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真正的舞者
記得1939年，九歲的我在仁川第一次看到弗雷德·阿斯泰爾（Fred Astaire）主演的歌舞片，真的是美極了。后來，我又看過幾次他主演的歌舞片，印象深刻，經(jīng)久不忘。
1993年，我與妻退休，赴美居住十余年。這期間，我留意收集弗雷德的錄像帶，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與民俗畫家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的藝術生涯有些相似，他們倆都是美國文化的名片，風靡全美幾十年。
弗雷德可謂天才，天才是極少數(shù)。他身材適中，總穿著合體的禮服，偶爾手持文明棍，平添了幾分幽默。無論是獨舞還是雙人舞，他的舞姿都舒展、瀟灑、優(yōu)雅，一舉手一投足，致力于將“舞”詮釋到極致，足令世人敬仰，難怪他有“舞蹈皇帝”之美譽。
兩年后，也就是1941年，我正在仁川華僑小學讀五年級，一天晚上，大哥帶大嫂去會館觀看崔承喜的表演，那時她剛結束美國和南美的考察回國。大哥對崔承喜的表演大加贊賞，說稱得上國際水平；至于怎么個好法，何為國際水平，我一頭霧水。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崔承喜這個名字。
1943年，駐漢城總領館后面建起一所光華中學，我父親是捐款者之一。本來他想讓我到北平念書的，但不把兒子送進光華中學念書，說不過去，我只好每天背著書包，同朝鮮、日本的學生趕火車上下學。
忽然，我發(fā)現(xiàn)漢城的“崔承喜舞蹈團”在招生，便去報了名，上過兩三次課，總體感覺不佳。我沒見著崔承喜，她的學生對我們幾個新學員特別嚴厲，不僅嚴詞呵斥，還來回比畫。看來我不是跳舞這塊料，干脆拉倒吧。
1945年回國后，我到北平盛新中學插班讀初二。某日，我在北海公園南門靠東的一個大院里，發(fā)現(xiàn)一小樓掛著“崔承喜舞蹈團”的牌子，悄悄推開門，室內亂糟糟的，也沒見著崔承喜。
后來我才得知，崔承喜學過很多年的現(xiàn)代舞，而后一心鉆研民族舞，當她在中國與梅蘭芳、歐陽予倩相識，又開始對中國古典舞的深入探索，她被西方人稱為“東方舞姬”。新中國成立初期，她曾擔任中央戲劇學院的舞蹈教授，就是在那時，我看過她的“長鼓舞”和她編排、表演的“老漁翁與驚濤駭浪搏斗”的獨舞。抗美援朝戰(zhàn)爭剛結束，她返回漢城，又喬裝改扮輾轉到達平壤，繼續(xù)投身于舞蹈事業(yè)，再之后的情況，就不得而知了。
同時期的1951年，尚在中央美術學院讀書的我到中山公園露天音樂堂，觀看蘇聯(lián)著名芭蕾舞演員加林娜·烏蘭諾娃的獨舞《天鵝之死》和她參演的雙人舞。烏蘭諾娃天生麗質，并無大明星的架子，她微笑著穿過后臺，向化妝室走去，我真有幸見到這位美的化身。
畢業(yè)后，我在中央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過兩年，看了許多蘇聯(lián)文藝團體的演出，其中不乏榮獲國家級獎項的芭蕾舞演員，但因烏蘭諾娃在前，總感覺別人和她有著天壤之別。
2000年我與妻赴俄羅斯游覽時，專程去拜謁烏蘭諾娃的墓。墓前空蕩蕩的，只一方墓碑臥地，同行的雕塑家王維力說要做一尊雕塑放在墓前，可惜他過世了。后來我聽說，已有一座雕塑放在烏蘭諾娃的墓前。
真正的舞者，是一個國家的財富與驕傲。
至于中國的舞蹈家陳愛蓮、趙青，都是我的好朋友。尤其是陳愛蓮，一身功夫，偶爾會在人前露兩手。1981年，我心血來潮，企圖編一“千手觀音”的獨舞，力邀陳愛蓮加盟。我請在中央美院圖書館工作的同班同學齊敬儒幫忙查找千手觀音的圖錄，又跑到中央芭蕾舞團，請好朋友石夫創(chuàng)作以彈撥樂為主的千手觀音舞曲。然后，我向陳愛蓮闡述自己的構思，未料她說了一句：“那要背上幾只手的道具呀？”我一聽，傻眼了。后來，這些材料都讓甘肅歌舞團的化妝師“大楊”（楊樹云是87版《紅樓夢》的化妝師）拿去了，對他可能有點用。我不禁想起顧毓琇先生說的話：“功夫易到，缺的是文化修養(yǎng)。”
現(xiàn)如今，我國擅長舞蹈兼具才能的年輕人眾多，總會有真正的舞者出現(xiàn)的，我期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