，是中國文學域外譯介最多的體裁，而中國詩歌中被翻譯最多的是《詩經》和唐詩。

法國詩壇對中國詩歌的關注始于18世紀一位年輕詩人安德烈·謝尼埃，其詩歌題材廣泛，既有古希臘之風的田園牧歌和哀歌，也有現實主義詩歌，還有深受時代氣息所染的哲理詩歌和革命詩篇。謝尼埃在《中國文學筆記》中記錄了閱讀《詩經》的感受。他對《詩經》進行了回歸詩學的解讀，發現了中國古代“絕美的鄉野詩篇”和“令人悅目的質樸”。他所關注的是作品中堪與古希臘田園牧歌相提并論的“古代中國良風美俗的詩意呈現”。

Ⅰ.帕納斯詩派的中國風

1862年，法蘭西公學院講席教授德理文侯爵出版《唐詩》選集，這是法國最早的中國詩歌譯著，得到文學界的關注。法國文學評論家蒙太古在《兩世界》雜志上撰寫書評《論一個古老文明的詩歌》，高度評價中國唐代詩歌創作，同時以跨文化視角透析中西文化的會同和差異。帕納斯詩派領袖泰奧菲爾·戈蒂耶被波德萊爾在《惡之花》題辭中尊稱為“詩藝爐火純青的魔法師”，他也是一位熱愛東方文化的詩人，曾在詩中宣稱“吾之所愛，今在中國”，并征引黃河、寶塔、青瓷等中國意象，在“中國詩人尚古儀，臨花賦詩有太白”一句中融入李白的詩人形象。正是得益于此位文壇泰斗在其美學體系中吸收了中國文學的異域情調，法國文人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接受了獨具魅力的中國詩歌。

福樓拜的密友路易·布耶從同時代的法國漢學家雷慕沙和儒蓮的譯著中獲取中國素材，又將德理文所譯唐詩改編為符合法語詩歌節律的作品，這些具有中國意蘊的詩篇匯成遺著《最后的歌謠》，福樓拜為之作序。埃米勒·布雷蒙更是廣泛取材，采集中國意象和音律，著成一部《來自中國的詩》，使得中國古老詩篇在一種西方語言中以詩意的形式煥發光彩，并且在詩集《盛開的蘋果樹》中將情景交融的中國詩歌藝術與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田園詩歌融會貫通于法國諾曼底的自然風光中。

泰奧菲爾·戈蒂耶的女兒俞第德亦很早進入法國文壇，她有一部中國詩歌選集《玉書》流傳于世，初版于1867年，譯有24位唐宋詩人的七十余首詩，后又多次再版并增補其他朝代的中國詩篇，這部譯著還被轉譯為意大利語、德語、英語，在歐洲廣為流傳。象征主義詩人魏爾倫曾經接受過帕納斯詩派的熏陶，亦讀到《玉書》中的中國詩篇，并為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詩集撰寫書評，稱贊中國詩歌“簡約的詩句、凝練的表達和含蓄的藝術”。《玉書》雖然在翻譯過程中已經改變了中文原詩的節奏和意味，卻對很多同時代和后世法國詩人的審美趣味產生影響。正如20世紀法國詩人克洛德·羅阿所言，正是這些譯作“促生了謝閣蘭和青年克洛岱爾寫出真正的詩作，在他們的詩句中，東方和西方實現了奇妙的聯姻”。

