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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經相遇便相守一生
    來源:長江日報 | 謝倫  2024年06月21日08:15

    謝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曾獲第五屆冰心散文集獎、第五屆湖北文學獎、第八屆湖北屈原文藝獎(文學獎)、長江文藝雙年獎等。

    相遇襄陽古城,是在公元1983年秋。

    記憶中那一天還很熱,出襄陽火車站時,人流洶涌,擠一頭汗。問街邊賣煙的大爺,到市工藝美術學校怎么走?大爺以為我要買煙,沒買,就有點不悅。這會兒剛好過來一位鐵路公安,說遠著哩,在烈士塔。“烈士塔在哪里?”公安同志倒是耐心,看看我,說:“你是學生吧,那地方還不通公交吶,乘一路車只能到襄城十字街,然后得走過去。”我竟然沒去等一路公共汽車,竟然想,能有多遠呢,反正要走,那就走吧!便背了背包(一床棉被),背包上放一塊簡易畫板,手提半箱平時用的油畫和國畫顏料,就那么叮里哐當的,一路經樊城,過漢江大橋,到襄城十字街再出南門,一路走一路問,用了三個多小時,問到了羊祜山下,一抬頭,烈士塔就高高矗立在山頂上。

    兩棟白色的宿舍樓,三排紅磚紅瓦平房,宿舍樓里住老師也住學生,平房做教室。教室就背靠著羊祜山,冬天到下午四五點鐘教室里就看不見了,太陽光被山脊給遮擋了;時有山風在瓦縫兒號叫,帶著嗚嗚的哨子,開始還以為要大風起兮云飛揚哩,跑屋外看,大呼上當,原來是山上的松濤作怪。好在那時候我們很少待在教室上課,只要天氣好,大塊時間都是同學們自由組合出外寫生。那時候襄城南門以外還是成片成片的田野村莊,春天家家農民忙在田畈,麥苗的濃綠從護城河一直鋪展到羊祜山、真武山下,鋪展到十里檀溪,田地的油菜花就開在校門口;到了夏秋,則是滿目金黃稻浪飄香。印象極深的是南渠(襄陽志書里叫“古襄河”),它繞著萬山、千山、虎頭山、羊祜山、鳳凰山,到峴山東首的鳳林古渡注入漢江。渠水不是很深,碰到大雨連日,附近的村民就搬出網子籮筐,去捉從漢江里游上來的各類魚蝦。偶爾我們學生也會參與其中,回憶一下,那真是一件極為快樂的事情啊!在那里,我是認認真真地畫了三年畫,對于繪畫,我是做過夢的。只是畢業后分配到襄樊市廣播電臺,稍后又調電視臺做新聞廣告工作,畫畫的機會愈來愈少,以至于終于擱筆。

    1993年5月1日,襄陽鼓樓商場新大樓落成開業,全城轟動,央視還來了兩名記者,我也正興致勃勃的肩扛攝像機參與報道,后背猛然就被誰拍了一掌,回頭看,原來是油畫家劉貴友老師。在當時的襄陽美術界,講權威有“二劉一王”,劉貴友是其中的一劉。“一劉”微笑著問我:“怎么不畫畫兒啦?以后就干這個?”我滿臉漲紅,無言以對。我自然沒忘在劉貴友老師的帶領下,和同學們寫生在峴山、扁山、鳳凰山、羊祜山、虎頭山的諸多情景。虎頭山是襄陽周遭最高的一座山了,電視臺的發射塔就建在它的崖頂,站在那里可以遠眺整個襄陽城,看西來漢水,蜿蜿蜒蜒,浩蕩東去。——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一個個兒都輕狂得胸腔里恨不能長出一對翅膀來,都發愿十年之后如何,二十年之后再如何。莫奈、西斯萊、雷諾阿、梵高、德加、列維坦成當時的學習風尚,至于中國畫家,似乎都還沒有看在誰眼里。如今十年早過去了,二十年三十年也過去了,我發的什么愿已然記不得,但無論什么愿,此生怕是永遠也無法實現了。

