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選中短篇 | 2024年5月
本期推介作品
《停云靄靄》是關于兩個單親家庭，準確的說是兩對母子關系的故事。利文和叢繪原本是網友，他們能從線上論壇走到見面聊天，是因為兩人有著相似的經歷。他們都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家庭的殘缺不全和現實生活的種種艱辛讓他們和母親的關系變得疏遠，甚至有點緊張。然而，親情終究是斬不斷的現實，兩人的母親都被查出肺部的病變成為他們重新理解親子關系和成長創痛的契機。小說在兩人時隔多年再次見面后的對話中展開，各自母親的形象和彼此的成長經歷慢慢浮現。陶淵明在《停云》詩中，以停云靄靄，時雨蒙蒙起興，寫出一種思念。董夏青青化用了云朵霧靄凝結不散的意象，在這篇小說中寫出了親子之間豐富、細膩、多向度的情感肌理。或許這種不能選擇、無法舍棄、混雜著愛與怨、責任和義務的復雜情感才是當下親情的真相。
這篇小說，寫的是一樁三十年前的意外事件在三十年后被當事人揭開秘密、以及秘密被揭開之后釀成新的事件的過程，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卻是在經歷了三十年、幾千里的時空變換之后，幾個早已不再年輕的昔日好友在回望當年那段小城生活時的復雜心態。
原本只是一樁桃色事件，或者說一場鬧劇，最終卻演變成了一場悲劇。羅雅芋、范贈民、單燁三個人各自都有隱藏在心底三十年的秘密，似乎對這一悲劇也都負有責任：單燁的錯誤操作錄下了范贈民和許海燕的對話，造成了羅雅芋的誤會并引發了此后一系列事件；如果不是因為羅雅芋愛面子、怕出丑而偷偷跟章寓平互換了抓鬮紙條，章寓平命本不該死。與他們二人相比，范贈民暗示“大頭鳩山”教訓章寓平，結果造成章寓平失足落水，雖然并非他的本意，但卻是造成悲劇的最直接原因。就連章寓平的死，也很難說是無辜的，因為色膽包天的他的確曾經借參加舞蹈比賽之機騷擾羅雅芋，從而引起范贈民的報復……或許可以說，是四個人各自心中隱藏的秘密，導致了一場本不該發生的慘劇。仿佛有一只看不見的魔手在撥弄四位當事人的命運，使這起發生在三十年前的命案充滿了神秘感與戲劇性。而真相的大白又造成了一樁新的懸案：喝醉了酒的范贈民到海灘上去捉螃蟹，并支使單燁去尋找裝螃蟹用的塑料袋；而當單燁返回時，范贈民卻失蹤了，海灘上只留下羅雅芋一人。究竟是范贈民在得知事情真相后趁退潮之機投海贖罪，還是羅雅芋在得知事情真相后為章寓平復仇？小說的結尾并沒有告訴讀者，只是用一句話，意味深長地提到了退潮后的灘涂，以及漸行漸遠直至若隱若現的海濤聲。
小說用倒敘的手法，讓羅雅芋、范贈民和單燁三個人在三十年后的里斯本重聚，通過他們的回憶揭開章寓平落水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回憶往事的過程，也是對三十年前小城生活的一次回望。那是鄧麗君剛剛開始流行的年代，是全社會熱衷跳交誼舞、辦舞會的年代，也是青年們還在為結婚“三大件”發愁、不惜冒險去黑市買走私貨的年代，更是沿海居民為了擺脫生活困境、大規模鋌而走險偷渡到異國他鄉“打黑工”的年代。這些富有年代感的細節在小說中比比皆是，仿佛昨日重現；再加上充滿誤會和懸疑色彩情節，使這篇小說具備了改編成一部“懸疑+倫理”題材的電影的可能。感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這篇小說讀一讀，構思一下如何將它拍成一部電影，這也是一種別樣的閱讀樂趣。
小說以片段式的人物聚焦，講述了一個略顯復雜的官場故事。小說從貪官刑滿釋放開始寫起，引出其中的貪腐故事。這里讓人大開眼界的不僅僅是小說里的趙多，一個小小的包工頭，卻干著組織部門都自嘆不如的事，他的黑皮本，細致記錄著每個人的特點和喜好。為了圍獵官員，他不厭其煩地“養靠”“下套”，并備上各種各樣的“餌”，不擇手段助其上位。小說更有意思的是這里的貪官馬江河，“每個人心里都住著一頭鯊”，他的那句話值得讀者細細琢磨。關于他的故事，小說其實遠遠沒有展開，但一切都有跡可循，這便猶如潛藏在海面之下的冰川，等待著讀者自己去細查。這也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如標題所示，小說里發生的事，雖然對每個家庭來說都算得上驚心動魄，但放進更廣大的生活里看，也不過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寫的是什么呢？一家三代人的工作、戀愛、婚姻、疾病、死亡，以及始終沒有離開的日常。無論在怎樣的情景里，小說中的人，有自己的驕傲和尊嚴，也有自己的狼狽和窘迫，他們經受了不同的時代，遇到了不同的麻煩，克服了不同的困難，每個人都在漫長的光陰里跟世界敵對或和解，最終變成了自己特有的樣子，一個家庭的形狀也慢慢顯現出來。更可貴的是，就是在這樣的日常中，人物展示出自身的堅韌和頑強，從必然的命運中盜出了一點生命的火種，綿延成不因人逝去而終結的精神能量，伴隨每一個生者走出某些艱難的時刻，走進更為開闊的生活之流。
《國王先講》是一篇有著清醒的自反意識的、隱秘形態的“元小說。從題記中的“殘雪”“馬原”，到小說中的異域文化、懸疑推理、兇殺、幽靈等或隱或顯的敘事元素，我們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有意識地營造的與先鋒小說（尤其是馬原的《虛構》《岡底斯的誘惑》等作品）之間的某種復雜的互文關系。以小說家德羅西及其民宿為代表（包括以文學大師命名的房間和他延展出的各種貌似復雜的懸疑故事），作品中有非常“刻意”的純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符號，也堆疊著豐富的、迷宮般的文學虛構，但同時敘事者又是一個與文學無關的翻譯，其旁觀者的冷漠最終形成了文本對于文學虛構和先鋒文學敘事實踐的雙重解構。Lee是否真實存在？誰是“國王”？他“先講”了什么？文本中盤桓的各種追問最終指向的是“虛構”及其權威性——誰是小說或者虛構的“國王”？這個“國王”還在嗎？作者鄭小驢以一個旅行敘事的故事外殼，戲仿了復仇的阿拉伯國王，以晚春最后的“假死”或者說是一場自我戲劇化的“蒙難的表演”，完成了對于文學虛構的某種微妙的解構和諷喻，從而凸顯了作者關于當下虛構性危機的一種“文學性”的反思意識——用小說反思小說，甚至反思“小說的反思”。