Ⅱ.跨越時空的詩意會通

保羅·克洛岱爾是目前所知第一個踏上中國土地的法國作家，創作了《認識東方》《五大頌歌》《緞子鞋》等一些留有中國文化印跡的文學作品。1937年，他在巴黎為公眾舉辦一場題為《法國詩歌與遠東》的學術講座，其中表達了對中國詩歌的深刻感悟：“（中國）詩歌并不提供現成直接的意義，它在讀者的思想中形成，需要讀者在一系列確定的空間中建立聯系。總之，頁面上的空白和布局與文字和符號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它們在中國詩歌里是同時共存的，是凝固在空間里的和諧。”在這段話中，克洛岱爾首先指出了中國詩歌的含蓄性和暗示性，其意義不會直白顯現；繼而，他對東西方詩歌的特性進行比較：中國詩歌是一種空間的藝術，是虛實相間的藝術，這與中國表意的象形文字有關，而法語詩歌則以表音文字為材料，呈現時間感與旋律。這段關于詩歌的文字出現在介紹中國書法和繪畫的上下文中，其實克洛岱爾也是以此來說明在中國藝術中，詩、書、畫遵循同樣的美學原則。克洛岱爾未曾系統學習中文，因此依舊是從德理文的《唐詩》和俞第德的《玉書》等法文譯本入手去了解和欣賞中國詩歌。克洛岱爾還依據《玉書》等譯著對中國詩歌進行改寫和再創作，30年代后期在巴黎出版《擬中國小詩》《擬中國詩補》兩冊詩集，其中有李白、杜甫、張九齡、柳宗元、賀知章、賈島、蘇軾和李清照等人的詩詞。對克洛岱爾而言，原作的形式在翻譯中已經無法接近，最重要的可能還是領會中國詩人的創作藝術，在法文詩句中重建詩歌意境，從而使法國讀者感受到中國古代詩歌的魅力。

謝閣蘭的主要文學作品都是醞釀和創作于中國，表達了對東方文明的傾慕。在其浸潤了中華文化養分的作品里，有一部可以清晰體現中國詩歌的影響，那就是1926年出版的《頌歌》。法國自古亦有頌歌詩體，不過謝閣蘭在其詩集中主要是從《詩經》獲得形式和結構上的靈感。詩集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國風”“中國哀歌”“空臺祈天”，似與《詩經》中的“風”“雅”“頌”有所對應，其中第二部分“中國哀歌”或是借鑒了《楚辭》之風，縈繞著失意悵惘的情緒。法國詩人似乎有意回到中國詩歌的源頭去尋找一種最原始的節奏和形式，以及最為自發萌動的感覺。

羅曼·羅蘭雖未曾來到中國，但是在法國有緣結識中國留法學者和詩人。他最早讀到留法詩人梁宗岱的法文譯作《陶潛詩選》，極為欣賞：“你翻譯的陶潛詩使我神往，不獨由于你的罕有的法文智識，而且由于這些詩歌底單純動人的美。它們底聲調對于一個法國人來說是這么熟習！從我們古老的地上升上來的氣味是同樣的。”《陶潛詩選》1930年出版，梁宗岱贈書于羅曼·羅蘭，他在答復梁宗岱的信中說：“我發現中國的心靈和法國兩派心靈之一（那拉丁法國的）許多酷肖之點。這簡直使我不能不相信人類學上的元素的神秘血統關系——亞洲沒有一個別的民族和我們的民族顯出這樣的姻戚關系。”羅曼·羅蘭感受到中國古代詩人與西方古典詩人的精神相通，在中國古詩里讀到“和那最古典的地中海——特別是拉丁——詩的真確的血統關系。賀拉思和維琪爾都在這里面找著他們底面目反映著。而在一些和諧的沉思，如‘藹藹堂前林’或‘少無適俗韻’里，我聽見了亞爾班山上一座別墅里的泉水底莊嚴音樂”。

瓦雷里是20世紀上半葉法國著名詩人和文藝評論家，他曾親切地說“我第一個認識的中國人是梁宗岱先生”，二人有過多次會晤和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梁宗岱是瓦雷里了解中國詩歌和文化的一個直接途徑。瓦雷里欣然為梁宗岱法譯《陶潛詩選》作序，盛贊中國人是一個愛詩的民族，是“最富于文學天性的民族，唯一從前敢將政事委托文人，而它底主人夸耀他們底筆勝于他們底權杖，并且把詩放在他們底寶藏里的民族”。他對陶詩給予極高評價，稱之在“極端的精巧”之后達到“極端的樸素”，那是一種“淵博的、幾乎是完美的樸素”，是“古典作家底有名的樸素”，并稱陶淵明為中國的維吉爾和拉封丹。瓦雷里尤其欣賞中國古代詩人觀察自然和表達與自然關系的方式：“他把自己混進去，變成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不去窮竭他底感覺……這些蘊藉的藝術家有時以情人的態度去賞鑒自然，有時以比較和藹或嚴肅的哲人態度。更有時呢，他們是田園或漁獵，或簡直就是清凈底愛好者。”由是可見，瓦雷里發現了中國古代詩人融于自然的多種姿態，尤其是詩人擅長以凝練和含蓄的方式表現自然。通過梁宗岱翻譯的陶潛詩作，瓦雷里深入體會出陶詩的悠遠意境，并且直接辨識出中國詩歌的本質特征。