    歲月是個大詞,也是最可怕的一個詞,它如此具體!大前年湖北文理學院美術學院搞校慶(前身為襄樊市工藝美術學校),外地的同學要故地重游看看老校區,可怎么也找不到原來的路了,這里一切的一切,在三十多年間全改變了模樣,村莊沒有了,池塘沒有了,昔日的田園風光已不復存在,學校過去的老教室、老房子都已拆毀,那些細節充沛、滋養腳步的草木空間,全變成了一棟棟亮光閃閃的高樓大廈——何止是學校,包括南城門外,以及西城門以外的十里檀溪,也再難找到一塊生長莊稼的田地了。說實話,那一刻,我心里是很矛盾的,欣慰與惶惑膠著、糾纏,歲月改變著環境,同樣也改變著人的容顏。有同學說襄陽的發展好快呀,快得了不得!可不是嗎?城市的體量越來越大,古城新春,正呈現出一派意氣風發的年輕狀態,而眼下的我們卻已身心疲憊、滿臉滄桑。這樣的比照實在太響亮了,近乎殘酷,那一會兒同學們雖然在說說笑笑,但面對大段大段逝去的歲月,亦難免惆悵。

    現在,不知還會有誰記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東方紅大道、勞動街、鐵匠街、前街、教門街、炮鋪街等等那些老街的模樣?那時候的襄樊市廣播電臺就在東方紅大道78號,樊城的漢江邊上。“東方紅大道”正經的名字應該是中山后街,或后街,歷史千年以上。從炮鋪街拐進去,拐進一個狹隘局促的小院,我就住在院門口那幢小樓的一樓里,與看門人顧大爺做鄰居。樓是木樓,兩層,不知猴年馬月建造。巷子老得發霉,小院終年潮濕,墻根總是爬滿青苔,我門口剛巧又是一個暗水溝,那裸露在外的底層木樓立柱,輕輕一摳就掉下一塊木渣,有無數的黑白螞蟻惶惶逃竄。看大門的顧大爺見狀就說,沒事啦、沒事啦、小謝,樓房塌不了的,中間有磚頭撐著。我倒是不怕。二樓住著的那位美女(播音員)老是在半夜里和誰跳舞,跳交誼舞或迪斯科,高跟鞋就在我的頭頂上踢咚咚去、踢咚咚來。我去江邊散步,夜晚江面靜謐、寬闊,南岸襄城的燈火迷茫,每月農歷十五至十八那幾天,月亮又圓又大。

    初來乍到,難免有些許孤獨、失落,卻也并不失望。漸漸發現,這里還真是一個適宜人類居住的理想之地。我后來到外面看世界,見過無數繁華,卻也從沒見過有如此濃郁生活氣息的老街區、老巷子。巷子雖然窄狹、破舊,但很干凈、很豐富,各種鋪子鱗次櫛比。那些古樸老舊的門面,竟然和我老家鎮上的一模一樣,也還是一塊塊可以拆卸的長條木板,一大早店主也還是在屋檐下用碎木柴、舊報紙來生煤爐子燒水、煮飯,或一路咳嗽著,到街后面的公廁里倒馬桶……這常常讓我有了錯覺,我并非是一個外來客,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直就住在這里的人。我很快就喜歡上了這里的煙火氣、市井氣和生活的方便。當年樊城最高的大樓在前進路,最繁華的商業區是大慶路上的襄江商場,但我都很少去。因為不必要。我出門就是店鋪,日常所需,這條后街以及附近的東風路、勞動街、炮鋪街、前街、火巷口應有盡有:服裝店、理發店、日雜店、百貨店、牛油面館、包子鋪、中藥鋪、茶館、澡堂子、書店、書畫店、鞋匠、鎖匠……你還需要什么呢?這是過日子的街道,我覺得人一輩子生活在這樣的街道里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缺了,沒必要到處跑。所以,當和我一起分配來廣播電臺的同學們瘋了般撲向廣州、深圳、海南時,我按兵不動。我覺得這里就很好了。所謂一經相遇,兩情相悅,何必天涯芳草,襄陽城就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好地方。

    或許是受繪畫專業的影響吧,我對舊東西有一種天生的興趣和敏感,從藝術層面上講,舊東西鉛華褪盡,它沉穩、質樸、醇厚,有細節、有故事,還不虛張聲勢,不耍花槍。有一個時期,一有空我就會在那些老街老巷里閑溜達,后來發現,美術學校的蘇老師也喜歡在那些老巷子里閑溜達。蘇老師調侃我,怎么不去舞廳跳舞呀?我說沒興趣。“剛踏進社會就落伍了,小心沒出息喲!”我也強詞奪理:“古老的九街十八巷,原來只是聽說過,現在我就住在這樣的巷子里,就生活在這里面,總不能身在‘此山中’而不識其‘廬山真面目’吧!”蘇老師哈哈直笑,笑著說那倒也是哈,只不過九街十八巷是篇大文章,不那么好讀,要有耐心吶,要仔細研究慢慢琢磨才可能有收獲。

