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話四題
（一）重讀
博爾赫斯說：“比閱讀更好的事，那就是重讀。每一次我們重讀一本書，這本書就與從前稍有不同，而我們自己也與從前稍有不同。”沒錯，人生的各個階段，我們都會迎來一個與之前較為不同的自己。當然，有的人變化屬脫胎換骨，有的人變化則是凌波微步，但無論怎樣，于讀書而言，隨成長而變化的認知都會令我們對同一本書產生不一樣的解讀。
我十四五歲時就讀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以及伏尼契的《牛虻》。但多年后，當我重新打開它們時，書中多數細節都已然不記得了，不少段落甚至就如同從未讀過一般。為此，我還專門找出年少時幾個拿來做讀書筆記的本子，上面有我對這些作品的摘錄和標注，記憶漸次喚醒，但同時卻又不得不承認，隨著閱歷的增長以及對知識理解的加深，成年后的我看問題的角度已與年少時發生很大變化甚至大相徑庭，因而原書中的許多內容也如同新知識一般被重新擺在我面前。所以，在我看來，重讀不僅對于從事文學創作的人重要，對于所有讀者而言其實都很重要。尤其是年少時讀過的那些經典文學作品，成年后更有重讀的必要。
以《牛虻》為例，曾令我記憶深刻的是牛虻對瓊瑪的愛情，是他與生父——神父蒙泰里尼的相愛相殺。而多年后重讀，我才領悟伏尼契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什么，那就是牛虻（亞瑟）如何戰勝了對一個人來說最為難以戰勝的敵人——自我，從而脫胎換骨成為新人。而《約翰·克利斯朵夫》曾被我視為一部張揚自我奮斗精神的杰作，但重讀后我卻認識到，羅曼·羅蘭想要表達的不僅是克利斯朵夫一個人的奮斗歷程，而是在用筆呼喚千千萬萬個真正的英雄，他謳歌的是人類在命運面前永不屈服的一種精神。
有時候重讀也會變得有趣。比如重讀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當年我奇怪主人公霍爾頓為何特別討厭電影，尤其是他那句“我討厭死電影了，千萬別和我提這個”令我印象深刻。而當我重讀時再看到霍爾頓對電影的種種反感，卻不由得會心一笑，因為后來我知道，塞林格之所以討厭電影，是因為他討厭某些電影人。塞林格的初戀烏娜（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女兒）無情拋棄了他，卻嫁給了電影界大名鼎鼎的查理·卓別林。
還有簡·奧斯汀。初讀時好奇奧斯汀的小說在涉及談情說愛時為何總一筆帶過？其作品表現的多是群體性社交活動。后來讀到不同版本的奧斯汀傳記尤其是實地探訪了她在英格蘭的故居后，了解到她愛情的多舛與不幸，于是重讀時便明白作家或許就是在刻意回避著對某種情感場景的描摹。
簡·奧斯汀逝世200周年時，英國發行了面值為10英鎊的紀念鈔，在奧斯汀肖像的下方印了《傲慢與偏見》中的一句話：“我說呀，什么娛樂也抵不上讀書的樂趣。”而讀書的樂趣有時便來源于重讀。也就是當我們了解到作家與作品背后的各種掌故，當我們歷經了生活與歲月的淘洗與打磨，再去重讀，感受與心得自會不同，就像《洛麗塔》的作者納博科夫所說的：“一個優秀的讀者，一個成熟的讀者，一個思路活潑、追求新意的讀者，只能是一個‘重讀者’”。
（二）薦讀
常常會同情村上春樹，不為別的，就為那么多年諾貝爾文學獎他年年位居榜單前列，卻又年年陪跑。但在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他又不是陪跑最多的，最多的是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一生被提名21次卻最終無緣獲獎。而格林的崇拜者們——加西亞·馬爾克斯、威廉·戈爾丁等則相繼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格林與村上春樹有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作品都很暢銷，而這種暢銷與諾獎不能說毫無關聯。因為每當諾獎頒獎前，位列榜單頭部作家們的作品在全球各地都會被以各種方式薦讀給讀者，薦讀無疑助力了他們作品的持續暢銷。
