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安
西安人說“西安”，叫“額西安”，“額”是“我”的意思，但比“我”更豐富，似乎有自豪與夸耀的成分。我第一次來西安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是瞞過家人偷著來的。聽說西安好，從西安來的人，穿戴談吐都不一樣，洋氣得很。身邊凡去一趟西安回來的人，看人都是眼皮向下耷拉著。我便也想去膜拜一下。那時去一次西安可是太艱難了。早上五點多就朝車站趕，下午五六點才到西安城墻西門外的停車場落停。人已被搖散架了，可要摸進城中心去看鐘鼓樓，還需走一個多時辰。難怪說我家鄉鎮安縣的縣長，在解放初進省城開會，騎一匹瘦馬，腰上挎一個防土匪的“盒子炮”，來回要走半個多月。
在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西京故事》中，羅甲成進西安上大學，當汽車從“仰臉只見一線天”的秦嶺深處，一下“跌”進八百里秦川時，他不由自主地張大了嘴巴：世上還有這么寬闊的所在，真正的一馬平川、一望無際?。?那正是我第一次從秦嶺七十二峪之一的灃峪溝口鉆出來，初識西安時的驚奇與惶恐。大地闊綽得有些不真實。也許與陽光有關，我甚至有一種被暴曬后的神經錯亂之感。整個關中都是金黃色的，遠處還有隱隱約約閃爍著的芒刺。我在向一座金色的城市靠近。而后來，我也成了這個城市的一部分。
西安人說“額西安”時，眉梢是要上挑一下的，下意識地還想捕捉你肅然起敬的眼神。這塊土地的歷史比周秦漢唐還要早幾千年，自然就留下了不少文化層。哪個工地說挖出了什么寶貝，也就是文物部門驚喜一下，對于市民，那不過是好比突然有一天，某個人翻出了他爺、他老爺、他老老爺用過的什么物件——但凡翻，準有。我的書法案幾上有個用了好幾年的鎮尺，有一天一個行家來，無意間看了看，說這是唐代一個廚子用過的菜刀把。這個廚子肯定是個名廚。上邊刻了一段蚊子腿般細密的文字，拿放大鏡一看，說是給外國使節做過菜的記錄。我還說趕緊藏起來呢，卻突然不翼而飛。飛就飛了，過幾天，又有人拿來一個晚唐的劍柄，煙熏火燎的，殘破還帶著包漿，刻著“杜牧之劍”四個字。我樂壞了，又找行家來看，行家噗嗤一笑，說是假的，制成時間不超過三個月。
我是因做專業編劇而調到西安的。編劇是個好職業，不用坐班。我從秦嶺深山中帶來一輛飛鴿自行車，每天除了讀書寫作外，就騎著車滿城亂飆。那時還真能“飆車”，不像后來，人多得沒了自行車的路。我想把西安的旮旯拐角盡量轉遍，后來發現不是那么回事，你上個月轉過的地方，下個月再來，要么成了馬路，要么有新的樓盤正拔地而起。我把自行車由新騎到舊，由鈴聲清脆騎到笨如木鐸，終于還是沒把西安轉完。不坐班的好日子很快就結束了。那輛自行車是我認識西安的“寶馬”“奔馳”。很多年后，我從廢棄的自行車棚里把它翻出來，前邊的鐵絲框里，還放著一張磨損成魚鱗狀的西安老地圖。
我喜歡這個城市的文化地標，更喜歡蓬勃在皺褶里的市井喧鬧。我去大雁塔、小雁塔和上鐘鼓樓、古城墻的次數，還趕不上去早先的竹笆市、德福巷以及現在仍煙火漫卷的回民坊次數的零頭?！邦~西安”人，不能提長安二字，一提都能給你叨咕一長串有關文明與文化的古今來，叨咕得不知人家有多煩。我愛跑步、走路，那就從跑步、走路說起。有一年，幾個朋友突發奇想，計劃一禮拜走一回全長十幾公里的古城墻。幾個人整好裝備，女同胞還買了遮陽帽，捂得跟放蜂人似的，可互相等來等去，最后只上去走了一回。由此，我想到長安的幾個老“走家”，那可真是說走就走，直走到青絲白發、地老天荒。