    襄陽建城有兩千八百多年的歷史了,兩千八百年,多悠久的歷史文化啊,這些文化的細節在哪里?她的魂兒在哪里?不在明亮寬敞的時髦廣場,也不在高樓大廈,就在這看似破爛的老街老巷里,在這些磚磚縫縫里。蘇老師叫蘇湘鄂,在美術學校里教過我廣告設計課,擅水粉、好古董,且時有高論。他家就住在前街,前街挨著后街,距離不過百米。因而我常常是在下班之后就去找他,也有時是他來電臺喊我,然后便一起在夕陽的余暉里與某條老街結伴而行,一個侃侃而談,一個東張西望;也往往就為了某塊瓦當的年代,某個屋檐的雕刻圖案在那里爭論不休。一條百十米的小巷子,來來回回遛無數遍也不嫌煩。大前天我整理書櫥,翻出了早先吳亮的《老上海》,黃愛東西的《老廣州》,猛然就想起了蘇老師,想起那些我們一起溜達過的、現已消失了的那些老街老巷的角角落落,那些一眼扎進去就再難摳出眼珠兒的豐富細節,居然像咀嚼臭豆干一樣,越咀嚼越香,恨不得馬上也要寫出一本《老襄陽》來。——前街、后街、跨鶴樓(呂洞賓成仙飛升處)、磁器街、教門街、古井巷、基峨巷、鹿角門、官碼頭……夕陽灑在街頭,灰色斑駁的老墻爬著藤蔓,門口坐著負暄的大爺,房頂上高翹的封火墻,重重疊疊的黑色步瓦,多么溫暖安閑的一幅幅風俗畫啊,如木刻、如水墨。但是你若稍加觀察,又會發現它和詩意的江南小巷顯然不同,也與北京的那些老胡同有很大區別,卻又很難一下子說得清楚它們的“不同”和“區別”在哪里。因為那不是簡單的房屋高矮問題,不是巷子的寬窄曲直問題,跟外在的造型風格也無太大關系——是味道,是一種在其他地方絕對感受不到的古襄陽的味道!很獨特的,就像襄陽的黃酒和牛肉(油)面,只能是襄陽的味道!除了襄陽,找遍天下也沒有。

    我有時想,一種獨特的味道,也就是一座城市文化的特有氣場吧,這種氣場看不見,摸不著,卻和空氣一樣存在著,城市的歷史越悠久,文化底蘊越深厚,氣場就越大,吸引力也就越強勁。孟浩然、李白、皮日休、杜甫、王維、習鑿齒、諸葛亮、米芾、宋玉、張繼、龐德公……就不一一列舉了吧!在浩瀚的時間長河里,在襄陽幾千年的歷史上,又有多少著名的人物沒到襄陽來過、居住過呢?他們就是在這些古老的巷子里飲酒、歌詠,他們為襄陽的繁華所折服,留下了大量的詩篇和書畫,為襄陽的曾經留下見證!也因此,當你流連在這樣的老巷子里,你就不可能不去想這座城市的過往,不去想那些已經遠去的、許許多多的歷史人物。一條巷子是一個朝代,另一條巷子又是一個朝代,很有可能,你一只腳剛剛還踏在西漢的門檻,另一只腳就邁上了東漢的臺階,走著走著,三國兩晉唐宋元明及至清朝民國就被你一路走過來了,一朝一代的大戲就是在這里開演,那么精彩,看得你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現實與歷史的交織、混雜,你會感到很迷茫,分不清今夕何夕。一次我溜達在漢江邊的五顯廟,忽聽得身后一陣咿咿呀呀,回頭就見一圓門洞里有一位戲曲票友身著戲裝,正一招一式地唱《西廂記》呢:“蘭閨深寂寞,無計度芳春,料有高吟者,應憐長嘆人……”是一個幽幽細長的女子。天已經麻麻黑了,巷子里沒有路燈,恍惚間,我夢游似的,就也踏進了那一扇門,就覺得那女子真就是從元雜劇里走過來的崔鶯鶯。