所謂薦讀，顧名思義也就是推薦給讀者去讀。當下多如牛毛的各類圖書榜單，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薦讀。有人還將其“細分”為迷惘時讀什么書，失戀時讀什么書，落魄時讀什么書，發達時讀什么書，等等。多年前，我曾認識一位“職業配書人”，他不僅熟悉國內各大圖書榜單的實時動態，知道哪位娛樂大腕喜歡讀什么書，哪個流量明星喜歡看什么讀物，還為企業家私人書柜裝飾配書，同時為客戶設計指導辦公室書柜擺放與書籍搭配，于這位“職業配書人”而言，“薦書”不僅是一種謀生手段，而且成了一門可以自帶各種附加值的生意。
說實話，我不覺得由“職業配書人”推薦的都是有用的書，有些也可能只適合于裝潢。事實上，如今各種各樣的圖書排行榜，其背后多半有資本與出版商的影子。比方就曾有人找我去給某些圖書寫推薦文字，當然屬于“命題作文”性質，被我婉拒，這倒不是因為我吝于表揚，而是我覺得讀書這事兒不比吃貨“探店”，人類精神層面的差異遠比味蕾的差異要大。把自己喜歡的書推薦給周圍朋友顯然沒問題，但推而廣之卻要慎之又慎，你之蜜糖他之砒霜也說不定。回想我年少時，沒有媒體薦書，更沒什么排行榜，說一本書好，都是朋友間口口相傳，這固然于時間上不經濟，但買回來讀卻多半不會“走眼”。
老舍先生在他的《讀書》一文中提到某一類書的時候說：“這類書是這樣的：名氣挺大，念過的人總不肯說它壞，沒念過的人老怪害羞地說將要念。譬如說《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羅馬的悲劇，辛克萊的小說……我不害羞，永遠不說將要念。好些書的廣告與威風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認那些廣告做得不錯，誰管它威風不威風呢。”老舍先生這里說到的辛克萊，指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說實話，我也不太習慣讀辛克萊的小說，但在老舍年輕的時候，辛克萊卻是被一些文人常掛在嘴邊的當紅西方作家，不少人都以讀他的小說為時尚。
如今各短視頻平臺上“網紅”們推薦的書籍也很多，在網上大呼小叫的讓人感覺不買他們的書仿佛不只是一種遺憾，簡直成了某種罪過。不知道別人以為如何，反正每一次我碰到這種方式的薦書，我都不會作任何停留，而是立馬劃走。
（三）博覽
汪曾祺先生說：“一個當代的中國作家應該是一個通人。”汪曾祺這里所說的“通人”，我以為首先是指作家的閱讀面要廣，其次是指作家的知識面要寬。我見過某些詩人，似乎只能創作些分行的文字；也見過一些小說家，小說寫得不錯，但小說以外的文字卻令人不忍卒讀。“術業有專攻”這話于文學創作而言不能說不適用，寫作上一招鮮吃遍天的事兒亦不在少數，但詩人不讀小說，小說家不讀詩歌，散文作者不看文學評論，在我看來總感覺是缺少了一些什么。文學創作里的不同創作體裁說到底都是觸類旁通的，縱觀古今中外，我還很少見到一個大作家只有“一種筆法”。而且在我看來，想要成為一名好的作家，倘若非要說有什么法門的話，我以為在閱讀上博覽群書怕是不二真經。
查爾斯·狄更斯二十歲出頭就做記者，他后來多次談到記者生涯對他的巨大影響，其中重要一條就是讓他必須閱讀各種貌似與文學無關的書籍，感興趣的精讀，不太感興趣的也會瀏覽，這令狄更斯成為英國文學界出了名的“雜家”。梁啟超先生在他的《治國學雜話》中也曾講道：“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瀏覽的。”梁先生認為經史子集等經典一定是要精讀的，而對于那些夠不上經典的書籍也要有所涉獵，對于后一種書籍只要“覺得有趣，便注意細看，覺得無趣，便翻次頁，遇有想抄錄的，也俟讀完再抄，當時勿窒其機。”這顯然是梁啟超先生的經驗之談。我們佩服大師之氣吞萬象舉重若輕，殊不知他們博覽群書量之大遠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魯迅先生也是如此。作家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蕭紅穿了新衣服去見魯迅，問魯迅先生：“周先生，我的衣服漂亮不漂亮。”魯迅答：“不大漂亮。”之后二人便圍繞女人的穿衣品位等話題聊了起來。蕭紅又問：“周先生怎么也曉得女人穿衣裳的這些事情呢？”魯迅先生答：“看過書的，關于美學的。”而在一旁的許廣平則說：“周先生什么書都看的。”