曾經幫助梁宗岱翻譯陶淵明詩歌的法國作家、文學評論家讓·普雷沃在題為《談我對中國的無知》的隨筆中坦陳自己不識中文，但是“何需超越無知……我們的無知在中國詩歌面前不正是一種美好的天真、一種詩意狀態嗎”？普雷沃與詩歌的淵源始于翻譯，曾譯有多國詩歌，編輯成一集《詩歌愛好者》，其中亦有與梁宗岱合作翻譯的中國詩文，如柳宗元《愚溪詩序》等。

如今已經為人淡忘的法國作家阿爾芒·羅班曾經是一位中國詩歌的愛好者和翻譯者。二戰期間，他在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學習中文，其間開始練習翻譯老子和莊子，兩卷《未譯之詩》正是他翻譯外國詩歌的選集，其中選譯了李白、杜甫詩各三首和王維詩一首，其譯作得到文學界的好評。三十多年后，瑞士著名詩人菲利普·雅各泰在紀念文章中高度評價羅班筆下的杜甫《新婚別》：“詩歌翻譯中這樣完美和杰出的成功譯作在羅班的作品中并不少見。他有時候會對原作進行意譯，那是為了保留作品中的內在意蘊。”羅班對關心民眾疾苦的杜甫情有獨鐘，還賦詩一首《杜甫》致敬詩人：“遠離任何國度任何時間，我們相見恨晚。”對阿爾芒·羅班而言，詩歌翻譯與創作相輔相成，他從中國古代詩歌中獲得豐富其自身的精神資源和詩歌靈感。

Ⅲ.發現中國詩歌的永恒價值

克洛德·羅阿從20世紀40年代后期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興趣，1949年與旅法中國畫家趙無極在巴黎相識，50年代作為進步文人受邀訪問中國，撰寫過《中國鏡像》《認識中國》《論中國》等中國見聞錄。他對中國古詩情有獨鐘：“多年以來，盡管存在不可逾越的時空障礙、文化和傳統差異、語言和文字隔閡，我癡愛所有詩歌中最不可迻譯的一種——中國詩歌。”克洛德·羅阿編纂了《中國詩歌寶庫》，并且自稱“盜詩者”，自喻從中國古詩中擷取精華，并于1991年出版了中國古詩譯作《盜詩者——來自中國的詩》，選譯自《詩經》至宋代詩歌百余首。其實，克洛德·羅阿不習漢語，一直與趙無極、羅大岡等中國文人朋友合作翻譯，還得到過老舍先生的熱情鼓勵。他如是總結自己的翻譯方法：“在中國朋友和法國漢學家的幫助下，我嘗試讓自己沉浸在詩歌原作中的情感、意境、思想和意象中，然后讓一首法語詩在我心中慢慢浮現，它是原作的回音，盡可能地忠實，盡所需地自由。”值得肯定的是，克洛德·羅阿對中國詩的創造性翻譯并不是隨意改寫，而是盡可能地忠實于原詩的意義，尤其在意象和意境的保存上多有可取之處，而且在轉換到法語時比起一般譯者在遣詞造句和形式上更多一些詩意，可謂依實出華。

1999年，華裔作家程抱一曾在《法國當今詩人與中國》一文中致敬兩年前逝世的克洛德·羅阿，稱其“詩風頗近宋詩，中國人讀來甚感親切”。程抱一以法語撰寫的論著《中國詩歌語言》以符號學理論和結構主義解讀中國詩歌藝術，獲得廣泛認可，推進了法國文化界對中國詩歌的認識。他本人用法語創作的詩歌雖吸收了西方文化元素，但是中國詩歌的意象、意境和韻律是其中揮之不去的底色。

在程抱一與幾位法國當代詩人的筆談中，我們發現中國詩歌依然持續散發魅力。吉爾·儒安納在有意告別以法國著名詩人勒內·夏爾為代表的深奧玄理詩時恰好與中國詩歌相遇，他從譯著《中國古詩選》中發現了另一種詩歌表達方式：“有那么一種客觀型抒情，它有異于我們西歐中古或文藝復興以來所樹立的自我中心表露方式。這個極為自然又極為精妙的詩歌傳統教示我們：可以把時間流中每一時辰轉化為詩之真。更何況，其運用的文字沒有動詞的時間性，特別是在詩中，它把過去、現在、未來滲合并提升到超時境界。”在讀過“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這樣的中國詩句之后，儒安納在致程抱一書信中寫道：“25年來，我遵循中國古詩的金科玉律：不要過分傾瀉，不要濫用形容，拒絕使用亢奮的口吻……詩人首先是媒介者，他的命名藝術所要顯示的不是小我，而是生命宇宙的大感應。”