    但是老樊城這一帶的圓門洞實在有太多太多,三步移景,古韻深藏,有時候,那里面上演的就不一定是《西廂記》了,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崔鶯鶯,沒準就是名震天下的書畫家米芾米瘋子,人稱米顛——一個晃晃悠悠眉目含糊的哥們兒,正在那里焚香作揖拜石頭呢。蘇湘鄂老師也愛石頭,他把從漢江里淘來的石頭都刻上兩個字:米石。稀奇古怪的米石,也和米顛一樣顛三倒四。但那時候我更迷的是米字。有個時期,我逮住星期天就往米公祠跑,沿著江邊往西穿街過巷,走二三里路,就為看一眼米芾的字。那時市面上的米芾字帖還不全,有些只在米公祠里的碑刻上有。米公祠東側門里住著一位老人家,門檐下的煤爐子總是冒著黑煙,老人就從黑煙的后面朝我走過來,收游覽券。后來來的回數多了,券就不收了,是人熟了。我知道了他就是米芾的二十七代孫,米高秦。后來我又在米公祠里認識了米芾的二十八代孫,書畫家米克勤。從宋朝的襄陽,到今日的襄陽,從米芾、米友仁到米高秦、米克勤,這既是一條炎黃子孫的生命脈線,又是一條文化的脈線,一同在襄陽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綿延了上千年。每每觀看米高秦老人用宣紙、拓包、鬃刷等工具在我跟前拓米字碑帖,我心里就有了一種難言的感動,就覺得對傳統文化的守望,實在是一代一代人生命的投入、福祉的投入,在血肉之軀化為塵埃之后,文化就是他們留在大地上最為深刻的印記!

    我是無意中碰到柜子城的。先前我并不知道樊城還有一處柜子城。先前如果有人問我襄陽的城墻哪一段最古老啊?我會說,夫人城呀,明朝的!可是樊城的這個柜子城城墻是宋時建筑,一千多年了!真是運氣,在那些腥風血雨朝代更迭里沒有被刨了去。事實上,無論老樊城還是老襄陽城,其真正的原始城墻都在2000年以上,但都被毀掉了,筑筑毀毀是歷史的特點,現在我們能看到的都是筑毀之后的重修,重修之后,又歷經了無數的戰亂而僥幸殘存的遺跡。就這也了不得,明也好、宋也好,秦時明月漢時關,柜子城城墻能修行一千多年,雖千瘡百孔而不死,也就修成神器了,成了這個古老城市的鎮城之器!

    在澳門時,導游告訴我,大三巴牌坊是澳門的鎮城之門,靠哪吒廟的那一段土城墻也說是鎮城之墻,鄭家大屋、盧家大屋是鎮城之屋……一個彈丸澳門,這樣的鎮城之器何其多也!襄陽無論個頭、歲數,還是所經歷的天翻地覆潮起潮涌的大事件,當稱得起爺字輩兒,照說襄陽的“鎮城之器”比澳門要多多了。事實上也的確是多多了,但保留下來的卻不是很多。所以我說柜子城能茍活到今天是它運氣,今天的我們能看到柜子城城墻也算我們的運氣。要說柜子城一點兒不難找,它就在米公祠北門后,一截大約6米高、10多米寬的土城墻,上面長滿了雜亂的灌木和荒草,所謂斷壁殘垣是也。記得當時米高秦老人指給我看時,我感到非常意外,意外就這樣一堵亂垮垮的土磚墻,竟然就吸納了無盡歲月,隱藏了無盡時光,隱藏得只差把它自己也給遺忘了,遺忘在了時間的某個角落里。我敢說,就今天,即便是老襄陽人,能知道它來歷的也沒有幾個人。其實,我還真希望它永遠都處在一種被遺忘的狀態里,因為被遺忘,而得以保全;哪怕被遺忘,只要還在著,襄陽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腰桿子就更加硬實,挺得更直,格外有底氣。