首先是漢代的張騫。他“鑿空”西域，從而讓中原與西域的商賈、有司、文人、僧眾、情侶、旅行家、探險家紛紛走起來，走出了一條平等交易、和合共生的絲綢之路。世界由此走出了闊大而開放的格局，以及現代文明的萬千氣象。
再就是玄奘。他舍身求法，一走十七年，被譽為“佛門千里駒”。一個生命在當時的境況下的心緒浩茫，精神孤獨，常人難以想象。最終所冶煉出的，是信念，是借鑒，是融合，是開創，是度人度己。玄奘在盛唐的這一走，是“額西安”人一說起來就要去大雁塔走一圈的高古情牽。
還有司馬遷。他從青年時期便壯游四方，從而收獲了洞穿歷史與現實的銳利目光，也得到了來自民間的豐富滋養。在他的筆下，除帝王將相外，還有大量“不入流”者的開闊“生死場”。他對普通人的價值肯定，對失敗者的同情寬容，都展現了一個作家和歷史學家對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多角度書寫。
歷史上這三位偉大的“行走者”，在廣袤的天地與深邃的內心世界中不懈求索，為中華文明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精神刻度。
前人的足跡，形塑了無數后來者的步履。今日西安，隨處可見虎虎生風的行者。有些人每天繞著老城墻根走一個來回。有些人走得更遠，幾乎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有來自這個城市的奔走者。有人出去就有人進來。鐘鼓樓、大雁塔、古城墻等景點，游人摩肩接踵。人們走過周秦漢唐，也丈量著被深厚傳統所哺育的現代西安。我春節回西安，晚上想到曲江走一圈，竟然易進去難出來，那不是走，是挪，兩條腿稍岔開身體才能平衡。朋友問我都看見了啥，我說好像是無盡的后腦勺。我們朝世界上任何一個繁華熱鬧的地方湊，看見的不都是后腦勺嗎？ 那叫“人氣”，人氣也是資源。
大多數西安人終歸還是在這塊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并在這里匆匆行走著。比如一個叫“朱東生”的人，大家都叫他“生生”，我的長篇小說《裝臺》里有他的一些影子，那個人物叫“刁順子”。小說與電視劇創作出來后，生生找過我，感謝我寫了他，我也感謝他，同時告訴他，刁順子是“額西安”千千萬萬個生生的縮影。刁順子身上的許多優秀品質，生生身上都有。我從認識生生那天起，就多次見他穿行在大街小巷。一輛三輪車上，到處包著防護布和塑料膜，用來保護要拉的貨物。有一次我見他拉了滿滿一車玻璃，他不是騎車，而是弓著身子拼命朝前推。那玻璃隨時都會倒向一側，他就用腦袋和肩膀緊緊防固著。六十好幾的人了，見天還在裝臺、拉貨、行走。有一次，我見他在文藝路等活兒，身子仰躺在三輪車里曬太陽，我說：“還拉，啥年紀了？”他一笑，說：“不動彈，就早早死劈了！”
五年前，我調離西安。每每飛機掠過上空時，俯瞰舷窗下的這片土地，總感覺很多古人仍在場：張騫還在西行的路上跋涉，而玄奘已帶著經書回到了長安。那縱橫交錯的西安街區，比漢長安城、唐長安城不知大了多少倍，人間煙火與夜長安浩大的金色輪廓，已然升騰起萬丈光芒。想想朱東生們的三輪車，也正在如織的人流中避讓、鉆穿、尋覓，那鈴聲雖然單薄，卻依然聲聲入耳。
（作者：陳彥，系中國作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