記得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特別走紅那些年，就有不止一個人對我說，想寫好小說不用讀太多書，只要多讀金庸就行，因為金庸的小說不繞圈子，都是一開頭就進入故事，節奏快、讀者讀起來輕松且不費腦子。
果真如此嗎？金庸小說節奏快是報紙專欄需要，但金庸先生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寫專欄而不枯竭，為讀者貢獻了那么多耳熟能詳的文學人物，恰恰得益于他的博覽群書。其作品雖為武俠，但幾乎部部作品都與真實歷史捆綁，金庸對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及宗教民俗之熟稔也超出了不少所謂業內專家，如果僅供讀者消遣，也不會有“金庸學”橫空出世。所以我以為，如金庸先生這般或許才夠得上汪曾祺先生所說的中國作家里的“通人”吧。
（四）誤讀
美國當代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認為，一切閱讀都是一種誤讀。文學作品的意義就在于閱讀過程中通過語詞能指之間的無止境的意義轉化、播撒、異延，而不斷產生又不斷消失，所以尋找原始意義的閱讀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閱讀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創造一種意義，即誤讀。
我最早讀小說是以外國小說居多。后來讀到這些外國作家的傳記和相關研究資料，發現誤讀之處多多，有的屬無傷大雅，有的則是南轅北轍，主要誤讀之處就在于因為對作家的經歷和創作初衷缺乏了解，因而想當然地以為作品所要表現的肯定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其實不只是普通讀者，專業評論家誤讀作家作品的也大有人在。用一種學理和方法論來套用和解讀不同的文學作品，誤讀只能是必然，并且評論家的主觀情感也不可能和作家創作時的情感完全相同。正所謂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揭示的恰恰是閱讀的代入心理與接受的多元分化。
有一個來自《詩經》被誤讀的例子曾被廣泛提及。《關雎》是《詩經》中的第一首詩。雎鳩本是一種兇猛之鳥禽，《關雎》一詩本意是以雎鳩求魚來象征男子求愛。而到了漢代，儒家將其視之為貞鳥，“關關雎鳩”從此成為雌雄和鳴、夫妻和諧之寫照。實際上這并不是因為漢代的學者無知而造成的理解上的錯誤，而是一次“刻意”誤讀，它反映了社會生活及婚姻觀的變化與追求和諧、美好的心理趨向。
“刻意”誤讀也表現在對待安徒生的作品上。比如《海的女兒》就不是寫給兒童看的，是安徒生給成人讀者創作的；《丑小鴨》按照安徒生寫給評論家勃蘭兌斯的信中所言，則是安徒生的自傳，是對他原本應該是貴族而卻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不滿。但后人卻給這兩部作品賦予了許多安徒生創作初衷之外的意義。
誤讀，按照清代大文人紀曉嵐的說法，也有其合理性。“郢書燕說”一詞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一文。文中記載，郢地有人晚上給燕國丞相寫信，因燭光不亮，命拿燭的人舉燭，于是不自覺地把“舉燭”二字寫在信里。燕相讀后，高興地說：舉燭是崇尚光明的意思，崇尚光明就是選用賢德的人。后用“郢書燕說”來比喻誤解原意，穿鑿附會。而紀曉嵐則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四》中，把這一誤讀評述為“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書燕說，固未為無益。”也就是說紀曉嵐肯定了誤讀的合理性，至少在他看來誤讀并不是什么大問題。
在我認識的作家中，多有其作品被各地的中小學試卷所選用者，而列出的對其作品解讀的“正確答案”，往往與這些作家的創作初衷有相當之距離。這也再次說明，只要讀書，誤讀就在所難免。一部《紅樓夢》有那么多人在研究，到如今卻難說哪一種認知就一定屬于“真知”，而哪一種闡述則屬于“誤讀”的結果。其實也不僅是“紅學”，這世上被人們討論來討論去的學問，到底有多少是起源于“誤讀”？怕是誰也說不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