    陳啟文先生不是建筑學家,但他以一個作家特有的憂患意識,曾對老北京城市建設表達了他極有洞見的思考。他說他絕不一味反對拆,重要的是不能“把一個城市的元氣給掏空了”,“斷了它的血脈”;“建呢,也不純粹是為了海拔高度”。這實際是一種務實態度,也是當下我們迫切需要培養的平和心態,更是一個城市建設的精神境界。它既不屬道的“無為”,也非儒的“中庸”,每個時代都必然會留下它特有的印痕,一旦時機成熟,該拆的一定要拆。就比如我曾在中山后街上住過的那幢木樓,朽了,搖搖欲墜了,不該拆嗎?蘇老師在前街住的那幾間泥墻黑瓦的老屋,半夜里要方便,還得往江邊的旱廁跑。別人都在高樓里享受著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唯獨你還在連個衛生間、下水道也沒有的陰暗潮濕的蝸居里別扭著,心里能好受嗎?也太不近人情了吧!安得廣廈千萬間,要提高城市能級,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作為一方的父母官不得不考慮、不得不著急。但是拆呢,也一定要在保護的基礎上拆,要有大局觀、歷史觀,不能只顧眼前的GDP,只顧形象的光鮮好看——要有保護,有恢復性地拆,而不是不破不立摧城拔寨一掃而光。只有這樣,一個站起來的現代化城市才是有人氣的城市,是人生活的城市,以人為本的城市;才會有內容、有厚度,有根基;才會元氣充沛,血脈綿延。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為了“面子”而把“里子”都搞丟了,把魂兒丟了,穿了洋裝就不曉得自己祖宗是誰,那他一定站立不穩。

    我是個喜歡幻想的人,老想著假若是老樊城的九街十八巷沒有被毀掉,沿江一帶明清時期的古城墻沒被毀掉,朝圣門、迎旭門、公館門、會通門等九大城門也都還在,哪一天也能像天津改造修復“老道外”舊街區一樣,在提高城市功能的基礎上整舊如舊之后,和現在襄陽的古城墻隔江相望,那該是一派什么樣的景象啊!馮驥才先生是我要用一生的時間來崇拜的人,因為有了他,天津才成為了今日之天津,一座既是現代化的,又充滿人文厚度、有來歷、有著悠遠呼應能力的天津。當然,那是有著萬千的難度的,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自然也有不少不同的聲音。說馮先生為修復一棟古建筑,花了十棟建筑的錢,消耗了國家大量財富。就像1991年我們重修襄陽老北街,也是有不同聲音的,也是說那不值得,說花的錢也要造出幾個新北街來。時間是最好的證明,現在看來,馮先生是對的,我們那時候整修老北街無疑也是正確的。盡管有人罵它是假古董。可即便是假,也是建立在真實基礎之上的,一段實際存在的、時間意義上的縱深記憶。如果沒有了這個記憶,沒有現在的老北街,以及北街上的單家祠堂、牌坊、昭明臺,僅僅一圈的古城墻,古襄陽城將會單薄很多。有好幾次我接待外地的學者、作家,他們都對襄陽城的城市文化建設贊不絕口,都說襄陽城有一種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韻味,現代高樓和古典建筑各具千秋,有參差,卻不矛盾,既明亮又有蘊含,與人有對應感、親近感,是一磚一石立存照,一花一葉總關情,人還沒離開,就有了留戀。據說,不久襄陽將要改造古城內街,修復抗日戰爭時期被炸毀的東門、西門和南門,那將是襄陽城建史上的又一個重大事件,也是福蔭后世百代子孫的大事件。

    “望襄陽,望襄陽,襄陽有一條清澈的江,江中月兒水漣漣,水波里涌出的影子,是古城墻……”不記得是在哪里看到的這首歌詞,像民謠,如此美麗,它撥動了我的心弦,一讀成誦。襄陽是一個有山有水的城市,一個秀美又不失豐厚人文底蘊的城市。襄陽的山雖然不高,但一條浩浩蕩蕩穿城而過的漢江卻足夠氣派、足夠寬大,她讓襄陽人充滿豪氣;并且以她特有的清澈水質,以她“中國多瑙河”的美譽,令全國所有的江河(包括黃河和長江)在她面前都遜色。可以說,這一江春水,就是上天賜予襄陽人的天堂!掐指算算,我也很榮幸地喝了30幾年的漢江水了,不知不覺就在這個天堂里生活了30多年;我在她南岸的襄城讀書,在北岸的樊城戀愛、生子,真是福氣!后來因工作調動又到了襄城,而家還在樊城,有很長的一個時期,我每天都是騎自行車在兩城之間來回往返,走前進路,到大慶西路、解放路,過漢江大橋。大橋很高,哪怕冬天,騎上去也是一身臭汗。然后就是眺望,一江“鴨頭綠”的大水就從橋下無聲地向東涌去,向東,一眼望不到邊。有時也會有孔子站在黃河、莊子面對濠水的些許感受涌進心底,也不過是一閃而過,更多的還是她的靜水深流、從不張揚的深沉性格對我的入骨浸染。我一直覺得,襄陽古城含有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和幽邃,暗含了無數漢文化的秘密,而這些秘密,就來自漢江。