杰拉爾·馬瑟擅長以詩意的文字表達想象性的沉思，往往在傳統和異域中尋找素材和靈感。他很早與中國文化結緣，少年時便開始閱讀一些翻譯為法文的中國詩歌選集，這些譯詩參與了其詩歌生涯的開啟：“雖然不識漢字，我嘗試把讀到的翻譯依照我自己的節奏和憧憬再現出來……我幾乎覺得這些詩不但屬于我，竟真是自己寫的了。”可見，中國詩歌的意象、主題和風格為青年時期的馬瑟提供了來自異域的創作養分。

達尼埃爾·吉羅對東方文化充滿興趣，為了研究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和中國詩歌而自學中文，1988年曾來華旅行后出版游記《中國漫行》。這位長發大髯的詩人最傾心于道與禪，將中國思想文化和詩歌精神融入自己的創作，他是李白、寒山以及許多詩人的譯者，編纂多部詩集，著有李白和嵇康評傳。

越南裔法國女詩人弗朗索瓦絲·韓與女漢學家尚德蘭長期保持友誼和合作，尚德蘭曾翻譯過許多古今中國詩人的作品，她本人亦是詩人，在翻譯和創作中得到弗朗索瓦絲·韓的指點，同時幫助后者深入了解中國詩歌傳統。弗朗索瓦絲·韓對中國詩學心領神會，她曾寫過一首詩，題名為《靶》，主題涉及詩歌創作的靈感與指向，而寫作此詩的靈感則來自尚德蘭為其講解的袁枚《隨園詩話》中一則關于寫詩的精彩比喻：“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指精者，正中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與鵠相離不遠；其下焉者，則旁穿雜出，而無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離詩歌天分學力四字。”

菲利普·索萊爾斯是一位對中國文化借鑒頗多的法國當代作家，他在多部小說作品中深度融合中國古典詩歌元素。在《天堂》中，索萊爾斯有意忽略標點和字母大小寫這些西方分析性語言的形式標志，甚至過濾了很多承擔句子成分之間邏輯關系的介詞和連詞，這部敘事作品因而具有了某種詩歌形式。《金百合》具有豐富的中國文化元素，男主人公是一名教授中文的法國人，他熟稔中國文學，時常引用《道德經》和中國詩歌作品，陶淵明、孟浩然、韋應物、寒山、玄覺等詩人的詩句都給了他精神慰藉。在《戀之星》中，唐代詩人王維實現了穿越，從大唐中國游歷到歐洲的現代都市，他的身影幻化為中國古代詩人的魂靈，代表了一種寧靜的精神世界和禪意的生活方式。

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在與中國學者董強合著的《唐詩之路》中回憶自己初識中國詩歌于1962年，通過英語譯文閱讀了李白絕句《獨坐敬亭山》，并為詩中展現的人與自然的獨特聯系而感動。“唐詩——也可以說，一切真正的詩——也許是與真實世界保持接觸的最好手段。這是一種交融的詩，引導我們遨游于身外，讓我們去感受大自然的秩序，感受時間的綿延，感受夢。”之后，勒克萊齊奧逐漸發現了中國文學的豐沃土壤，他說：“在這一重讀唐詩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唐詩中蘊含著深刻人性。它產生于對未來的未知與不確定之中，歷經戰爭與饑荒。盡管在我們之間相隔了巨大的時間鴻溝，然而，在閱讀過程中，我們感到同那個時代的詩人和藝術家是那么的近。我們能理解他們，那個時代與我們的時代是如此的相似。”勒克萊齊奧在閱讀唐詩時的此番發現其實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永恒價值。

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詩歌從漢學翻譯和研究領域進入法國文學界，在近三個世紀中，很多作家從中汲取創作靈感，或擷取異域情調元素，或借鑒東方詩學，或產生精神會通，通過言語的造化在中法兩種文化之間建立起深度對話。

（作者：車琳，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