    我現在的住處離漢江不到300米遠,就在劉禹錫“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的老龍堤下。因而一來了外地朋友,若出去逛風景,古隆中、鹿門山、習家池、米公祠那是一定要去的,但首選的,還是先到“大堤頭”上看看漢江。我有一個經驗,只要是沒來過襄陽的朋友,往往一家伙就把他們給鎮住了——他們大都聽說過漢江的水好,但想不到會這么好;都知道漢江是長江最大的支流,也沒想到有這么大,這般清澈、幽碧、寬闊。我很享受朋友們被鎮住的感覺,就在他們被驚訝得張開嘴巴說不出話的時候,我暗自得意。然后是登臨古城墻,上夫人城,去遙望在唐詩宋詞里早就熟悉的峴山和萬山,體驗接天連云浩浩江流撲面撞懷的那種勁道和豪邁。這時候不用我說,他們自然就理解了杜審言的“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并不夸張,而曾鞏的“萬山臨漢皋,峰嶺頗秀發”,張九齡的“宛宛樊城岸,悠悠漢水波”,又實在是寫得老實本分。但這些古人都是那么可愛,雖然他們與我們相隔有幾百幾千年,可城墻漢水依舊,日月依舊,此時此刻,他們也仿佛依舊在我們的眼前磨墨展紙,把酒問天,因為他們的那些詩句就是站在峴山或萬山上寫的。當然,站在這里最令人震撼的還是韓夫人,或者說,只有你的雙腳踏在了夫人城上,你才能感受到襄陽這地方的確有一種能文亦武的非凡氣象,感受到韓夫人御強敵于城墻之下、波濤之中的那種大河低吼、廝殺震天、金戈鐵馬、勢崩雷電的巾幗氣概。歷史的襄陽是南北交通要沖,戰略要地,有記載的大的戰爭就有百余場,小的不見史籍的戰爭怕有無數。但幾千年來人類前行的歷史最終只能是文化史、文明史(古城墻便是證明)。一位歷史學家曾這樣說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座城市,其終極意義絕不是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而是文化的。我非常相信這話。眼前的襄陽,甚或到萬年幾萬年后能夠供人回望的,必然也只能是一座文化的襄陽!

    漢江邊一直有放孔明燈的習俗,源于何時不詳。就像吃粽子劃龍舟是因為屈原,一放孔明燈就想起了諸葛亮。這位“三代下一人”的諸葛,寧靜致遠的諸葛,是百姓心中智慧的象征,現在更是古老襄陽的文化品牌。——大紅燈籠似的孔明燈,紅彤彤的喜慶祥瑞,我偶爾遇到了,也會去放一盞,我當它是緣分;若是和朋友們一起遇到了,就放它十盞八盞。尤其在夜晚,看那些燈熱熱鬧鬧,隨著江風氣流飛向空中,星星點點慢慢散開,我心里就會涌動、升騰起一種莫名的向往和張力——是歲月祭奠、人生祝福,還是對未來的祈禱與希冀?似乎都有,也似乎都沒有。但由此我卻深深地體悟到了文化的巨大力量和承傳自覺,一年又一年,世代接續,如江海潮汐奔涌不絕,有些即便已隱藏于最深邃的浩瀚歲月,人們也一樣可以用一種特別智慧的形式(如習俗)去穿越時光,去想象、去守望、去繼承,以感悟歷史的啟示。因此,每當我仰望著一盞盞孔明燈漸漸飄遠,一盞盞再慢慢升起來,遠遠近近,燦若群星閃耀在漢江之上時,往往在一閃念間,又有某種警醒,再回頭一瞥,便暗自心驚,就覺得那些飄遠的、繁星般的孔明燈,無疑就是一雙雙熠熠閃亮的遠年文化的眼睛,正在夜的高空默默地注視著今日的襄陽,注視著一代代與襄陽城相依相守的后世子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